听涛者的黄河笔记
当代西部散文从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开始就有着比较明显的“载道”传统，进步作家在辽阔苍茫的西部大地上艰辛跋涉，以天下苍生为己任，散文的“人民性”特点自然生成。从那时到现在，西部大地包括浩荡黄河在内的山水文化以写实或写意的多元化方式进入抒情散文、杂文、小品文、报告文学、非虚构作品等广义的散文天地中，作家的家国情怀、忧患意识、人民立场始终是核心支撑，绵延不绝，激荡人心。
《黄河的礼物》，唐荣尧著，黄河出版传媒集团、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散文创作一路走到新时代，社会经济持续发展，文化持续创新，新变化呼唤着新作品，长期行走在西部大地上的作家唐荣尧书写了属于新时代的黄河谣：他的散文集《黄河的礼物》承载着西部散文固有的家国情怀，但作者长期的“长河孤旅”式深度田野作业以及他对于史志文献资料的着意研究，使得《黄河的礼物》形成了他自己的独特风格。唐荣尧书写黄河文化的动因来自于朴素的艺术直觉，因为他出生在甘肃一个黄河蜿蜒流过的温润小村庄，不得不说，这是命运对唐荣尧这位“听涛少年”特别的眷顾，他最早的文思即从此萌芽。大学毕业后的唐荣尧并没有走出母亲河的怀抱，他始终在黄河流域进行着自己最喜爱的文化之旅，只是更加理性和科学，他以更为自觉的研究态度坚持用散文的方式书写甘宁青的历史、艺术、经济等话题，其中关于西夏文化的书写在文化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唐荣尧以更为务实的态度继续关心着西部大地、黄河岸边平凡的生灵，以历史地理学为方法，以书写人与地的关系为己任，散文集《黄河的礼物》就是他的心血之作，“向民间”的风格从以下路径得以继续展演和深化：
一是对黄河史料文献灵活通俗的处理。一条大河奔流千年，留下的史志资料可谓浩如烟海，角度不同、观点不同，对后学的启发也不同。唐荣尧选择组织史志资料时采用了“讲故事”的灵活通俗处理方法：既重视学习历史学家撰写的正统史志资料，也重视参考其他作家书写的文化游记式作品，同时，也会让自己深度田野调查而来的口述材料及基于这些材料而产生的理性观点进入文本。这使得史志资料文献在唐荣尧的笔下以“讲故事”的方式被生动复活，实现了向民间大众普及历史悠久的黄河文化（比较侧重于城市发展史、民族交融史等话题）的知性目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作者放弃精英式小众写作而选择了以普及文化为目的的大众化写作立场，是作者可贵的人民性立场的真切体现。如在《“阿勒腾郭勒”之歌》《一条姓唐的古渠源于姓黄的河》等散文中，唐荣尧就按以上三种方法对甘宁青黄河流域多民族生活地区的文献史料进行了通俗化处理：文本中所征引的历史文献有《元史·太祖本纪》等史书，作家围绕写作主题对其中的历史事实进行了通俗化重构，表现了他阅读史料的全面性与处理史料的灵活性，增强散文的知识性与学术性；文本中也兼顾参考了《马可波罗行纪》等文学色彩较浓厚的文本，增强了散文的趣味性；文本中也时不时用既抒情又释理的语言表达对黄河文化的独到评价，也会与时俱进地思考相关历史故事在新时代如何成为文旅开发的新资源，这样的描写增强了散文的现实意义。在《飞起来的水花》《河水穿过黄沙的屋檐下》等散文中，对黄河治理、保护、开发等方面的史料文献进行了灵活通俗的处理，为读者勾勒了一幅画面感很强的黄河水利立体图。在《明月照城沉水底》《水是银川的母语》等散文中，对方志史料文献进行了灵活通俗的处理，为读者生动重构了一座历史文化古城的多样面貌。这样的处理思路使得唐荣尧的散文在总体上呈现出了通俗易懂、亲切流利的文本面貌，从而成为既有历史深度、又有现实关怀、体现人文精神、追求生活温度的大众读物。
二是对黄河流域民间生活史的记载。从古到今，黄河上下发生过太多“大事件”，出现过太多“大人物”，但唐荣尧更关注生活在黄河流域的“小人物”，关心他们对黄河的情感和贡献，关心他们在河边的生活和成长。对此，唐荣尧在文本中有过直接的表达：“其实大河边的不全是波澜壮阔的战争、移民、安置等‘史诗般的生活’。”更多时候是普通老百姓鸡毛蒜皮的日常生活，于是，作者长年坚持行走在那些遥远偏僻的小山村，在田间地头、在荒草古道、在辉煌不再的渡口驿站等地进行了大量的民间访谈，通过记录老百姓的口述资料，唐荣尧试图还原黄河边一代又一代人的真实生活，从而纵向勾勒出黄河边的“民间生活史”。在春种夏耘秋收冬藏的劳作中，在农业牧业的转换对接中，在生老病死的时光流转中……人们热爱由黄河带来的安宁富裕的平凡生活，也甘愿为黄河生态的继替而付出艰辛努力，他们是黄河的子孙，又用自己的汗水反哺着黄河。作者笔下那些头戴红围巾的女性、长着长胡子的老人、甩着长鞭子的牧羊人、唱着儿歌的小娃娃……都是一种充满神奇力量的民间精神的化身，作者常常因为感动而对这些平凡善良的人们发出真挚礼赞：“这是峡谷中的女性才有的生活勇气和胆识！在离河面几十米高的羊肠小道上健步如飞的能力……是她们在农民和牧民的角色转换中显示出来的一种勇毅，她们以河为笔，以峡谷为笔，以自己的这种生活绘就了一种独属她们的生活图景。”凡此种种，散文因此而显得根深叶茂，厚重稳健。
三是对黄河流域村落民间智慧的记录。在长期的行走与访谈中，唐荣尧对生活在黄河岸边老百姓的智慧有了更为细节化的了解，他们在生产生活中的技术发明、他们在节日礼俗中的载歌载舞、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作者用“向民间”的礼敬之心一一进行了精细记录。如在《涛声卷走伸向河唇的舌尖》中对人们种植、保存枸杞的方法技术的记载。在《辉煌渗漏在伸向对岸的指缝间》中对水运工具、水运技巧、水运习惯的记载，对民歌“花儿”的记载等。另外，由于长期生活在河边，靠水吃饭，老百姓通过对水流的观察，掌握了保护黄河生态的方法，树立了保护黄河生态的意识，也间或有着因为时代的变迁而不得不做出一定妥协的惆怅心理。唐荣尧对此十分认同。他礼赞民间的智慧，为读者演绎了善良、容易知足的老百姓眼中的诗意生活：只要风调雨顺安居乐业即为“诗意”“宁夏平原上的乡村诗意呢？就是用一种最简洁的、淳朴的生存方式，换取内心的一份坦然和悠闲……” 读来温暖恬淡、朴素内敛，描摹了一幅别有意味的黄河岸边农家图。
应该说，唐荣尧的“黄河笔记”体现着新时代西部知识分子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动肩负记录、传承、传播黄河文化的时代使命的自觉意识。另外，有迹象表明，他的散文创作似乎也存在汇入“新文化大散文与非虚构写作”的新潮流的可能性，这也许将为作家提供更多新的发展空间。
唐荣尧的散文写作还带给我们另外一种启发。唐荣尧以散文写作成名多年，已经有了相对成熟的文学观，他也一直试图突破和超越自己。所以，在《黄河的礼物》的自序中，他畅想这本书应该具备的理想的文体特征：“沉闷的历史文献、规范的学术著作或夹杂个人小情怀的游记，都不是理想的‘河流之书’。河流是有灵魂的……我理解中的最好的书写应该是将文学、地学、史学、经学、民俗、人文等融为一体的综合体，是将生态和文学结合起来……”这是很可贵的文体创新意识，在这一理念的加持下，唐荣尧的散文达到了新的自我突破。但是，也必须看到，这种自我期许也必将给唐荣尧的散文创作带来新的挑战，因为对文体的清晰界定和理性认知是文学发展成熟的必由之路。在面对芜杂繁多的资料（包括文献资料、口述史资料等）时，文体意识在一定程度上会驱使作家必须做出更为精准的选择和更为理性的取舍，于众声喧哗中弹奏出清晰的主音，从而助力文本形成属于自己的压舱石和主心骨。在这个意义上，唐荣尧的散文创作也启发我们进一步重新思考传统“文化散文”的相关理论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