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釉黑花罐与碑桥》：从疼痛到救赎，从骨肉到精神的寻古探幽
迟子建是一位具有强烈东北地域性与历史意识的作家。朴素、深沉、静美、温情、冷峻、悲悯……热气腾腾的现实生活与冰天雪地的地域特性，构建出白山黑水的风土人情、文学故乡、家园情怀。从入道文学伊始，迟子建守着一颗文学初心，怀揣一支人性的温度计，始终把善与美的目光，投向白山黑水与北极村，构建着属于迟子建的文学世界、文学故乡。从《额尔古纳河右岸》到 《白雪乌鸦》，从《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到《白釉黑花罐与碑桥》（原载《钟山》2022年第三期），迟子建的创作视野多重又专注，艺术质地沉静而温情。作品既有苦难困境里的顽强挣扎，也有黑暗阴霾笼罩下的悲凉挽歌，既有向善而行的人性之光，也有悲天悯人的精神探寻。地域文化从来都是构成文学特色的重要因素，以浓烈的东北地方性强化作品的独特标识，增强辨识度，在突出东北地方性的同时强调故乡感和故乡情结。《白釉黑花罐与碑桥》具有鲜明的东北地域文学风格，既带有鲜明的东北风情遗韵，也有“新东北文学”的标志性写作特色。由现实进入历史，书写历史，然后从历史回到现实，照亮现实，在现实与历史中穿越回溯，使看不见的被看见，使遗忘的抵抗遗忘，迟子建的《白釉黑花罐与碑桥》为地方性历史与现实写作，对真实和虚构的重新认知，提供了一种崭新的借鉴模式。
《白釉黑花罐与碑桥》是一位文物鉴宝家的生死历险记，记述了宋徽宗的囚禁史、落幕史、艺术生涯悲情史。小说钩沉宋徽宗幽囚“五国城”的历史往事，从现实进入历史的荣辱兴衰，在上半夜与下半夜的两个故事里，亦真亦幻地呈现出宋徽宗与窑工祖上、舒氏、白釉黑花罐与碑桥、我与窑工、摆渡女人、大货车司机、长脖老等的交集共情和神奇相遇。从结构上看，《白釉黑花罐与碑桥》好像一部现实与历史相互穿越的典籍。两个楔子，就像封面与封底，也像前言与后记，开启于当下现实，又结束于当下现实。从山庄漂流到乡镇卫生院、野生动物保护站，最后重返山庄，恰似一部典籍打开又合上。前半夜与后半夜梦一样深入历史，像一部历史典籍的前尘与旧梦，上部与下部，散发着感怀伤逝的历史气息，闪烁着唯美哀愁的艺术华光。
历史上徽钦二帝在东北依兰“坐井观天”的囚禁岁月，留下多少人所共知的传说，又有多少鲜为人知的秘密？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白釉黑花罐与碑桥》紧贴当下现实，又勾连历史传说，通过对器物古物文物的惊鸿一瞥，以探秘猎奇的艺术形式，让一段特殊的历史幽幽现身，呈现了书法和绘画天人般悲情皇帝宋徽宗“不爱江山爱花鸟字画”孤灯残照的最后岁月。“彻夜西风憾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徽。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断天南无雁飞。”古物有匠心，人与器物共存亡，石碑与人同命运。对艺术的痴情，对南归的向往，以及亡国的悲情，凝聚着宋徽宗复杂的帝王人生，使《白釉黑花罐与碑桥》散发着一鳞一焰，一釉一瓷，苍青覆苔，兀自惊心的历史气息。古老的器物是有生命信息的活化石，看似无声无息地沉睡在历史的长河里，其实无所不在地与时间的流逝进行着对抗。白釉黑花罐、碑桥、桦树皮画、鱼皮窗纸、瓷枕、梅瓶、瘦金体的碑记、字画典籍……那些经历时间磨砺与淘洗的器物，在与时间的对抗坚守中，精神诉求找到了无比深阔的空间，展开了一个厚重而炫目的历史光年。“不遇良工，宁存故物；一鳞一焰，皆自匠传。” “补天之手，贯虱之睛，灵慧虚和，心细如发。”《白釉黑花罐与碑桥》既是宋徽宗灰暗的晚照世界，也是对匠人匠心的致敬。不论是窑工祖上还是舒氏，白釉黑花罐还是碑桥，昔日一人之上万人之下，今日阶下囚身陷囹圄的宋徽宗正是由于窑工祖上、舒氏的临终伴随，才在囚徒困境里闪烁着微弱的艺术烛火，发出悲悯的人生微光。如梦幻般摄人心魄，一眼千年的白釉黑花罐，是历史与现实的彼岸花，艺术与匠人的灵骨，就像宋徽宗的字画一样，最终以艺术的方式流传至今。
《白釉黑花罐与碑桥》从古人想不到的现实下笔，从器物想不到的地方漂流，同时融入当下现实。牙齿烧制的白釉黑花罐寄托着宋徽宗灵骨南归的梦想，碑桥承载着现实对历史的敬畏，小说在一大一小亦古亦新之间展开了，从疼痛到救赎，从骨肉到精神的寻古探幽之旅。
前半夜在窝棚听窑工讲白釉黑花罐的故事，后半夜在棚屋听摆渡女人讲碑桥的故事。而这两个故事里反复出现的粗瓷碗以及食物充满了谜一样的魔幻神秘色彩。“窑工煮好了吃的，拿出一只粗瓷新碗，说是单为来客预备的，先给我盛上，又拿出一只旧碗，给自己盛上。他端给我，说:‘趁热吃吧，你这一路过来，也是辛苦。’我端起那碗像汤像茶又像糊糊的东西，迫不及待地喝起来。怎么形容它呢，它不像食物，而像凝聚的光，入口后身上立刻暖了不说，先前灰暗的心，忽然间明媚起来，人在瞬间变得愉悦。”“我注意到那碗和我在窑工那儿用过的一模一样，无论形制还是色泽，应该是一孔窑烧出来的。”“她像上次一样，没有带碗回来，想来把碗给了乘船的人。我觉得这碗颇为诡异，这是船家推销给客人的碗吗？”“女人说：你偷吃了东西，更得把你送走了，你也没碗，送不送得过去两说了。”
“天下何处无碗”，此碗非彼碗。吃饭的碗、送饭的碗、救人的碗、瓷做的碗、新旧交替的碗、盛着故事的碗、装着梦境的碗……两个故事里的碗当然不是普通意义的碗，碗的物理意义被消弭在故事的褶皱里，碗的精神实质增添了故事的匪夷所思，亦真亦假，使小说文本充盈着恍如隔世，欲说还休的神秘主义色彩。
《白釉黑花罐与碑桥》是现实与历史的狭路相逢，艺术与匠心的比翼齐飞，器物与人物的神示通灵，帝王与民间的美美与共。宋徽宗在一个窑工与一个摆渡人的故事里，走出了那段不堪回首的“五国城”“地窨子”历史，在鱼皮窗纸里发现了艺术的双彩虹，遇见了女神一样的舒氏，这本身就是艺术的奇迹，是缪斯女神对宋徽宗最后的青睐眷顾，使人看见了一个亡国之君，在日暮西山的的人生边上，重新焕发出强大的艺术创造力与精神影响力。艺术使人永葆青春，可以让一个帝王起死回生，返璞归真。甚至连亡国之恨，囚禁之痛都可以忽略不计，只记得“瘦金体”、白釉黑花罐、碑桥、《清明上河图》《瑞鹤图》《芙蓉锦鸡图》……
一夜漂流，两次历险，两次获救，两个故事，两个楔子，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现实中的依兰，历史上的五国城、国破山河在的“靖康之耻”、“坐井观天”的囚禁岁月，上半夜精妙绝伦的白釉黑花罐、下半夜通灵凄美的宋徽宗碑桥、烧瓷器的窑工、陶俑般的摆渡女人、诡异莫测的瓷碗，吃得美到想哭的活鱼、书法和绘画的天人、窑火般燃烧的舒氏、给宋徽宗当侍卫的苍鹭、鱼皮衣的花纹云边、李杜将军的台灯、莫德惠的书法、宿白的《白沙宋墓》、带老虎图案的瓷枕、带皇宫建筑的梅瓶、用宋徽宗牙齿研磨烧制的白釉黑花罐、地窨子、鱼皮窗纸、桦树皮画画、玉石珍珠粉颜料、青石岩画、长脖老等……生与死的漂流，善与恶的泥淖，人与人互为救赎、人与鸟彼此确认。从上半夜的驾船漂流到下半夜的离岸渡河，驾船漂流即是白釉黑花罐与碑桥的命运漂流，从现实向着历史的漂流。漂流与渡河就像一个人乘坐时光穿梭机往返古今，置身现实与历史长河里出现的梦幻、梦游、梦呓。梦的虚幻荒诞、梦的魔幻审美、梦是现实世界的另一种醒。《白釉黑花罐与碑桥》以飘风奔马、如梦如幻的历史与现实以及超现实主义表现方式，打开了一扇梦境与现实穿梭自如的时空转换之门。
文学是梦学，是做梦的艺术，梦是培养作家的黑暗学校。每一个作家都是造梦者，每一个梦境深藏着秘密。任何一种写作都指向秘密，任何一种秘密都为了揭秘。以梦和虚构之力护爱这个世界的真实。文学给我们打开了另外一种生活，作家以自己的想象力告诉我们另外一个天地。“使看不见的看见，使遗忘的抵抗遗忘，文学的意义大略如此。”优秀作家与平庸作家的区别在于，优秀的作家能看见平庸作家看不见的存在。卡夫卡看见了引渡生命穿越存在的荒原和困境；乔伊斯看见了一个人漫游在街头的心灵史；纳博科夫看见了道德的责任和犯罪的受害者；迟子建则看见了梦能够穿越时空唤醒器物的可能。对梦的书写最能体现一个作家的写作实力，梦是勾连历史与现实的路标，梦模糊了真实与荒诞的界限。在时间的进程里，《白釉黑花罐与碑桥》给人以现实觉知与历史的悟证，对茫茫历史的远处畅想与现实勾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