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唤至大至微、气象万千的诗作”
改版之后的《诗刊》将不断就诗歌理论批评栏目“百家诗论”进行相关选题的策划与讨论，不断发挥其对诗歌创作的引领作用。尤其是每一期“百家诗论”都将头条推出“经典诗论”，即重点推送近现代以来的诸多名家关于古典诗词文化的经典论述，以“诗歌课堂”的形式让广大诗人以及读者朋友对中华优秀诗词文化传统有进一步的了解。对创刊67年的《诗刊》来说，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其使命就是赓续中华诗词文化的血脉，推进新时代诗歌文化的发展，写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诗歌篇章。《诗刊》2024年第1期“经典诗论”推出了叶嘉莹先生的《杜甫：集大成之时代与集大成之诗人》。之所以改版之际首选叶嘉莹先生谈论杜甫的这篇文章，其根本原因在于叶嘉莹就杜甫的诗歌创作及其成就谈到了自古以来一个极其重要的诗学命题，也即诗人与时代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深入互动，而这是任何一个时代的诗人以及诗学研究者都不容回避的重大问题。显然杜甫已经成为诗歌传统的化身以及中国诗人的精神“知己”，成为贯通每一个人的“绝对呼吸”。
叶嘉莹先生在文章中首先强调了唐代是中国诗歌史上一个足可称为集大成的时代，与此相应，唐代的诗苑缤纷绚烂、名家辈出、风格各异，而只有杜甫一个人可以称为集大成的代表诗人。究其原因，这体现在杜甫诗歌于体式、内容、风格尤其是在七律创作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尤为重要的则在于杜甫具有健全的才性——他的博大、均衡，在于他的修养以及人格所凝成的集大成之境界，在于他以深厚博大的意蕴继承传统与突破传统的精神，在于他随物赋形、包容万端的百科全书式的诗歌襟怀与世界观。
第一期推送叶嘉莹先生的这篇文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杜甫以及唐诗文化所构成的伟大诗歌传统并不是只属于封闭系统的“过去时”，而是与当下以及任何时代的诗歌创作以及整体诗歌文化时时发生密切而有效的深度对话关系。作为流动的传统以及精神共同体的杜甫总是能够轻易打通每一代人，他一次次重临于每一个时代的生存现场和诗学核心。这是诗人和时代在感应、回响中建立起来的语言事实和精神现实，它们最终汇聚成的正是超越时空的精神共同体以及伟大传统。
质言之，我们可以从诗歌作为超越时空的精神共同体以及同时代人、同时代性的角度来考察每一个时代的诗人及其精神生活与杜甫的关系。甚至关于传统以及杜甫的深度对话不只是发生在我们国内，而是在世界范围内发挥着效力。如果我们对当下的“世界诗歌”以及汉学界有所了解的话，我们就会真切发现杜甫以及唐代诗歌文化在世界诗歌格局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杜甫已经不再是单单的个人风格的代表，而是成为从古典诗学（传统）和古代汉语一路延续，回响到现代诗歌和世界诗歌格局中的重要传统和精神资源。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尽量以开放的文化视野来重新审视、评估、理解和接受杜甫，“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中国学者有一种偏狭的心愿，就是把中国古典文学视为‘我们的’（或者最多是‘东亚的’）传统，淡化‘外人’作出阐释和赋予意义的权利和权威。这种心愿，恐怕会最终导致中国的伟大文学作品变成只有中国人自己才会去阅读和欣赏的文字，导致文化孤立主义，既不利于中国文化，也不利于人类文明。”（田晓菲《九家读杜诗·导论》）
然而多年来，我们又一直处在“当代诗歌”缺乏经典的焦虑之中，我们也一直希望中国能够出现方向性、总体性的写作者，即类似杜甫那样的终极诗人。这就要求当代所有的诗人要目光远大，在中国古典诗学、世界诗歌以及中国百年新诗的综合文化语境中不断打通、开掘以及创造历史，不断激活传统、当代以及未来的诗歌精神共同体，不断接续又开拓以《诗经》《楚辞》、陶渊明、杜甫、李白、苏轼、陆游等为代表的伟大传统。
质言之，对于当下本土的诗歌创作而言，杜甫以及唐代诗歌作为伟大的精神共同体以及传统，对诗人的才能、人格以及修养提出了可供参照的“高峰”，亦即诗歌与时代的互动、互启、互证构成了中国诗歌历史的主调，诗人的家国情怀、人民立场、现实精神、人格修养、历史求真意识以及文体更新、语言创造，成为任何一个时代诗歌的强大根基。
每一个时代都在寻找着属于它的“杜甫”，杜甫是伟大的总体性诗人和精神共同体，每一代诗人都能够在他那里找到学习的源头和方法。值得注意的是余光中、洛夫、西川、张枣、柏桦、赵野等诗人对“古典性”的重新发现，这一对话过程既是指向了时代与人的关系以及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又关涉诗歌语言和技艺自身的秘密。一个真正的诗人必须反复校正和重估“传统与个人”以及“词与物”的关系，“传统”“个人”以及“词”和“物”都要经过现象学和考古知识意义上的还原、纠正。这是对惯性认识和传统秩序的拨正，是对熟悉之物进行摇动或颠覆，诗人以此来重现词语和事物的本源和可能，进而重绘一个时代的语言学、修辞学和精神现象学。由此，就不存在隔河对立、水火不容般的古典性和现代性，不存在古典诗词与现代诗歌的隔膜、龃龉，而是它们之间本来就是一体的，本来就是融合在一起的有机结构，正如我们不能荒谬而滑稽地认定一条河的上游和下游是两条不相干的河流一样。
循着这样的思路，《诗刊》第2期在“经典诗论”栏目推出了闻一多的文章《人民的诗人——屈原》。屈原之所以被称为“人民诗人”，在于他的身份、“行义”、“人民的艺术形式”以及体现在节操、思想、诗歌内质方面的“人民立场”。明晓了以上这几点，我们就会在屈原以及后世的杜甫等伟大诗人这里发现一个规律，即真正的诗人总是对世界、时代、人民予以及时的深度对话与“发现”，他们在语言、体式、技艺以及想象力方面也呈现出惊人的创造力。
我之所以强调要从历史性、共时性和未来性来衡量屈原、杜甫以及当代诗人，意在提醒诗人要注重诗歌的难度，注重人格的修为，强化写作的效力和活力，要持有杜甫式的罕见而又可持续的创造精神。对于今天的诗歌，我们呼唤的是屈原这样的人诗一体的伟大诗人，我们呼唤的是杜甫“诗史”式的诗歌正道，我们呼唤的是目光远大、至大至微而又气象万千的诗作，我们呼唤的是求真、深挚、深情、向善向美的诗风。
（作者系《诗刊》副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