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娇：小说《靠山夜话》的哲学意蕴分析
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带来了生活的便利，却使人的“自由”这一本质逐渐隐退，机械性日益凸显，人的本质在异化。对人的本质异化的反思，对自由的山村生活的憧憬，是张世勤短篇小说《靠山夜话》（原载《边疆文学》2022年第5期）的中心主旨，作者淡化小说体裁传统特征，以诗写小说，以小说写诗，既有诗的沁人心脾，又有小说的引人入胜，用寂静、绵长、有趣的哲思，温暖这世间孤独、迷惘的灵魂。
一、“靠山夜话”题解
“靠山”即“靠山胜景”的简称，是“我”居住的小区名称，“我”认为在城市中，这是理想的居住环境：“依山而建，一面漫坡，六个层级，形成六个台地。每个台地六七座、七八座楼不等。六个台地，各自相对独立，又上下相互连通，错落有致，别有格局。”“我”之所以喜欢，是因为“心灵有多么自由，生命就会有多么长久”，自然是自由生长的地方，而在城市“鳞次栉比”的风景中，“依山而建，一面漫坡”已经是离自然最近的方式。靠山胜景成为“早已忘了自己是谁”的人们向自然寻求精神皈依的标本。
“夜话”作名词，是对“听夜”过程中“思考”的记录；作动词，指“听夜”这一行为。“听夜”的直接原因是“夜里常常睡不着觉”，深层动机是“我已经习惯了想象，想象有什么就有什么”，“听夜”时的幻象成为被现实掏空的灵魂暂时的休栖之所，亦是思维的自由之地。“听夜”的本质是“用睁着的双眼，去极力掩饰自己内心的沉睡”，宣示了“我”对抗“异化”力量的决心，但这种对抗是力不从心的。
“靠山”“夜话”连在一起，指追求自由的过程中，“自由”之梦与“异化”之现实的对白，这场对白隐喻了人们与“异化”力量抗衡的过程。
二、“无名”人物挣扎在“异化的风景”里
看似有名，实则无名，是作品人物的典型特征之一。“无名”人物挣扎在“异化的风景”里。人物命名看似随意，实则饱含深意，直击读者心灵。作品人物命名主要与三个因素相关：一是人们不在乎别人如何称呼自己，例如“小顾并不在乎我怎么喊她，她的心思全在推介楼盘上”；二是“记不住陌生人的名字”，同样的意思总共明确表达了八次；三是命名只提示人物最突兀的特性，名不再指向完整的人，小顾、老庄、老荆、小保、老钟、敌奇户和展朱阁是根据职业特点命名的，小罗、小跑是根据与主流价值观相悖的个性特点命名的，老柳、老槐、大力是根据自然物和“异化”力量的本质特点命名的，黄花是根据自然的灵性命名的，大海是根据自由的精神力量命名的。三个因素共同指向现实世界典型的人的本质异化现象——“对他来说，只要我高兴就行”“不清楚更美”“心早已拍不出映像”“喊不出来了，而且也不想喊”“想来想去想不明白才不想的”“感到孤独”“自己跟自己在谈”“我不想想那么多”，等等。在城市“异化的风景”里，残酷、冰冷的现实让人不再关注自己和世界的本真，而是习惯在想象中模糊地窥探“自由”的身影。
文中单独出现的人物，按照形象的现实原型，可分为六大典型：
1.“异化”力量的执行者——大力
“村里劲最大的那个人，你也认识，叫什么来着，反正我记不着他的名字，我都是喊他大力。有一天他喝醉了酒，一生气，把司息河给折断了，结果躲藏在里面的最后一批水，把整村人的梦都给淹了。”大力以人的身份“出镜”，其力之大，却大到可以折断司息河。司息河，顾名思义是一条能够自己控制流与息的河流，作者希望它是奔流不息的，因为它承载着自由的力量，是现在的乡村人、离开乡村的城里人以及城里渴望亲近自然的人共同的精神土壤。可是现在，大力把它折断了，断的不只是“流”，更是人们的“自由”之梦。显然，大力不是一个人，而是“异化”力量的执行者，他不仅能折断司息河，还能让野猪搬家，野鸡去城里，野鸭去别的地方下蛋，野兔偷了长管猎枪后逃走，蚂蚱隆重纪念最后一个秋天，树都忙着去找斧头。
2.面对“异化”的无力抗衡者——老柳、老槐、小跑、小顾
老柳和老槐分别是长于司息河畔的老柳树和大槐树，因为靠山胜景需要绿化，老柳成为一棵小区景观树，老槐则直接被伐去当了村里老陈头的棺木。老柳说“在城里不如在乡下自在”，于是它掉叶子、猛长朝着家乡方向的根，这长根很快就被锯断了，锯断的还有老柳对自然和自由的向往。幸运的是，“我”给老柳浇灌的“无源之水”让它还保留着一点灵性，还能和“我”对话。“无源之水”，即人类精神给养的对象化。在这世间，老柳和老槐都没能留住作为自然物的本质，只能以景观树和棺木的方式存在。
小跑，即“一路小跑”，作为物业职员，他热情、勤快、有时也帮倒忙，他“小跑”的个性并不受业主欢迎，以至于好心“搀扶”“我”回来，“我”也照样举报他偷走了一个“飞天女”。小跑工作上的境遇，隐喻着现实中善良的窘境。不仅如此，小跑在感情上也不顺利，和小顾热络过一阵又分开了。小顾是靠山胜景的置业顾问，她只在乎卖楼，表情、动作、性子里看不到半点置业顾问以外的东西，所以“我”叫她“小顾”。小跑说，可能是卖楼让小顾开阔了眼界，见识了人，特别是见识了太多有钱的人，所以看不上他了。于是他寄希望于人工智能进一步成熟，好让他找一个机器人作伴，“我”担心他会逐渐异化为一架机器，他却“不想想那么多”。在小顾离开靠山胜景之后，“我”在小区紧靠的神龙山上又见到了她，一起下山途中，她说在大雪纷飞里看到了遍野桃花。“一路小跑”的习惯和“遍野桃花”，是小跑和小顾在“异化”的世界里展露出来的唯一一点“人性”，可是勤劳和热情等来的只是窘境，“遍野桃花”也只是在自然中才可能出现的纯洁而不堪一击的幻影。
面对“异化”，他们都是无力抗衡者。
3.对“异化”妥协者——老庄、老钟
老庄的“庄”是“装修的庄”，但他每次“出镜”都和案子有关。第一次，因为业主抠，没有装修设计，一会儿指挥他砸，一会儿又要求补，他就把人家装进了一面非承重墙里，还扬言应该把他装到承重墙里去，理由是业主有个口头禅，“天塌下来我顶着”。第二次，他没有把业主装进墙里，而是直接杀害了，被杀害的正是喜欢夜裸的小罗。老庄虽然以装修工的身份存在，实际上是一个自以为站在道德制高点的制裁者，制裁的是那些不想循规蹈矩的人，面对这种人性的异化，他全然不觉，反而越陷越深。老钟的“钟”是“中医的钟”，他见到“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呀，再来晚一点就麻烦了。”据小跑说，老钟见到每个人都说与这类似的话。略懂医理的“我”让他开个“软方子”，老钟直接不予理会。一场病看下来，老钟谈的最多的内容是关于“绯闻”，并且得出结论：绯闻的不真实，就是生活的精彩。属于“医”的特点在他身上荡然无存，只剩下圆滑和随波逐流。“老庄”和“老钟”虽然都是根据职业命的名，但两人的职业道德都已泯灭，对于人性的丧失，一个麻木不仁，一个乐此不疲，一个直接杀人，一个间接伤命。在对世界造成危害的程度上，向“异化”妥协更胜于“异化”本身。
4.勇于追求自由者——小罗、小保
小罗喜欢“夜裸”，所以“我”叫她小罗。“我”晚上睡不着，小罗十分理解，说夜晚不一定是要用来睡觉的，她把“夜裸”当成标本，“因为生活中感觉不到一丝一点的媚惑”，只有这样，她才觉得轻松。“我”说“我其实也很想裸……甚至一直想做一个坏人，可一直做不成”，她断定我很难做坏人。“我”说想自由，她说比我更想。“媚惑”成为“轻松”的表象，“做坏人”成为“自由”的替代物，这是现代人在内心极度渴望自由又无法通过“正常”途径实现的情况下，在荒野中开出的一条“新路”。当然，这里的“坏人”并非法律或道德意义上的坏人，而是突破世俗观念的“自由人”。月光下小罗的“剪影”总是在清晰与模糊之间交替，这清晰而又模糊的“剪影”，就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自由”。
小保是靠山胜景的工地保安，所以大家都喊他“小保”。小保说要在靠山胜景开盘时第一个选房，“他对拥有一座房子看得比命还重要”，但在楼盘交房前，小保连人带车翻到了台地与台地之间，大家觉得后山风光好，就把他抬到山上埋了。在小保死后却发生了一系列扑朔迷离的事件：老荆说物业开工作例会时总多出一个人，“我”说见过有个保安一直骑很旧的自行车，但有一次连人带车从五台地翻到了四台地，“我”没有找到自行车，却看到那个保安急忙走到后山上去了；听了小保的遭遇后，我骑着储藏间里半新不旧的自行车，一个一个台地地转，“感觉自己跟飞起来一样”；物业经理专门找到妻子，让“我”晚上最好不要太晚骑自行车，也不要随便去参加物业晚上召开的内部会议；妻子把储藏间那辆半新不旧的自行车当废品卖了，小保也不来小区了，“我”的“病”情越来越重。其实，小保就是“我”，“我”就是小保。生前视房子如命的小保，是城市里那些“异化”的“我”。死后被埋到后山的小保，是渴望回归自然的“我”，只是这种“回归”在挣脱现实世界之后才可能纯粹地实现。深夜骑着自行车巡逻的小保，是用行动追求自由的“我”，但对于这种追寻，那些甘心沉溺于现实的人们往往不愿直面，就像看见我总是掉头就跑的巡逻车上的保安，以及卖掉自行车的妻子。
小罗和小保都是追求自由的“我”之幻象，区别在于小罗象征的是“我”对自由的憧憬，小保象征的是“我”追求自由的实践。
5.“回归自然”的使者——黄花、大海
“我”眷恋司息河，习惯与老柳“对话”，喜欢在雨中穿行，沉浸于雪花的“亲吻”，中意靠山胜景，“我”一直在努力向自然靠近，并期待与自然融为一体。然而，在“异化”的世界里，“回归自然”常常只能以一种美丽的愿景存在。黄花和大海便是这美丽愿景与现实之间的使者。黄花是三台地荣成小镇海鲜馆卖海鲜的姑娘，第一次去她店里，“我就问她黄花什么情况，她感到很惊讶，她说你怎么知道我名字的？我说，是大海告诉我的。”后来，“我跟老荆说，我认为她在这里待不时间长，她终究还是要回大海那边去的。”无论“我”一开始想问的是黄花鱼还是这个卖海鲜的姑娘，她都认可了“黄花”这个“大海”告诉“我”的名字。这里的“黄花”其实是包括人在内的自然物骨子里保留的自然天性，她能够理解“我”和小区里其他人不一样的行为；“大海”则是自然本身，他发明的“复活大法”能让冰冻的鱼重新活过来，这是自然对生灵的疗救作用。所以“我”认为“黄花”终究要回“大海”那边去。
6.与现实和解者——老荆、小罗死去之后的“我”
老荆的“荆”是“报警的荆”，“我”家的烟火报警器一响他就得过来检查。在老荆身上，几乎看不到任何与外界的矛盾：烟火报警器无端报警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老荆并不关心，只是每次报警器一响，他就扛着梯子过来仔细查看，兢兢业业地做着本职工作；对于“我”在夜深人静时骑自行车转悠，他丝毫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对于“自行车无人也自行”，他也只是从容地讲给“我”听。老荆与这个现实世界似乎融为了一体。
小罗是被老庄杀害的，“弄清小罗死因的那天晚上，我书房里的书突然打起架来……还没上架的书都在争先恐后地忙着上架”，这些“打架”的“书”就像老庄和小罗的不同价值观，它们都想成为主流。小罗死去之后，“我”的日子更加难熬，也渐渐明白我们每个人需要的正是与这个世界的“和解”。小罗的死，象征着自由幻象的破碎，凸显了现实世界价值观“多”与“一”的矛盾，也成为追求自由者与现实“和解”的先兆。
文中成对出现的人物是警员敌奇户和展朱阁，“警员”总共被提及四次，其中，需要现场勘察的三次，敌奇户和展朱阁都是一起出现；另一次是“我”发现小罗“失踪”，向驻地派出所报案无人出警，直接把电话打给了展朱阁，这是展朱阁唯一一次独立发声。展朱阁身上，有某种从现实通向“自由”的灵性：“展朱阁明白我说的小罗是谁”，这是法制的人文关怀与“自由”之梦的呼应；查明小罗死因之后，“我”问老庄为什么这么做，展朱阁说，人也是世界所堆积垃圾的一种，区别在于是否可以分类，对于世界“异化”之现实，他捕捉得很到位。相比展朱阁，敌奇户显得更“务实”：当我问他们小罗算不算垃圾时，敌奇户只说，“这要看你怎么看”，这种看似老练的回答，反映的是对以价值观分歧为代表的现实矛盾模式化处理的态度。从命名来看，“敌奇户”只处理实体矛盾，指向现实；“展朱阁”还肩负着维护人们对生活美好愿景的使命，指向理想。两位警员共同隐喻了法制和规范的两面性。
这些人物形象，都是一个完整的人身上某一特质的对象化，把他们拼凑起来，才是现实中完整的“我”。六类人物典型，对应的正是人们与“异化”力量抗衡的不同阶段：“异化”在历史大潮中形成，力量之大让人们望而生畏，逐渐向“异化”妥协，弥留的“人性”驱使人们在妥协中生成对自由的憧憬，憧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异化”对“人性”的损害，但憧憬终究是幻象，幻象破碎之后，人们也必须与现实达成“和解”。对“自由”的追寻是“异化”中的人与现实“和解”的一剂良方。
三、“飞天女”徘徊在艺术与现实之间
“我”一共有两幅《飞天图》：十二身飞天图是“我”出于对敦煌“生机无限”的眷恋买的，是“敦煌第282窟里的一副图案”；108身飞天图是物业经理“关心我的病情”送的，是“敦煌第427窟里面的图案”。关于《飞天图》，有个有趣的现象——图中的“飞天女”可以和“我”熟悉的女性对上号，还会从图里“飞走”。如果把《飞天图》视为艺术世界的象征，那么“飞天女”就是艺术与现实之间的纽带，“飞天女”的“进出”也折射了艺术与现实的辩证统一关系：艺术是“自由”与现实的“交流站”。
艺术世界属于现实世界，又相对独立于现实世界，由于其想象、浪漫的特性与人“自由”的本质相契合，渴望自由与爱的灵魂便向艺术寻求疗救和滋养，艺术世界成为人们休栖的港湾，但这个港湾只是暂时的“容身之处”，与现实“和解”，才是人的“自由”之本质与“异化”之现实“对话”最正确的姿态。因此，艺术更像是“自由”与现实之间的“交流站”，既要学会“进去”，又要懂得“出来”。“小跑从12个女子中，一眼就看到了小顾。受他启发，我后来从11个女子中终于发现了里面也有小罗，就是往画外吐阳光葡萄皮的那个。后来我发现，小区超市里的那个收银员女孩，荣成小镇中那个卖海鲜的女孩，中药房的女孩，理发室的女孩，幼儿园的女孩等等，她们全都集中在画里面。”小跑和“我”在《飞天图》中看到的那些“现实”中的女孩，是憧憬爱与自由的“我”和小跑的精神寄托，更是挣扎在“异化”中的人们向艺术寻求疗救的努力。在小顾从《飞天图》“出走”之后，“我”在大雪纷飞的神龙山上看到了“雪人”小顾，她看着漫天的雪，让“我”把她再收回“画”里去。“小顾”们经常徘徊在艺术与现实之间。但她们到底属于现实世界，与“自由”“对话”之后，终究要回到“地上”。小顾离开《飞天图》以后，“我画上剩余的那十一个人后来也都飞走了”，不仅如此，在书架被“打架”的书砸烂时，“我”猛然发现“飞天图中的108个美女，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全部飞走了”。这一切本让“我”十分诧异，因为“我”觉得能够找到“自由”的艺术世界，比那些“木构崖岩”“莲花柱石”“铺地花砖”，甚至“千年荒野”，都要好得多，为什么“她们”要冒着“被敦煌咽喉锁钥”的危险“飞走”呢？直到突然“进入”《飞天图》的胖女人被我一把扯到“地上”之后露出的“笑容”，才让“我”明白脱离现实并不能给小顾等“飞天女”带来持久的快乐，人们需要的是与现实的“和解”。
值得注意的是，108个“飞天女”在“打架”风波中离开时，留下了一地花瓣和一条彩带，“花瓣”和“彩带”之所以“没能带走”，是因为艺术这个“交流站”与现实是相互依存的统一体，二者不可能完全分隔开。
《靠山夜话》中各类人物典型拼凑出来的完整的“我”是万千城市人的缩影。作者通过夜谈搭建“自由”与“异化”的“交涉”平台，在虚、实之间反映现代人灵魂诉求与现实环境之间的矛盾，既浪漫又深刻。除了发人深省的主旨以外，两处明显的诗歌化语言中流淌的“自由”也令人流连忘返：用“直钩钓鱼”“竹篮打水”“河水织布”“细沙成糖”“水中捞月”来刻画司息河的“神奇”；用“雨”“阳光”“雪”“女人”“风”“少年”等不同意象的交替，来诠释“我”在雪中的好心情。作者通过意象在内容和形式上的自由搭配，让读者在思绪飞动的奇妙世界拥抱自由。这种小说与诗的无缝衔接，与作者的诗人身份是分不开的，或者说，结合张世勤的诗歌阅读《靠山夜话》，会有更通透的审美体验：结合“图纸上，这儿已不是金黄的麦地”“这茬麦苗便再也不会有返青的时候了”（张世勤：《下乡记》，《旧时光》，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2018 年版，第6页）理解《靠山夜话》对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本色”亟待修复的警示；结合“说是看雪，不如说是看，我们自己的心情，看自己心灵的，另一种姿势”（张世勤：《看雪》，《旧时光》，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2018 年版，第30、31页）理解“一场大雪纷纷下”一节在雪景中感受自由与生命的构思；结合“城市爱情，就是不长也不短，不前又不后，不偏又不倚，像流水一样哗哗流淌，很不起眼，而且稍纵即逝的，日子”（张世勤：《城市爱情》，《旧时光》，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2018 年版，第34页）理解“妻子出差”一节对夫妻“跟一天一样短，又跟一生一样长”的感慨；等等。总之，《靠山夜话》从结构、情节到语言都是成功的，正如作者所言，“乡土情结，让我在看待城市的时候，比别人多出了一种纯朴的目光。”（张世勤：《写写诗，别把日子过旧了》（代后记），《旧时光》，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2018 年版，第14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