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昕昀：小说的道德
大仲马的小说《三个火枪手》里有一个名叫波尔托斯的人物。他高大勇猛，虚荣傻气。在小说的第三部《布拉热洛纳子爵》中，他为了掩护另一个火枪手阿拉密斯而被爆炸的岩石压死。法国导演戈达尔在电影《随心所欲》中，专门提到了波尔托斯。戈达尔认为波尔托斯这个人物一生中没有过什么思考。在小说给他设定的死亡结局前，波尔托斯需要在地窖中安置一枚炸弹。他放好了炸弹，点燃导火线，跑走的时候，突然开始思考，为什么跑的时候自己一只脚会在另一只脚的前面？然后，他停了下来，思考让他无法继续前行。然后，炸弹爆炸了，地窖坍塌，强壮的波尔托斯最后不堪重负，死在了爆炸的岩石之下。然后，戈达尔说，波尔托斯第一次思考，就害死了他。
这当然是在借波尔托斯之死表达自己的观点，已经和大仲马的小说本身没太大关系了。在戈达尔对波尔托斯的再解读里，与其说波尔托斯是在思考，不如说波尔托斯是产生了困惑。一个人不做任何思考也能过完他的一生，这没什么好奇怪的。但是一个人的一生中多少还是会遇到些困惑。无论他头脑再如何简单，比如我们的火枪手波尔托斯，有一天也会突然困惑，为什么跑的时候一只脚会在另一只脚的前面？
有些困惑我们能够得到确切的答案，自牛顿发现了苹果掉落的秘密开始，自然科学就给予了我们无数确切的答案，这些确切的答案让人类产生一种巨大的错觉，认为世界上所有的问题都会像科学问题一样，处在确定的因果律之中，存在着一个终极的答案。
寻求因果，大概人类本性深处最难以被驯服的习性。因果意味着合理的解释，意味着逻辑上的确定。人们需要确定性，需要这样一个确定的世界：秩序、稳固、界限分明的道德、所有问题都能得到解答。然而科学仅仅解答了自然的世界，人们还需要解答人类世界，所以“马克思教导我们要更加注意个人经济和社会状况的影响，赫尔德和黑格尔要我们重视多样的文化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制度的生命力，涂尔干使我们更注意非有意形成的社会模式，弗洛伊德让我们重视个人经验中非理性的无意识的因素的重要性，索列尔和荣格教导我们重视社会行为中非理性的神话和集体情感态度的重要性”。（1）
而这些思想所构建起来的庞大体系，也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对社会历史做出解释。阶级斗争显然有其阐释的范围局限，非理性也只是人类意识中的一个部分。人的每一次探索，每一次的试图阐释与确定，最终能够证明的，只不过是这个世界的永不可穷尽。妄图在人类事务中寻求一个通用答案，用一种意识形态囊括所有文化体，都不过只是一种幻觉，有时甚至会通往毁灭性的结局。
而那些与人的心灵更为贴近的困惑，就更难以说有一个终极的答案和因果律。文学作品中那些最令人感动的人物，往往都是那些掉出了人们所依赖的因果律的人物。他们的善良本应该让他们过上美好的生活，但却并未如此。那些人物使人们想到自身，想到他们某一瞬间也产生的困惑：产生这样的结果，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还是因为没做什么？
尽管大卫·休谟早已指出：“我们对因果关系的信仰，与其说是理性的推断，不如说是习惯的产物。”（2）但人们也需要在有限生命的某一个阶段才能突然领悟到这一点：我们无法在心灵和命运出现的地方遵循任何固定的因果。即使是那相对更可见的看上去更能为规律所捕捉的客观世界也没有完全在人类面前展露，而那个涉及个体命运的未知世界更是人类力量所无法掌控。
不确定是人类永恒恐惧与困惑的根源，一如不确切的世界是卡夫卡小说自始至终的恐惧感和焦虑感的根源。当卡夫卡“站在有轨电车的小平台上，考虑着我本人在这个世界上，这座城市里，以及我自己家庭中的定位，心中对此感到十分迷惘、毫不确定”（3）的时候；当我们之中有人也开始意识到不可确定所指向的恐惧与困惑的时候，我们可以回到开头，回到戈达尔借波尔托斯的死亡所意指的那个沉思的“深渊”，那个由任何微小的思考开始而必然通往的沉思的“深渊”，那个不能为确切的知识和规律所捕捉的部分，那个无法言说的不可确定的领域，那个悬置的无法解释的世界。
一个有限意识的思考最终必然会滑向对于自身存在的沉思。舍勒把这种必然的本能称为人的“形而上学癖”：“任何一个有限意识……必然地具有一种形而上学。”（4）在前现代社会，尤其是西方，对“形而上学癖”的疏解责任主要由宗教承担。它为此在世界的人们提供了一套关于生命意义和存在意义的体系。当西方高呼上帝死了，宗教世界分崩离析。这不仅意味着它实体建制的分化，“教会对教育、文化知识、日常生活伦理的治权都转让给了专门的世俗机构”。（5）更意味着对于人类生命与存在意义的言说权的分化与转出。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小说获得了比从前更多的权利。它提供的不再只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故事引发的劝诫和教导，或者是语言审美性带来的情绪的短暂氛围治疗。它获得了更多的朝向不确定之域的权利，或者说，一种认识的权利。而当小说提供的认识足够深广，它将会通往一种信仰，一种类似于情感上的被“恩典”“照亮”的精神体验。这个时刻我们未尝不可以说，我们成为了某本小说的信徒。
在疏解“形而上学癖”的途中，信仰世界或与信仰世界更靠近的哲学世界，更多地是将人推向彼岸。而小说世界，无论是前现代还是现代，自始至终都是此岸的世界。即使那些伟大的小说曾无限地接近哲学和信仰所指向的那个不可言说的领域，它也永远是站在此岸世界去遥望和领会的。面对那团模糊与暧昧，小说首先做的，是用语言描述，而非阐释的方式，构建起一个具体的表象世界。语言是小说构建表象世界的基石，因而也是它的本体。在小说中，语言就是艺术本身。
毫无疑问，我们生活在一个表象的世界里。这是我们会觉得离小说世界更近，而不是离哲学或者信仰世界更近的原因。小说为我们构建起的那个如此具体而此在的表象世界，让我们甘愿浸入其中，一如我们置身的那个和它相对称的生活世界里。于是，会有这样一种假设，在更容易亲近的小说世界里，认识和精神体验也将更容易地朝我们敞开。那么，当我们进入了詹姆斯·乔伊斯的《死者》和威廉·福克纳的《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就不用再花费心思去理解孔德和柏克费尽力气阐释的观点：“历史在其发展的程序中越来越多地为死者所决定和操控”，（6）“一个伟大的社会是由人们所效忠的无数不可分析的纽带维系起来的死者、生者以及尚未出生的人组成的”。（7）同样，“如果你反复阅读《红与黑》，那么《利维坦》就变成了迷人的赘言，正如深入了解《安娜卡列·尼娜》，会使《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几乎变得多余一样”。（8）
当然，并非所有的小说表象世界都需要，或者都有能力指向那个沉思的深渊，指向那个悬置与不确切的世界。所以，我们无法去苛责大部分的小说家，他们最大的限度就是以独特的语言风格去构建一个与众不同的表象世界，或许偶尔能指向一些早已被伟大的小说家们所指明的暧昧与模糊，但他们已经足够杰出了。因为，在他们构建的小说世界独特的氛围里，我们已经获得了某种与众不同的感受。
而显然，那些称之为伟大的作品要走得更远。他们不仅为我们构建起体系庞大，令人震颤的丰富的小说表象世界。他们还真正站到了那个悬置的不确定的世界的入口处，朝那个世界探索、挺近。那个世界从来都是属于最有勇气和领悟力的小说家。他们需要让自己置身在那个为我们所恐惧的不确定性之中，让自己触及甚至处于那个深渊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那个深渊里，卡夫卡也在。他们在其中发现了其他人未曾发现的角落，发现了那沉思的深渊中未曾被照亮的部分，就像福楼拜发现了“无人知晓的日常生活土壤”，像托尔斯泰发现“非理性如何介入人的决定和行为”，像普鲁斯特发现“那无法捕捉的过去的时刻”，乔伊斯发现“那无法捕捉的现在的时刻”，托马斯·曼发现并“质疑神话扮演的角色”，卡夫卡发现那个“服从的、机械的、抽象的”存在世界。毫无疑问，他们都走到了昆德拉所说的“那后面的某地方”：“如果诗人不是去寻找隐藏在‘那后面的某地方’的‘诗’，而是事先运用某个众所皆知的真理，如此，诗人就是放弃了诗自身的使命。”（9）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正是在小说获得更多发现的、认识的权力的现代社会，昆德拉才会说起小说的道德：“一部小说如果没有发现一件至今不为人知的事物，是不道德的。认识，是小说唯一的道德。”（10）
在不可穷尽的宇宙里，面向悬置和不确定之域的勇气和能力，不仅是小说的道德，也是人存在的恒久意义，是人在不确定的宇宙命运里展现出的惊叹的韧性。我们可以说，在小说所驻扎的此岸世界，小说的道德，就是人的道德，小说的力量，就是人的力量。那道德和力量就是：永恒地站在此岸世界，向深渊投以目光。
“时间腐蚀我们、摧毁我们，而时间更残酷地抹灭庸劣的小说、诗歌、戏剧、故事，不论这些作品道德上如何高洁。”（11）毫无疑问，产生于我们之中的大部分小说都会成为布鲁姆口中被时间抹去的那些庸劣品，能够站在被命名为“伟大”的凌霄宝殿里的寥寥无几。普通的小说家们当然有写下去的权利，只是我们始终需明白，何为伟大，才不至于忘记应该面向的地方，才不至于忘记小说应有的道德。
注释：
（1）〔英〕以塞亚·伯林：《现实感：观念及其历史研究》，第6页，潘荣荣、林茂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2）（7）〔英〕以塞亚·伯林：《浪漫主义的根源》，第1、125页，吕梁、张箭飞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
（3）〔奥地利〕卡夫卡：《卡夫卡中短篇小说全集》，第17页，叶延芳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4）（6）〔德〕马克思·舍勒：《爱的秩序》，第131、17页，孙周兴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5）刘小枫：《现代性与现代中国》，第271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8）（10）（11）〔美〕哈罗德·布鲁姆：《小说家与小说》，第58、1页，石平萍、刘戈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
（9）〔捷克〕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第115、4页，孟湄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