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护一间诗意的小屋——读冉正万《图云关》
一座城市的精气神总是弥散在寻常的烟火里，以及一个又一个平凡人的故事中。冉正万近年的“贵阳书写”就是这样，鲤鱼巷、白沙巷、九架炉巷、醒狮路、指月街、洪边门，这些贵阳人耳熟能详的小街小巷，已成为数篇小说的篇名，在《人民文学》《当代》《山花》《广州文艺》《作品》《湖南文学》等刊物闪亮登场，俨然凝聚为别具意义的“贵阳系列”。《鲤鱼巷》以云岩区鲤鱼街为叙事背景，内敛细密的风格里讲述一条小巷的流金岁月，以及生长于斯的老柳对鲤鱼巷的情怀与依恋。《醒狮路》中的粉馆老板孔祥礼，精心地、默默地守护一爿小店，老家父亲与弟弟的往事如丝如缕，飘散在城市的烟云中。《白沙巷》结尾描叙今天白沙巷的满眼繁华，但在小说前面的叙事中却氤氲着历史的因缘际会。加上《九架炉巷》《指月街》《洪边门》等，冉正万正向贵阳的大街小巷发出一封封“情书”，信心勃发地构建出别具一格的“贵阳叙事”。
《图云关》是冉正万“贵阳书写”的新作。作为老贵阳“九门四阁十四关”之一，素有“黔南首关”美誉的图云关，是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总所、后方陆军医院所在地。图云关值得抒写的地方有很多，但冉正万的叙事独辟蹊径：一座小木屋、几位风烛残年的老人，共同组接起跨越几十年的抗战叙事，让小说故事在历史褶皱处闪现着个体生命的“节律”与“可能性”，从而实现对于残酷历史的“诗意化”表述。
《图云关》的叙事从一位杂志社的青年编辑开篇，“我”整天在办公室看稿审稿，经历着一种琐碎而又了无新意的生活，偶然间在图云关发现了一座隐蔽得很深的小木屋，并结识了小木屋的主人：段成高、苏品正、周南生、方富瑞、李作成，这几位都是图云关伟大历史的见证者。历史的脚步早已远去，人们也在一遍遍的宏大叙事中描述着图云关的恢弘记忆。对于这五位老人而言，抗战叙事的巨大势能却是与之相关的一点一滴、一笑一泪。周南生和大哥是图云关抬担架的，将战地医院送来的伤员抬进病房，把医治无效的逝者抬到山上掩埋，大哥最终参加浙赣会战并在遂昌牺牲。李作成是“方打铁”铁匠铺的学徒，与师傅一起给医疗队制作器材，“方打铁”儿子方富瑞也因此结识救援队护士高田宜，并成为高田宜去世后最为忠诚的祭奠者。苏品正给救援队放羊，在柯医生手下学会了挤羊奶，与之成为最好的朋友。段成高来自湖南涟源，辗转来到贵阳油榨街大舅公家，被安排给图云关送菜油，学会了开车，后来也以此为生。一段历史确实可以成为一个地方或者一座城市的精神记忆和文化标识，但对于普通人而言，历史也具有巨大的吞噬能力，因为它往往可能忽略甚至舍弃那些微小的凡人琐事，从而失去应有的生动性，但这并不等于一定要排斥历史叙事的诗意化。诚如洪子诚先生所言：“作家的关注点不只在揭示、抱怨历史对‘生活’的摧毁，不只是讲述生活的‘不能’的‘悲剧’，而且也讲述‘可能’，探索那种有意义的生活在特定情境下如何得以延续。”段成高、苏品正、周南生、方富瑞、李作成他们，在历史的大叙述中不可能被提及，或者被整体性的符号加以描述，但是他们确是一个又一个鲜活的生命个体，他们确实与救援队队长林可胜、柯理格医生、巴巴拉（高田宜）女士，以及整个抗战发生了实际关联。历史不会被忘记，但是个人常常被忽略，从个体生命而言，生活即历史。学者杨念群曾言：“民间世界之所以区别于上层精英，可能恰恰就在于其存在着难以用上层精英的知识加以把握的感觉结构。”这种感觉结构亦即他们琐碎的日常，是他们据以安排个体行为的行动准则，其运行的逻辑也不是某种“规律”或者“趋势”，而是发自寻常百姓的人伦与情感。所以，《图云关》中周南生的大哥眼见高田宜去世后，奋然加入抗战；方富瑞父亲听说救援队队长林可胜妻儿均因为抗战被害，决定动员民众给林可胜等十五人送行：“不光我们应该去，九架炉的人都应该去，油榨街的人也应该去。”因此，段成高、苏品正、周南生、方富瑞、李作成他们的故事就是这座城市的个体记忆，他们的故事不但没有削弱历史的意义和价值，反而是让历史跳跃着生命的律动。光芒四射的世界固然令人心悦，但从历史缝隙处漏下的点滴微光，也足以温暖人心。
冉正万近年将叙述视角投向贵阳的小巷小街，似乎在“刻意”制造出这座城市的精神坐标。这种从一条街、一条巷生发出来的小说叙事，充溢满满的烟火气，行人车辆、贩夫走卒、小吃小饮，那些来自底层的、市民的叙述视角与高楼大厦有着天然的对抗性质，它或许缺少了都市叙事亦或城市叙事的精英化机制和现代性意味，但从冉正万“贵阳书写”的叙事建构看，它并未省去这座城市所历经的种种大事件。相反，这些历史的大事要事可能会作为一座特殊的质料隐伏在人物活动的背后，成为这座城市内在的精神肌理，与鲤鱼巷、白沙巷、九架炉巷、醒狮路、指月街、洪边门的人们一起，与图云关的段成高、苏品正、周南生、方富瑞、李作成他们一起，共同编织这座城市恢宏与微小、高贵与卑下、难忘与飞逝的岁月版图，同时诠释一种历史惯性与个体命运相互交织、相互成就的精神现象学。
《图云关》的叙事设置也很有趣，“我”与五位老人都在悉心照料森林里的这间小屋，很多故事也在小屋里得到延展，也就让小屋具有了象征意义。这让我想到了残雪的《山上的小屋》，但与之不同的是，《图云关》中的小屋并不是“梦魇萦绕的小屋”（戴锦华语），而是一个充满了温情与记忆、守望与怀念的精神空间；不是一个精神的虚空，而是质地扎实的信念场域。几位老人数十年时间里，用心营构着的不仅仅是一个砥砺诉说的场所，在这所小屋里，日月的烟尘不断扬起，又被缓缓储存于各自的内心，让历史整体与生命个体、大的洪流与小的日常整合融汇，放射出高贵的人伦之光。无怪乎，小说以“我现在唯一能透露的是，听见‘你拨打的电话已关机’，这一定是我在小木屋里享受清静之时”来收束，展现了小说叙事背后隐含作者对这座小木屋的精心守护。的确，作为一位关注底层充满悲悯小说家，呵护一间诗意的小屋，是一种生命的惬意，更是一种叙事的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