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乡者的心理现实与日常叙事——关于甫跃辉的《广阔之地》
“在旅程的半途，候澈醒了。发觉置身于一座黑森林，林中道路消失了。黑森林荒凉、芜秽，又浓密。火车在林中停靠，她刚下火车，火车刹那间在她身后变作一条大蛇，扭动着肥壮的身躯，慢吞吞地朝黑森林深处爬去。她看得清它身上斗大的鳞片，闪烁着斑斓的光，恍若无数镜子，照出无数她。她来不及发出一声惊呼，跌跌撞撞奔逃，很快她就离开正道，误入歧途。不知不觉，她穿过一片幽谷，抵达一座小山脚，看到山顶一颗明亮的星，它的光辉指引着她回到正道。”这是一段关于回乡过程中虚实交织的梦境的描述，黑森林、道路的消逝、镜子中无数的自我都是碎片化的迷惘印象的呈现，小说的主体基调似乎渐显，一方面勾勒出女主人公内心的失落、隐痛、无奈，另一方面，“黑森林荒凉、污秽又浓密”给人以强烈的压抑感，可究竟是梦里可怖的梦境充满难以承受的焦灼之感，还是现实中化不开的困境与心境缚住了小说中人，抑或是现实芜杂生活的寓言化呈现？小说一开始以一种强烈的现代气质呈现出心理现实的描述，同时带出了具有引导性的线索。有意思的是，小说中这种情绪化与现代性的心理描述不是朝着精神异变的维度继续开掘，而是在扎扎实实的现实生活层面勾连延展，从一个具有都市气质的女性梦呓般的情感故事讲述中伴随着“火车”这一强烈的工业产物象征带来了空间的转移，小说也转入一个具有乡土气息的“故乡”描写中——又是一个关于回乡的故事！
回乡是世界性的文学母题，从《奥德赛》中奥德修斯历经苦难回到家乡到贺知章的“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回乡”在中西方以不同的方式形成了有趣的对照——西方文学“回乡”主题中的苦难、成长、冒险与中国传统文学中的宦游回乡后的日常叙事、儒佛两面的人生体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现代以来，受西方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影响，“回乡”母题的写作，某种程度上被赋予了更丰富的含义，吸收了更丰富的文学资源，随着现代性的楔入与现代化的发展，在传统与现代、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乡村与城市之间穿梭的作家因之而具有了两副眼光，不断以“回乡”复现小说中的叙事设置，从鲁迅到沈从文，从周立波到莫言、刘震云，“回乡”在构筑其文学世界时无不发挥着重要作用。在鲁迅的回乡过程中，他发现了中国社会进展的迟缓，发现了“革命”在老大中国的艰难，发现了阿Q、闰土、祥林嫂等善良、悲哀却麻木的灵魂。而沈从文的精神回乡，发现了桃花源般的湘西审美世界，那希腊的人性小庙在现实“还乡”中却已经被现代文明伤得千疮百孔。周立波在十七年语境中，回乡重新发现乡情乡俗之美，发现了合作化运动中阶级立场下的农民社会重构；而莫言、刘震云的回乡回归了民间的姿态，他们既放弃了阶级立场的分别，也不再以启蒙的视野去观望审视乡村的人与事，而是更为零度感情地呈现，呈现乡村经历多年变迁后的政治生态、人性人情，以及这里的好与坏。
中国社会发展的车轮滚滚向前，到甫跃辉这里，“回乡”变得更为暧昧，一种兼具疗伤、过渡、重逢、惜别与成长的复杂性展现了他这一代人的特殊回乡体验。《广阔之地》中所回之乡，已经是一个叫作“旧城镇”的县城了，并且旧城故事的展开是以上海的都市空间为背景的。女主人公候澈是一个现实生活中平平无奇的“沪漂”女青年，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几段无疾而终的感情，“回乡”似乎是一种无奈之举也或是一段漂泊之后的疗伤，种种可能性与预示性都在小说中涵纳。然而，回乡之后有什么呢？从都市中漂泊弱连接的人际交往中，从伤痕与隔膜的爱情之中，她回归了传统的熟人社会及更为根深蒂固的人际连接中。第二章“故人”中，一切关于女主人公的过往开始铺面而来，两层带院子的小楼、过往的童年，而故事终于在这里集中构建了除女主人公感情生活外的另外一个小高潮，母亲的朋友李青萍有生命危险，而她“桑榆故事”的朋友团围绕这件事情产生了一次激烈的讨论。于是，伴随讨论展开的这个“李青萍与楼春雨”事件在“旧城”这一空间不断铺展开来，与此同步的还有候澈与母亲之间母女亲情的碰撞与修复，“旧城”的过往与现在，在密密匝匝的日常叙事与人际交往中细细道来，而李青萍、高红、母亲、楼春雨、候澈、赵新能等等，以候澈与母亲为中心的两个圈子开始产生交集并建构矛盾，在日常叙事中展现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毛茸茸的原生态面貌。
甫跃辉似乎放弃了传奇式的讲述故事的方式，他小说的匠心都在细细的描摹之中，无论是对前因后果的交代，还是对故事发展的牵引，他将绝大部分精力放在了心理描写、人际关系纠葛、日常生活描写之上，一切似乎都是你我身边之事，是微澜里的戏剧性。李青萍的死带来了一场葬礼，而楼春雨与李青萍之间的母子嫌隙，楼春雨与候澈之间的过往情愫，候澈、路师傅、杜霞之间过往与现在的牵扯，无不是在细微涟漪处形成勾连，没有洪波大浪，只有微弱的叙事推力。这是纯粹的日常叙事，但甫跃辉的用力清晰可见，他的文学态度是传统的，并未标新立异，也没有故作高深，但他试图写出他经验中的虚构与虚构中的经验，叙事虽显冗长，但确乎也呈现了“同时代”的风景。
但由此，我有了一个疑问，这样的日常叙事如何建构文本内部的张力呢？一个关键因素来自于空间的营构与对照，并在空间的时间差中形成一种断裂与修复。作为“旧城”的参照，上海与北京这样的外部空间在不停地闪现，而作为“穿梭者”的候澈，在两种时空中以双线的故事打开了关于“都市—乡村（包括具有乡村性质的县城）”两种时间维度，在沪漂泊的候澈是原子化的，她的社会关系的链接主要在出租屋、家庭与爱恋之中建构，但回到“旧城”的候澈是网格化的，通过亲属、同学与故旧，她深嵌于社会之中，恩格斯说，“一个人的性格就其现实性而言就是所有社会关系的总和”。通过“旧城”的往事与当下、通过在沪的漂泊，关于候澈的性格与渊源有了来龙去脉，在“旧城”她终于不再是个人梦呓式的原子化存在，故事的讲述维度也从感情关系的私人化叙事中延展到更广阔的“社会关系”之中，因此，文本叙事产生了两种空间——城与乡，这里的“城”指都市化的内质，而“乡”也是文化气质上的所指，以及两种时间——都市时间与乡村时间上的对照，由此也产生了一种奇特的张力，一种由空间转换带来的时间差张力。但我也在怀疑，这种毫无节制的“铺展”与细致描写是否有其必要？故事的叙事进展如此缓慢，缓慢得竟如每一个毫无波澜的平凡人的生活，这是否违背了“文似看山不喜平”的传统阅读经验？究竟是我们应该更新对于小说的审美经验还是小说叙事设置上的问题？我亦未可知。
回到候澈回乡中的梦境，在黑森林中误入歧途的女主人公“不知不觉，她穿过一片幽谷，抵达一座小山脚，看到山顶一颗明亮的星，它的光辉指引着她回到正道”。这里的“明亮的星”是“旧城”吗？候澈的“心伤”似乎在故乡的人情世故勾连中获得了某种安抚与缓释，但从故事最后的结局而言，“候澈”似乎依旧未能走向“澄澈”，楼春雨还完了所有的“母债”，解决好了自己婚姻和情感中的牵绊，向候澈给出了明确的示爱。但小说结尾，在“留乡”或“离去”的问题上，她依旧面临艰难的抉择。上海的诱惑，依旧是另一个时空的诱惑，她依旧无法逃脱……
【作者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