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林侯》：关于村庄、土地、人与物
一
毫无疑问，朱阅平的写作是确凿的现实主义新乡土写作。
20世纪20年代初中期，鲁迅、废名、王鲁彦、台静农、彭家煌等一批寓居北京、上海的作家，以自己熟悉的故乡风土人情为题材，创作的具有鲜明地方特色和浓厚地域风俗的小说，旨在揭示宗法制乡村生活的愚昧、落后，并借以抒发自己的乡愁。1928年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将这批作家回忆故乡、抒写乡愁的小说称为“乡土文学”。与传统的经典化乡土文学相对应，新乡土文学必然同当代乡土社会转型相关联，包涵了“改革开放初期以包产到户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改革、20世纪90年代市场化全面启动和城市化加速所引发的农民工进城，以及世纪之交开始的新农村建设等不同时期的乡土变革”①的时代背景与社会内容。对此，余凡界定为“在新时代新理念的引领下，作家以过去或当下的某一固定时间段的记忆为叙述支点，或书写旧时乡土的美好时光，或书写新时代乡土的新主题和农民的新处境，这类创作即‘新乡土写作’”。②孟繁华《百年中国的主流文学》中说“新时期伊始‘农村题材小说’转向‘新乡土文学’之‘新’，主要强调其与之前的农村题材小说相区分”。
朱阅平，从来都是一个关注现实的作家，尤其是对乡土社会的热切关注，成为他笔下书写的重要主题。空巢老人、留守儿童这些社会转型期紧贴现实的焦点，都曾成为他文本叙述中的故事原型，在文学的叙事场域中展开、呈现。他最新创作的中篇小说《护林侯》，再次聚焦社会转型期的乡村社会——空心村问题，凝注乡村振兴大历史场域中村庄、土地、乡村社会的变迁及个体生命置身其中的精神承续与断裂，具有极强的时代意义。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写道：“生活上被土地所囿住的乡民，他们平素所接触的是生而与俱的人物，正像我们的父母兄弟一般，并不是由于我们选择得来的关系，而是无需选择，甚至先我而在的一个生活环境。”③
乡村振兴的历史进程，使传统的拥有“生而与俱的人物”“先我而在的生活环境”的“乡土中国”发生了巨大嬗变。生于斯、长于斯，最终葬于斯的“乡土中国”的村民，置身时代变迁的浪尖，被时代大潮裹挟下产生的迷茫、彷徨、犹疑、眷恋最终接受改变的精神历程，是“乡土中国”历史变革中不可避免、无法规避的精神经历。朱阅平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历史时代大势下“乡土中国”土地、人、物的种种细节、脉动，在乡村振兴的大的历史语境下，满怀深情地观照着乡土大地，对乡村社会进行了即时性诠释，进一步探索了新乡土小说社会意义、时代价值与美学建构。
二
朱阅平中篇小说《护林侯》，起笔就用茂的笔触密密匝匝地描写、叙述着村庄的土地、动物、植物，“村里全是黑土地”，村头的山梁上生活着黄鼠狼、狐狸、野鸡、狗獾子、刺猬、山狸子、喜鹊……山头长城对面还有野猪；几万亩山林，紫桦林、白桦林、杏树林、榆树林、松树林，“一起风树梢能翻滚到天上”，山坡上遍布着沙棘、蘑菇、蕨菜、金莲花，还有大麻、柴胡、喇叭花、画眉草、披碱草……一幅田园牧歌景象：“犁铧翻开油喷喷的黑土地，身后便落下一片叽叽喳喳声，大大小小的翅膀一张一合间俯冲到地里，在翻开的犁沟里寻找食物。”作家极尽所能繁密地渲染着村庄的自然生态环境，动物、植物狂欢式地频频出现在作家笔下，“上朝了。百户侯刘品也得打理朝政，文武官员分列两旁。……满朝文武，左边文官，依次是狐狸太尉、桦树中书令、野鸽子左丞相、杨树礼部侍郎、喜鹊巡抚、槐树太守、刺猬县令、芍药里正、野鸡保长。右边是武官，依次是秃鹫大将军、柏树兵部尚书、黄鼠狼太子少保、狗獾大司马、榆树大都督、山狸子节度使、百合提辖。”在绵密喧哗的描写中，一句“村里的人都走完了，这一百多座院子都求着我管呢”，将所有的繁华喧闹打回严酷的现实场景，“儿子一家是最后离开他的，那也是十七年前的事了。儿子不走他也得撵，不然孙子没处上学”。一种坠落感，把所有的热烈坠下云端。这得是多么残忍的、旷绝无人的孤寂，才能想出用动物、植物的喧嚣热闹填补。作家越是将村庄氛围描绘得喧嚣热闹，越衬托出村庄的清冷凋敝，愈发凸显出刘品一个人、一个村庄、一座大山的凄清悲凉，油然生出令人心疼的感触。原来，刘品这个自封的“百户侯”，是由一百多所无人居住的院落、再算上万亩山林、上万户花草鸟虫得来的。村庄中原本由人与人建构的社会秩序与生活关系，变成了护林侯刘品一个人同村庄里、大山上的动物、植物、景物建构的，从而在文本中渗透出一种“含泪的微笑”的悲剧美学效果。
时代前行的脚步中，乡土大地上绵延繁衍了几千年的村庄，在发展中确实陷入了困境，变革成为必然。
朱阅平准确把握住了乡村振兴进程中村庄、土地、人、物变迁时呈现出来的时代精神症候，做了一次现实主义新乡土写作的很好实践。乡村的精神基因密码，以现实主义的方式破译并呈现在文本中，中国作为拥有数千年农业历史的文明古国，乡土中国的精神传承深深烙刻在村庄大地的肌理、褶皱、血脉中，成为不可能轻易卸载的千载乡愁。这在护林侯刘品的人物形象上得到很好刻画彰显。说到底，《护林侯》这篇作品的现实意义，更大程度上体现在护林侯刘品这个乡村零余者的形象上，他的身上，承载了乡土中国血脉传承的千年乡愁。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写道：“远在西伯利亚，中国人住下了，不管天气如何，还是要下些种子，试试看能不能种地。——这样说来，我们的民族确是和泥土分不开的了。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现在很有些飞不上天的样子。”具体到乡土中国的个体生命，就如刘品以及他之前的祖祖辈辈，他们的肉体和灵魂被紧紧捆缚在乡村的土地上。他深深热爱着村庄里的黑土地，他喜欢在大山上种树，种了万亩山林，在全村人都搬迁后，他固执地义务护林，比乡里花钱雇的护理员还负责。有人来开发二十里沟，全村人都签字同意，刘品成为那个唯一的坚守者，成为被村民厌烦，令村长、乡领导头痛的钉子户、上访户。在乡村振兴新农村建设的路上，刘品如螳臂当车般，与时代大势格格不入，成为徘徊在“改变乡村”与“守望乡村”间迷茫的乡村零余者。也许，他从泥土中唯一一次灵魂的飞翔也就是在听到山上教堂的钟声时,“钟声依旧悠扬，每一叶小草、每一株树木、每一仞峭壁都在低沉地附和着，他满身的寒冷、饥饿、伤痛，心里的急躁、恐慌、颓废都在这天地一音的钟声里得到了安抚。”但就这仅有的一次灵魂的飞翔，也是携着大地、泥土、草木的味道。
朱阅平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没有被时代大潮裹挟着失去了自我判断，而是停驻下来，审视、反思乡村振兴道路上村庄、土地、人、物在变革中的精神脉络与心理起伏。其实，朱阅平作为创作个体，他自己也是乡村振兴新农村建设的参与者，他就置身其中。朱阅平并不是项静所界定的“新乡土写作”作家的大多数——“新的乡土写作者们大多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具有短暂的乡村生活经验，在改革开放后以城市为中心的教育体制中成长，经历了初期‘进城’的困难，已经在精神上或者物质上嵌入城市，他们的城市生活时间甚至已经开始超过乡村生活的时间”。④除了代际的接近——70后作家，现实生活中的朱阅平，从未离开乡村生活现场，他更逼近50后乡土写作的文学前辈的经历。对于乡土中国，他有着切身的生命体验、情感经验，他自己本身就是作为一名在场者参与其中。因此，村庄、土地、人与物，以及乡土中国的一呼一吸、一草一木、一山一水、前世今生，他都熟悉到自己的血脉肌理中。面对着这场全国性乡村变迁，村民们从地理空间、生活习惯到思维方式改变的艰难、疼痛，他都能感同身受，正如雷达说的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这里只一字之差，却是一段很远的距离，不止是空间挪移的距离，更是一段精神迁徙的距离。因此，面对着二十里沟的开发，面对着乡长勾勒的美好图景：“你们都住在别墅一样的小洋楼里，每天骑着电动车，啊不，是开着小轿车到旅游区或是农业公司去上班。过着干部一样的生活，却能住着干部不敢住的洋楼……”刘品却“对身后的乡村干部丢下一句，要么一个亿，要么留下大山”。
在乡村振兴新农村建设大潮中，对于习惯了的村庄、土地、村民及村庄土地上的景、事、物，朱阅平也是满怀眷恋。他的情感是矛盾的，犹疑的，缺少通向未来的勇气，但也清楚历史趋势的必然方向，因此，刘品这个乡村零余者，死亡成为他必然的结局。
把我埋在村口的半山上，能瞭到山外的地方。
……
炊烟在夕阳里升起，弥漫着小米的味道。几声慵懒的犬吠，赶出漫天的星光。
村口半坡，有人看到刘品立在自己的墓堆上，向村外瞭……
朱阅平书写了一曲乡村挽歌、悲歌，一曲乡村绝唱，在历史发展的必然态势下，刘品和他的村庄，只能终结在历史悠远的目光中。同时，也警醒着当下，乡村振兴新农村建设，不是一蹴而就、一路奔赴就能抵达的，乡土中国几千年沉积下的人与村庄千丝万缕的联系，是新农村建设中必须正视的症结。
三
“问题意识”，是与现实主义写作相伴而生的内在属性。
朱阅平是一名中规中矩的现实主义新乡土作家。他不仅敏锐地捕捉到乡村振兴新农村建设进程中乡土中国的心理症结、精神脉动，同时也没有回避乡村社会掩盖在喧闹表象下的矛盾暗流、微妙角力。呈现在文本中，就是刘品与三毛驴、春花这对夫妻之间关于护林与放牧的矛盾，刘品与闯进大山的外来女人及村主任、乡领导关于坚守与开发的矛盾，还有生态保护与乡村发展之间的矛盾，刘品与老婆朵兰的矛盾，刘品和老婆朵兰与区长的矛盾纠葛，村庄历史与现代性变迁的矛盾……
这些显在而又暗潮汹涌的问题、矛盾，成为乡村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底色，铺陈在文学书写的审美观照中。朱阅平用大量的、浓重的笔墨描摹着自然、村庄、土地、动植物，乡土社会的显在问题、矛盾，掩蔽在诗意书写的繁华缀景中，时代的症候，透过文本的细节隐隐绰绰，在现实与文本间形成巨大的审美艺术张力，为艺术照亮现实做了有效的当代美学建构尝试。
朱阅平在文本中从来就没有回避乡村社会的问题矛盾，无论是历史的村庄还是当下的村庄，社会矛盾始终都是他正视的焦点。他秉持着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始终以乡村的思维、乡村的视野、乡村经验及真切的乡村情感体验，关注着乡土大地在时代进程的每一个转折路口凸显出来的矛盾纠葛，并通过审美投射到文本中，以此为时代赋形，为村庄作注，为乡民立言。
小说《护林侯》中，作家以刘品老婆朵兰的疯病为切口，勾连出抗战时期村庄的一段历史、人物、生活，并通过追溯朵兰与区长的情感纠葛，完成一次与村庄史的对话，将村庄历史的幽微之处，与当下的村庄相对照。村庄的前传与后传，历史与当下的微妙纠缠，被赋予时代特征及时间纵深感，在文本的叙述中得以呈现。护林侯刘品本身也是一个矛盾集合体。他深深热爱着村庄，但对村庄的变革，又是矛盾的。他固执地坚守着他一个人的空心村，他义务护林，对于违抗禁牧政策的三毛驴、春花夫妻，虽然很生气，但也不过是把他们趁着夜色偷偷放进山林的牛羊赶出去；他不喜欢为开发二十里沟进山考察的女人，但又担心女人的安危，连夜进山寻找女人并将她从掉进的大坑里救出来；他当钉子户、上访户，不是为了多要钱，而是为了守护自然生态……总之，乡村社会的重重矛盾，以刘品为中心，层层辐射开来，直逼当下。
朱阅平的新乡土写作，烙印着鲜明的时代精神、时代特征，同时不乏正视当下的气魄、力量。置身于历史时代的风口，关注乡村社会的矛盾焦点，这是他对乡土写作文学精神有意识地继承赓续。那些记忆中的乡村烟火，那些疼痛的乡土现实，被置放于鲜明的时代语境下言说，建构起现实主义新乡土写作的当代言说场域，具有积极的时代性。超重的时代使命感、历史责任感，仍然是朱阅平文学写作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注释：
①杨位俭：《从新乡土写作的“新”说开去》，《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9月10日。
②余凡：《新乡土写作的三种形态及其评价问题》，《创作评谭》2022年第6期。
③费孝通：《乡土中国》，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④项静：《“新乡土”写作》，《人民日报》2016年12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