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桢：行走的诗学与新南方写作的域外生成

发布时间：2024-04-07 来源于：作者：点击数：次

按照学界对新南方写作的普遍理解，这一行动力概念在地域上以两广、福建、海南等中国南方沿海省份为主体，同时延伸至台港澳、东南亚的华语文化圈，并不断向更为广阔的“世界南方”拓展，形成富含多维文化因子的整体性话语。其整体性想象的实现，至少需要经由两条路径：一是根植于“南方”实感生存体验和文化心理认同，不同地域的作家频繁调用地域文化要素、自然意象、人文风俗，建构他们所经历并理解的南方故土；二是采取跨地域、跨文化的想象方法，通过真实的地理行走或虚拟的神思漫游，以先在的南方知识触碰、渗透、融合其他地域空间（尤其是异国空间）内的文化要素，使“文学南方”的诸多元素在跨域互动和世界文学语境中融汇出整体性的文化品貌。借助第一条路径，新南方写作版图内的作家书写故乡河畔的蕉风榔雨，平原霜露中的鸟族盘旋，水泥森林里的都市传奇，不同族群间的情思脉动，确立了专属其身的“新南方”文学经验，而第二条路径，则为他们突破生存视域界限，实现想象空间扩容提供了助力。在近期的创作中，如谢夷珊的诗集《兰卡威一日》、杨碧薇的诗集《下南洋》、黄礼孩的诗集《我的地理的光明旅行》、朱山坡的小说集《萨赫勒荒原》等，都较为集中地触及域外写作或异国想象的话题。还有陈崇正、林棹、冯娜、熊育群、陈继明、郭爽等作家，均向中国南方以南的海洋和异域寻求诗意，形成体量丰富的文本。其中，涉及作家实地行旅体验的作品，又多以诗歌的方式呈现写作者们令思绪穿行于内蕴差异性的复合文化场域，以一种兼具地方思维和世界观念的文化比较意识，将南方经验镌刻进对海洋风情和南方世界的智性解读，并充分调动语言的探险精神，细腻把握虚构与非虚构元素的平衡，摸索、梳理搭建人类共通性情感脉络的可能。这种以南方阅读世界，又在世界中发现南方的跨文化行旅，磨炼了作家对不同文化样态的感知能力，拓宽了新南方写作的意义空间，切实显示出这一写作理念的文化辐射力与精神聚合力。

一、作为文化整体的“南方”

凸显地域性文化特征的作家，往往都会为作品植入相对稳定的地标符号，以之作为原型经验，夯实诗性想象的基础。以谢夷珊为例，与青年时期的写作相比，诗人近期的作品在意象取材、语句节奏、意境结构上承续了华美的青春意象、轻盈的语感节奏和清新的理想主义气息，保持了艺术的连贯性，又汇入了凝重的哲思要素和历史意识，步入思致轻灵，质朴独到的新境界。这种境界的获得，源于他自觉践行的“行走的诗学”，以及他在跨域行旅中开启的“他者性”视角。在诗集《兰卡威一日》中，以北仑河为代表的一系列地方性文化要素得以显扬。尤其是北仑河，它是诗人倾心的原乡意象，是中国与越南的分界之水，也是抒情者心中的神秘界河。北仑河承载了诗人对旧时光的感念，也是他从地角遥望天涯的起点。在《北仑河口古村落》中，诗人立足南方，继续向南眺望，“像一个冒险家，胸怀远航之旅”①。“北仑河”构成清晰的“时间/空间”节点，它如里程碑一般，印刻着诗人关于故土的往昔情感和既往记忆。像谢夷珊这样，诸多作家从故乡的溪流与河谷出发，走向一个个遥远的彼岸。行旅成为想象飞升的契机，昭示了主体奔向开阔经验的可能。也有一些写作者并未直接标示出他们所依恋的地理环境，而是把从过去的生命时间与南方空间里获得的生存经验、风景体验、文化意识渲染为思想背景。如杨碧薇的诗集《下南洋》中，诗人怀着“打包所有的无解，去南洋放逐自己”（《海口天后宫》）②的文化心态，向未来的时间和尚未涉足的南洋空间探险掘进，使“南方”化为诗歌经验层面上的中介，便于她打通连接过往与未来的精神通路。此刻的“南方”内化了作家对故土和海港的记忆，同时，她即将要塑造的“新南方”，又超越了单纯地域性的文学表达。如曾攀所说，这类写作“也不只代表不同区域乃至跨文化间的连结和融合，其更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南方加以呈现，由此延伸出中国南部自身以及作为多元联结体的东南亚，分享着某种文化认同，也于文本中构建新的修辞伦理”③。

关于“整体性的南方”，包含中国南部和诸多东南亚国家，属于多数学者为新南方写作确立的地理性特质。由文化想象而观，“整体性的南方”指涉了新南方想象和传统“南洋想象”之间的联系。要从修辞伦理等角度打通这种联系，需要作家凭借实际的行走，观察、串联、重组固有的“南方/南洋”观念与新鲜的域外体验之间的关联点和脉络线。杨碧薇、谢夷珊等作家在南洋的文化活动与行旅经历，正可支撑这种“整体性”的构建。他们的足迹遍及与中国相邻的越南、老挝、缅甸，也涵盖了马来半岛、爪哇岛、苏门答腊岛、加里曼丹岛等南洋群岛上的国家。结合中国南方的生存经验，作家将自己在“南方之南”的行走体验与之融会贯通，尝试探索一种基于地域整体文化记忆特征的南方诗学，使过往的南方经验通过新的语义符码得以再现或转生。同时，也应注意到“整体性的南方”乃至新南方写作的域外生成还有另一重呈现渠道，即作家不完全依赖实际经历的行走体验，而是借助不同门类的间接经验展开运思，将超越自我体验范畴的“南方”或“异域”付诸笔端，用“想象的行走”细致逼真地塑造诗性的域外南方空间。其观照视野辐射东南亚、非洲、澳洲、南美等，与“世界南方”的理念达成视界融合。

于想象中行走，从中国之南写到世界之南，一种方式是像林棹的《潮汐图》、陈继明的《平安批》那样，于过去的时空中组织地方知识与世界想象，通过“南方”人群的商业文化体验和地理迁徙体验，“重绘早期全球化时期世界互联的种种景观，以写实与虚构高度融合的方式实现对南方的再造”④，意在凸显地方经验同世界知识的碰撞交锋。另外一种方式同样强调虚构和实证的并行交织，但视点更为切近当下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化现场。以朱山坡和陈崇正等作家为代表，他们擅长以兼具柔软温情与荒诞残酷的叙事，从容自由地穿梭在经验和虚构、先锋与浪漫等多重元素之间，建构充满寓言意味的诗性“南方”。同时，秉持“文学应该永不厌倦地寻找‘差异性’”⑤的文学观，朱山坡便力求摆脱写作的惯性，试图通过对陌生世界的探寻和书写激发想象力。机缘巧合的是，网上刷到的关于非洲的视频以及身边旅非友人的讲述，加上他对相关地理、文化信息的悉心查阅，使作家真切“意识到‘非洲’其实就在身边”，于是“很自然而然地‘转场’到了遥远的非洲”⑥，写下了小说集《萨赫勒荒原》。书中有三分之一的篇幅写到了位于“世界之南”的非洲，作家的南方经验也从中国漫游到了尼日尔、索马里、卢旺达等更为遥远辽阔的世界。再如陈崇正的短篇小说《开门》《开窗》《开播》组成的“加纳三短篇”，也从非洲加纳和中国潮汕、广州三类南方空间入手，寻找世界互联的可能性。无论是东南亚书写还是非洲书写，作家们在展开对南方世界的“整体性”建构中，普遍采取以叙写人物为基点，通常运用速写的方式，细腻捕捉、定格沿途所观的人文景象，绘制当地居民的生活画卷。这些人物有着彼此殊异的地域文化背景，却在日常生活习惯、民族文化风俗、族群精神信仰等层面，聚合、沉淀下内在的共同体意识，形成对“整体性的南方”的显在支撑。细究其理，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窥见端倪。

首先是对神秘文化的企慕。南方空间本就蕴藏了丰富的民族文化信息，其中的神性、灵性和奇幻性因子彼此交汇，相互浸染，造就了南方文化内在的神秘性特质。谢夷珊的诗歌更多再现、还原此类原初的文化映像，特别是从民族色彩浓郁的仪式习俗中发掘巨大的精神力量，将其意象化之后纳入诗歌的表现空间。漫行在南中国海的周边岛国，能够触发诗人观察兴趣的，往往还是那些丰郁瑰异的地方文化礼俗和独特的人文形象。如伊洛克族人的收割祭典，将长矛埋藏在自家院落里的特纳坦人，莱特岛上头戴橄榄叶帽子的美丽姑娘，跳起兰拜萨满舞的班达亚齐人，等等。南洋岛屿的奇丽风俗，给予诗人极强的感觉冲击力，他认识到东南亚文化与桂文化都有着多民族聚居、多样态文化融合的特点，侧重于对热带空间内“神秘”文化等超自然要素的共通性体认。相较而言，杨碧薇侧重于从自然之中窥见神秘的力量。身在河内的古街，她看到的是“神秘的星云、不止的搅动”（《三十六古街》）⑦，面对湄公河，抒情者凝视的是裸露巨大根系的海底椰，是浮在空中的晚霞，是俊逸奇特的云朵。异邦的自然景致流入诗人的心田，育成充溢灵动气息的神秘心理空间。他们不断地在文本内敲下“神秘”二字，以之作为人物、风俗、大海、雨林、鱼群等意象的语言外衣，凝聚成新南方作家域外书写的一个稳定的修辞向度。由“神秘”生发的诗意，足以抵御俗常经验的侵袭，它是作家叙写异域风情、品读人文信息的意义支点，也是新鲜精神质素的重要来源。

其次是从特性鲜明的南方山水品格出发，体察生命个体与大自然的密切联络，尤其是当地人和海洋文明的共生关系，具象化摹写“新南方”的海韵风致。看黄礼孩的诗歌《南海》，篇末四句写道：“最细微的声音来自海底/像天体裸露的微光/我从哪里来/我常常将自己忘掉。”⑧诗人以盈动的情思道出主体与海洋文化的隐秘关联。海洋仿若母体，成为孕育人类文明的摇篮，神秘莫测的海洋也象征着冲动的生命力，见证了人与世间万物的生长，与人类的生命实现同构般的互喻。也正是在“海洋性”的维度上，新南方写作的域外书写标榜出思维的空间感与美学的位置感，在同类题材中确立了独树一帜的品格。作家们观照海洋沿岸人民的人间烟火，同时眷顾、串联海洋中各类生物与人的共生关系，展现出海洋文明对人类和自然界的包蕴之力。他们笔下的海洋勾连着人类对神秘与未知世界的想象，海洋仿若拥有无边的智慧，甚至化为神性般的存在。源于对海洋文明的尊重、敬畏和理解，作家们持续探问沿海居民共有的海洋文化品格，以人与海洋的关系为纽带，将陆地和岛屿连接成为海洋命运的共同体，彰显出宏大的文化意识。

最后是切入不同国度人民热情、直率与淳朴、内敛并存的性格属性，一方面发掘海洋文化和山地文化共同锻造出的人性张力，另一方面则致力于捕捉各民族人民交流的场景，归纳、透视文化共同体意识。熊育群的诗集《我的一生在我之外》中有专章“非洲的眺望”，检视《黑与白》《木雕市场》《眺望》等文本，抒情者深入久居于此的世居民族之间，聆听他们快节奏咏唱的歌声，目睹“赤足踏起尘土的时分/舞蹈带动剧烈的风阳光”⑨，从部落、城市与非洲被殖民的历史中怀想人类的命运，文化交融与人性反思的态势跃然纸上。谢夷珊的《巴漳岛》则进一步延续了跨历史语境的思考，诗人写道：“特纳坦人最早在这片丛林建起了村落/随后中国人在此垦出富庶的种植园/直到马来人重返内陆的那一刻/浩瀚的大海一直延伸到世界另一边。”⑩在悠久绵长的历史中，不同的族群来到巴漳岛，在此劳作，于斯繁衍，将生命意识投射在这片岛屿。通过世代累积的开垦，岛屿走向了现代，人类族群也在共同的耕耘中建立起统一的意识与相近的观念，实现文明的交流融通，并将他们对海洋的精神认同和心理依恋，扩散到更为广阔的地域。由此可见，依靠行走中萌发的个人化历史想象力，作家们找到了讲述域外南方风物的方法，其文本实践契合了寻觅“整体性”南方精神的写作初衷，也为探求人类文化共同体的诗学表达提供了思路。

二、南方“风景”的召唤性结构

作家对“世界中的南方”之开掘，一般指向三个区域，分别是东南亚、澳洲以及更为遥远的非洲。尽管南美洲亦在“世界南方”的范畴内，但就创作情况而言，其体量在新南方域外题材作品中较为有限。与中国大陆在地理、文化上联结更为紧密的东南亚构成了新南方域外写作的主体，域外风景也多与此相关。诸多作家的文本（尤其是诗歌和散文作品）常以“在某地”为题，位置标识感极强。如槟榔屿、斯米兰、雪兰莪、丹绒端、兰卡威……一个个新奇而遥远的名字，顺着作家行走的足印，连缀进入作品的字里行间，形成一幅信息丰沛的文化地理图。检视旅人眼中的景观序列，会发现这些景物大都指向东南亚特有的海洋与山地，风景的谱系由河流、丛林、火山、草潭、落日、海鸟、鱼群组成，多呈现动感的状态。一般来说，谈到文学中的风景问题，应涉及对文人风景观的考量，定向追踪他们对风景的认知态度和审美视角。这些新南方写作者所展示的，正是南洋的奇异风俗和以海洋为主导的自然风景。他们并未过度滞留于奇观化的写作，而是试图通过组织、控制文本内风景的物象布局，使风景既再现了异域现实，又能借助独特的召唤性结构，抵达意蕴丰富的文学空间。

很多作家观察异域风景时，往往运用来自遥远故地的原乡风景读解域外景观，注重异国风物与本土心理经验乃至中华文化根脉的联系。冯娜便写下过《长夏》《夜晚散步》等一系列涉及东南亚海域的景物诗，其中《长夏》一诗意味颇深，值得细读，东南亚海滨的夏日之所以漫长，旅人能够“捡拾豆荚状的种子”，均源于“南边来的人”的文化身份。亦即说，先在的南方风景体验帮助抒情者找到了阅读“新南方”的方法，即从异邦的风景那里，发现故乡景物的影像，将之连缀、组合，拼接成人文化的文学景观。故乡的夏日、植物与大海属于原乡风景，也是作家观看异域、考察人文的滤镜。位居其中的核心情愫，是她对故乡的眷念，对祖籍观念和文化圈层的认同。东南亚海滨的自然与人文风景，成为召唤性的存在，从视觉和心理上唤醒了作家的中国南方记忆。再看谢夷珊的诗歌《在伊洛瓦底江眺望白鹭》，旅行者随着白鹭飞行的轨迹眺望缅甸的群山，走近记忆中“沿着宁静的岸边缓慢地滑翔”的一群白鹭。它们穿越缅甸，回归中国，像作者一样，沿着独龙江、恩梅开江，归于“灵魂降落之地”⑪。南方之南，之于诗人是一次精神上的寻根之旅，风景则充当了他追溯情感的引线。此刻，旅行者演化为梦幻者，风景的结构由诗人观睹的实景向梦幻者构思的虚景、即作家记忆深处的先辈身影和故国远景蔓延。两种风景叠合而生，虚实相映，作家的思绪也跟随海浪的方向流动，磨砺着诗歌的情质，使文本的意境由神秘趋向神性，渐而开阔、澄明。像谢夷珊这样，诸多作家都擅长以梦幻的感性思维，用梦幻思维点化文本，将其领入充盈主观情绪的世界，表露对世情与万物的感思。

很多时候，作家主动把自己置于边缘，洞察观光客甚至是当地人习焉不察的幽微景象，释放着梦幻者的独到智慧。如杨碧薇的《琅勃拉邦速写》一诗中，她明言这里的“诗意只有一半/另一半是幻想”，叙写“光西瀑布自遥远的星球而降，/黑熊想跳进水的婚纱里漫游”⑫的景象。光西瀑布位于琅勃拉邦郊外，是老挝的旅游胜地。作家走出观光客凝视的符号化场景，而将现实具象幻化成奇诡的童话场景，沉浸在隐藏其间的香气和光影之中，享受灵魂与景物相融的曼妙感觉。以梦幻的方式书写现实，在异域空间内进入当地人“过去的时间”，于时间的流转、空间的位移中重组记忆，显现出抒情者独特的心理感觉结构。作家也透过此般文本语境，完成了对风景的再造。更多情况下，作家梦幻思维的最终流向，仍是游子对文化中国和华族身份的深切怀想。例如，谢夷珊经常会把“鱼虾”的游动与“飞鸟”的盘旋作为核心风景，以之喻指文化迁徙者的生命起伏。鱼虾和鸟族的生命微小纤弱，却最能体会到海洋的温度与天空的气息。作家写鱼和鸟，实则牵涉着他对迁徙者辛酸经历的感怀。看《兰卡威一日》一诗，诗人观察到椰树林后面的鱼干厂，“悬挂金黄的鱼虾/鲜亮、闪耀”。随后，他将诗文导向梦幻的情境，抒情者试图乘船逃离，“把从大海里打捞的/红蟹、青虾、花贝捎走/随即给万里故国放飞一只信鸽”，猜想“寓居异国的亲人旅人，同样/遥望日落海角，明月天涯/隔着万里，与你们对话”⑬。文本的意义层次经历了从现实到幻境的转折，鱼虾“生命沉没的声响”和它们“蹦跳上岸与棕榈飒飒飘扬”并置，隐喻了诗人对人类生命循环往复的慨叹，也再次指向了他对家国、故乡、母语、祖籍的心灵憧憬。

悟读海湾风光，心系中华历史，追忆移民同胞，诉说世事沧桑，构成新南方作家域外书写（特别是东南亚海洋书写）的重要情感指向。他们笔下的“南方风景”具有召唤性的结构，其精神召唤的“方向”存在两个向度。一是内敛式的，维系着既往的时间，将人们引向中国的南方以及作家记忆中的河流、山脉、村庄；另一个向度则是开放式的，集中体现出“世界南方”观念对文人精神世界的塑造。从风景的类型分析，海洋风景多对应着东南亚相关区域，作家们普遍从“同质化想象”的维度入手，在异域风景里寻找与本土文化观念和风景体验相一致的元素；而“世界之南”的其他地域，特别是以非海洋文化为主体的风景谱系，在作家们笔下则多以“差异化想象”的方式得到呈现。所谓差异化，意指写作者试图建构一个与既往经验模式完全不同，又能够给予文学更多生长可能性的陌生化景观。具有代表性的风景便是荒原。如陈崇正笔下的“加纳”短篇小说系列、朱山坡的小说集《萨赫勒荒原》、谢夷珊的《贝都因荒原》等诗篇，正可相互对照，进而印证新南方作家从荒原维度对海洋、山地风景进行的异质性补充及共同体想象。随意翻看朱山坡的集子，“荒原”风景俯拾皆是。“前面是一片绵延数十里的灌木黄叶，世界变成金黄。我相信这是大荒原为了取悦我而变换的风景”⑭（《萨赫勒荒原》）；“我们见过荒原。无边无际，一眼望不到尽头。平坦荒凉的地面上经常孤零零地站立着一棵棵树”⑮（《卢旺达女诗人》）；“风很大，车扬起的尘土将柏培拉遮住了，前面是人烟稀少的荒原，看不到亚丁湾”（《索马里骆驼》）⑯。荒原（包括荒漠）辽阔、平坦、荒凉，仅仅生长着寥寥灌木、荆棘和草甸，它究竟带有哪种召唤性的意义？又与新南方想象有何关系？在朱山坡的认知里，“‘荒原’辽阔、寂静、苍凉、孤独，是最接近苍穹宇宙的地方”⑰，它与作家隐居的南方空间相去甚远，又并非风景美学意义上的空景（empty landscape）。荒原的险阔无界，与南方的野气丛莽形成对应，是作家自觉调整想象焦距，对风景视界的一次扩容。写作者有意识地规避了熟识的景物，在“非南方”的层面上展开想象，实际上构建的依然是与南方意识和南方风景相关的对话场。由此，“荒原”可以理解为南方实地风景的一个“反向尺度”，它的底色所召唤的，正是作家内心绵延不绝的荒芜感。即使没有身至非洲，作家也完全可以凭借中国的南方经验去造景，从而抵达深度的心灵结构空间，以之容纳、化生更为绵密、复杂的文化经验和精神质素。

三、域外想象中的精神主体形象建构

随着全球化程度的日益加深，国际交通愈发便捷，越洋旅行成为人类生活经验的重要面向，也激发诸多作家参与其中。穿越时空带来的文化位移感受，已是当下文人的共性体验，由此也带来“纪行/纪游”文学在新时代的兴盛。处理这类题材时，作家一般会将与旅行相关的地理、交通、风俗等信息融入作品，标示出身心均在路上的状态。很多散文、诗歌文本便保持了相对一致的标题或开篇句式，往往以“我来到”“我穿越”“我赶往”“我奔赴”“我远离”等起始语，阐明抒情主体的旅行者身份及行走的动向。为了突出个体和陌生时空的联系，作家们还热衷于清晰揭示与游历地相关的地理时空信息。如黄礼孩的《欧洲之角》所写：“大西洋的风释放各种欲望/地理、航行和岁月的潮汐/在汇集着看不见的合唱/我接受这不可思议的异象/从中国大陆最南端一角来到/欧洲大地缺了一角的尽头。”⑱“海角”之于作者有独特的意味，它分隔的不只是海水，还有光线、雾气、风与时间。从中国大陆的“南端一角”移至欧陆之南，同样是一次由南方到南方的朝圣旅行。文本动态凸显了渺小的个体和大洲板块之间的鲜明对比，又张扬了人在地理版图上纯粹行走、寻找生命质地的探索精神。这不由得让人想起德国画家弗里德里希的名画《雾海中的旅行者》。艺术家将自我置于山巅雾海中间，以绝对孤独的状态悟读风景的精魂，无限放大着旅行者的精神内宇宙，实现了人从风景中的独立。在很多作家的视域里，风景是主体心理和精神活动的首要载体，人亦从风景中拾得自恰的状态。颠沛流离的旅途，变幻莫测的风景，反倒激活了他们的冒险气质，使他们义无反顾地投入风景辽阔的怀抱，与蔚蓝海域和辽远荒原对视，将孤独摸索视为人生的宿命。谢夷珊的《去吉婆岛》一诗中，“孤单”成为抒情的起点。

抒情主人公没有过多纠结于身处异乡的迷惘和忧思，他把文化乡愁视为契机，由孤独跨入宏大的审美境界。透过内向性的自我言说，写作者凝望自己独坐海滩的身影，勾勒旅行者的精神具象。他与海天同体，由对抗孤独到对话孤独，感受到生命的自足和精神的安逸。这就是鸟群、鱼虾、海波给予作家的力量，是他在充分感受河流的奔涌、海水的澄净、赤道的灼热之后，将行旅中的时空体验内化于心，从而进入的通透达观之境。沿着南方河流的方向，这些作家一路向南，不时回望北方，凭借“和风景相逢—与风景同体—从风景中独立”的运思路径，持续消化、更新随时繁衍增殖的南方经验。他们的“行走的诗学”，已将旅行中的观察思考融为自我精神的一部分。面对宏大的风景，写作者的肉身是渺小的，因为南方经验告诉他们，神秘的风景拥有比人更高的位格，人的灵魂只有在和风景的对话中，才能走向坚硬、粗粝和博大的悲悯。面对南方之南的风景，主体的风景记忆获得了再次被唤醒的机会，其自由意识亦喷薄而出，甚至到达“忘我”之境。

从故乡到他乡，再把他乡诗化为新的故乡，写作者对人、世界与美之间的奇异联络愈发敏感，视野得以向宏阔处延展。在西贡、万象、马六甲抑或是苏门答腊岛，杨碧薇熟稔思维的幻术，时而化作对西贡又爱又怨的南洋女郎，时而变成一株再普通不过的热带树木，时而又是蓝梦岛的老水手，甚至还扮演过古老王朝的待嫁公主……她将自我融入风景与人，以异域中成长的性灵与原乡的灵魂实现对话，使得文本中经常会有一个化身为当地人（或景物）的“我”与身为游客的“少女”（即诗人预设的现代知识分子形象）展开思想交流。来自海洋文明的诱惑激发了作家未知的潜能，使她不断投身行旅，正如其诗句所揭示的，只有“与无数个陌生的自己/在陌生的风景中相遇”（《郑和：刘家港独白》）⑲，才会体察到丰富的孤独感。最终，精神主体在对风景的缅想与回望中，抵达灵魂初始的坐标，所有精神的沉疴都在物我融合中消散了。纵览新南方文本中的“异国旅行者”形象，可以说，身为旅行者、观察者的主体凝聚了作家对自我精神情态的理想化体认，同时它也衍生为精神存在的图式，指涉文人的“漫游”姿态。从对异域的文化速写中，作家们穿透物象的表层，倾力营造心灵内部的话语场，精神主体具有明晰的地理方位感。人与远境的设置，不仅涉及距离的远近，还对应着现实与历史、真实与魔幻、生存与死亡、故土与异邦等多重意义。孤独的旅行者会意识到，自身的位置便是风景的中心，隐逸其间的，是一个适应跨文化迁徙语境的现代主体人格。这就使得作家们的南方书写较之过往的南洋书写，既承续了传统南洋书写的感性语体风格和传奇性书写策略，又以游历者的观物视角、述景策略以及文化迁徙者的心理结构方面，都有更为现代化的质素汇入。

除去作家在风景中的自我发现，与不同国别、族裔的人群交流互动，以及由此衍生出的人类文明想象，也是精神主体形象建构的重要渠道。陈崇正的小说《夏雨斋》中，一次泰国之行将主人公牵涉进苦难深重的家族记忆，触发他去探究家族在岁月流变、亲人流徙中的变迁史，旨在彰显人在困窘境遇中分身乏术的无力感。《开门》《开窗》《开播》作为“加纳三短篇”，同样从非洲、广州、潮汕等地的“广义”南方维度展开叙事，巧妙连缀中国与世界的脉络，于生活的微观剖面探问精神主体在全球化、数字化语境下的时空观念和文化心理。与陈崇正带有魔幻色彩的叙事相比，朱山坡的非洲书写一改其惯用的荒诞化、寓言化手法，而是注重遵从现实逻辑，以真实事件为依托，讲述国际化视野下的中国故事。小说《萨赫勒荒原》里，因公牺牲的医生老郭是核心人物，但作家又埋设了另一条主人公精神自我成长的线索。对于自然、死亡、信仰，主人公“我”和当地居民之间存有明显的认识差异，甚至连“我”作为医者的救人使命和尼日尔人“在死亡面前人人公平”的信条都产生了矛盾。作家有意令不同观念相互碰触，这是主人公面对的现实，而精神主体的成长，在于他理解到文化共同体的构建不等于一味“求同”，发现差异，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和独立性，才是理性的认知态度。虽然不同族群之间难以产生一致的科学话语认同，但这并不妨碍人类在“人性”的交流层面上超越隔阂，建构起命运的共同体。人和自然本质的亲密关系，以及人类在坚守、信任、奉献、牺牲诸向度上的情感归向，使萨赫勒荒原上的所有人一道融入了这篇具有全球价值的“中国故事”，也将精神主体的成长引向更为深远、宏大的思想空间。从追求自我的身份认同到构建世界居民之间的文化理解，呈现不同国家、地域、文明的互观互鉴，新南方写作的人文境界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三、结语

通过实地旅行体验和观念想象中的文化行旅，新南方写作在“行走的诗学”维度彰显出浓重的“世界性”特征。潜藏其中的由地域诗学向文化诗学、未来诗学的演变，使新南方写作在世界时空中获得了新的意义。如朱山坡等诸多作家的诠释，新南方写作的意义和使命在于作家在世界中写作，为世界而写，向全世界提供有价值的内容和独特的个人体验。如果作家始终局限在地方性写作空间内，便很容易造成经验的泛化和信息的封闭，不利于新南方写作的生长。浸润南方经验的作家，如何将自我投射到新经验的想象中去，显扬新南方写作的“世界性”特质？如王德威言及的“放大地理视野，超越家国界限”⑳，向更南的南方行走和想象，正是作家给予世界的回应。他们意识到，“南方”的面貌是在文化位移中不断浮现的，唯有主动离开南方，“南方才从我身上生根”（《伟大的南方》）㉑。在地经验和域外想象的对接，构成作家观察世界的有效方法，也是突破写作惯性（特别是那些早已被固化、符号化的述景话语）的一剂良方。面向中国南方以南的大海、岛屿，涉足地球之南的东非荒原，作家们从野性的中国之南转向险阔的世界之南，其精神主体向域外风景尽然敞开。来自原乡的人与物的自洽联系，也在异邦的时间和新的“故乡”内得以缔结。他们“基于一种未来的切身性”去感悟海陆交汇中的文明流转，“在流动中识别自我和世界”㉒，把南方视角与南方经验广植于异国土壤，将域外文化地理塑造的生命感觉稳步转化为新南方写作的普遍经验，使新南方写作在世界文学的轴心上打开了更为深远的意蕴，也切实“突破了既往对于国内地方性文学的表述”，将以汉语写作为核心的新南方叙事推衍为“在特定的整体性文化辐射下的‘南方’汉语表述”㉓，从而拓展了新南方写作的修辞伦理空间和诗性想象空间，增强了新时代文学处理全球化经验的能力。■

（卢桢，南开大学文学院。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域外行旅与中国新诗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63233117）

注释

①⑩⑪⑬谢夷珊：《兰卡威一日》，百花文艺出版社，2023，第9、92、108、31-32、119页。

②⑦⑫⑲㉑杨碧薇：《下南洋》，长江文艺出版社，2021，第12、15、43、5、67页。

③曾攀：《汉语书写、海洋景观与美学精神——论新南方写作兼及文学的地方路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3年第1期。

④李德南：《世界的互联和南方的再造——〈潮汐图〉与全球化时代的地方书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7期。

⑤朱山坡：《在南方写作》，载《正在消失的南方》，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0，第42页。

⑥⑰朱山坡、罗昕：《朱山坡：作家就是替别人哭泣的人》，《三峡文学》2023年第3期。

⑧⑱黄礼孩：《抵押出去的激情》，山东文艺出版社，2016，第113、10页。

⑨熊育群：《我的一生在我之外》，花城出版社，2018，第203页。

⑭⑮⑯朱山坡：《萨赫勒荒原》，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第17、107、72页。

⑳王德威：《写在南方之南：潮汐、板块、走廊、风土》，《南方文坛》202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