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返乡者不再离开——评乔叶《宝水》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书写中，乡土/农村一直是重要的书写题材，并因为历史语境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书写主题。大概来说，鲁迅那一代人的乡土书写虽然带有“侨寓文学”的性质，但因为有了现代文明作为参照系，对乡土的想象不再仅仅是田园牧歌式的士大夫情怀——鲁迅在其名作《风波》里对此有专门的讽刺。即使在沈从文的湘西书写中，表面的和谐也内蕴分裂的悲剧。沈从文与鲁迅享有共同的历史语境，他们的写作在内里都是悲凉的，批判和牧歌固然有相互的呈现，但总体上还是将乡土指认为落后和愚昧，已然潜伏着改造的欲望。这一动能经过“左翼文学”的推动和社会历史的发展，在20世纪40年代迎来了其最切实的文学表达。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暴风骤雨》等书写了一种强力从外部作用于乡土内部，从根底上动摇着超稳定的“乡土制度”，并建构出一种符合“现实需要”的叙述模式。这里面带有积极的乐观主义精神，旧乡土将被改造为“新农村”，旧乡民被改造为“新农民”，但内在的矛盾依然存在甚至有时候难以调和，赵树理的“问题小说”和孙犁的乡土书写显示了另外一个向度，那就是充分尊重并呈现乡土世界的复杂性，而不是简单地服从于理论的教义。
如果对概念进行严格界定的话，可以说“乡土文学”与“农村题材小说”虽然在书写对象上几乎是相同的，但是其指向却大有区别，“乡土文学”更带有挽歌的格调，对农耕文明有着爱憎交织的情绪——这一情绪与被动现代化国家对现代化的情感同构。而“农村题材”可以视作对“乡土文学”的“超克”，它更多指向一种改造和新生，在历史理性——往往道成肉身为引路人或者先锋队——的带领下完成既定的意识形态规划。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提出：
对农村和农民的书写是当代政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当代政治实践要求将农民和农村不是作为景观和奇观，而是作为政治实践最核心的“试验田”来检验政治实践的成败得失。自1940年代以来的众多农村题材小说，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和后来的《三里湾》，再到柳青的巨著《创业史》，还有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等，无不可以放在这个谱系中来进行讨论。这里面的每一个作家都具有某种共同的症候性，他们用一种“改造”过的先进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去书写农村和农民，但又总是感觉这种“先进性”被农村内部暗藏的秩序和规则所改造。
如何在宏大叙事、历史理性和微观生活、具体乡村的复杂性之间建立起有效的勾连，文学史上的写作提供了种种成败得失的经验。这些经验构成了当代文学写作坚实的传统。21世纪以来，随着各种力量的参与和推动，在20世纪90年代被边缘化的“农村题材写作”又开始获得新的增长点，新的写作不断地加入到此前的写作谱系中，填充并改写传统，形成新的写作实践和写作景观。在这些作品中，出生于70年代的作家乔叶出版于2022年的长篇小说《宝水》是一部有分量且具有症候性的文本。《宝水》以太行山区的一个乡村为书写对象，以主人公地青萍的返乡者视角，讲述了宝水村从传统乡村向现代乡村转变的过程。对《宝水》的分析和阐释，将会在一个历史的延长线上理解乡村的现实及其书写新变。
01
从“气味”说起
《宝水》开篇写的是主人公青萍的失眠：“睁开眼，窗外已经大白。看了一眼手机，六点整。四点半时还在床上烙饼，就算五点睡着，也不过是一个钟头的觉，还饶进去一个梦。”失眠和梦互为作用，不知道是因为失眠才做梦，还是因为做梦才失眠——但无论如何，失眠构成了一个叙述的起点和动力，青萍的失眠是“厮缠二十多年的老冤家”，这大概和青萍的城市生活史同龄，也许可以猜想，青萍的失眠史就是她的城市生活史最重要的一部分。失眠的原因何在？“嫁了个医生，自然没少去医院，西医看不出毛病，中医说是秉性弱，开了一剂又一剂苦药，补来补去，也是时好时坏”。小说第一章第二小节标题即“失眠症”，有失眠经验的人大概会对这一段书写心有戚戚——“无法根治，就熬着”。小说无意给失眠症一个确定的医学诊断，甚至也不想给出一个具体的情绪诊断，它是随机的、动态的、无法通过科学方法祛除的。失眠是综合性的“现代病”，这一现代病暗示着某种不符合人性的生活方式，一种与“本原”的背离所导致的身心紊乱。提请读者注意的是，在青萍不眠且多梦的夜晚，梦的内容往往与过去和传统相关，比如奶奶和父亲，比如曾经的乡村生活，作者在此暗示了一种可能性：如果能够重建与“本原”的联系，或许情况会有所改观。
事情有了转机——这往往意味着故事的洞开。“第一次发现能在乡下睡好，是在去年初夏”，入住的县城酒店毗邻一座村庄，青萍闻到了两种在城市里无法闻到的气味，第一是麦子的香味，第二是粪便的臭味。从常理来说，人会喜欢前者而厌恶后者，但是主人公“我”却纠结起来了：
可是，多么奇怪啊，我分明应该远离，却又不由自主地在附近逡巡，仿佛那摊粪里有什么东西吸引着我。——还是气味。是臭，很臭，可当你闻得久了，你就会甄别出，它绝不是单一的臭。这臭里，似乎还有一点儿很淡的酸，一点儿很烈的苦，一点儿很粗的咸，一点儿很细的辣……是的，我还要说，它还有一点儿香，幽幽的。……让我有些微醺。
正是在这样的乡村气息里，青萍的失眠症奇迹般地被治愈了。这种乡村的气息，或许可以归结为以“粪”为隐喻的一种有机气息，甚至可以称之为具有一点“总体性”气息：臭是外在，而内在是酸甜苦辣咸香的综合体。它指向的，是代表着本原的有机生活状态。在当代文学的叙述中，“粪”并非无足轻重的象征，毛泽东有过论述：“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相反，远离“粪”的人，思想上却未必干净，这是对他们脱离实际生存状态的一种象征性描述。乔叶在这里当然无意征用其政治内涵，却也暗暗延续了这种对“劳动—土地”合一哲学的推崇，在这种哲学里，抵达“本原”的前提就是抵达土地和劳动，在《宝水》中，青萍等城市人重返乡村实际上也就是重返自己的“本原”，并试图建构有机的生活。
有意思的是，青萍的姓为“地”，另外一男主角的姓为“原”，在中国，这两个姓氏并不常见，我将其理解为作者的匠心设计，指向的是对“本原”的追求。
02
乡村景观与链接方式
《宝水》以季节的转换作为小说的结构方式，“春夏秋冬”的章节安排有着弗莱在《批评的解剖》里论及的“原型”意味。在弗莱看来，西方文学的叙事传统其实一直在喜剧、传奇、悲剧、反讽之间循环，与大自然的四季形成呼应。《宝水》结构的设置也暗含了一种对自然时间的尊重，这种自然时间，是对现代线性时间的“反动”。现代线性时间是一种效率时间，它抽空了自然时间的神圣性，以产出和计件为其目的指向，这可能是现代病的病因之一种。春夏秋冬的时间则是循环的，人和自然是同生共长的有机关联。在这样的有机关联中，无论是人和自然景观，还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修复。
宝水村还保留着充分的乡村田野景观，对返乡的青萍来说，这些景观既熟悉又有点陌生，熟悉的是这些景观曾经是她童年生活的一部分；陌生的是，因为城市生活，她已经有太长时间没有与这些景观发生联系。小说中对宝水乡村景观的描写比比皆是，它构成了一幅景观的长卷，青萍是这一长卷的观看者和参与者。她刚到宝水村的时候，看到了一棵槐树，让她回忆起小时候爬树摘槐花吃的情景，眼前的槐树当然不是小时候的那棵，现在的青萍也不再是当年的小姑娘，但是槐树依然构成了诱惑：
张开胳膊趴在槐树上，真粗。树皮微凉。一疙瘩一疙瘩的突起，像脚蹬子，引诱着我向上爬。
……鞋是耐克跑鞋，轻便，把滑。左右看看，没一个人影儿。我抬起左脚，搭上一个树疙瘩，往上提劲儿，再把右脚搭上另一个树疙瘩，两手一高一低抱住树，涌动身体，一下，一下，终于够住了最低的枝丫，再提一把劲儿，上到树上。
在小说的另外一处，青萍和宝水村的村民大英一起去狮子岭挖茵陈——一种可以入药的地生植物，一开始青萍有点不耐烦，“别说是茵陈，连别的一丝绿影儿都没看见”，大英的回答是“甭急，一会儿就啥都有了。走慢些，仔细看，啥都有”，接下来小说是这么描写的：
果然。蹲下去贴地瞧去，泽蒜已经有了浓密的绿发，很好拔的样子……近闻便是扑鼻而来的一股辛鲜气味……还有山韭菜……它的根梢也有几丝细绿的新韭正在生长，如手艺精妙的画师画出了几笔，貌似漫不经心，却怎么看怎么舒服。榆树也开了花，小小的暗红的小颗粒，很像是刚打骨朵的小梅花。
……然后，就有了越来越多的茵陈……茵陈棵一米来高，根扎得也深，上面的枯枝硬硬地迎风长着，像是老母亲，根部长出来的就是嫩孩子。……为啥叫茵陈？经冬不死，春时因陈根而上，故名茵陈。
这是一段融合了视觉、嗅觉和触觉的书写，在某种意义上是身体向世界的一次全部敞开，如果说现代都市病因的一种就是因为远离田野自然而导致了人的“锈迹斑斑”——失眠症作为普遍的都市疾病之一种也是这锈迹的体现——那么，向田野自然的敞开也就是等于重新清洗“锈迹斑斑”的身心，并获得一种新的与世界的链接方式，不再是世界冷漠的观察者，而是自我就构成这世界的一部分，人与树、韭菜、茵陈互为主体，互相滋养。青萍于是感觉到了一种修复后的新生：“看到眼里的景致也没有什么不一样，不一样的是我”。
青萍代表的是一种返乡者与乡村的链接方式，但这种链接方式有需要警惕之处，它可能会陷入鲁迅所讽刺的那种怀旧和自恋之中。中国当下乡村的复杂性在于，它虽然可以提供某种景观供消费或者疗愈，但是这并非全部，甚至不是最重要的部分，它最重要的地方在于乡村必须自我“造血”，并创造出真正“在地”的主体。对于一直生活在乡村的“在地者”来说，他们与乡村的链接方式肯定与青萍、老原这种“返乡者”不一样，而这种链接方式的出现和重构，将更深刻地改变乡村的面貌。如果说《宝水》的显性线索是青萍等返乡者重建与乡村的链接，那么，其隐性线索就是以大英等为代表的在地村民也同时在重构与乡村的链接方式。这正是《宝水》作为一部21世纪乡村小说的丰富性之所在。
具体来说，与返乡者因乡愁而更趋向于情感链接不同，大英们与乡村的链接更趋向于经济理性。也就是说，以自给自足为特征的传统链接关系开始向以商品交换为主导的现代链接关系转变。这一经济理性的转变贯穿了小说书写的始终，并渗透到风景、习俗和人际关系之中。以上文提到的茵陈为例，在青萍的“观看”中，茵陈可能只是一种具有美感的植物，但是，在大英等人的“观看”中，茵陈更具有“交换价值”。山核桃本来也只是野生的植物，在自给自足的链接体中，它充其量不过是闲暇时的零食，但是在以交换为主导的链接中，山核桃具有了更高的交换价值——核桃仁做成手串，能卖个更好的价钱！这种经济理性尤其体现在小说中的算账细节：
吃住怎么收费是重中之重，议的时间便最长。孟胡子先让自由讨论了一阵子，末了方才总结说，我只强调一条：钱不能乱收。标间里有空调有卫生间的，一晚上一百算是个普遍行情，可也得看具体情况灵活浮动。你家空调是大牌子，噪声小，客人居住体验好，那你多收个二三十、三五十也中。要是硬件差一些，那就往下走走，七八十、八九十这也中。再差些的没空调没卫生间，一大间铺四张床的，一张床收个二三十、三四十也不错。
从20世纪30年代茅盾的《春蚕》开始，“算账”始终是乡土/农村小说的重要叙事元素，不过在《宝水》这里，算账的经济理性不再指向特殊的政治革命，而是指向一种带有普遍性质的现代商品贸易关系，这也正是《宝水》所面对和呈现的新的历史现实。
03
返乡者不再离开
在中国现当代的乡土/农村题材书写中，一直有一个挥之不去的主题：“离乡—返乡—再离乡”。鲁迅的《祝福》《故乡》是对这一主题最经典的表达。《祝福》的开篇就是写离乡者返乡：“我是正在这一夜回到我的故乡鲁镇的。虽说故乡，然而已没有家，所以只得暂寓在鲁四老爷的宅子里。”在家乡停留的时间，“我”了解到了祥林嫂悲惨的故事，但是“我”无力改变，只是在爆竹声中惊醒，“看见豆一般大的黄色的灯火光”。《故乡》的开篇也是返乡：“我冒了严寒，回到了相隔两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虽然童年有趣的时光历历在目，但却时过境迁，“我”回乡的目的是变卖祖产，更好地离乡生活。在这些作品中，故乡已经变为具有他者意义的“寓所”，也成了冷静反思和批判的对象。返乡者不可能留下来，因为这样的乡土所呈现的状态并非“应许之地”。在“十七年”作品中这种离乡的主题已然罕见，一是自赵树理方向确立之后，以知识分子视角来书写乡村的方式不再占据主流，甚至沦为批判的对象。二是因为城乡的结构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秩序安排，并通过一系列的政策切断了流动和迁徙，所以自然也没有“离返”的可能。但是这种借助外力构筑的稳定的城乡结构却暗含着“分崩离析”的势能，到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开始，“离乡”“进城”变成了巨大的历史潮流，同时重新成为当代写作的普遍主题，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贾平凹的《浮躁》都是这一主题的代表作。在《人生》中，高加林的全部努力就是为了离开农村，进入城市——虽然他想象中的城市其实不过是一个小县城。
无论是鲁迅的离乡，还是路遥的离乡，呈现的一个基本历史事实就是乡村作为一个场所无法进入现代化，在他们的书写和想象中，乡村不但丧失了其全部的物质和精神意义，甚至是作为景观也难以维系——这一点在鲁迅那里尤甚，他的乡土甚至没有一点悦目的风景，完全是无意义的荒原。正是在这一点上，《宝水》与此前的乡村书写有了根本的区别，那样一个被完全去意义化、去价值化的乡村世界在《宝水》里重新赢得了其意义和价值。这一意义和价值的获得来自历史条件的新变，首先，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经济的体量规模使其已经有能力来反哺乡村，从宏观的层面看，国家提出了美丽乡村建设的规划和方案，从微观的层面看，先富起来的人也有责任和义务带动后富起来的人，前者在《宝水》中的代表就是乡村建设的实践者孟胡子及其团队，而后者，就是青萍、老原这样的返乡者。其次，改革开放以来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目前已经到达一个节点，要进一步发展需要将广大的乡村纳入统一开放的市场，乡村的自然和人力将会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资源配置作用——小说中通过民宿、乡村旅游、农家乐等形式对之展开了形象的书写。在这两个历史条件的共同作用之下，乡村从20世纪的无意义无价值场所变成了21世纪有意义有价值场所，这一场所勾连起了风景和风俗、文化和传统，更重要的是，这些风景风俗不仅仅是用于怀旧和疗愈，更是直接参与到当下，并变成了当下最富有生命力的一部分。由是，返乡者不再是一个哀悼者和失败者，也不需要通过“离开”来求证自己的生命价值，因为价值就在这一场所之内。所以《宝水》最后的结尾必然如此：
“早点儿回来呀。”
“好。”
〔本文注释内容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