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催眠师甄妮》：正大之词、高贵灵魂和精神乌托邦的建构
唐代韩愈曾言，“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此乃深谙创作机理之论也。冉冉化用韩愈之语，亦感叹“正大之词难工，邪僻之音易巧，正剧难写”[1]。而她的长篇小说《催眠师甄妮》[2]正是选择了有难度的写作方式，以“健康明朗、正大从容的美学风格”[3]，在千孔百疮的人世间构想高贵的灵魂。在 21 世纪的小说创作潮流中，选择正大庄严的创作风格而能做到不献媚、不临虚、不以教师爷自居，并且在叙事中持续维持故事情节的吸引力、人物性格的自洽性和思想观念的对话性，非常考验作家的创作功力和智慧。
毫无疑问，阅读《催眠师甄妮》时，我们会被其字里行间的正大之气感染。然而从叙事学来看，一部长篇小说从头到尾保持激扬或神圣的情感基调，是难以想象的。如同一阙乐曲，须低起才能高走。因而小说从一种绝望的情绪开启叙事，沿着失眠、催眠、唤醒的生命认知历程，构建了正大从容的美学风格和高贵灵魂的精神乌托邦。
关于《催眠师甄妮》的创作缘起、结构线索、风格定位和主题指向等，冉冉在“后记”中做了清晰的陈述。不过，笔者更关注作品修改过程中留下的痕迹、创作谈中两种观念指向的距离，以及在叙事中被淡化处理的人物身份。这些痕迹、距离和身份，恰恰是进入小说正大之词、高贵灵魂和精神乌托邦的内在通道。
一、苦难悲抑、自由给予与高贵灵魂的炼成
提到冉冉，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诗人冉冉。实际上，她早已发表过中短篇数十万言并有小说集《冬天的胡琴》出版。评论者普遍认为，冉冉的小说自有其诗性内蕴。读完她的长篇小说《催眠师甄妮》之后，我不得不说，“诗人小说”之名，已经无法涵盖这部小说的风格和成就了，其在题材、价值面向等方面的开掘，颇有新鲜的气象和别样的格调。
在《催眠师甄妮》的“后记”和“创作谈”中，冉冉一方面强调失眠抑郁现象所映射的时代普遍困境和社会人性大困局，另一方面又表示属意正向书写现实生活，以创造“带有理想色彩的‘应然世界’”[4]。这两方面其实存在较远的距离，需要中间叙事环节来填补。这部小说几易其稿历经十年才创作完成，我推测，在这个过程中，作者曾对其思想情感基调做过由暗转明的处理[5]。转明的关键环节是甄妮的普旺、米耶之行。关于普旺、米耶的情节，是修改过程中“添加”的。恰恰是“添加”的这一重头戏，为“正大之词”“高贵灵魂”和“应然世界”的生成过程，提供了转场空间和思想资源，进而把私人化的至暗生命体验转换为对人类高贵灵魂的追慕和修习，最终创设出理想的精神乌托邦。
正大之词，是语言风格与精神气度相融合而生成的一种文本特性。《催眠师甄妮》的正大之词的生成，源自作者以至诚无邪、向善崇雅的叙事伦理对叙述语言进行规约，以及对先哲闪耀着德性与智慧之光的箴言、诗句和佚事的品鉴征引。更为重要的是，叙事者对净化“认知的门”的过程进行了持续探询和描摹，侧重从精神层面为人物造影，呈现了高贵灵魂的丰富内涵。灵魂高贵的甄妮、裴医生、新月婆婆是正大之词的主要供给者，然而他们都曾被抛入孤独无助的绝境，直到身历了人生的惊涛骇浪，才浴火重生，一步步走近慈悲大爱，出落为艰难时世的守夜人和生命自性的唤醒者。
甄妮是以“哀恸与绝望”的形象出场的，“哀恸与绝望”的起因是她的挚友叶滋滋患了绝症并最终离她而去。闺蜜马新绿如此评价：“说来都是命，甄妮啊，她差不多，跟谁好就失去谁。”[6]甄妮本人也承认，她是“一个靠近谁就失去谁的倒霉蛋儿”[7]。甄妮最初失去的是男友齐越。因善良无邪被发小舒那茜算计，无奈之下让渡了爱的权力，留下的是难以愈合的身心创伤。作为情感替代，叶滋滋安抚了疗伤的甄妮，却又让她再度品尝失去的痛楚。正是叶滋滋的离世，导致甄妮被深度失眠折磨，并因此接触并修习催眠，以自救为契机走上催眠师之路，去帮助那些同样被焦虑忧郁折磨的失眠者。也就是说，甄妮对柔弱不幸者的大爱，源自失恋 / 失友而承受的“哀恸与绝望”，铭心刻骨的痛苦成为孕生“高贵灵魂”的触媒。
甄妮高贵灵魂的淬炼，是从客居普旺、米耶，与裴医生、新月婆婆朝夕相处后开始的。裴医生和新月婆婆同样遭遇过人生的重大失败或极至悲苦，小说是在确认了两人的可敬品格后，才隐约透露出他们失意、失亲的点滴过往。医科大学高材生裴加庆本来前途远大，却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分回偏远的家乡漆县医院。几年后成为妇产科主任的他毅然辞职，在家乡普旺村创办一心诊所，这“不可理喻”的决定导致了家庭解体。裴医生追慕前贤，在治病救人的同时怀济世之想，以其德行深获乡民们的尊崇爱戴。新月婆婆是米耶寨的外来者，却被乡亲视为“米耶的地母”和“守护人”。她出生在漆县有名的赵家院子，父亲是当地耆宿，伯父在省城任高官。少女新月浸润于传统文化，就读壹江二师又接受了现代教育洗礼。孰料时代巨潮滚滚而来，天翻地覆，乐善好施的乡绅父亲与家族众多男女成为历史的献祭，堂伯仓促远避海外；赵氏家族的“孑遗”新月侥幸大难不死，隐姓埋名米耶姨祖婆家，捱过了那个孤苦的动荡年代。家族惨烈剧变造就的持久悲恸是局外人无法想象的，然而正是如此身世 , 尚未真正成年的新月，在与山民彼此扶助相濡以沫的时光流逝里，渐渐成长为米耶寨的“主心骨”——新月婆婆。作品并未正面展开其灵魂淬炼的心路历程，只是以诗意的语言点到为止：锥心的伤痛在岁月中酿成了“深隐于内心的悲苦和蜜糖”[8]。并以特蕾莎类比，认为她们同样是被苦难和死亡、哀伤和慈悲净化的大爱之人。
小说隐含的逻辑是：泅渡过最深重的伤痛之河，方能炼成最慈悲最宽容的高贵灵魂。从某种意义上讲，生命的大劫难或许是一个人觉悟或精神升华的契机。小说零零散散讲述完新月所经历的家族剧变后，接着就提到了尸毗王割肉饲鹰救鸽的故事：一只被鹰追赶的鸽子向尸毗王求救，誓愿保护一切生灵的王拒绝交出鸽子。为了满足鹰食肉的需求，他从自己身体割下一块块肉给鹰，终致昏厥。“这一刻大地震动，枯树生华，天降香雨，天女歌赞，王的身体刹那间完好如初。”[9]结合小说中人物的精神追求，“舍身喂鹰”故事有四重含义值得注意：其一，这是一个关于拯救的故事，拯救陷于危难、困境中的生灵；其二，拯救的方式不是对抗、复仇，而是献出自己；其三，身体的创伤可以因灵魂高贵感天动地，最后平复如初；其四，度人即度己，遭受的劫难会唤醒并升华生命的神性。祖姨婆家拔步床上的浮雕故事是新月生命历程和家族史的隐喻，而甄妮曾在西藏见过“舍身喂鹰”的壁画，她得到的生命启悟是“一切困苦经历都是造物的考验”[10]。这个故事映射了新月婆婆、甄妮的生命价值实现方式：苦难孕生高贵灵魂，带来生命的大圆满。正如新月婆婆所言：自己的人生并非只是悲苦不幸，也有更多“生命的富足快乐”[11]。她们都是在饱受创伤后才真正放下个我，进入宽容大爱的精神境界，“舍身喂鹰”故事或可视作其生命历程和精神淬炼的自况。
苦难成就高贵灵魂这一意旨，被组织进了小说的失眠、催眠题材和故事的演进逻辑中。《催眠师甄妮》在时空上采取三段式的结构，时空的迁移与甄妮心灵成长过程相对应。小说共 24 章，按照时空的变化可分为三个情节单元，即：壹江（城市）——普旺和米耶（乡村）——壹江（城市）。随着时空的转换迁移，小说展示了甄妮走出生命困局、重塑自我的全过程。
最初的甄妮是一个“过度自我关注”的人，承受着失眠痛苦的折磨，这时的她属于被催眠疗救的对象。其后她成为催眠师，有关失眠抑郁的认知也还止于“心理”层面，因而她采用“以心换心”的共情方式来宽慰、缓释病者的焦虑和伤痛，宣泄消极的负面情绪，从而达到疗治效果。此阶段的甄妮在进行自我催眠和催眠他人时，尚不具有强大心力和生命洞悟，实施治疗所依凭的主要是“术”而不是“道”，因此，她既不能真正拯救自我，也难以真正拯救他人，落败而逃也就成为必然。
来到普旺后，她获得了新的名分——栗医生 / 妮医生，“新的称呼，宛若新的肉身”[12]。在普旺和米耶，甄妮先后向裴医生、新月婆婆“问道”，接受精神意义上的催眠 / 洗礼，“认知的门”被一点点净化。跟裴医生、新月婆婆和史怀哲、特蕾莎等师友前贤“相遇”产生的精神碰撞和灵魂相融，让甄妮逐渐走出了个人悲欢的狭小格局，对苦难的意义和生命价值有了全新的理解。小说叙事也相应转向正大风格。
“问道”后的甄妮返回壹江后，除了继续为失眠者服务，还克服种种困难筹办微利的离离医院和临终关怀项目。在与亲朋好友聚餐时，她书写了特蕾莎的话：“远离天堂——为地球上 / 陷入黑暗的人，点燃他们的灯。”[13]这是刚走出黑暗的甄妮的期许和愿景。落款“妮字右下角的那个匕，温柔敦厚，像一位修行者合掌安坐的侧影。”[14]而出走壹江之前，同样是亲友聚会，甄妮让人送给继母的生日蛋糕盒里，则是一把真正的“锋锐的匕首”，那时候甄妮的狂躁偏执，的确有如“杀气腾腾的刀子”[15]。前后对照，呈现给读者的是一个脱胎换骨的全新的甄妮。
“如果认知的门净化了，一切将呈现本有而无限”，小说扉页所引的天才诗人威廉·布莱克的这句话，正是返回壹江后甄妮生命境界的最好注脚。这时并不是苦难已经消弭，而是说主体对苦难的感知发生了根本变化。为“舍身喂鹰”触动的甄妮获得了宝贵领悟：分担患者乃至众生的痛苦，消减他们的业障，给予他们快乐幸福、喜悦安详，在帮助他人的同时也在净化和疗救自己——“自他交换”可以带来施和受的喜悦。齐越创建的“冲力人”仪式，其实也是“自他交换”的一种形式。从生命哲学来看，甄妮、新月婆婆和裴医生之所以能够捱过、宽恕、放下过往的失意惨痛遭际，是因为纯粹无私的给予能够带来“生命的富足快乐”。赵汀阳认为，不求回报的、自愿自由的给予行动，意味着“给予即收获”，这是生命幸福感的根本来源[16]，也是高贵灵魂的现实体证。由苦难悲抑，到自由给予，高贵灵魂由此炼成。
二、“超凡魅力型”的高贵灵魂
小说这种文体虽然以讲故事为主，但并不妨碍其传送知识、情感和观念。“在历史的长河中，小说文化事业曾在虚构世界以外声称具有或获得真理的价值。”[17]虚构的故事要在阅读接受中获得“真理的价值”，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在文本内建构“权威人物”或“权威话语”。在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先哲就意识到，“高尚的篇章有一种无可抗拒的力量和优势，能够征服听者。”[18]这种力量和优势，主要来自于“权威人物”的塑造。
《催眠师甄妮》的正大之词和精神乌托邦的建构，建立在“权威人物”塑造的基础上。一般而言，权威人物为众望所归的人物，在知识、道德、身份、经济、权力以及社会影响力等方面拥有突出的优势。这里的“权威人物”概念来自马克斯·韦伯，他把“权威人物”分成三种类型，即法理型、传统型和超凡魅力型。《催眠师甄妮》塑造的甄妮、新月婆婆和裴医生这三个主要人物，大致可以归入“超凡魅力型”（Charismatic）[19]。“‘超凡魅力’将用于指称个人的某种品质，而正是由于这种品质，他被看作不同寻常的人物，被认为具有超自然或超人的、至少是特别罕见的力量和素质。这些力量和素质为普通人不可企及，而且被认为出自神圣来源或者被当作楷模，在此基础上，有关的个人则被视为‘领袖’。”[20]“权威人物”是一个地方或一个群体的精神向度和人格典范，“超凡魅力型”人物与理想的社会、凝聚的群体相互生成。新月婆婆所在的米耶寨、裴医生所在的普旺村、甄妮在壹江鸢尾花酒吧的闺蜜圈，都带有乌托邦的性质，符合作者对“应然世界”的构想。“应然世界”有着和谐无间、温情兼爱、患难与共、扶弱崇圣的人情氛围和道德状况，而具有“超凡魅力”的新月婆婆、裴医生和甄妮，则被塑造成了地方和群体的精神父亲 / 母亲的角色。新月婆婆被誉为“米耶的地母”和“守护人”，裴医生在普旺也扮演着类似的角色，甄妮的催眠疗救和临终关怀的初心和事功，则让她成了都市病态心灵的托付者。“应然世界”的确立，主要依托于新月婆婆、裴医生和甄妮的个人魅力，他们是这个世界的灵魂人物。“超凡魅力型”人物“个人的罕见神性、英雄品质或者典范特性”，以及人群对其所启示或创立的模式或秩序的认同[21]，是其获得人群拥护和崇拜的基础，其权威也来源于此。在《催眠师甄妮》的叙事中，与甄妮、裴医生、新月婆婆相遇的大多数人，都服膺于他们的人格、情怀、才学和功德，即便是因为自私、嫉妒、乖戾而亏欠他们的人，最终也将被感化并通过忏悔而获得谅解。
高贵灵魂或“超凡魅力”，主要是一种精神品格。精神品格的塑形，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进入人物的意识层面，叙述思想意识的交流状况。《催眠师甄妮》所选择的失眠、催眠题材，本身就带有心理和意识性质。源自西方的“催眠术”自 19 世纪末传入中国后，被当作新兴科学归入“格致”一类，并且频繁出现在《新法螺先生》《孽海花》等小说中。《孽海花》第九回写到金雯青出使西洋，在轮船上围观“外国人变戏法”的一幕，惊叹催眠术（Hypnotism）能够“拘摄魂魄”，让被打开潜意识的催眠者任其摆布，道出自己的内心隐秘乃至不堪往事。与之不同，《催眠师甄妮》所写的催眠侧重其唤醒、觉悟的功能。甄妮的催眠是针对失眠和抑郁病症，她的催眠方式可以视为“灵魂门诊所”[22]，着眼于心理病症的疗治和自我意识的修复，经由认知的净化和生命自性的苏醒，迷失的灵魂得以回返正途。
小说对甄妮、裴医生、新月婆婆等主要人物的塑造，建立在“生活的总和”的基础上，同时又以自我意识作为主导因素。人物的“自我说明、自我揭示”，以及相互之间的推崇性评论，成为塑造人物的手段之一。主要人物带给阅读者的“不是客体形象，而是一种价值十足的议论，是纯粹的声音”[23]。人物对自我的看法，成为叙事者重点观察的对象，相关的意外变故、不幸遭遇和善意行为，往往是引发自我意识描写和人物议论的契机或铺垫。也就是说，小说偏向于呈现人物精神成长的历史。
人物灵魂的塑造揭示，无须说应该见言见行，但心理分析和精神对话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环。主要人物的“行”见于叙事中，有具体事件的支撑，如甄妮创办离离工作室和微利医院，筹建临终关怀项目等。而对高贵灵魂内涵的凝练和定性，则更多是借助“言”。甄妮与裴医生、新月婆婆相互间的言语交流、心理沟通，亲友患者对甄妮的评述或褒赞，都是借助于“议论”和“声音”。以甄妮初见新月为例：外出晚归的新月婆婆步态轻盈，神态宽和，眼瞳乌黑幽深，齐耳短发如雪，瘦小的身躯透露出“水似的包容、树根样的坚韧和谷地般的平静”，给甄妮以“身心战栗”的神奇感觉。[24]对这位八旬老人的造影类似神启，其宠辱不惊，内敛笃定，更近似一种精神的存在，具有既慈悲亲和又阔大幽深的人格力量。这种精神塑形，所采取的方式就是把人物的心理感知外化为一种评价式的描述。
“关于超凡魅力的效力，关键要取决于服从权威的人们是否承认。”“从心理学上来说，这种承认乃是出于激情、绝望或希望而对超凡魅力品质拥有者的纯个人忠诚。”[25]新月婆婆、甄妮、裴医生频繁面对贫困的山民、缺医少药的患者和失眠抑郁人群，通过实际的引领救助给他们以希望，他们的行为显现出无私博爱、睿智慈悲的品性。不过，直截了当、就事论事的“议论”，似乎还不足以体现人物典范式的“超凡魅力”。于是，小说中的“议论”每每使用类比的修辞手法，以新月婆婆、裴医生、甄妮比附先贤圣哲，以此彰显高贵灵魂的内涵和深度。“只有思想深邃者才能说出高尚的言词，庄严的表达自然来自思想境界最为崇高的人。”[26]小说以先贤圣哲的人格境界和社会功业来类比，引用与他们有关的典故轶事和箴言隽语，从而把“言语”所携带的精神高度和情感力量迁移到接近这些“言语”的人。这就是由话语的接触、类比而导致的主体迁移。用冉冉的表述，就是“间接遇见”产生的价值会通和精神占有。甄妮、裴医生、新月婆婆通过交谈、阅读和想象，“间接遇见”了史怀哲、特蕾莎、尸毗王、晏阳初、朋霍费尔等人，“心灵的接纳约等于对自我的确认，前辈的社会事功、精神修为自然会对后来者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27]。甄妮是成长型的“超凡魅力型”人物，而新月婆婆、裴医生更接近完成型。正因为此，甄妮的普旺、米耶之行，构成了传达小说主旨的重要部分。甄妮对裴医生、新月婆婆的追随，有似朝圣者被具有“超凡魅力”的对象吸引，因认同服膺而学习效仿。“超凡魅力型”人物的塑造，是确立小说正大庄严美学风格的坚实根基；高贵灵魂的权威性存在，为精神乌托邦提供了向心力。
三、以特定身份构设高贵灵魂
高贵灵魂附着在特定的身份上，或者说特定的身份适合想象高贵的灵魂。身份是人物性格的基本标记，在《催眠师甄妮》中，我们穿过正大之词、高贵灵魂和应然世界的光晕，会发现构成其生成基础的是人物的特定身份。这里讨论的“身份”与后殖民无关，与民族认同、阶级冲突、性别差异问题无关，而主要指职业身份和社会站位。
就高贵灵魂、精神乌托邦的建构而言，小说的人物可分为作为思想背景的人物和位于故事前台的人物这两类。思想背景人物是高贵灵魂修炼的摹本，为前台人物提供精神资源和成长方向。作为思想背景的人物是甄妮精神成长的主要参照对象，裴医生、新月婆婆等人同样从其言行事功中获取启迪教益。前述先贤圣哲的职业身份多样，践行理想的路径各异，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潜心探究灵魂的奥义和生命的价值。他们所传递的博爱、奉献、同情等价值观，显而易见为高贵灵魂的塑造提供了思想资源。大约是为了“普遍性”，作者有意淡化了某些思想背景人物身份言行的宗教色彩。譬如在普旺的春节“村晚”上，作为裴医生德行的注脚，甄妮朗诵的特蕾莎诗句就有少量删改：
我们大家都渴望他所在的乐土
但是这一刻我们就有能力与他同在
此刻，快乐与他同在的意义是
像他一般的慈爱
像他一般的帮助
像他一般的给予
像他一般的服务
像他一般的拯救
一天二十四小时都与他同在
在他苦难的化身中接触他[28]
替换了个别字词，诗句意旨泛化为对高尚灵魂的颂赞，对生命存在意义的阐发，接近了赵汀阳对生命伦理的看法：生活的目的就是求取幸福，而“幸福的行为”本质上就是“具有给予性的行为”[29]，一种不求回报的自愿、自由的给予性行为。这首诗在小说最后又重复了一遍。甄妮遭遇车祸去世，在为她举行的追思仪式上，亲友及在场的所有人齐诵这首诗来送别她。“对某个事件是只叙述一次还是叙述多次，往往与这个事件本身的意义如何有关。”[30]重复的频率决定了语言、思想和事件的重要程度。在普旺“村晚”的朗诵，是甄妮借特蕾莎的诗句向裴医生致敬，那时的她是问道者。追思仪式上众人的念诵，是对甄妮的“盖棺论定”，即对其高贵灵魂的集体追认。
征用思想背景人物及话语来表现高贵灵魂，与小说选取的催眠题材可谓相得益彰，盖因催眠师拥有探究他人心理世界并进行引导评价的权力。福柯在论及疯癫抑郁、性经验的疗治与规训历史时指出，无论被动探究还是主动“坦白”，被规训者都需要“将自己投入他们的关怀之中，不论他们是旧时的神父抑或今日的精神分析家”[31]。小说反复铺叙的催眠治疗过程，与宗教的忏悔仪式有一定相似性。催眠本质上是一种唤醒，甄妮对失眠抑郁者的催眠治疗，其目标为回归生命自性，其途径为唤起病者曾经的美好记忆和价值认知，或引导其想象自然、诗意、温情的场景，以抵御眼下的精神困境，消除积压在心中的罪恶感和绝望感。正因为此，相关人物对苦难、慈悲和救赎的理解，以及对生命神性价值的追问，在小说的议论中都转化为对高贵灵魂的探讨。
位于故事前台的人物是叙事的主体人物，小说对他们的身份设定，同样有着特别的考量。与高贵灵魂、精神乌托邦的书写主题和正大庄严的叙事风格相适应，《催眠师甄妮》赋予了甄妮、裴医生、新月婆婆以类似的身份，即身兼医生与教师的身份，外加地方发展和秩序的主导者。裴加庆学医出身，职业也是医生，兼任培英小学的校董，深研乡村建设历史并身体力行。新月婆婆年轻时就读师范学校，晚年在家里为小孩开设“特殊的小学堂”，推动米耶绣坊、陶社等山民合作组织的发展，开办“新月堂”，解决米耶资金的短缺问题，共同应对自然灾害等等。甄妮最初做记者，严重失眠抑郁后，为自救无意进入催眠师行业，落魄之际偶遇裴医生，在普旺学医的同时短暂代课，回壹江后重拾催眠师一职。他们拥有的多重角色和复合身份，相互并不冲突，反而与高贵灵魂的塑造构成相互配合、相互生成的关系。其身份在故事中关涉的是身体、知识、正义和灵魂问题。医生（催眠师）指向身心病态的疗救，教师指向思想文化的启蒙，地方发展和秩序的主导者则涉及发展和正义问题。人物的高贵灵魂，也得以在身心疗救、思想启蒙、乡村建设和正义维护方面得以多维度呈现。
从婚姻状况来看，新月婆婆、裴医生、甄妮都处于单身状况。新月婆婆终身未嫁，裴医生因故离婚，甄妮则一直未婚。甄妮身边的闺密友人，也多为单身或离异女性，如叶滋滋、马新绿等。甄妮与叶滋滋的相知相惜，很大程度上源于“同病相怜”，同是失恋之人。马新绿在相爱了四年的男友离去后，把甄妮看作是“另一个自己，理想中的自己”[32]。鸢尾花酒吧是甄妮和朋友们的活动场所，消息的扩散场，其性质也与人物特点相契合。它“以独有的磁场，吸引着失恋失败失意失得失家失独的女性人群，给病着痛着醒着醉着疯着爱着的她们一个休憩疗伤的场所。”[33]
小说中较重要的人物，几乎都被设置为无婚姻家庭牵绊的个体，其目的是为了建构“超家族”的集团生活方式。在新月婆婆的米耶，在裴医生的普旺，在甄妮的鸢尾花酒吧好友圈，我们看到的是一种超越家族的群体相处之道。这里存在着一种理想的组织形态，“兼爱同仁”，“人人皆如兄弟之相亲”[34]，而维持这种状况的向心力则来自灵魂高贵 /“超凡魅力型”的人物。新月、裴医生、甄妮作为普旺、米耶和壹江小圈子的灵魂人物，他们需要一个“单身”的身份，以经营“超家族”的乌托邦式的集团生活。而他们的婚恋前史，则更多作为灵魂淬炼的一部分。
甄妮、叶滋滋、马新绿，都是因失恋转而在挚友身上寻找理想的自己。甄妮与叶滋滋结伴旅行，去过西藏、杭州等地，滋滋意识到自己是被当作“另一个齐越”了——有着对美的共同敏感。马新绿与甄妮的情谊，连鸢尾花酒吧的服务生都看得明白，她有时借着酒意，半开玩笑地说：“不能同生，但求同死”[35]。当一方失去另一方时，其生命世界就坍塌而不再完整，这种失去的痛苦，在小说里表现得铭心刻骨。对都市女性亲密情谊的描写，跟作品的整体审美一致，并无半点邪僻之言。对此类亲密情谊，甄妮曾概括为：“有一种特别值得珍惜的情感，处在爱和友谊之间的模糊地带，比友谊亲密，比爱情更纯净。”[36]这大约是作者理想中的伦理、情感关系。
精神乌托邦既认同个体的独立价值，又期待无保留地交出自己的真心，以成就人与人之间的纯粹关系。朋友间无保留无功利地倾心对方，以及由此引出的哀恸绝望，在小说中更多是作为自我的一个镜像：在对方身上照见自己，发现自己，并求得自我的完美。沉迷眷恋的与其说是对方，不如说是自我的一部分。对自我过度的哀怜沉迷，易导向颓废绝望——王尔德《道林·格雷的画像》、田汉《古潭的声音》中的主人公，最后都选择弃世。有关自我沉迷的叙述，大都见于小说前半部分，作为灵魂淬炼过程的一重心魔，需要跨越破除。正如裴医生在留给甄妮的信中所写：“事实上我们的惶恐焦虑，常源于过度的自我关注。自我的真正实现，恐怕还是需要跟他人及环境的融合。”[37]
单身的独立个体，适合用来承载灵魂淬炼的主题。然而，高贵灵魂是“入世”而不是“出世”的，需要在自我与世界之间建立积极的意义关系。医生、教师的职业自然有助于人物与世界建立从身体到灵魂的联系，进而建构精神乌托邦。高贵灵魂和精神乌托邦的建构，都涉及人物对照、灵魂淬炼的叙事逻辑，涉及到个人应对、看待世界的多样性方式在观念上的归一。为了在对照、淬炼中达成观念的归一，小说中的人物是成对、成组出现的，且互为镜像，例如：同为催眠师的甄妮、舒那茜和薛建芹，同为医生的裴加庆与齐越，同为经历混乱年代过来的新月婆婆和老啵儿奶奶，他们构成对照的关系并在对照中昭示了生命自性、高贵灵魂的魅力和价值所在。另外，小说还利用了历史人物（背景人物）与现实人物（前台人物）的对位书写，如特蕾莎、尸毗王与甄妮、新月婆婆，史怀哲、晏阳初与裴医生。在与先哲的镜像关系中，小说对甄妮、新月婆婆、裴医生等高贵灵魂进行了定影。总之，现实人物之间构成了一种对照的关系，而现实人物与历史人物之间则构成了映射的关系。在人物之间的正向或反向的对位关系中，高贵灵魂和精神乌托邦的“形象”获得了多维度的呈现。
结 语
冉冉的长篇小说《催眠师甄妮》，聚焦于失眠抑郁这一时代病症，在失眠者与催眠师的疗救关系中探求生命自性和灵魂觉悟的深刻命题，其题材予人真切的新鲜感，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强烈的现实关怀。从催眠师视角进入失眠病症与灵魂淬炼这样极具心理性、精神性的书写领域，无疑是一个巧妙、新奇而便于操作的创意。由此，催眠师甄妮与自我、他人之间构成了一种精神对话，不断探询自我生命与应然世界的关系。在失眠、催眠、唤醒的精神成长历程中，诠释了“给予即收获”、苦难成就高贵灵魂的生命哲学。作者在创设和整合小说构成元素上颇费心机，失眠催眠题材、人物职业身份、城乡空间结构、先哲思想资源、健朗诗性语言等方面，在大胆创设和周密运思下，有机调配，意义汇聚，有序、有力地呈现了生命自性发现和高贵灵魂淬炼的表意向度。
伴随甄妮的精神成长史的叙述，读者与甄妮一道经过了“求取真经”的生命历程和灵魂净化的涅槃之旅。小说建构了一个苦难能够得到救赎的理想世界，甚或可以说这个故事就是作者为现代都市病患者开出的一剂自我疗救药方。其度人度己的济世情怀，正大庄严的书写风格，以及对精神乌托邦的赤诚探求，都让这部小说充满了思想与艺术的“能量”和“重量”，这也决定了它将成为新时代小说创作中不容忽视的一个独特存在。
本文系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英才计划项目“半殖民文化语境下的中国现代文学”（2021YC026）阶段性成果。
注释
[1][3][4][6][7][8][9][10][11][12][13][14][15][24][27][28][32][33][35][36][37]冉冉：《催眠师甄妮》，重庆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421 页、421 页、421 页、8 页、155 页、228 页、230 页、231 页、277 页、127 页、296 页、297 页、28 页、200 页、420 页、168页、17 页、29-30 页、17 页、155 页、192 页。
[2]长篇小说《催眠师甄妮》首发于《十月·长篇小说》2022 年第 3 期，受版面限制，发表时有所删减。2022 年 9 月，重庆出版社出版了《催眠师甄妮》的足本，第十三、十四、十五章的部分内容以《在米耶的日子》为题，作为中篇小说先期在《人民文学》2022 年第 4 期发表，并被《小说选刊》2022 年第 6 期转载。本文对《催眠师甄妮》的评论，依托的版本为重庆出版社出版的单行本。
[5]这个推测得到了作者的私下承认。
[16][29]赵汀阳：《论可能生活：一种关于幸福和公正的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57-159 页、24 页。
[17][ 美 ] 苏珊·S. 兰瑟：《虚构的权威》，黄必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6 页。
[18][26][ 古希腊 ] 朗吉努斯、[ 古希腊 ] 亚里士多德、[ 古罗马 ] 贺拉斯：《美学三论：论崇高 论诗学 论诗艺》，马文婷、宫雪译，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4 页、14 页。
[19]Charismatic 被音译为“克里斯玛型”或“卡里斯马型”。
[20][21][25][ 德 ]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一卷）》，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351 页、322 页、352页。
[22][ 法 ] 米歇尔·福柯：《性经验史》，佘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39 页。
[23]参见 [ 俄 ] 巴赫金：《诗学与访谈》，白春仁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70-71 页。
[30]傅俢延：《讲故事的奥秘——文学叙述论》，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04 页。
[31]加查尔斯·泰勒：《福柯论自由与真理》，陈通造译，见洪涛主编：《复旦政治哲学评论·第 9 辑·卢梭的难题》，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310 页。
[34]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9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