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芒 史鸣威：生命·爱情·自由
01
命题的缘起：
生命与自由的两极反转
“生命诚宝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1}这是左联诗人殷夫翻译的裴多菲诗句，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录入了这一首诗。一个青年诗人和革命烈士的形象与诗文互证，使人油然而生崇仰。这首《格言》流传极广，可以说常常地影响着当时乃至当下的许多青年人。其最大的魅力在于将人生的三个维度——生命、爱情、自由——进行了价值高低的排序：爱情高于生命，而自由高于爱情。这首诗告诉人们，当面对生活的蝇营狗苟而不堪忍受时，个人还有爱情与自由这类珍宝，值得用生命去捍卫。无论是从社会实践的层面上，还是从人生哲学的维度来说，其对于生命、爱情和自由的价值序列的呼唤，都是现代性启蒙追求的最为理想的状态。这也正是这首诗歌杰作之叙事伦理的真谛之所在。
但是，重审当代文学创作的叙事伦理，我们却发现，《格言》之浪漫的人生设想并未实现，当代文化的逻辑重心更多地倒向天平的另一端——生命，或者生存。无数的人物形象和故事结构，往往在叙事伦理的指向上将《格言》中从低到高的价值序列——“生命、爱情、自由”——颠倒为“自由、爱情、生命”，爱情的价值高于自由，而生命的价值又高于爱情。自由的至高价值被生命的至高价值所取代，生命与自由二者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两极反转。这番叙事伦理的内在逻辑不妨亦以诗歌的形式表述如下：“自由诚宝贵，爱情价更高；若为生命故，二者皆可抛！”
回顾20世纪文学，一个基本的共识是，启蒙所激荡起的情感力量，大都被吸纳进“救亡图存”的洪流，而“人的文学”所召唤的感性解放，最终变成了一种追求满足物质欲求的文化倾向。更令人费解的是，在当代文学伦理叙事所观察的价值观里，许多时候爱情，甚至自由，也不过是生存的注脚，那些崇高的人生价值追求，最终淹没在生活的“一地鸡毛”中，那些美好的、阳光的信念，最终沦落在“烦恼人生”的疲惫里，那些对于生命活力之壮美的讴歌，最终变形为一种只求存续而回避质量的“活着哲学”……面对这样的伦理现实的杂多，必须要有一个新命题的提出，来重新命名当代文学所发现的价值偏好，以期回到百年文学的历史脉络中，探讨百年中国的文化和思想的价值裂变。本文改写白莽所译的《格言》，目的在于用百年文学源流中遵信的现代价值，来刺击某些谬乱的当代文化价值逻辑的“阿喀琉斯之踵”。
殷夫在翻译裴多菲《格言》之时，处在思想专制的社会文化环境。“大革命”失败之后，青年群体产生了分化，有的如静女士退回到自己的生活中去，追求个人的安定平和，有的如章秋柳则燃起了更旺盛的革命热情，投身到反抗黑暗的斗争中去，裴多菲的《格言》恰恰是为后者点明了一条确立价值信念的人生路径。当章秋柳看到史循的颓丧与堕落，她没有像静女士那样远远地逃离，而是牺牲了一些对自己更加现实的选择，与史循恋爱。甚至当她最终感染梅毒而亡，也并没有恐惧之意和怨恨之心，在某种程度上映照了殷夫的译文“生命诚宝贵，爱情价更高”。因此，相较于生命，许多人仍有更为崇高的信念去追寻，这就说明殷夫的思想在另一个侧面是一种时代的精神。然而，仔细考察当代文学叙事伦理，可以发现，章秋柳这样能够在精神上感召人的形象毕竟是少数，更多时候文本的中心则是生命。
一方面，生命可以是个体的生命，个体在面对现实的磨难之时，在饥荒泛滥、灾害频仍、军阀混战的时代，会对人命危浅的现实感触颇深，故而迫切的生存意识和危机感成为弥漫在社会中的集体无意识。当这种恐惧感达到一个上限，恰如人们遭遇酷刑时所能承受的疼痛上限，一旦超出，人们那些美好的信仰可能会轰然倒塌。鲁迅曾经指出：“别国的硬汉比中国多，也因为别国的淫刑不及中国的缘故。我曾查欧洲先前虐杀耶稣教徒的记录，其残虐实不及中国，有至死不屈者，史上在姓名之前就冠一‘圣’字了。”{2}以此类推，百年中国灾难频仍，也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一种针对无数个体生命的“酷刑”。在这种苦难之下，似乎爱情、自由等美好的信念，都抵不过一句“好死不如赖活着”。另一方面，生命还可以是民族国家的生命，当一个民族、国家被建构起来，这个“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容纳了无数个体的生命，“因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和他们相遇，或者甚至听说他们，然而，他们相互联结的意向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3}。“想象的共同体”一旦被成功确立起“合法性”，那么它自然会产生一种延续自身“生命”的动力，而且它自然而然地将个体的生命与共同体的生命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了“没有国，哪有家”的叙事逻辑。在此基础上，解放个体、拯救个体，自然要联系到拯救国家，先国家而后个人的“解放叙事”最终得以确立，甚至在一些极端年代异变为“解放全人类”的“穷举”模式。而裴多菲的《格言》“生命诚宝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也就被异化为“自由诚宝贵，爱情价更高；若为生命故，二者皆可抛！”正因如此，像韦君宜这样曾经奔赴“救亡”的人，在经历世事沧桑之后，面对历史对个体造成的难以挽回的苦难，会深感痛苦，而“既是受害者，也成了害人者”的现实，也令之“尤其追悔莫及”。{4}
须知，裴多菲《格言》中尊崇自由，在整个西方思想史中有着一以贯之的传统。古希腊哲人相信，自由是受教化之人的本质，自由是公民的生活方式和精神品格。古罗马的奥古斯丁将古希腊哲学引入基督宗教学说的阐释，认为自由意志乃是一种选择善恶的能力，亦即人的自由决断能力，是上帝的“恩典”。{5}文艺复兴以来，自由逐渐成为一种个体追求的价值信念，并在启蒙运动中经由印刷术的普及，在市民群体中传播。康德以自由意志为核心，建筑起道德哲学的理性大厦。其中，自由意志是道德法则的存在根据，而道德法则是自由意志的认识根据。{6}换言之，没有自由意志，也就无所谓道德法则，而真正的自由恰恰需要通过认识道德法则，形成对自我意欲的“自律”准则，{7}唯有如此，自由才不至于成为放纵的“启蒙”借口。由此，“康德不但证成‘超越的自由’是人的意志的一种机能，而且揭示‘意志自由’是唯一能真实化的本体——于自然界之外开辟道德界，因而也就是道德的创造本体”。更为重要的是，康德的道德哲学并不仅仅回应了何为善恶的基本问题，还是点出了人在天地之间应处的位置，更是探明了人作为道德主体的本性，“康德经由他的全部批判工作给出了答案，这就是‘意志自由’”。{8}由此可见，自由在西学的脉络中，长期被奉为心灵力量的本源，被尊为屹立天地之间的信仰，具有不容质疑和不可改易的崇高地位，爱情作为一种自由意志的抉择，当然无法取自由而代之，生命作为一种动物本能，当然不能与自由意志这一人本身的价值信念相提并论。
如上所述，对于许多生命来说，存亡是至关重要的一条前提，当人们为了生命而舍弃象征着理想生活的自由与爱情，践行“实用主义”，那么这一文化逻辑中的“生存欲求”就压制了个体乃至国族的理想追求，故而，那曾经被视作人类本质、道德根基乃至人生信仰的自由，就异化为最“无用”的自我意识“赘余”。从新文学的源流来看，当代文学所反思的伦理倾向，并非只限于肇始于左翼文学所提倡的解放叙事中，即便是对中国文化有着重大革新意义的新文化运动，其启蒙主义的呼声中也包含着不容忽视的出于国族存续的功利性。“尽管新文化运动的自我意识并非政治，而是文化。它的目的是国民性的改造，是旧传统的摧毁。它把社会进步的基础放在意识形态的思想改造上，放在民主启蒙工作上。但从一开头，其中便明确包含着或暗中潜埋着政治的因素和要素……启蒙的目标，文化的改造，传统的扔弃，仍是为了国家、民族，仍是为了改变中国的政局和社会的面貌。”{9}当一种主义为了服务现实改革的需要而出现，它便不具有更高程度的纯粹理性。因为，“凡是把欲求能力的客体（质料）作为意志决定根据的先决条件的原则，一概都是经验的，并且不能给出任何实践法则”。换言之，经验的举措往往难以形成可以延续因循的准则，更与强调运用实践理性（自由意志）来认识的道德法则无关。康德在这里所指的“欲求能力的质料”，即“现实性为人所欲求的对象”{10}，不正是反复地出现在20世纪文学与文化的终点吗？当读者们经历了福贵式屈辱苦难的一生，直面如此之多而触目惊心的离奇死亡，便无不对福贵平庸而漫长的生命表示一定的情感认同，人们从福贵身上较难得出超出“生存是第一位”以上的实践法则。当代文学伦理叙事正是在这一层面上，发掘了当代人心的隐秘溃败，为重审百年文学生命与自由两极反转的文化悖论，提供丰富的人物资源和广阔叙事空间。就当代文学所发现的此种价值逻辑而言，其精神内核的第一层却还不是自由与生命的比较，而是自由与爱情的“错位”及其导致的个体决断能力的受阻、弱化与丧尸。
02
自由诚宝贵，爱情价更高：
个体“决断”受阻
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当代人认识自由与爱情价值等级的弊病何在？新诗为国人提供了大量关于爱的抒情，朦胧诗人舒婷一句“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的宣言，体现了爱情所需要的温情与释放。但令人深思的是，“在悬崖上展览千年”终究代表着一种个体自由意志的“决断”（Willkür）{11}，而“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却只是耽溺于个体伤怀中，失去了对爱的理性审视和判断。因此，这一论断以诗歌的表达方式流传，其中内蕴的恰恰是“理性”输于“情感”、“自由”输于“爱情”。也许舒婷的诗性表达常被视作诗人的人性想象，但回到当代文学伦理叙事发现的价值逻辑，却不得不承认，许多爱情成了凌驾于“自由意志”之上的情感“罗网”。具体而言，这种现象又可分为如下两种类型：为爱情牺牲自由、情感胜过理智。
一方面，当代文学在叙事爱情与自由的关系时，延续了反思“为爱情牺牲自由”的叙事传统，并在一些作品中表现了某些程度的同情乃至欣赏的倾向。长期以来，鲁迅的《伤逝》多被视为批判知识分子软弱性之作，提醒其在启蒙他者之时勿忘“自我启蒙”。其实，涓生与子君的爱情失败既要归因于涓生的缺少自律，也要归因于子君为爱情牺牲了个体的自由意志，丧失了在人世间踽踽独行的运用理性的珍贵勇气。如果说在中国新文学中，鲁迅的《伤逝》是作者警醒“娜拉”不应为爱情而牺牲自由，那么，当代文学在某种程度上恰恰赓续了这一叙事传统，子君式的“为爱情牺牲自由”是其叙事所审视的重要伦理对象。《人生》（路遥）中的刘巧珍因为遭遇了高加林的“抛弃”，开始自暴自弃地对待自己的“人生”，她心如死灰，听凭父母的包办，嫁给了没有感情的马栓，何尝不是对“自由意志”的一种捐弃？如果个体具有选择爱情的自由，即便面临一次爱情的失败，又何必为此放弃自己的“人生”？但《人生》主要将反思的目光落在高加林身上，小说中德顺大爷称赞巧珍是“金子般的女子”，但这种金子般的姑娘却为了一次失败的情感交往而放弃个体的“自由意志”，显然这一评价标尺属于黄土高原的“乡土伦理”。
相对而言，张炜《外省书》的反思对象更为明晰，小说中历尽“磨难”的史珂虽然深爱自己的妻子肖紫薇，却因为妻子在“动乱年代”失贞于当权者“小胡子”耿耿于怀，他时而追问妻子当时的“细节”，时而给失贞者以机智的“嘲讽”，近乎残酷的心灵折磨。等到肖紫薇终于身患绝症而死，史珂终于心生愧疚，他意识到“自己是个残忍的、罪孽深重的人；不错，他爱她，可是他生生折磨死了她”。史珂终于反思到：“自己是否有权像酷吏一样审问盘查妻子？”{12}史珂的爱情观被世俗的贞节观念所主宰，而他放任这种所谓的爱情，宰制个体的自由意志。在他的潜意识中，象征着爱情的贞节“符号”远胜意味着“最高主权”{13}的自由，等到他目睹这一爱情逻辑的荒谬，却为时已晚。居延（徐则臣《居延》）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人物，她在大学跟老师胡方域恋爱，成为失去了自我决断能力的金丝雀，是为爱情牺牲了自由。等到胡方域悄然离去，居延北上寻爱，受尽了苦难和折磨，当她逐渐在北京找到工作，靠能力获得财富，“她生活中的局限、精神上的弱小与依赖，在北京的寻找过程中一点点得到反思和克服，胡方域没找到，自我找到了”。{14}因此，居延的寻找不仅仅是寻找爱的回声（来自唐妥），还是找回人最为宝贵的、曾被牺牲掉的自由意志。
与上述史珂、居延相反的是，一些人物过分耽溺于情爱的“证明游戏”。周渔（北村《周渔的喊叫》）和陈清的爱情绵长深厚，两地分居三年，陈清“铺了六万里铁路”，周渔认同古书所言“爱如死之坚强”“因为死是没人可以撼动或者改变的，爱也一样”。然而少时受难的周渔却没有意识到，一味地强调爱情的外显和证明，持久地迷恋被爱的温暖与舒适，而忽视陈清奔波两地时承受的肉体折磨和情感剥夺，是把爱情推到了僭越他人自我人格的地位。正如小说中陈清的情人李兰所言，真正的爱不是“占有”，而是建立在个体自由上的“共悲同欢”，这种爱才能让心灵得到抚慰。{15}同样，苏步慧（张炜《河湾》）出轨于“流浪歌手”，进而失去了后者的“爱”，落入病入膏肓的绝境；丁成功（鲁敏《六人晚餐》）爱上“遥不可及”的晓蓝之后，像是“中了邪，就没法喜欢别的人”；{16}林祥福为了寻找身世飘渺、翩然而至又悄悄离去的小美，枯守文城，成就了一段浪漫的“传奇”和爱情的“神话”……当代文学伦理叙事回返个体心灵的“决断”时刻，呈现了男女情爱对“自由意志”的“蒙蔽”，从侧面展现了当代人爱情/自由观念的非理性状态，对于重申启蒙精神和理性法则具有积极意义。
另一方面，当代文学表现情感与理智的冲突，侧重于刻画耽溺于个体情感而忽视理性意志的人物形象，在个体命运的浮沉中，发掘缺失“自由意志”之人生的悲剧性。王小波《黄金时代》《革命时期的爱情》虽然侧重于叙事男女的情欲形态，却又将智性的戏谑融入其间，嘲讽了外界权力限制精神自由的徒劳无功。而X海鹰这类缺少“自由意志”、耽溺于情欲释放的典型，则是叙事者在心灵史中打捞的悲剧典型。贾平凹小说《废都》中的唐宛儿本是为了爱情与周敏私奔，或可称得上是一种为爱的自由抉择，但她却又陷入与庄之蝶的情欲漩涡，便只能归于对情欲的无端臣服。{17}也许，北村的《公民凯恩》更为清楚地认识到情欲对理性的腐蚀，陈凯恩生活在一个商业化、功利盛行的城市社会中，工薪阶层的他爱慕虚荣，学权贵富商“伴女人”、贷款买汽车、学朋友嫖娼……因为“人有我要有，人无我也有”。可是等待凯恩的是更致命的空虚和背叛，“副总”（董事长儿子）抢夺了他的策划案，还要鄙视他的德性。在陈凯恩的公民身份牌上，鲜明地刻着自由意志堕落于情欲之下的卑污印记，这意味着“那个有理想的正直的陈凯恩已经死了”。{18}房伟《血色莫扎特》中的葛春风，爱上兄弟夏冰的恋人韩苗苗，由此陷入了一个复杂的三角恋爱里无法自拔。尽管葛春风可以为爱人牺牲自己的前途，可以为朋友两肋插刀，在那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与韩苗苗一并展现出人性的光芒。但葛春风的爱情是情欲战胜理智，他与韩苗苗的一次情欲放纵是“恶”的源头之一，最终在命运的巧合下酿成了悲剧的苦酒。
与这些人物类似，林红（余华《兄弟》）因为欲望出轨丈夫的兄弟，间接导致好人宋钢的自杀；倪拗拗（陈染《私人生活》）在个体情欲的释放对象的追寻之旅中，逐渐丧失了对自由的理性认知，陷入了自怜自珍的感性漩涡；庞家玉（格非《春尽江南》）困于红尘滚滚，也曾与陌生人寻欢作乐；冉咚咚（东西《回响》）早已在潜意识中钟意下属，却表面上追究丈夫 “变心”的蛛丝马迹；黄娥（迟子建《烟火漫卷》）在送客人的水路上，常常爆发出不可遏制的情欲，终于间接导致丈夫卢木头的身死；库东亮（苏童《河岸》）迷恋慧仙的外表，以至于患上懦弱卑怯、固执分裂的“神经症”……这些人物皆面临情欲对理性的干扰侵袭，囿于社会的流俗化、欲望化，常陷入对身体失去掌控力的“困境”。应当指出，即便人们具有选择顺从感性欲求的“权力”，但是，感性的欲求并不能为个体的决断提供充分的正义，因为自由意志的需要借助道德法则的认识能力，才能获得作为个体无可置疑的合法性。“人有能力自立道德法则并且尊敬道德法则，也能遵从自己所立的道德法则而行，这一事实就显露出人是具有自由意志的主体。”{19}换言之，当代文学揭示了当代社会重视个体欲求而匮乏道德意识的现象，其本质恰恰是将情欲置于理性之上、视爱情重于自由。尽管在以赛亚·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中，“消极自由”——“不受干涉”，与“积极自由”——成为“自己的主人”相比，在保证个体权利不受损害方面具有更高的实践意义，“积极自由”有可能导致“暴力、残酷、对别人的奴役”。但伯林也指出，呼唤“消极自由”的声音不能只从现实功用的角度来考量自由，却唯独忽视了“消极自由”本身所具备的破坏性，因为“人大体是相互依存的；没有一个人的活动是完全私人性的，是绝不会以任何方式闯入别人领地的”。{20}也即是说，自由往往因为其关涉群体而具备公共性，个体不能也不应以情欲的“私人化”，代替这种自由的公共性，缺乏约束的个体情欲只是戴上了“消极自由”的“冠冕”，是扮演了爱情的“神话”剧本，却实在难以称得上服膺于自由意志。上述文本正是在这一层面上，展现了当代人重视个体情欲胜于个体自由（自律）的悲剧命运，从而为重审当代人的自由观念，提供了一片宝贵的想象空间。
如上所述，当代文学伦理叙事接续了中国新文学反思“为爱情牺牲自由”的伦理传统，观察子君式“受损害”者的思维缺陷，追问自由意志沉落和个体“决断”受阻的原因。小说中人物遭遇无法摆脱的现实困境，他们或因爱情的失败和恋人的失贞而丧失个体的决断能力，放弃运用理性精神的勇气；或因情欲的蓬勃而放弃理性对欲望的主导地位，从而堕入了肉身与情感编织的“幸福”陷阱。凡此种种爱情观念的诞生，往往离不开较为浅薄的感受和欲望作为支撑地基，这种以爱情为名宣告自由意志的沉落，也不过是出于个人的意趣和“禀好”{21}（偏好）。因此，这类自由/爱情的观念当然会导致人生的悲剧性，但却并非“命运悲剧”，而是“性格悲剧”。当此一观念大行其道，现代人孜孜以求的自由信念皆被随意地搁置，自由即自律的思想阐释受到莫名忽视，不正是当代社会混淆“前现代”和“后现代”所导致的一种文化现实吗？由此观之，当代文学伦理叙事所发现之——“自由诚宝贵，爱情价更高”——也就有着必须反思重构的现实需要。回到裴多菲《格言》，除了自由和爱情，关于现代价值的金字塔体系还有生命作为坚实地基，而当代文学伦理叙事中却发现，生命结合上述“爱情胜于自由”观念，构成了现代价值的“倒金字塔”结构。
注释：
{1}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01-502页。
{2}鲁迅：《致曹聚仁》，《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05-406页。
{3}[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6页。
{4}韦君宜：《思痛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5-6页。
{5}“人不可能无自由意志而正当地生活，这是上帝之所以赐予它的充分理由。”[古罗马]奥古斯丁：《论自由意志：奥古斯丁对话录二篇》，成官泯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20页。
{6}参见[德]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5卷，李秋零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5页。
{7}“除了自律之外，亦即除了意志对于自己来说是一个法则的那种属性之外，意志的自由还能够是什么东西呢？……一个自由意志和一个服从道德法则的意志是一回事”。[德]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4卷，李秋零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54-455页。
{8}卢雪崑：《康德的自由学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8页、第128页。
{9}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第10-11页。
{10}[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9页。
{11}张荣：《“决断”还是“任意”(抑或其它)？——从中世纪的liberum arbitrium看康德Willkür概念的汉译》，《江苏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12}张炜：《外省书》，作家出版社，2013年，第109页。
{13}“任何人的行为，只有涉及他人的那一部分才必须要对社会负责。在仅仅关涉他自己的那一部分，他的独立性照理说来就是绝对的。对于他自己，对于其身体和心灵，个人就是最高主权者。”[英]约翰·穆勒：《论自由》，孟凡礼译，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第10页。
{14}徐则臣：《我越来越看重作品的文化附着》，《青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年，第189页。
{15}北村：《周渔的喊叫》，漓江出版社，2017年，第14-16页、第32页。
{16}鲁敏：《六人晚餐》，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218页。
{17}唐宛儿想：“若论形状，作家是不够帅的，可也怪，接触了短短时间，倒觉得这人可爱了，且长相也越看越耐看。以前在潼关县城，只知道周敏聪明能干，会写文章，原来西京毕竟是西京，周敏在他面前只显得是个小小的聪明罢了！”贾平凹：《废都》，北京出版社，1993年，第31页。
{18}北村：《周渔的喊叫》，漓江出版社，2017年，第190页、第234页。
{19}卢雪崑：《康德的自由学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16页。
{20}[英]以赛亚·伯林：《自由论》，胡传胜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170-171页、第189页、第172页。
{21}韩水法指出，“禀好”的德文原义指的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自然倾向，而非人后天的选择。“禀”一词表示所受于天或自然，而非人自己的选择，“好”则表示倾向。[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9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