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前岭南文化与文学风度
陈桥生新著《唐前岭南文明的进程》，在岭南文史研究中，颇有隆出丘陵，一枝独秀之势，堪为近年岭南学研究的翘楚。且不说厚重明晰锐势的程度，其举重若轻的切入与格局，已令其著述别开生面，提要钩玄，化泥滞予清流，其格致明显，尚启悟，至少有三发。
枚乘有散体大赋《七发》，文字铺张、夸饰，穷形尽相。语汇丰富，词藻华美，结构宏阔，富于气势。刘勰说：“枚乘摛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文心雕龙·杂文》）《七发》体制和手法，不拘散体大赋一格，时时旁枝逸出，四处蜿蜒。《七发》是为刘濞问诊，亦为枚乘人生纵横七问。而桥生新著之三发，则是为学术新声之谓，把唐前那些个波诡云谲的时代，写得风生水起。追《七发》且三发矣！
一发，是其研究视野逸出常态，把岭南文明进程研究的历史时间，确定在唐前。二发，是岭南的文明轨迹，其路径力道在贬谪，由贬官文化构成文脉，促发社会改良，沉积为后世脉象，影响殊远。三发，是以文证史，文史互鉴，以达岭南文明的自辩与自证，而以贬官作为岭南文学史，文明史的主角及主线，是为力构，有隆降起落之势。
以上三发，势成开弓，舒解岭南文史研究向以中土为楷模，为标杆的惯例与局促；一扫岭南文化自叹弗如的妾侍心态，为岭南文化的自证自信及自重，开了风气。
学界研究贬官文化的系统著述历来不多，而将贬官文化置于属地的文明史格局，并以此作为这个格局中的结构性元素，强调其在文明进程中的重大作用，对其文明贡献及历史积极性，概括梳理择要，并予坚定的学术肯定。角度锐势，格致清朗，立论大胆果断，这在岭南学研究中鲜见。中国文学史上，大凡名篇名作，多少与贬官及其历史表现有关联，所谓天降大任，其劳与伤，在文史上，被提纯为人格文品的精萃要件。
陈桥生的新著，亦依此认识，但突出了唐前文人的流寓与命运转折在文学上的机杼，所形成的世代文脉，所依托的贬官悲情与悲剧。他谨慎地掘出其人文精神中最隐曲悲怆的人性内容，肯定了以此为纲的文学史文明史，在岭南早期文明构成中的重大意图与历史作用。它们对唐以后岭南社会流变、文明进程，介入融合与推进的不可或缺。它们对岭南文脉的源生，偏正，都有决定性的因素。这亦是岭南学研究的重中之重。
先说一发，陈桥生的新著，将岭南的文明进程，追溯到源头，描述求证源头的风景，是为流放地的风景。其突出的事件，因为有谢灵运短暂悲壮的行脚，而致岭南文学史，从一开始，就浸淫于悲情悲愤的滥觞之中。从而形成岭南文学的基本特质，一种挥之不去，难以卸去的生命之累，是为忧患忧郁的文学风格。
近代以来，因岭南在中国社会变革中的领袖地位和滥觞作用，学者的研究目光大多锁定在近现代。这种短视的结果，非但没能真实辩正岭南的文化建树及历史地位，反而置岭南于南方的遗忘与孤悬五岭之外的境地，而其文化及文学评价，因其缺少时间长度的对质，耽于侧重对暴发事件的革命性描述，反使岭南在中土文化面前，相形见绌。
陈桥生的学术视野，拉开了长久处于时间泥滞中的岭南和中土文化相融的时间距离，开化其源流，直抵唐前。这种开阔岭南文史研究的学术视野，拉远研究时间长度的结果，是让历史有更丰阔的求证空间，寻找到从源到流的根本目标。
唐前，在整个岭南文史的时态构成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间，它奠定了岭南早期文史质量的基础，文明走势及哲学向度。陈桥生对时间及时期的选择分期、分部与确定，使新著的立论和视野，突破了历来忽略或规避的樊篱。虽然面对许多障碍，却存在许多破解的可能，一旦突破，贵为发现与贡献。
唐前岭南文史研究，是一个难题。它久远且面目模糊，来历欠明，这与历史叙述通常始于建制而略于荒夷的习惯有关。唐前的东晋，在时间上，是岭南文明从上古向中古转折的制度性突变；在地缘上，是由地域向区域文化演进的政治性标志，也即国家意识的开端，即从血族向郡县行政的文明过渡；在民意上，社会心理与价值体系指标，逐渐成为一种伦理模式，等等。而这一切的建立与产生，无不与贬官及其相关的各种文化行为，有莫大关系。
就土著及其属地的文化秩序而言，贬官文明是一种相对强势的，新鲜的，同时充满悖论的文化输入与传播。它的强势，是来自中土成熟的文明成果所由，它们通过贬官的个人情怀，在荒蛮之地，悲情愤忿的犁入，其繁殖与传播，潜移默化为世态人心；它的新鲜，是本土见所未见的他形式表达，它的异态与异质，令本土的风习发生本质性的裂变，进而取代了原生。它的叛逆，既是石破天惊的逆行暴发，社会秩序的变化与推演，其程度，却不是以革命的破坏方式，而是一场漫长的沉淀与改良。
再是二发，岭南的文明轨迹，其前行的路径力道，全在贬谪。由贬官文化构成的文脉，所促发的社会改良，沉积后发，影响深远。
贬官源发于“刑不上大夫”的官宦制度，对于犯错的官员，皇帝往往不会用刑法惩处，一般是贬谪至边远地区。对于被流放的官员来说，心境愤懑难支，其被“遗弃”的命运，致使再无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从唐宋到清末，因党争内斗，流放至岭南的官员，仅海南就有200多位，其中有唐朝中后期的宰相李德裕和宋代抗金名臣李纲、李光、胡铨和赵鼎，也不乏皇室贵胄，如因宫廷内斗被放逐至海南的元文宗图贴睦尔等等。
贬官的另一个身份是流放的文人，故唐前贬官遂为岭南文学史的主角，这是中国文学史的奇观。但这一文学现象，从未作为文明史及文学史的主线，虽会时常论及，却非重点。在现当代文学史上，更为禁忌。陈桥生以客观大度的人文史观，来掇取并定位这种由贬谪而为的价值判断，的确别开生面。这与19世纪俄罗斯文学及十二月党人的贵族气质是同一的。都是以作家的命运遭遇与心灵变迁，阐述人类的文明史进程，取向于同一的人类立场，同一的文学态度。致使这部新著，在描述与论述的文字和语言风格上，都灌注着一种悲天悯人的阔大情怀。他的理论语言所传递出来的声音，是悲悯同时抒情的。因此，新著的语言文字透露着诗性的圣意之美，堪怜堪惜堪敬的贬谪。贬官们在大地上的世代行走，遂为文明进程上的浩浩壮歌。
三发，是以文证史，文史互鉴，达至自辩与自证。正如家族史是民族史文明史的切口一样，文学史上，作家与作品的政治背景及行为向度，以及与彼时彼地国家制度与形势的向背忤顺，都在昭示着文明史的前行或反动。新著中，由陆贾开篇，而至陆贾之后的汉越交流，特别是谢灵运来粤三月的劫难，其孙谢超宗二十年的粤地蛰伏，张九龄的诗歌取法于谢，以及江总之“岭南形象的最初建构”与“前所未有的书写”。加之其间关乎刘宋时期，南朝始兴，侯景之乱的南下避难等时段，对十余名贬官文人著述的分析辩难，都紧贴着文明史上的重大事件来展开。没有人与命运，特别是与政治命运的交集，没有作品与国家权构的矛盾或冲突，包括罗织与陷构，没有这种文与史，国家与个人的悲剧冲突同时互证，岭南唐前文明进程的逐鹿品质，则无以呈现。以及后来的文学与文明史的交织发展，就难以在这一条主线上，形成传统并以传统的方式延续展开。岭南文明的自我证明，不仅仅是对中土的回归或再度传递，而是在切入、交融与冲突中，形成一种自为的形象。
新著足证这样的结论：唐前岁月，岭南已塑立了自为的文明史形象。只是这种形象，在后来，特别是南宋之后，在“无中国”的历史鼓噪中，渐失自我与自信。桥生的研究，重启唐前的岭南文化与文学风度，历史风韵和人文风景，这是一个新的学术开启。岭南文史研究，因此将转换新的角度，新的方式，新的面貌及新的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