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乎其外、入乎其内”
2023年第4期《十月·长篇小说》刊登了四川作家邹瑾的长篇小说《地坤》，小说以田野调查式的细微洞察，从高校青年学者程子寒下派风城县挂职徐徐展开，数十位形形色色的政、商、农、工人物悉数登场，展现了古南方丝绸之路与川藏茶马古道交汇处的昔日商贾重镇如火如荼的乡村建设生态。作品鲜活立体又性格迥异的人物塑造、危机四伏却峰回路转的情节铺排，呈现出复杂立体而多元共生的新乡土景观，在作者凝练的笔触和接地气的文字下，一幅生动而真实的乡土四川画卷跃然眼前。
重建文学与乡土的血肉联系
“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土文学的发展进程伴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而呈现出新的书写模式。然而，新世纪以来中国乡村的快速发展远远超出了作家已有的经验范畴。
翻开《地坤》，“扎根乡土”的现场性扑面而来，作品不仅勾勒了清龟山、茶仙坪、龟全寺、清风峡的自然风光，还窥视了凤凰堡、逍遥宫、迷魂谷、熊猫屋、龙墅隐舍这类充满人文要素的地理图景，并以“三清”经济、雷霆行动、异国枪声等大事件直击乡建进程的重要节点；在人物的塑造上不仅有李谷雨、林旭辉、肖一凡等数十位“土著干部”，还盘踞着胡常威、袁久金、马来福等“地头蛇”，除了熊冬生、徐富达、程子寒等“闯入者”，洪教授、肖母等缺席却在场者也无时不散发着其隐形的权威。这些人物有的善良正直、乐观向上，有的消极颓废、心怀叵测，丰满而立体的人物与地标共同构成了《地坤》乡土书写的肌理和血管。在突破人口流动、城乡阙限、社会阶层与职业边界的区隔与场域中，人、事、景、物彼此错综复杂的关系好似树木盘根错节的根茎，通过它们，作家带领读者走进乡村、亲近土地、关注乡建；也正是在肌理的改变与血管的脉动中，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政治、经济、文化、伦理、环境、医疗得以一一刻画，在对农村生产与生活方式、思维方式、风俗习惯的沉浸式触摸中，《地坤》延续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作家由知识分子向工农兵的立场转换，以乡土生活的见证者和亲历者身份展开田野调查，重拾乡土题材小说的“扎根精神”，在坚持乡土叙事的现实主义道路上超越了普遍意义上的采风与体验生活。
多元共生的新乡土叙事逻辑
中国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在农业社会向工商业社会的生产方式变革中发生着剧变，农村的生活习俗、人际关系与观念意识在冲突中融合，在融合中再冲突，循环往复，在碰撞与弥合中找到新的平衡点，为乡土叙事提供了新的叙事支点与空间。
《地坤》正是以独特的叙事手法将读者带入到乡建进程中多元共生的历史文化语境，康全市、风城县、清风镇、春竹乡的官场生态，玉石开采、锰矿开发、老川茶种植、茶旅融合、生态研学与康养的经济生态，李谷雨与韩月川、韩月川与程子寒、程子寒与胡常威、胡常威与邱之琪的情感生态，这纷繁复杂的人物关系、财务纠葛、利益矛盾、血亲渊源多点迸发、平行交织，构成了作品纵横交错的叙事逻辑，乍一看复杂无序，再一读柳暗花明。
以往乡土叙事的二元对立局面在文化的裂变中逐渐消弭，《地坤》突破了传统乡村人物性格典型化、身份单一化与命运直线化的书写策略，塑造了一个个复合多义、命运多舛的新乡土人物。他们不仅具有公诸于世的社会身份与政治角色，亦有建立在复杂群体谱系中的亲缘关系，更有流于坊间的私人形象，每一个人物都因其多面性而极为立体。在乡建进程中，作者笔下的数十位人物基于其多重身份支点，面对伦理与法治、权力与欲望、生态与财富而做出迥然不同、针锋相对的价值判断、文化思考与生存选择，令人物的塑造真实生动、入木三分，情节的推进波澜起伏、扣人心弦，在大事件与小细节中注入了作者对人性的观察与思考。这里似乎没有绝对的主角和核心的事件，但每一个人物、每一桩事件又都成为了《地坤》新乡土叙事中的文化符号，共同演奏出相对独立却又一脉相承的复调奏鸣曲。
正如主人公程子寒所提到的“生态位”这一概念，小说中的每一个个体，每一个种群，在《地坤》所构建的乡土群落中都占据着时空位置，发挥着功能和作用。亲情友情的牵绊、爱恨情仇的纠葛，亲缘关系的接近，将他们聚集在同一生存空间之中；而其中对于相应生态位的更适应者,逐渐把其他亲缘性或者是有相同生活习性的物种赶出相应的生态位，因而导致贫富差距加剧、农民权益受损、生态环境破坏、道德品质沦丧。作者大胆地还原了社会的复杂性与人物间的微妙性，各种各样的矛盾充斥着乡土生活，影响着政治生态与资源配置，小说将起起伏伏的个人命运放置在时代语境与历史洪流之中，令读者能够更加真切地感受到人物的挣扎、彷徨、奋起与抉择，在充满挑战与困境的社会真实面前，读者不得不主动将自己摆进去、沉下去，思考如何应对与解决这些问题。
生态文明视域下的人文关怀
中华文化的活态传承在乡土中国的母体中遭遇着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农业与新兴产业、乡土性与现代性的唇枪舌剑，在创新、包容中终将以和平的方式趋于统一，以强大的生命力令五千年中华文明绵延不断、生生不息。
随着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乡村振兴战略在中国大地上全面铺开，乡土中国裹挟在信息化与全球化的冲击中，被置于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的变革巨潮中心。作为文化隐喻的乡土文学创作面临着历史文化语境的转场，呈现出乡土书写的热情与无奈并存的复杂情绪与尴尬窘境。一方面乡村振兴成为文学书写的重要母题，但由于缺乏深入的生活体验、长期的洞察思考和理性的宏观哲思，往往成为符号化的文学臆想，传不开、记不住、留不下；另一方面，复杂的农村变革情况也让许多长于乡土创作、已形成个人鲜明创作风格的作家囿于无能为力和难以自我超越的创作困境。“实际上我并非不想找出理念来提升，但实在寻找不到。”
令人欣喜的是我们在长篇小说《地坤》中找到了突破困境，打开乡土叙事新局面的答案。千百年来的农耕文化、血脉宗亲与风俗习惯必然在现代性的裂变中逐渐解体、消逝，诚然对逝去文化的恋恋不舍或是挥泪告别无疑能激起读者的强烈共鸣，是乡土文学惯有的创作套路和制胜法宝，但作者并未沿着这条四平八稳的技巧之径唱出乡愁挽歌，而是以王阳明对事业和人生困境的论道，点出了破题的三个原因:一是不明事，身处一种环境看不到事物背后的真相；二是不明人，过分地信任人却不明白他待你的动机；三是不明己，自己已陷入重重危机,却还不知道醒悟。
中国式现代化的乡村振兴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发展，作家在阡陌纵横、犬牙交错的泥土地里刨出了中华文明的根，拎出了“生态文明”系统论的纲。“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中华儿女不变的美好夙愿，人与自然相依相偎的生命共同体是承载千年文明的重要载体，只有坚持生态保护、资源节约、低碳发展才是“文运昌明”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文运昌正是作者笔下的这样一位智者，他入世不陷，出世不脱 磨而不磷，涅而不缁，作者借这位智者之口表达了其缜密的生态系统观与深沉的人文关怀，让读者直面在乡村振兴进程中人与自然的矛盾冲突，在这里没有鲁迅式的文化批判，也没有沈从文式的诗化意向，表达了独树一帜、令人耳目一新的智性哲思和文化自信。作者以生态文明的系统观、高度的文化自信实现了新乡土叙事的视角转向，以非凡的勇气和胆识抒发了美丽乡村、生态文明、健康中国的美好夙愿。
（作者系四川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