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与“算计”
如何在唐代的技术条件下将岭南的荔枝以保鲜的状态运抵长安？这既是小说《长安的荔枝》中“荔枝使”李善德所遭遇到的核心难题，同时也构成了作者马伯庸整部小说的主要灵感来源和叙事动力。不只是《长安的荔枝》，马伯庸的其他作品如《两京十五日》《长安十二时辰》等，都在叙事上显现出一种知识化、地图化的创作思维，本文试图从这一线索切入，试看这位青年作家“古为今用”的独特表达。
地图勾画之处，就是叙述穿越之处
取梅关道还是西京道？选陆路还是水路？追求距离最近还是道路平坦？全程快马加鞭还是中途改换漕运？……《长安的荔枝》中，随着一系列具体问题的提出，一张《皇唐九州坤舆图》已然在李善德和读者眼前逐渐清晰起来，而小说中李善德要完成的“不可能任务”就是在这样一张唐朝地图上进行一次远距离高效物流运输。在此前的文章里，笔者曾提出，马伯庸书写和把握历史，其实是采取了某种“地图学”式的认知与想象方式。比如在小说《长安十二时辰》中，长安城中的街道建筑、长安人的日常起居、对狼卫的追缉搜捕，都在靖安司内的沙盘上得到呈现，这里的地图/沙盘似乎也可以视为某种符号隐喻，即如同李泌通过眼前的沙盘来想象张小敬的追捕动线和行为目的，作者马伯庸也是通过在脑海中构想的长安地图/沙盘来完成整个小说故事的设计。换句话说，历史上的长安城正是以某种地图化的方式，进入了马伯庸的历史想象之中。这一观察结论对于小说《长安的荔枝》同样适用，甚至在这部小说中，马伯庸所想象的地图更富野心，他已经不局限在长安一城一地、一巷一坊之中，而是将整个大唐的山川河流、道路驿站，乃至半壁国土，都纳入到了小说的“地图式”想象之中。类似的地图想象也出现在小说《两京十五日》中，在朱瞻基等人一路逃亡北上的过程中，于谦也是时刻在计算着“漕运图”和时刻表，以便选择最优的逃亡路线。地图在马伯庸的这些小说中，构成了一种认知装置，马伯庸先是将历史充分知识化、可视化、地图化，然后在这张想象中的历史知识地图上，展开他精彩的故事讲述，即所谓“地图勾画之处，就是叙述穿越之处”。
相比起《两京十五日》中的人员移动，《长安的荔枝》中的物流运输要显得更为复杂：从“道路”到“物流”、从“抽象的地图”到“具体的行走”，这就不再仅仅是一个路程、速度与时间的单向度问题，而是涉及到运输容器、保鲜技术、冰块配合、轮换节点、人马休息时间、沿途补给、川资路费等一系列更多且更加难以掌控的影响因素。而在从交通地图到物流运输的实践过程中，李善德所精通的算学就发挥了最大限度的作用。小说中李善德“早年因为算学出众，被州里贡选到国子监专攻算学十书，以明算科及第”。虽然在唐朝，“朝廷向来以文取士，算学及第全无迁转之望”，李善德注定“一辈子只在九品晃荡”，但这种实用之学的价值和魅力，在此次荔枝运输任务中可谓被凸显到极致，所有复杂的因素，在李善德这里都变成了一道道关乎里程计算、时间计算与成本计算的数学题。而对于“计算”的迷恋则构成了马伯庸小说另一个突出的特点，在根据其作品改编而成的网剧《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中，张若昀所饰演的男主角帅家默就被设定为一个“算疯子”，他不仅精通“推步聚顶”之法，可以准确测算出不规则田亩（所谓“妖田”）的面积，还通过对仁华县税赋账册的重新计算发现了一处被错误征缴百余年的赋税制度漏洞。出众的计算能力以及对数字本身的绝对信赖，构成了帅家默性格上的执着和不可阻挡的行动力。而在《长安十二时辰》中，徐宾所掌握的“大案牍”之术，也是通过对海量文书档案的分析与整合，从而发掘出有效的信息，其本质上就是一种更为复杂的“大数据计算”。相比之下，李善德的计算虽不如帅家默“痴狂”，也不似徐宾“大案牍术”那么神秘莫测，却构成了小说《长安的荔枝》的情节主干。我们甚至可以说，整部小说就是围绕着李善德眼前这道物流计算题所展开的，而小说中每次故事情节发生转折也都是因为在这道复杂的计算题中出现了新的变量。
用“计算”来对抗“算计”
当然，路程可以计算、时间可以计算、成本可以计算，而人心却是精通算学的李善德唯一无法计算的盲区和黑洞。六部官吏相互间推卸责任“踢皮球”、岭南地方官员的“红白脸”、突如其来的监视与追杀、沿途各州府的懒政与怠工、假意殷勤的宦官鱼朝恩、突然插手的杨国忠……精于“计算”的李善德在对待这些官场“算计”的时候却时常显得束手无策，甚至他接到“荔枝使”这个烫手山芋本身也是因为同僚之间的相互算计与构陷，一个“荔枝煎”与“荔枝鲜”的文字游戏，就险些将李善德送上不归路。
按照小说中的说法，“他不懂官场之术，不谙修辞之道，他这一生熟悉的只有数字，也只信任数字，当危机降临时，他唯一所能依靠的，亦只有数字”。在这个意义上，李善德的自救之路、其对“不可能任务”的完成、乃至对于整个唐朝官僚系统的反抗，就可以被解读对一场用“计算”来对抗“算计”的过程与结果。如果说这里的“算计”指的是人心叵测、私利熏心，是唐代官僚体制下所滋生出来的种种腐败、弊政与陋习；那么李善德的“计算”则带有以理服人（数字说话）、高效办事（时间计算）和体恤百姓（成本核算）的意义内涵。
这里就回到了对马伯庸小说根本特征的理解上，虽然马伯庸小说的背景多是发生在三国、唐朝、明朝，甚至《西游记》神魔故事设定之下，但其本质上仍然是现代小说。比如《长安十二时辰》中的“望楼”之于现实中的监控摄像头、“大案牍术”之于当今的大数据，《风起陇西》中的魏国天水郡档案室之于现代图书馆或档案馆，或者《长安的荔枝》中李善德发明的“脚程格眼”之于现如今项目运营中常见的“项目操盘表”……马伯庸书写历史的常用手段之一，就是将现代技术发明或工作制度进行复古化的重新想象和包装，其外在形式可能是竹简档案或毛笔圈点，但核心思维却是现代的资料贮存和项目管理方式。当然，真正决定马伯庸小说现代本质属性的还是其中的人物。比如《长安十二时辰》中的张小敬，在其“十年陇右兵，九年不良帅”的身份外衣之下，人物内核其实是詹姆逊所指出的具有穿越城市“异托邦”空间的现代侦探主体形象，即“侦探拥有一种独特的视线，由于处于两个领域之间（警与匪、罪与罚），超越了边界，见证了人群不可见的空间，所以他是他所经历的‘异托邦’空间的产物”，而张小敬恰恰是整部小说中唯一可以游走于都市、宫廷、烟花市井，乃至地下城的人物，穿越并见证不同都市空间也反过来呈现出张小敬人物精神面貌的内在复杂性。又比如《长安的荔枝》中的李善德，其对于数字的信赖、对于计算的执着、对于数字背后个体生命的关切，完全是一个经受过人道主义与理性主义精神熏陶的的现代主体形象。这绝非唐朝文化教育与官僚系统中所能够形成的人物，而是出自作者马伯庸的文学创造与古今挪用。而小说最后李善德的任务完成、舍命抗争、免于责罚与携家归隐等一系列结局，更多也是一种带有现代流行文化中“大团圆”叙事模式的想象性胜利。
总的来说，以知识化、地图化的思维想象或重构历史，是马伯庸历史小说书写的基本方式，也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其故事虚构与细节真实之间的平衡。与此同时，马伯庸小说中的人物，其实也都是身着古衣冠的现代人形象。比如《长安十二时辰》中，张小敬对于正邪善恶的判断、《长安的荔枝》中，李善德对于“计算”理性的信仰，都是现代社会才有可能产生的个体精神特征。而巧妙地贯通古今、古为今用，可能也正是马伯庸小说最具吸引力的地方。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青年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