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文学胸襟的“地方性”
今天我们谈论“地方性”时，总会伴有一种普遍性、世界性的焦虑，似乎不能指向普遍性的地方性就是一种局限性。这种情况尤其表现在创作层面，现在估计没有一个作家愿意承认自己就是个写某个地方的地方作家，都觉得自己的写作思考的是普遍性问题，是在为整个人类文明着想，甚至自信自己是个世界级作家。这几年我们在讨论“新南方写作”“新东北文学”等，看似在强调地域文学的独特性，但有一种普遍性的、世界性的阴影总是萦绕其中，也经常听闻一些嘲笑和调侃的声音：“看，这些地方文人！”明里暗里透露着某种不屑与地方为伍的心理。以前，作家不愿意被标签化，现在作家似乎更多的时候在担忧被地方化，当然他们同时也担忧被地方忽视。
可以理解作家对地方的拒斥，毕竟这也不是个体的问题，而是一种文化的、历史的沉积效应，背后是现代以来中国作家普遍的“走向世界”的焦虑。可以对现代意义上的地方性与普遍性问题做个简单回顾。近代中国开始放眼看世界，逐渐接受西方现代文明的改造，传统的“天下”观被现代的“世界”观所取代。因为对西方、对世界的推崇，包括后来个人主义、世界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现代作家的文学观都要强调人类性、普遍性。比如周作人的《人的文学》中的“人”，就是普遍意义上的“人性”，指向的是“人类”。“我们所说的人，不是世间所谓‘天地之性最贵’，或‘圆颅方趾’的人。乃是说，‘从动物进化的人类’。”这是要从传统中国的“文化人”对接上西方的、近代以来科学意义上的“生物人”，突出的是普遍的人性。还如郑振铎，强调“文学是无国界的”，文学“反映的是全体人们的精神，不是一国、一民族的”，“我们看文学应该以人类为观察点，不应该限于一国”。“去地方”是五四时期很多文人的思想追求，他们将地方化的写作和相关文学主张视作狭隘的地方主义，其中一些人后来会有一些调整，会相对客观地看待地方、民族与世界的关系，但总体还是强调由个人性通往世界性。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民族形式”讨论，才真正重视起地方性问题。四十年代的抗战背景，让很多作家意识到地方化的重要，希望通过突出方言土语和借鉴民间文艺形式，来帮助开展抗战文艺的传播。比如当时老舍先生就直言战时文艺作品应该“用各处土语作成，为歌，为曲，为鼓书，为剧词”。包括胡风，在《论民族形式问题》一文也强调抗战阶段文艺要通过借鉴民间的、地方的文艺形式来实现大众化。当然，“民族形式”论争中所探讨的“民族形式”有时并不直接等于“地方性”。“地方性”通往“民族形式”，要实现的艺术目标，恰恰又是普遍性、世界性。作为“民族形式”的地方性，追求的是与世界文学比肩的民族性，如黄药眠当时强调的，“只有当我们创作了真正的民族文艺形式，我们才能够在世界文学史上站住我们的地位”。因此，这个阶段也并不会真正在乎那些比民族国家更“小”的、难以转化为新的国家文学形式的地方性知识。
“民族形式”背后虽有世界性焦虑，但也突出了地方知识的重要性。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之下，赵树理、周立波等作家创作的地方色彩浓郁的作品，逐渐被论述成为四五十年代的代表性文本。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学界对赵树理的评价，还会强调其地方色彩。不过，新时期之后的“地方性”，又与讨论“民族形式”问题时强调的“地方性”不太一样。八九十年代的文学界，讨论赵树理等作家作品时开始强调一种作为抵抗普遍性的地方性知识。但新时期文学的主潮已经不是赵树理一类文学，而是要与世界文学接轨的现代主义、先锋派文学。即便是注重从民间、地方寻找民族文化之根的“寻根文学”，也是在借鉴拉美文学的经验，想由民族而通往世界。可以说，改革开放至今的当代文学，都有一种世界性焦虑，或者作家自身走到世界去，或者通过各种方式将作品译介到世界去。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缓解了一部分人的世界性焦虑，但同时也激起了更多作家冲击诺奖等世界级文学奖的野心及焦虑。
走向世界当然很重要，但因为这种传播上的需求而导致一种写作上的世界性焦虑，以至于影响到一个作家的地方性思考，导致对地方性的拒斥，这似乎就有点过头了。要知道，无论是五四时期，还是“民族形式”论争阶段，甚至新时期文学，都有部分作家可以清醒地、辩证地把握地方性与世界性之间的关系。鲁迅在1934年的时候就说，“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后来更有一种流行甚广的“越民族越世界”说法。但从民族的、世界的等理论概念角度去理解地方性，可能不会有什么明确的答案。我们今天探讨地方性问题，要接续或者说要继续更深一步思考的，正是五四以来，尤其新时期以来的地方性话语，尤其要反思那种因为走向世界的焦虑而刻意把世界性抬升到地方性之上的盲目心理。
一百多年来，中国人为了走向世界，逐渐地变成了“他人”，文学方面更有一种世界性崇拜。无论是作家，还是读者，对译介自海外的作品总是高看一筹。为此，很多年来，海外译介进来的作家作品，总体都比国内作家作品的销售量要好很多。我们不能简单地、泛泛地比较译介的作品与国内作家的作品孰高孰低，这个比较需要落实到具体作家具体作品层面。但这一总体性情况说明的是，读者对当代作家有不信任感，背后也有作家和评论家对自己时代文学作品的品质的不信任心态。如何改变这类带有偏见的、顽固化了的文学认知心理，我以为可以从地方性开始。作家可以把目光稍微拉回一点，看到自己生活其中的地方上的文化和人事，放下姿态让自己的创作真正接通地方经验，从地方出发再造一种关联地方与世界的文学可能。
文学重回地方并不容易。地理大发现以来的世界已被捆绑在一起，尤其全球化对地方的消灭，导致了一种更关心远方的文化心理。不必否定关心远方可能带来的人生动力，但因为关注世界而淡忘自己生活其中的地方，那大概率会走向虚无和焦虑。文学层面也是如此，很多作家对发生在远方的事情充满好奇，写起来可以天马行空，但一面对眼前的生活，很可能是无话可说、不知所措。重回地方，首先要重新找到一种属于地方的文学经验，这经验包括重新发现属于地方的语言和文化、习俗与历史，最关键的是回到一种属于地方的日常生活，看到具体的地方上的人和事。
必然，重回地方并不是放弃世界，而是要通过接通地方、重新找回一种落地的、有地方感、能被地方上的读者接受的真实性和踏实感。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文学的真实被理论上的“文学真实”所取代，为此很多作家的创作所讲求的真实都是在密室里想象一个故事去图说某种道理，进而将这些抽象的“道理”言说为某种更普遍的、比具体的生活真实更高的“真实性”。重新回到地方，就是要从密室写作走到旷野去，这旷野并非一定是大草原、大沙漠的旷野，而是属于地方的真实生活的“旷野”。回到地方上的真实生活，同时也去书写地方上的真实人事。这里面的“真实”，可以是具体地名、具体建筑，甚至具体时间具体人物的“真实”，而不必刻意抹除这一维度的真实性。当然，由这些真实的素材、真实的细节所建构起来的文学文本，也需要抵达某种更高的、抽象的、普遍意义上的“真实性”。之所以强调文学素材方面的真实，因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很多作家总是要刻意避免写及具体的地名，这种刻意性，早期可能是为避免读者对号入座形成误解，当前很多作品的故意模糊化，很多时候是想通过虚化地方，以获得一种普遍性和世界性。但事实显然不会那么简单，地域模糊、历史含糊的小说，与那些有明确的地域感和时代特征的小说，在通往普遍和世界的路径和效果方面，孰优孰劣并没有什么必然性。就像邓一光《人，或所有的士兵》那样，除开主角及其直接相关的部分人物故事是虚构的，其余大部分的人物和细节都有真实档案史料作为支撑。包括魏微《烟霞里》，能看到很多真实历史和真实细节，更有清晰的地理特征和人物原型。这些有真实的历史史料支撑、有具体的现实素材参考的小说，并没有影响它们表达某些超越具体历史和具体地域的人类性、普遍性真理，同时还因为这些基础性细节的真实，让小说有了很好的实感性和亲切感，尤其对生活在小说故事所涉地域的读者而言，更加增添了阅读的欲望。
谈及文学的阅读问题，突出地方性也是让读者重新对文学感兴趣、提升文学接受效果的一种方式。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民族形式”讨论，背后就有文艺走向大众、号召老百姓投身抗战的宣传目的。今天我们重新重视“地方性”，也有一种让文学重新进入社会生活、让读者对文学重新发生兴趣的初衷。同时，背后也有一种读者的“回流”作为社会语境。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读者对海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学有一种天然的了解欲和向往之情，这也是全球化导致地方消失的一个表现。全球化、地球村之后，一个地方的文学爱好者有了很多文学阅读的选择，而因为对异域的好奇，必然会首选海外译介的文学作品，导致地方上的作家失去了身边的读者，地方性意义上的文学走向衰落。但几十年之后，尤其今天这个“逆全球化”思潮越来越强盛的时代，大众读者也开始回望自己生活所在地的文学与文化。这个时候，也是文学“回到”地方、作家“回望”本土重新获得“地方读者”的重要时刻。作家获得身边的、地方上的读者的共情的能力，是很重要的创作品质，甚至是一种胸怀、胸襟。身边的读者，是最直接的，往往也是最真诚、最纯粹的读者，是最可能与作家一起建构理想的文学空间、营造健康文学氛围的人群。很难想象，一个身边都没几个读者的作家，如何能算得上是“世界作家”。当然，很多时候，地方上的、身边的读者也可能不够理想，但不理想恰恰也说明，地方上的文学环境也需要耕耘和培育，在这个意义上，地方上的作家更要有所作为。
重回地方，还有一个更关键的目的，是重构写作的思想向度。回到地方、重视地方性知识，不是简单地用一两个真实地名、描绘几个地标景观就可以的，这是最表层最肤浅的地方性特征。重视地方性知识，内在有一种解构近现代以来逐渐辖制了整个世界文明进程的一些所谓普遍性知识。回到地方，要寻求的文化资源，要生成的文学经验，必须是对当前世界盛行的宏大话语构成冲击的那部分。邓一光《人，或所有的士兵》写二战时期香港的战争史，用一个出身南方的战俘形象，以一种来自软弱者的、人性化的声音，对参与这场战争的所有力量都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对一些打着文明旗号的战争话语、政治主体进行了彻底的解构。小说中的南方地域特征是很明显的，除了香港城市相关的具体历史知识之外，还有作家以南方岛屿相对原始的自然生态作为环境基础所虚构出来的“燊岛”。邓一光塑造一个原始纯净的燊岛，并不是为了简单写一个与世隔绝的战俘营，而是让这种南方的热带的原始风景与岛中残酷的、非人的战俘遭遇形成一种对比，纯净的地域风景在这里比照的是人类的脏污与罪孽，地理意义上的南方的燊岛自然风光在小说中已转化成了一种批判性的精神力量。因着一种清晰的地方性，以及作家把地方性知识成功地转化为精神性要素，最终也解构了现代世界所流行的诸多文明话语，有效地反思了一些普遍性话语。邓一光《人，或所有的士兵》可以视作回到地方、以地方性知识为基础所创造出来的最理想的文本。同样比较理想的还有林棹的《潮汐图》，这个小说也是以南中国珠江流域的近代史作为基础，把南方的地方性知识提升为一种反思近现代以来已盛行于世界的西方文明话语，包括以南方巨蛙来反思人类中心主义话语等，真正通过“回到地方”直抵了世界性的文明痛点。《人，或所有的士兵》《潮汐图》的成功，是新的历史语境下地方性写作的突破，它们让地方性知识重新获得了生气和尊严。当然，这两部小说都是岭南题材小说，它们的地方性知识很多时候直接就是世界性问题。但这也提醒更多其他地域的地方性写作，也要去创造一些独特的通往世界的文学路径。
最后，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还要提及：在这个已然经历了全球化的“后地方”时代，地方性书写不必要、更不可能回到某种前现代的地方状态。新的历史语境下文学的回到地方，是一种文学胸襟的表现，同时它也必然会有某种世界性知识作为背景。不同的是，这世界性不应该成为某种对地方性的压制，它们都要转化为一种自觉和自省。从根本而言，地方性与世界性并不矛盾，今天的突出地方性是在夯实世界性的精神基石。不论是看向世界，还是回到地方，都是为了更新文学的血液，以创造新的文学和思想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