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鲜亮的环节”看到全面的生活
【探寻细节的魅力与张力】
叙事性的文学作品中，细节是最小单元，但它的意义非同小可，甚至是决定一部作品成败的重要元素。如作家陈忠实所言：“细节在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中，对于人物刻画是至关重要的关键环节。一个个性化细节对人物心理隐秘的揭示，胜过千言的平面介绍。不仅如此，好的细节的艺术效应甚至是多层面的。”我们可以补充说，这样多层面的艺术效应，不单单是叙事状物、描摹人物，还在抒情色彩与艺术象征、思想蕴涵与想象飞升等方面发挥独特的作用。
细节塑造人物、推动故事、烘托情感、营造象征
1958年，茅盾在集中阅读了一批短篇小说新作后，写出一篇评论文章《谈最近的短篇小说》。他激赏茹志鹃的《百合花》，对这篇小说的细节描写赞不绝口，认为茹志鹃在展开故事和塑造人物两个方面结合得很好，“而且尽量让读者通过故事发展的细节描写获得人物的印象；这些细节描写，安排得这样的自然和巧妙，初看时不一定感觉到它的分量，可是后来它就嵌在我们脑子里，成为人物形象的有机部分，不但描出了人物的风貌，也描出了人物的精神世界”。
《百合花》中青年战士的枪筒里插着两根树枝和一朵野菊花，显露出他不曾被战争扭曲的爱美之心。青年战士和新媳妇为一床洒满洁白的百合花的枣红色被子发生纠葛，是两位不善于和异性打交道的青年男女间的有趣冲突。他的军装肩膀处有个破洞，匆促而腼腆的他等不及补好军装就急忙离去。他牺牲后，新媳妇为他一丝不苟补好军装的细节，则表达了特定情境下的人民之爱、女性之情。这些细节，既是故事中的波澜，也是人物性格与心灵的展现，同时又富有抒情色彩。如茅盾所言，这篇小说没有闲笔，每个细节都派上用场，同时又富有浓郁的抒情性。作品结尾处，“那条枣红底色上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这象征纯洁与感情的花，盖上了这位平常的、拖毛竹的青年人的脸”。在早先，这洒满白色百合花的婚被，曾经是新媳妇对婚后生活的美好寄托，此时此刻，它的象征意味却转换为她对已牺牲青年战士的崇敬与爱戴了。
孙犁也是惜墨如金、善用细节的高手。他的小说往往没有贯穿性的矛盾冲突和起承转合的情节脉络，不是按照故事情节的逻辑去揭示它的来龙去脉和发展结局，而是抓住几个富有表现力的场景，几个展示人物心灵、推动故事演进的动人细节，按照情感的逻辑，去渲染和强化，直至抒发得尽情尽意为止。
孙犁在创作谈中写道：“要看一个事物的最重要的部分，最特殊的部分，和整个故事内容、故事发展最有关的部分，强调它，突出它，更多地提出它，用重笔调写它，使它鲜明起来，凸现出来，发射光亮，照人眼目。这样就能达到质朴、单纯和完整的统一，这即便写的只是生活中的一个小小环节，但是读者也可以通过这样一个鲜亮的环节，抓住整条环链，看到全面的生活。”在他的笔下，那种经过反复渲染而得到凸现的“鲜亮的环节”，是作为贯通作品脉络的真气而无处不在的。
《山地回忆》中有个十六七岁的泼辣的农家女孩，一出场就气势不凡，看“我”站在河边的石头上洗脸，马上就发难说：“你看不见我在这里洗菜吗？洗脸到下边洗去！”然后是她的肖像勾勒，“风吹红了她的脸，像带霜的柿叶，水冻肿了她的手，像上冻的红萝卜”。在两人的来言去语中，尽管“我”已经做了足够的退让，她仍然不依不饶：“我们是真卫生，你是装卫生！你们尽笑我们，说我们山沟里的人不讲卫生，住在我们家里，吃了我们的饭，还刷嘴刷牙，我们的菜饭再不干净，难道还会弄脏了你们的嘴？为什么不连肠子都刷刷干净！”她的快人快语，娇嗔自得，得理不饶人，几句话过来过去，就得到充分的刻画。
王安忆的《流逝》中，对于排队购物，有一段通透而“不隔”的细节描写，让人过目不忘。《流逝》写上海大资本家的少奶奶欧阳端丽，大学毕业后嫁入豪门，养尊处优，安享富贵，无须为生计奔波，不必为买菜做饭犯愁。后来，身为三个孩子母亲的她坠入人生困境，依靠生命的韧性学会自食其力，穿越艰难岁月，若有所得，若有所思。作品质朴隽永而韵味无穷，颇有莫泊桑《项链》中玛蒂尔德夫人落难重生的情味。
欧阳端丽在人生的改变中，有个排长队买鱼的细节。排队人多，为了防止有人违规插队，损害别人的利益，有人给大家编号、写号、验号，以维持秩序。这样的司空见惯之事，被王安忆写得颇有几分惊心动魄。欧阳端丽为保障家中孩子们的营养，半夜起来到食品商店门口排大队，买上市数量有限的带鱼。维护排队秩序的人粗暴地用粉笔把号码写在人们的衣服上，欧阳端丽感觉有点不舒服，她小心翼翼地翻起衣角，要人家把编号给她写到衣服内里。孰料因为粉笔字写在夹袄的羽纱里子上，和她内面的衣服擦擦碰碰，形迹模糊，竟至无法辨识，无法确证她的排队者身份，她差点儿被清除出队列，幸好有人站出来替她做证明，她才得以买到两斤鱼。习惯于大户人家生活的欧阳端丽，也加入普通市民的柴米油盐、市井生活中。时代氛围、现实处境、个人心性，汇聚在这个生活气息饱满的细节之中。
细节有时旁逸斜出，给作品带来意外的神采
在许多时候，细节的力量还在于溢出作家的本来意图，给作品带来意外的神采。王蒙是一位贯穿中国当代文学70余年历程的作家，始终对现实生活充满热情的关注与追寻。他的笔下有着一个知识分子面对青春、理想、历史与精神世界的深刻思索。这些宏大的命题，又都渗透在一个个鲜活动人的生活细节中。而且，这些生活细节，并不必然地服从于作品的宏大命题，却有些旁枝逸出，丰富了作品的蕴涵，形成王蒙所独有的“杂色填充主色”的叙事特征。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中，林震和赵慧文一起欣赏收音机里播出的柴可夫斯基乐曲《意大利随想曲》的细节，让人感到温馨、明丽，感到两位青年男女在特定情境下的知音认同。林震从乐曲中体会到，“一种梦幻的柔美的旋律从远处飘来，慢慢变得热情激荡。提琴奏出的诗一样的主题，立即揪住了林震的心。他托着腮，屏住了气。他的青春，他的追求，他的碰壁，似乎都能与这乐曲相通”。赵慧文也把自己的人生印记融入这支曲子，“我在文工团的时候常听它，慢慢觉得，这调子不是别人演奏出的，而是从我心里钻出来的”。林震与赵慧文，以充满朝气和理想的目光审视现实生活，两人的接近有着抱团取暖的相濡以沫，他们共同的音乐欣赏品位更加贴近灵魂深处，微妙、梦幻又令人神往。
“细节充实思想”的情形，也出现在作家徐怀中的《牵风记》中。近些年的文学创作，有一个重要的趋向，就是对作品思想深度与思考力度的强化，如李洱的《应物兄》、艾伟的《镜中》等。这也给如何处理形象与思想、细节与性灵的关系提出新的挑战。徐怀中《牵风记》的主人公汪可逾在很大程度上是巴赫金所言的“思想形象”，她同时承担了作品所要求的双重使命，以刘邓大军麾下一位女战士的身份，亲历千里挺进大别山艰辛悲壮的战争烽烟，展现人民解放军的英雄风采，同时以独具慧根的恬静纯然，展现返璞归真的传统思想。正如徐怀中所言：“我觉得人类的前景就在于返回，回到原点，回到人类最初的时候，虽只有最简单的物质条件，但是有很纯洁的内心。”
如果说，表现人民军队的牺牲精神和决胜强敌的气势如虹，对于久经战争考验的徐怀中来说不是很困难，那么，归返生命之初的本真，未必是适合文学表现的形而上命题。徐怀中为汪可逾设置了一系列精当细节，让她“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在浑然不觉的天真中展露出生命的天然纯美。
汪可逾在作品中出场伊始，就有一种空灵超逸的感觉。她以过路女学生的身份，响应战士们要求观看有女性角色的文艺演出的喧哗呼声，挺身而出为根据地军民演奏古琴，她在舞台上一亮相，就神韵非凡，让旅参谋长齐竞大为惊讶：古琴有散音、泛音、按音，汪可逾却偏爱空弦音，在乐曲开始前和结尾处都多加一个空弦音。老子讲以空而纳万物、包容所有、道法自然，古琴亦然。汪可逾在其短暂的生命中，与一把宋代古琴相伴相行，为了这把古琴的完好，她放弃了奔赴延安的宝贵机会，又在生命终了之前，用无弦之琴演奏《秋夜读易》《渔樵问答》等古琴名曲，以此凸显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至境。
但她并不绝对地超然物外，不食人间烟火，而是一个有着生活热情和爱情向往的女性。心高气傲的齐竞追问她在遭遇敌人后是否受辱，她在最后一次离别时怒斥道：“齐竞！我从内心看不起你！”这是一个纯洁灵魂的出离愤怒，也是她在作品中唯一一次动怒。她可以承受那么多的飞短流长，但不能容忍这位心上人的狐疑。这成为汪可逾性格另一侧面的闪光瞬间。空，不是空白，而是空灵高远；无，不是虚无，而是有无相生。玄思由此赋形，灵想得以附身。借助一个个有生命力和张力的细节，汪可逾成为灵魂飞举又血肉丰满的女战士形象。
（作者：张志忠，系山东大学人文社科青岛研究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