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情趣论”及其批评实践——以束沛德为中心
内容提要：中国当代文学组织者、与共和国儿童文学同历程的中国当代儿童文学评论家束沛德，于1957年在《情趣从何而来——谈谈柯岩的儿童诗》一文中所提出和肯定的“儿童情趣”，是对柯岩儿童诗乃至儿童文学创作和审美规律的重要发现。束沛德从文本自身的“情感”和“趣味”出发，在“儿童”本位观念和“情趣”美学内涵辩证统一的基础上，形成了“有一定理论水平”的“儿童情趣论”，进而对当代儿童文学创作观念与批评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而束沛德的“儿童情趣论”之所以得以形成，固然是因为他在求学、工作中接受了“跨代”中国作家的思想“源流”影响和前苏联文学的影响，更因为他坚持从儿童生活出发，以儿童的童心、童情和童趣为儿童文学批评的核心价值。
关键词：束沛德 儿童情趣 “儿童情趣论” 批评实践
中国当代文学组织者、迄今参加了第二次至第十次中国作家协会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国当代儿童文学评论家束沛德是一位具有多重身份和多重贡献的人。仅以中国儿童文学批评领域来说，束沛德在1957年发表的《情趣从何而来——谈谈柯岩的儿童诗》（下文副题省略），对于中国当代儿童文学批评而言，就具有历史性与当代性的意义。该文是束沛德在儿童文学评论领域中的代表作，“已经成为那个儿童文艺思维稀薄年代留给我们的经典篇章”1。作为第一篇评论柯岩儿童诗的文章，该文被认为是“有一定理论水平的作家作品论”2，其对儿童情趣的“赞美”和“呼唤”，也“深深影响了一代儿童文苑”3。该文对“儿童情趣”这一中国当代儿童文学评价尺度和审美规律的发现，在儿童文学教育工具论的时代里，不是从某种观念或某种立场出发，而是从对柯岩儿童诗的审美体悟出发，进而形成了对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创作观念与批评观念有着重要影响的“儿童情趣论”。本文试图探究束沛德的“儿童情趣论”缘何提出、从何而来，以及如何经典化，即重新认识束沛德的“儿童情趣论”生成的个人动因、历史语境、思想流脉，及其批评实践与当代意义。
一．“性之所近”：束沛德“儿童情趣”的提出
1955年9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大量创作、出版、发行少年儿童读物》的社论，尖锐批评了“中国作家协会很少认真研究发展少年儿童文学创作的问题”4。郭沫若在同期《人民日报》上发起“在一二年内，每一位作家都要为少年儿童至少写一篇东西”5的号召。中国作协顺势响应，在创委会任职秘书的束沛德参与起草了《关于发展少年儿童文学的指示》，计划组织会员作家、理论批评家于1956年内写出（或翻译）一篇（部）少年儿童文学作品或一篇研究性的文章。6彼时，在诗歌领域早有成就的贺敬之为响应号召进行创作时却陷入了“为孩子们写点东西真难啊”7的困境。而身为贺敬之爱人的柯岩以试试看的态度，妙手偶得写成了九首儿童诗，《人民文学》于1955年12月以《儿童诗三首》刊登了其诗歌处女作。而促成束沛德写儿童文学评论的动因则是1956年在第一次青创会上听取了袁鹰所作《争取少年儿童文学创作的繁荣》的报告，报告指出儿童文学批评不景气的问题，“这引起我思想共鸣，激发了我从事儿童文学评论的兴趣和热情。”8如果说柯岩进行儿童诗歌创作是一次误打误撞，那同样为响应“一人一篇”号召的束沛德，则是出自投身儿童文学事业“为孩子们做点什么”9的使命感以及“个人的审美情趣和发现文学新人的喜悦”10而写就了富有识见、才情与热情的评论文章《情趣从何而来》。
柯岩或许在儿童诗歌创作上算“文学新人”，但在此之前，她就已经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任专职编剧，1953年至1955年间在《中国青年报》和《工人日报》上发表过诗歌，因而在文学创作上已积累了“老练”的艺术经验。柯岩对其儿童诗收获的热烈反响如此解释：“这并不是我比贺敬之高明……这只是说明每个人都有性之所近吧……。”11在读了柯岩的儿童诗之后，束沛德“沉浸在阅读的喜悦中，为这些诗篇所展现的纯真的童心、童趣所打动，情不自禁地要拿起笔来予以赞扬和评说。”12束沛德收集了柯岩自1955年至1956年期间先后发表于《人民文学》《文艺学习》《中国少年报》和《文艺月报》等期刊上的多首儿童诗，细细品味并加以思考研究，足见其喜悦之情。正是柯岩“性之所近”创作的儿童诗歌，启发了束沛德“儿童情趣”批评思想的生成。即束沛德对于“儿童情趣”的审美发现，并未直接来自于理论，而是出自于对柯岩儿童诗细读后发自内心的喜悦和赞美。在《情趣从何而来》中，不乏“特别感到兴趣”、“令人激动的儿童情趣”、“令人愉悦的情趣”、“令人着迷的趣味”、“引人入胜的东西”、“不禁失声大笑起来”等表达阅读感受的描述性词汇。束沛德直言柯岩儿童诗的情趣“把我们带回到童年时代”，唤起了“我们纯真的童心”13。在束沛德这里，“儿童情趣”并不是先验的理论发源地，而是带着生命体验的自觉审美。这在其《又安静又好动》、《童年记趣》等回忆文章中皆有迹可循。束沛德在童年时期就喜欢与昆虫嬉戏、热衷京戏并爱扮演，且打小就是体育发烧友，“禁不住那些充满乐趣的郊游、体育比赛等活动的诱惑”14。童年时代的游戏精神、文艺兴趣、生命活力以及对自然的感受力，使束沛德身上有着“生就”15的儿童心性，进而能与柯岩诗中的“儿童情趣”“性之所近”。正是柯岩的儿童诗唤起了束沛德童心童情童趣的自然舒展，从而他才捕捉到“诗里跳动着一颗天真的童心，洋溢着一片可爱的稚气。”16
当然，束沛德并未止于“阅读作品的印象和感受”17，而是进入到“诗评互证”的共鸣与对话中。束沛德从《帽子的秘密》《小红花》等诗所描绘的一幅幅生动有趣的儿童生活和游戏场景中，提炼出“诗的情趣从生活中来，从儿童世界里来”18；从《看球记》和《爸爸的眼镜》等诗所刻画的儿童梦境中，捕捉到柯岩“善于从生活出发，从自己的生活积累中提取有趣的材料，形成了新鲜的、有趣的构思”19；从《看球记》《放学以后》《“小兵”的故事》《两个“将军”》等诗所抓取的有趣细节、动作和冲突中，总结出柯岩“善于从行动中来揭示儿童性格”20。因而，束沛德对于“儿童情趣”的发现不仅来自于对柯岩儿童诗的“新感受力”21，更来自于束沛德“目击者”22式的敏锐目光。法国美学家杜夫·海纳认为，只有艺术作品按照本来的目的——即审美目的被知觉的时候，才能成为审美对象。被知觉即需要欣赏的“目击者”目击到作品原本的含义和最深的意义。关于审美趣味常常有两种区别：一种是具体化的个人趣味，它是个别的，多样的；一种是趣味本身，它是使个别趣味之能成为趣味的趣味。如果说束沛德一开始是出于个人的“审美情趣”而悦读了柯岩的儿童诗，那在具体的评论文章中他则是超越了自己的个人趣味而“目击”到柯岩儿童诗的趣味本身。作家在作品背后往往有一个完整的理想世界，“是作家对作品应达到境界的期待”23。束沛德正是在文本细读中将自己的生命体验、价值观念和阅读心得与柯岩诗中的内在逻辑与隐含内涵合二为一，从而达到了对于文本体验的主客体和谐，准确把脉了柯岩儿童诗“应达境界”的文学美感。柯岩对于束沛德的评论欣然接受，“他把情趣和生活、和作者观察事物的眼光、心态等结合起来谈，对我帮助是很大的。”24
那么，束沛德又何以能做到使作品“被‘看破’、‘看透’，被准确解释与揭示”25的？束沛德在大学时代就自觉于文学评论素养的提升，选修了著名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许杰的“文学批评”、唐弢的“现代散文诗歌”等课程，并向唐弢主编的《文汇报·磁力》投稿，为其文学评论的写作打下扎实的基本功。同时，更要得益于他在创委会期间任职的秘书工作。自1952年秋作为复旦大学新闻系高材生被分配至中国作家协会，至《情趣从何而来》文章的写成，束沛德已在创委会任职五年之久。在秘书室期间，束沛德一方面需要写创作情况汇报，编年度创作选集，组织文学创作活动，参加创作组作品讨论会，筹办《作家通讯》并任责任编辑。这些工作“提高了秘书室工作人员的文学鉴赏力和评析作品的能力”，26使束沛德在各类文学作品的阅读、品评和筛选中，形成了对儿童文学独到的审美感受力和判断力；另一方面，束沛德需要起草文件和报告，这又锻炼了他写评论文章时对文学形势“一览众山小”的宏观评判与文本阐释“表里见乾坤”的微观探析能力。可以说，束沛德富有洞察力和概括力地将柯岩儿童诗的文学美感精准提炼为“儿童情趣”，正在于他纯粹的秘书角色和评论家身份，他既与当时的文艺方针政策以及儿童文学创作状况有着近水楼台的切身体会，又与作家和作品保持“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的审美距离。
此外，束沛德这篇评论文章初稿写于1957年初春时节，正逢文艺界贯彻“双百方针”，鼓励在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此时，我也心情舒畅，思想比较活跃，没有多少条条框框。”27在这篇文章的写作过程中，束沛德已然进入到鲁迅所提倡的“有余裕”的文学状态，这是创作和批评时一种精神上的轻松、舒缓、悠然的状态。如果说，党和国家对儿童文学事业的关心指导以及“双百方针”的“余裕”氛围，是促成柯岩和束沛德分别以作家和批评家的身份在儿童文苑崭露头角的外部条件；那束沛德在创委会期间所培养的“勇于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28的品格追求则是成就这篇“侧重艺术分析、美学思考”29评论文章的内在要素。文章定稿写于1957年10月，束沛德正处在反右派斗争“整风”运动的“误挨批评，写检讨之际”30。难能可贵的是，在信奉“斗争哲学”且经受“反右”之苦的年代，束沛德依然“不畏浮云遮望眼”，“从作品的实际出发，作了比较深入的艺术分析，抓住了作者的创作特色。”31可以说，这篇文章的成型，既沐浴着时代春风又强生于时代夹缝，束沛德在文学普遍性思潮制约下，从文本出发探微着儿童文学的内部规律，体现出束沛德敏锐的批评嗅觉、良好的理论素养以及坚定的审美批评立场。就在文章写作之际，束沛德的女儿也呱呱坠地。初为人父的喜悦和爱意，也使束沛德对“儿童情趣”的“赞美”和“呼唤”，更具有不染纤尘的审美力和真情实感的生命力。因而，对于“儿童情趣”的审美发现，渗透着束沛德青年时代“人”“文”并茂的审美趣味和“家”“国”共情的人生况味。
二．“儿童情趣”何以“儿童情趣论”
束沛德对于柯岩儿童诗中“儿童情趣”的审美发现，很大程度上起因于当时很多的儿童文学作品，包括儿童诗，“还非常缺少这种情趣”32。贺敬之的“真难”之叹也从某一侧面反映出“一人一篇”的集体号召虽然具有调动作家积极性和提升儿童文学地位的作用，但作家队伍仍潜在忽视或轻视儿童文学创作特殊性的问题。在1956年和1957年的两篇代表性的评论文章《幻想也要以真实为基础——评欧阳山的童话〈慧眼〉》和《情趣从何而来》中，可以窥见束沛德“儿童情趣”思想的演进轨迹：正是《慧眼》缺乏生活的真实依据，在儿童性上“脱离了儿童的性格特征和心理特征”33，在文学审美性上“既缺乏丰富的令人生趣的幻想，也缺乏优美的情调和幽默感”34，从而才有“情趣从何而来”的深切呼唤。前文望闻问切《慧眼》存在缺乏对童话基本特征与内在发展规律了解的疑难“症候”，后文对“儿童情趣”的不吝赞美像是“众里寻她千百度”于“蓦然回首”处发掘的妙药良方。虽然评论对象各自不同，论述主题各有侧重，但两篇文章对于儿童性与文学审美性的重视有着内在顺承性和循序递进感。一褒一贬之间，束沛德由《慧眼》而炼就了文学审美的“慧眼”，进而才有对“儿童情趣”的审美发现，并将此提升为“有一定理论水平的作家作品论”。
这一“理论水平”体现为束沛德对“情趣从何而来”的严密论证和精准概括：“用儿童的眼光观察生活，从生活本身发现有趣的事物，以生活为基础的巧妙构思和生动想象，通过具有特征的行动揭示性格，我以为柯岩是借着这些艺术手段使得她的诗篇充满儿童情趣的。”35可以注意到，“生活”是束沛德“儿童情趣”思想的核心关键词，以层层递进的方式出现了三次。在五十年代，整个当代文学都处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审美统领下，“这一新的文学图景支配了中国作协人的世界观、文学观，决定了他（她）们的工作方法和文学观念。”36这一工作方法和文学观念就是“回到生活”。束沛德任职创委会期间，就曾于1953年参加了文协组织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学习，并主笔整理成《全国文协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情况报道》，“明确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文学创作、批评的最高准则。”37此后于1953年、1954年又相继写过《记历史估价问题和创造人物问题的讨论》《在丰富的现实生活里》《作家谈深入生活问题》《谈谈创作计划》等文章，进一步阐释现实生活之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的重要性。柯岩的创作也是如此。为了给少年儿童提供营养丰富的精神食粮，柯岩主动提出要认认真真地深入少年儿童生活，多次走访到各种类型的学校里去。柯岩当时每年要坚持八个月在基层生活，强调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正是对儿童家庭生活和日常生活有着切肤感受、细腻观察和长期积累，从而使其儿童诗有着束沛德所觉察到的“许多别人没有发现的儿童情趣”38。正因如此，这种儿童情趣才不是“向壁虚构”的，也不是“添油加醋”39的。生活自身的真实与情趣，组建着束沛德“儿童情趣”思想的内在表达。
而生活的情趣只有经过作家“儿童的目光、儿童的思维方式”40观察、思考，并运用“巧妙的构思和生动的想象”41，才能被充分揭示出来。概而言之，束沛德揭示的儿童情趣，是由熟知儿童生活、心理的创作者——柯岩创作出来、引起儿童心弦共鸣的审美趣味。在《情趣从何而来》中，束沛德秉持从作品的实际出发，从文本自身的“情感”和“趣味”出发，从而发掘出柯岩儿童诗中独特的“儿童情趣”之美，进而形成了独到的、“有一定理论水平”的“儿童情趣论”。具体而言，束沛德的“儿童情趣论”包含着双层内涵：一方面倡导儿童文学要有纯正明朗的情感色调；一方面强调要用有趣的形式揭示出有趣的事物。即儿童情趣是儿童文学中情感色调和趣味性有机融合的审美特征。“情感”和“趣味”构成了束沛德“儿童情趣论”思想的核心。“趣”是形态，是作品中那些富有趣味的细节与动作及戏剧性的冲突与行动性强的情节；“情”是内核，是创作者塑造明朗、高尚的儿童性格，表达“美好的情感”和“善良的愿望”42去感染儿童的感情和意志。“情感”和“趣味”相辅相成，以“趣”表“情”，“突出‘趣味’是个动态的、始终以情感主体做支撑的丰富的精神世界”43。
由此可进一步理解，束沛德的“儿童情趣论”是“儿童”本位观念和“情趣”美学内涵的有机统一，如“把果子味混透在酪里”（周作人语）的美妙融合。“儿童”本位观念即儿童性，需要创作者体察少年儿童的想象、思想、感情等心理状态，“她的心灵”、“她的气质”都要与儿童相近；“情趣”美学内涵即文学审美性，是与儿童性相应的行为语言在儿童文学作品中的艺术反映。在五十年代儿童文学整体创作水平“非常缺乏这种情趣”的情况下，束沛德恰逢其时并恰如其分地强调“儿童情趣”的理论命题，可以说是抓住了当代儿童文学发展的关键问题。在此情形下，“儿童情趣论”不仅强调并释放了束沛德本人对儿童文学儿童性与审美性的期待，也是对五十年代训导主义下儿童文学教育工具论思想的纠偏，进而为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建立了一个共享的审美空间和对话场域。
三．从何而来：跨代中外作家的“源流”影响
那么，束沛德的“儿童情趣论”又是从何而来？束沛德涉足儿童文苑固然源自其自身的儿童心性，但也离不开他生命历程中结识的良师益友。他曾深情回忆，“赵先生（赵景深）是第一个引领我向‘儿童文学港’靠拢的人。”44如何引领？赵景深翻译的格林、安徒生等域外童话集、著述的《童话概要》《童话论集》、写作的童话《纸花》《一篇槐叶》、童话诗《桃林的童话——给亲爱的小妹慧深》、主编的《青年界》杂志，于中学时代就给束沛德的阅读“留下美好的印象”45，并对束沛德的投稿给予热心鼓励和悉心指导。大学时代，赵景深在课上推荐沙尔·贝洛、安徒生、王尔德、格林兄弟等儿童文学大家的名著，并按照束沛德的兴趣和愿望，开列外国儿童文学阅读书目，增进了束沛德的儿童文学涵养。除了得益于赵景深言传身教的“引领”，与赵景深同为五四儿童文学先驱的冰心也对束沛德的儿童文学观念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寄小读者》和《爱的教育》是少年时代对我影响最深的两本书。”46在束沛德的求学生涯中，深深受益于五四儿童文学前辈其人其文的启蒙。作为中国早期儿童文学理论、创作、翻译、教学的拓荒者和探索者之一，赵景深曾在与周作人的往来信件中表达出自己的志趋，“我以为儿童的天真，给我极大的吸力，我替他们谋一些快乐的使命，也未使不是神圣尊严的事业。”47冰心的《寄小读者》是以诗一般的抒情笔调，歌吟着童心、母爱和自然。因而，为儿童“谋快乐的使命”的赵景深和遵循“给世界爱和美”的冰心，分别在“趣味” 和“情感”48层面上润泽着束沛德的少年时代并投射于他青年时期的儿童文学评论中。某种程度上，束沛德的“儿童情趣论”之舟正是航行于以赵景深、冰心为代表的五四学人儿童观的海域之上。
除了对五四儿童文学精神的传承，束沛德的“儿童情趣论”思想还受益于在创委会期间亦师亦友前辈们的浸染。创委会的菡子启迪了束沛德养成“以情感人”的艺术鉴赏力。菡子以散文见长，孩子的童年、童心与童趣是菡子散文中常见的柔情角落和旖旎风光。在束沛德初涉评论的文字中不难寻觅到菡子情真意挚、诗意盎然的散文风格与艺术识见的影子。而对束沛德儿童文学思想产生较大影响的另一位老师是严文井。束沛德曾回忆严文井的话，“现在儿童读物的缺点，也是爱教训孩子。孩子不爱听枯燥的说教，我们应当尽量把作品写得生动有趣一点。”49这番话使束沛德较早地领悟到儿童文学要讲究情趣，寓教于乐。而严文井富有幼儿情趣、诗情与哲理交融的作品《丁丁的一次奇怪旅行》《蜜蜂和蚯蚓的故事》《三只骄傲的小猫》《小溪流的歌》也都曾激发了束沛德对儿童文学的兴趣。此外，在《1954-1955儿童文学选》序言中，严文井提出，“应当善于从少年儿童们的角度出发，善于以他们的眼睛，他们的耳朵，尤其是他们的心灵，来观察和认识他们所接触到的……一定要让作品做到：使他们看得懂，喜欢看，并且真正可以从当中得到有益的东西。”50束沛德坦言这段言简意赅的文字，“在我脑子里深深地扎了根，成了我后来从事儿童文学评论常常揣摩、力求把握的准则。”51这种准则即遵照、遵循儿童文学基本规律的准则。冰心在《〈1956儿童文学选〉序言》中，提出儿童文学作者“必须怀有一颗‘童心’”52。因而，作为束沛德上级、前辈与同事的亦师亦友们，不仅在文学审美的“情感”和“趣味”上影响着束沛德“儿童情趣论”的养成，还在儿童性的“童心”上滋养着束沛德的“儿童情趣论”思想，即“如果一个儿童文学作家能够深入到儿童的内心世界里去，他就一定能发现有趣的、引人入胜的东西。”53“儿童的内心世界”正与冰心、陈伯吹、严文井等基于“童心”阐释儿童文学的独特性不谋而合。
如果说束沛德的“儿童情趣论”思想直接受益于良师益友的耳濡目染，那以严文井、金近、陈伯吹、贺宜、张天翼等为代表的第二代儿童文学学人则“外源性”地承袭了苏联儿童文学理论话语，束沛德本人也不例外。五十年代，别林斯基、高尔基、盖达尔、马尔夏克、波列伏依等人的著述以“苏式文论”在中国儿童文学界生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苏联儿童文学理论除了弘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坚持儿童文学的教育方向性，同时也反对狭隘的“教训”意义，强调儿童文学的趣味性和“巨大的艺术感染力”，提倡儿童文学要“写得简单、有趣而有内容。”比如别林斯基提出，儿童文学应该给孩子以快乐，而不是沉闷；给孩子以故事，而不是说教；马尔夏克提出，给孩子们写东西，幽默和快活是不可缺少的；高尔基提出，儿童文学是快乐的文学，同孩子讲话必须要“富有趣味”54。对苏联儿童文论“一边倒”式的引进，在很大程度上建构着新中国儿童文学的基本观念与理论框架，逐渐被内化为中国儿童文学的价值判断与审美尺度，即寓教于乐。
在创委会期间，束沛德“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则与《苏联文艺理论小译丛》为伴。”55《情趣从何而来》中，他就引用了马尔夏克的观点阐释“情趣从儿童的行动中来”，引用波列伏依的话申明趣味性之于儿童文学的重要性。柯岩也曾提及自己广采博取苏联作家以及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作品56。在赋予儿童“祖国的花朵”、“民族的希望”、“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的时代使命下，寓教育于生动、活泼、丰富的情趣中成为柯岩儿童诗的鲜明特色。其儿童诗叙事融入了个人生活经验里对儿童情趣的体悟以及意识形态中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英雄主义情愫。如《“小兵”的故事》《帽子的秘密》《爸爸的眼镜》等，都是以富有戏剧性和趣味性的日常故事传递高尚、积极、红色的社会主义精神。在新中国成立的早春时节，对新时代、新制度和新生活的歌颂奠定了诗歌乐观、向上、喜悦和欢快的基调，儿童诗歌也自觉承担了歌颂与礼赞的使命以及塑造社会主义新儿童的责任。束沛德在评论文章一开始即提出柯岩儿童诗中具有“生动的笔触和明快的调子”57。刻画新中国形象、宣传新政权精神、赞美新生活场景成为这一时期儿童诗歌的主旋律。柯岩儿童诗是以儿童化的思维、视角和语言，展现儿童世界、心灵和情感的生活抒情，抒发“对新生活的认识和发自内心的热爱”58。因而，无论是柯岩诗里所体现还是束沛德评论所发现的“儿童情趣”，都是共和国体制下“诗学”与“政治学”的自觉统一，是“教育性”与“儿童性”的交相辉映。束沛德提出，“更重要的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眼光去观察、研究生活，把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生活的真实、生活的情趣融合在一起。”59“我感到趣味问题对儿童文学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它是和儿童文学的任务——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儿童一代的任务紧密联系着的。”59尽管束沛德多次使用“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词强调“儿童情趣”的阶级性和教育性，但他却是以去功利性的态度对待儿童文学的教育意义，认为作品的教育意义饱含在“生动的艺术形象和鲜明的生活图景里，而不是在艺术形象之外进行枯燥乏味的说教、训诫、议论。”60
对比来看，五四时期所发现的“儿童”以及倡导的“趣味”都是脱胎于“人的文学”价值体系之内，“儿童”内嵌于“人”的主体性之中。而新中国儿童文学理论中所强调的“儿童情趣”则是统摄于“人民的文学”话语体系当中，“儿童”是附丽于“人民”范畴之下。从个体的启蒙到集体的教育，二者对“儿童情趣”的阐释一方面有着现代性的统一，即对儿童性的尊崇。尽管十七年时期的儿童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牢记文学的政治教育功能，“但它仍旧和五四时期培养起来的陶冶教化的现代审美观有着精神上的最后一点瓜葛——尽可能地维护艺术的审美性和尊重儿童的趣味。”61另一方面二者又有着本体性的差异，即前者的“儿童情趣”体现着文学性的审美意义，后者的“儿童情趣”则倾向于教育性的功能要义。束沛德的“儿童情趣论”，既是以审美向度为纽带“内源性”地呼应着五四的现代性，“以他的文学批评证明了传统理论资源的合法性和有效性”62；同时又以教育方向为准绳“外源性”地赓续了苏联儿童文论的现实性。对二者的借鉴吸收与巧妙平衡，彰显了束沛德“既置身于历史现场又保持历史间距”63的批评智慧，在教育本位中有意识地坚持了批评的艺术性自觉和人文精神旨归。即束沛德的“儿童情趣论”，是在儿童（而非国家）的“主体形态”中，努力践行儿童情趣的“文学形态”和“意识形态”的双向互动与美学建构。当十七年儿童文学逐渐归属为教育甚至政治的工具，“便不能不遗憾周作人的儿童文学是文学的，而非道德的，更非教训的这种儿童文学观的遭时代遗忘。”64尽管束沛德的“儿童情趣论”不可避免留有时代印痕，但束沛德以文学审美为目的拨正了共和国之初以“教育”为目的儿童文学观，散发出“在强调儿童文学‘教育功能’的50年代会显得多么卓尔不群”65的气质。从这一点上，“儿童情趣论”的提出有着承前启后的“历史中间物”的意味。
四.束沛德“儿童情趣论”的批评实践及当代意义
作为束沛德儿童文学批评的代表作，《情趣从何而来》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儿童文学批评的名篇之一。该文先后收录在《中国儿童文学大系·理论（一）》《儿童文学论文选（1949-1979）》《论儿童诗》《中国儿童文学60年（1949-2009）》《柯岩研究专集》等儿童文学文论集中。且在束沛德出版的专著《情趣从何而来——束沛德自选集》《儿童文苑漫步》《耕耘与守望》等作品集中，该文也以篇首的显要位置凸显出束沛德本人对此篇的重视和偏爱。在新近出版的《平实是风格更是品格——评说束沛德》（2022）一书中，众多儿童文学界学人都谈及《情趣从何而来》这一批评文章的经典价值和深远影响。儿童诗人金波表示，“那篇评论让我意识到理论的指导意义，理论批评是不能忽视的，也让我有了一种蕴蓄在我身上的新的认知，就是为孩子写作，情趣很重要。”66柯岩也直言这篇评论文章“对她有着很大的影响，激发了她此后写儿童诗更高的热情。”67新时期儿童文学理论家、评论家汤锐直言，“反复精读了那篇文章，我才开始尝试写儿童文学评论。”68从新时期儿童文学向文学性和儿童性回归与重建的思潮中，可以感受到束沛德“儿童情趣论”的暗香疏影。如刘厚明《导思·染情·益智·添趣——试谈儿童文学的功能》（1981）、蒋风《儿童文学的趣味性》（1983）、吴其南《柯岩儿童诗的儿童情趣》（1985）等评论文章。著名儿童文学学者朱自强回顾，“这篇批评对初学儿童文学的我影响很大，可以说帮助我及时地获得了重视情趣这一重要的儿童文学研究意识。”69朱自强在著作《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中充分肯定了束沛德“儿童情趣”提出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并在“儿童文学本质论”、“儿童文学文体论”等理论建设中有效吸收了“儿童情趣论”的思想资源。可见，束沛德的“儿童情趣论”已经深植于当代儿童文学的创作、批评和研究之中。
束沛德在2011年的文章《自白与共勉》中，将自己在儿童文学领域用心思考、着力弘扬的理念总结为四点：一是对儿童情趣的赞美和倡导；二是对艺术创新的鼓励和支持；三是对小读者的关注和尊重；四是对儿童文学走向的观察和把握。第二点和第四点或基于他在儿童文学界长期作为组织者和领导者“铁肩担道义”的角色；第一点和第三点则可视为他以评论家身份“妙笔著文章”的心得。其中，他将“对儿童情趣的赞美和倡导”排在了首位。在新时期以来具体的批评实践中，尽管评论对象基本上都是“新作品、新作者、新现象”，但束沛德却平实地贯彻着“儿童情趣论”的精神内核。仅从文章标题，就可寻觅到儿童性的“童心”倩影与文学审美性的“情趣”芳踪：《让童谣深入孩子心灵》《中学生的心灵之歌——推荐〈花季·雨季〉》《打开孩子的心扉——喜读〈我要做好孩子〉》《心中唯有小读者——漫谈秦文君》《心中有孩子 笔下有精灵——苏梅印象》等文章，主题都聚焦于“孩子”和“心灵”，束沛德“儿童情趣论”的“童心”环，“孩子”的半径已由柯岩儿童诗面向的“学前儿童或学龄儿童”扩大至到各个年龄段的少年儿童，尽显“对小读者的关注和尊重”；《从严峻艰辛中写出美——浅谈常新港的儿童小说》《红线串着爱与美——推荐金波的儿童诗》《真善美的孩子天地——林焕彰儿童诗选》《人性美的深情礼赞——林良童话赏析》《乡情·亲情·童情——读沈家琪的儿童散文》等文章，束沛德“儿童情趣论”的“情感”线上开始串联起诗歌、散文、小说、童话等多种题材，且“情感”层面也升华为对人性“真善美”的赞歌；《迷人的诗体故事——读〈板凳狗幼儿童话〉系列》《有意味、有温度、有色彩——读〈面包男孩2:你爱苦瓜我爱糖〉》《体味“寻找”的苦与乐——读〈大自然探险纪实〉系列》等，束沛德“儿童情趣论”的“趣味”枝上，挂满诗意的、幻想的、纪实的等各有滋味的果实。“趣味”不止于来自儿童生活的内部世界，更来自广阔的外部自然世界。尽管标题或主题因评论对象差异而各有侧重，但“儿童情趣论”中的儿童性与文学审美性，在束沛德的批评实践中却是浑然一体的，而不是界限分明的。创作者的“童心”是决定作品中“情感”和“趣味”的关键，“童心”的关键，既来自于作者的心性、气质与兴趣，也来源于对儿童生活世界与心灵世界的观察、体验与提炼，最终以“情感”和“趣味”的艺术形式，抵达不同年龄段读者甚至成人读者的“童心”。
曹文轩评价束沛德的批评是一种“朴素而有效的批评”70。其朴素之处正在于束沛德本身的童心、童情与童趣，是如刘绪源所倡导的“赤子之心”，“这与孩子相通的，是他的一颗蓬勃的童心，是他满心的压抑不住要往外溢的儿童情趣。极而言之，便是他的‘赤子之心’”71，从而使“儿童情趣论”在束沛德的批评实践中不断得以内化、分化与再生，成为他“老生常谈”的关键词。其有效之处在于，“这些批评的话语，是研究、总结经典作品之后而逐渐形成的。”72束沛德的“儿童情趣论”很好地回答了“何为好的儿童文学”以及“好的儿童文学何为”的问题，使儿童文学绽放出本体所特有的、非凡的艺术可能和美学魅力，从而经受住了共时性与历时性的批评实践检验。那么，“儿童情趣论”的当代意义何在？2021年儿童文学学者、评论家崔昕平在文章《儿童文学批评与创作掣肘》中指出如今儿童文学领域的诸多乱象：儿童文学创作的活跃度与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在场度失衡；真正优质的儿童文学作品难以抵达真正需要的受众；在“批评不足”的同时还存在非专业、非文学判断、甚至目的不纯粹等“批评适当”的问题……崔昕平表达了对儿童文学批评标准、尺度混乱的忧虑。而儿童课本以及儿童绘本等儿童读物中混杂的低级趣味问题，也如乌云遮蔽了洁净的童年天空。因而，在“批评与创作掣肘”成为中国儿童文学所面临的大问题与真问题的当下，对束沛德集儿童性、文学性、审美性、思想性、教育性于一体的“儿童情趣论”进行重读，将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和把握儿童文学的美学特质和批评尺度，从而为当前儿童文学批评与创作中的审美错讹现象提供“朴素而有效”的镜鉴参照。只有坚持“儿童情趣”的美感尺度，坚守儿童情趣“从何而来”并警惕“不从何来”，方能理解束沛德于历史景深处和岁月风铃中所呼唤和赞美的“情趣”真义。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规划项目：“鲁迅与百年儿童文学观念史的中国化进程研究”（19BZW143）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方卫平：《我心目中的沛德先生》，《新民晚报》2022年5月22日。
2 3 26 28 29 37 46 55 束沛德：《我的舞台我的家》，作家出版社2015年版，第72，72，17，46，83，15，236，87页。
4 《人民日报》社论：《大量创作、出版、发行少年儿童读物》，《人民日报》1955年9月16日。
5 郭沫若：《请为少年儿童写作》，《人民日报》1955年9月16日。
6 中国作协1955年11月18日发出《中国作家协会关于发展少年儿童文学的指示》，该指示最初由束沛德起草。
7 汪习麟，樊发稼：《儿童诗十家》，海燕出版社1989年版，第294页。
8 束沛德：《我这九十年》，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32页。
9 10 12 17 19 20 27 30 31 44 45 49 51 束沛德：《我这九十年》，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71-77页。
11 李泱：《柯岩研究专集》，少年儿童出版社，1990年版，第63页。
13 16 18 32 35 38 39 40 41 42 53 57 59 60 束沛德：《情趣从何而来——谈谈柯岩的儿童诗》，《文艺报》1957年第35期。
14 24 33 34 70 束沛德：《情趣从何而来——束沛德自选集》，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2014年版，第302，388，13-16，383页。
15 [俄]别林斯基说过，“儿童作家应当是生就的，而不是造就的。”语见《俄苏作家论儿童文学》，河南少年儿童出版社，1983年版，第7页。朱自强曾引用“生就”概念，评价周作人在儿童文学理论研究中的儿童心性。
21 美国文艺批评家苏珊·桑塔格为反对单一阐释提出“新感受力”的批评立场，主张在欣赏文艺作品的时候，不是用规范性的词汇去理解和分析，而是用描述性的语言去体验和感觉。
22 杜夫·海纳认为的目击者：（1）处于欣赏作品的最佳视点；（2）不是一个一般的观者，而是一个卷入的观者，卷入作品的世界之中；（3）一方面他遵循作品，顺从客体，另一方他与作品共在，达到主客体的融合，通过共在与融合，他目击了作品的真谛，作品的真谛也通过他而显示出来，获得存在。
23 陈思和：《文本细读在当代的意义及其方法》，《河北学刊》2004年第3期。
25 62 72 曹文轩：《一览众山小——束沛德先生的文学批评》，《中华读书报》2022年9月10日。
36 63 徐妍：《评束沛德〈我的舞台我的家——我与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8期。
43 李利芳：《束沛德儿童文学美学观念研究》，《中华读书报》2022年10月16日。
47 蒋风主编：《中国儿童文学大系理论（一）》，希望出版社，2009年版，第47页。
48 除了赵景深和冰心，五四时期，周作人在《儿童的文学》中提出“顺应满足儿童之本能的兴趣与趣味”乃是“供给儿童文学的本意”；周邦道在《儿童的文学之研究》提出儿童文学的标准要“有吸引的能力，使儿童发生隽永的趣味，而且很欢喜读的”；郭沫若在《儿童文学之管见》中指出儿童文学“由儿童的感官直愬其精神堂奥，准依儿童心理的创造性的想象与感情之艺术”。郑振铎创办《儿童世界》杂志，本着“知识的涵养与趣味并重”的原则。赵景深早期的童话以及冰心的通讯体散文（即《寄小读者》）就刊载在《儿童世界》上。这些儿童文学前辈，都曾对儿童文学的“趣味”和“情感”价值作出重要论述。
50 王泉根主编：《中国儿童文学60年》，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2009年版，第14页。陈伯吹在《谈儿童文学创作上的几个问题》中常被引用的代表其“童心论”的语录也出自这里。
52 王泉根主编：《中国儿童文学60年》，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2009年版，第17-20页。
54 56 周忠和编译：《俄苏作家论儿童文学》，河南少年儿童出版社，1983年版，第166、19页。
58 谢冕：《中国新诗史略》，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62页。
61 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高等教育出版社，2022年版，第201页。
64 朱自强：《1908-2012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2015年版，第270页。
65 陈菁霞：《束沛徳：70年，见证新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历程》，《中华读书报》2019年5月29日。
66 67 金波：《风铃轻轻摇响，想起和束沛德先生交往德二三事》，《文学报》2022年9月2日。
68 林蔚，柳涓编：《平实是风格更是品格——评说束沛德》，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22年版，第88页。
69 朱自强：《束沛德儿童文学批评的意义和价值——读〈儿童文苑纵横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2年第6期。
71 刘绪源：《文心雕虎新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78页。
【作者单位：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