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当代中国的一种方法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社会分化以及随之产生的种种论争，使得90年代呈现出一副极其驳杂的面貌。不过，关于21世纪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相关研究，尚难以获知全貌，“身处其中”的“在场”状态，为阐释这一充满可能性与开放性的历史阶段造成了一定困难。2023年9月，学者贺桂梅的著作《重述中国：文明自觉与21世纪思想文化研究》（以下简称《重述中国》），通过梳理与反思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情况，在重返历史的过程中获取了有益于现实的历史经验与思想资源。
《重述中国》一书汇集了贺桂梅自2000年至2020年期间完成的一系列论文。在持续性观察中国思想文化的过程中，作者意识到，20世纪90年代文化转型之后的思想文化发展已逐渐呈现出明晰的轮廓，并在21世纪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特质。她以“中国叙述”作为核心线索，对知识界、学术界和大众文化领域一系列重新叙述中国的实践进行剖析，由此深入挖掘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实语境与中国认同之间活跃的互动关系。对“何谓中国”“如何叙述中国”等根本性问题的讨论包含着鲜明的现实关切，即如何在复杂的全球化语境中重构中国的主体性位置。
“90年代原点”：历史意识与方法论
贺桂梅曾谈到，20世纪90年代是其学术思想乃至整个学术研究的“原点”，这既源于个人经验，同时，一种以90年代作为原点的历史意识始终延续在她的学术研究中。贺桂梅在《重述中国》的序言中重提“90年代原点”，强调90年代作为一个略显失序却又孕育着无限可能性的话语场，21世纪的种种议题与现象皆从中生成，意在指明90年代在当代思想文化研究中不可回避的地位。全书的文本框架也体现着这一自觉。虽然《重述中国》一书的副标题为“21世纪思想文化研究”，但实际上全书视野范围则涵盖了90年代至今30余年间的当代中国思想文化情况。在第一编中，贺桂梅对费孝通的“文化自觉论”“反右书籍热”“新左派”与“自由派”之争等90年代后期思想界的论题、现象、纷争进行了重新梳理与历史反思。这一书写方式似乎溢出了书名限定的时间范围，实际上却隐含着作者对于当代中国思想文化变迁阶段性特征的基本判断，同时也反映了其学术研究方法论意识的延续。
作为“80年代研究”的代表之作，贺桂梅的《“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对80年代的“新启蒙”话语体系进行了分析，而“文化中国”作为其中的核心话语，早已显示出贺桂梅一直以来对“中国”这一问题的关注。她写道：“文化中国”作为一种文化民族主义的中国叙述方式，“试图跨越由‘五四’或‘文革’所造就的本土文化传统‘断裂带’的姿态，进而期望由此形成新的文化主体认同”。90年代以来全球地缘政治和经济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何谓中国”这一核心问题上，90年代后期以来思想文化界逐渐形成了新的“中国认同”，由此促使思想文化领域在21世纪纷纷开始重建有关中国的叙述。在《重述中国》中，贺桂梅将21世纪的中国认同方式称之为“文明自觉”，“文明中国”成为了新的共同体想象方式。
基于对当代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阶段分期判断，贺桂梅将90年代后期以来的当代中国思想文化情况作为研究对象，考察当代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变化以及中国认同、中国叙述的发展与成型。
“90年代原点”不仅是对当代中国思想文化情况的历史性观察的结果，更源于“知识社会学”的方法论意识。尽管研究对象不断转变，但这一方法论却始终清晰地呈现在贺桂梅的研究中。尤其是在《“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中，“知识社会学”的方法得到了详细的阐释与介绍。贺桂梅借鉴了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的说法，将其发展成一种研究思路，考察知识生产与社会情境之间的关联关系。按照她自己的话来说，她所关注的是“那些被视为价值观、常识乃至情感结构的时代意识是以怎样的‘知识’形态表达自身的，并且如何被这些‘知识’所构造”。90年代以来思想文化领域发生了显著变化，知识界、理论界和大众社会等领域兴起了一系列重述“中国”的实践，形成了诸如“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经验”等议题。《重述中国》所关注的正是90年代以来各种“中国叙述”话语如何被建构起来并发挥作用。
“文明自觉”：中国认同与重述实践
与其说21世纪的思想文化是《重述中国》一书的研究对象，不如说《重述中国》是贺桂梅持续关注当代中国的阶段性成果。从《“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书写“中国气派”——当代文学与民族形式建构》再到《重述中国》，“中国”一直都是贺桂梅思考的核心，同时也构成了其学术研究的一条路径。贺桂梅对于如何阐释“中国”这一问题的思考决定了《重述中国》一书的体例。首先，面对“中国”这样宏大的对象，唯有采取跨学科的研究方式从总体上进行把握，将知识界、学术界、大众文化等领域的现象与问题纳入到讨论中，避免单一学科视野可能造成的盲视。
全书整体上分为“思潮”“思想者”“文化”三编，分别呈现的是知识界的理论实践、学术界的研究议题、大众社会的文化现象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力求全面地呈现21世纪思想文化的情况。三编之间从结构上看似是一种平行关系，实则由一条主线紧密地串联起来。第一编主要围绕着知识界90年代以来重述中国的实践展开，以费孝通在90年代后期提出的“文化自觉论”作为开端。21世纪以来知识界陆续受其影响提出有关中国的新论述，如甘阳的“通三统”、赵汀阳的“天下体系”、汪晖的“跨体系社会”等。21世纪的知识界不再从单一的“民族—国家”视野来理解中国，而是强调中国经验的连续性与复杂性，由此形成了一系列对整合性中国的叙述。在第一编中，作者提出了“文明自觉”这一核心概念，并由此辐射全书。第二编以个案形式分析洪子诚、李陀、戴锦华等当代思想者的研究，他们在历史转型的过程中不断调整自身的学术路径以及思考议题，以寻找一种与现实对话的有效方式。这一部分的重要意义还在于通过呈现学者的个体经验对第一编中的宏观叙述进行补充。第三编将目光从知识界转向更为广阔的大众社会，以文化研究的方式分析了21世纪以来红色怀旧热、中国大片热等现象，而其分析也始终不离“中国认同”这一主题。这种宏观叙述与个案分析相结合的方式避免了宏大可能造成的空洞以及细节可能造成的松散，在最大程度上呈现出历史的复杂性。
贺桂梅将“文明自觉”作为全书的核心概念，来概括21世纪中国叙述的特质。所谓“文明自觉”即是从“文明”的角度来叙述中国，将中国视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具有历史连续性的文明形态之一，当代中国是“中华文明体”的延续。“文明自觉”的核心是对于“中国”的认知方式和认同方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中国’并不被视为一种自明的政治和文化单位，也不被民族国家的理论框架所限定，而被视为大至‘全球’‘世界经济体’‘亚洲’‘海洋/大陆体系’，小至‘区域’‘地方’‘边疆’等处在紧密互动关系的体系格局中的一个能动的政治文化单位。”贺桂梅系统地梳理了这一中国叙述特征的生成过程。美国学者亨廷顿在1993年提出了“文明冲突论”，他提出，当今世界存在着八大文明，中华文明构成了对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文明的重要挑战。亨廷顿重新调用了“文明”这一话语资源，但他的阐释仍然带有鲜明的冷战思维色彩。费孝通在90年代中后期多次提及“文化自觉论”，一方面强调对中国文化的自觉认知，另一方面也可以看作是对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回应，其中暗含了一种“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和而不同”的全球文化秩序构想。“文化自觉”背后所呈现的中国共同体想象不再等同于80年代的文化民族主义式的共同体想象，前者注重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协调以及自身的主体性位置，后者则被限制在西方理论所设置的二元对立思维框架中。费孝通的“文化自觉论”影响了知识界对中国问题的讨论和理解，成为2004年“中国文化论坛”的基本宗旨，由此涌现了一系列的中国叙述。费孝通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王铭铭的“超社会体系”、甘阳的“文明—国家”论、赵汀阳的“天下体系”、汪晖的“跨体系社会”等具有影响力和代表性的论述，一方面强调中国历史的连续性，另一方面试图整合中国内部的差异。21世纪一系列重述中国的实践都试图重建一套理论话语，进而整合共同体形象并确立在全球化格局中独一无二的主体性位置。总之，在理论对话的过程中，“文明”从一种“非政治化”的冷战叙述转化为建构21世纪中国形象的重要话语资源。
中国历史经验的复杂性决定了它并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现代民族国家，这也就导致了借助西方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下的民族主义理论、现代化理论无法真正地确立中国自身以及处理中国的现实问题。从“文化中国”到“文明中国”的认知转变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突破了原先占据支配地位却并不具有现实针对意义的那一套“认识装置”，同时又要求创造出一套属于中国的阐释话语。从“文明”的角度来叙述中国，将中国视为一个具有内在差异性和历史连续性的文明体，这都促使我们必须重新认识历史与传统的意义。这一重返传统的过程中蕴含着提取批判性思想资源的可能，与此同时，重返传统的限度又是需要持续探索的现实问题——在何种程度上借用传统作为思想资源才能够避免复古主义的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