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开《文选》诗歌研究之门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汉魏六朝集部文献集成”成果之一、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文选》诗类题解文献辑录与研究”成果，宋展云编著《〈文选〉诗类题解辑考》已由凤凰出版社出版。该书以《文选》诗歌为研究对象，钩录旧注、诗论等文献中的题解文字，掇菁撷华，汇为一编，是一部帮助研究者和爱好者打开“选诗”意旨门锁、推开“选诗”研究之门的铺路之作。
《文选》诞生以来，以其“略其芜秽，集其清英”，宗风雅之道，并采各体菁华，书成便彪炳文坛，被长久地视作文学教科书，影响甚巨。而《文选》论文，序中首言诗体，又简述汉魏六朝诗歌之流变，足见编者清晰的诗歌史意识贯穿编纂始末，彰显出该书对研究早期中国古典诗歌史的重要价值，是以历来古典诗学研究与“选学”关联密切。然而，《文选》所录诗歌达430余首之多，诗体繁多，来源甚广，不少作品的作者、作年、本事、主旨等都有所争议，这些相关阐发或散见于旧注，或集中于诗评家语，史书记载及各诗人与同代文人交往书信材料亦可作为参考文献，诸多资料东零西散，有心人或想搜罗，往往苦于资料散佚，难以一览了然。
基于以上背景，《〈文选〉诗类题解辑考》立足传统与现代“选学”的共同根基之一，也即“注解”研究，用文本细读的方法，力图回到创作本源，探求诗歌本意，爬梳史册，剔抉诗评，供来者研阅。所谓题解，主要是指每篇作品之前，有关作者小传，揭示作品写作年代、背景及内容主旨的注解文字。该书的题解辑录主要采自三个源头：“选诗”李善、五臣注等相关题解，“选诗”研究专著中的题解，历代诗话中的相关题解。总体看，该书表现出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版本考究，体例分明。该书原文以宋尤袤刻本李善注《文选》为基础，同时参照各本。体例上，该书依照尤袤本《文选》分章布局，照录原文，再于每篇作品中分六部分，原文为主体，其余为旧注、本事、系年、集说、按语。旧注汇集各家，基本尊六臣为主，李善注以宋尤袤刻本为底本，五臣注以陈八郎本为底本，个别异文参考诸本加以考订。另外，敦煌写本《文选》注、《文选集注》中的《文选钞》、陆善经注等具有题解性质的材料也一并收入。所选均是各家注本系统的权威、主流版本，从源头上保障了基础文献的可靠性。本事即“选诗”本事资料辑录，指每篇作品的相关史事背景材料，多选自正史作家本传或诗人与同代文人交往书信、《世说新语》等笔记小说。系年指作品问世时间，或采自旧注、本事资料，或充分吸收现代学者研究成果，均有本可据。集说多为钩索“选诗”研究著作和历代诗话中相关题解资料进行整理，所论述内容涉及疏通诗意、解说题旨、断定作年等。按语则是对上述材料文本对读后的问题论证，并阐明一家之言。应该说，该书在基础材料的版本考求上靠得住，在众家学说的搜罗剔抉上稳得住，在辨证是非的学术判断上立得住。
二是材料对读，启发深研。对“选诗”研究者来说，该书是一部工具性很强的启发性参考书。“选诗”六臣注在编排、系年、作者、篇题创作背景等方面可能存在问题，将各家旧注、系年、本事、集说等材料顺次罗列对读，一些学术史上难有定论的疑难点自现，研究者可从中寻找新的研究灵感。如谢灵运《石壁精舍还湖中作》一首，篇题“精舍”为何，历来有考，李善以为是读书斋，刘履认为是太傅故宅，吕向以为是山寺，顾绍柏更进一步判定是佛寺。诸论不一，或待来者再论。又如潘岳《金谷集作诗》一首，吕向认为：“时（石）崇出为城阳太守，潘安仁送之。”然而考石崇本传：“（石崇）年二十余……入为散骑郎，迁城阳太守。”可知石崇任城阳太守时年纪尚轻，并非潘安诗篇题言“金谷集”时，此诗或作于石崇出为征虏将军时。如此种种，从该书文献整理呈现的情况可见“选诗”有诸多篇题有误、编排错讹、作者失考、作年误断处，虽已为前人解决一些，仍有不少需后人去辨证。该书不仅指出了各家争论之要点，还对关键说法作了简要的文献综述指引，读者可以此为干，进一步延伸阅读，以期有完整而系统的了解。
三是评者百家，各见得失。旧注以外，该书所汇各家诗论颇为广泛，他们对同一诗歌的不同诠释让读者能够从中窥见中古诗歌诠释史的流变，也能在比较之后对各家所执诗论观有所探悉。选录古代诗话或笔记著作如刘履《选诗补注》、何焯《义门读书记》、吴淇《六朝选诗定论》、方回《文选颜鲍谢诗评》、唐汝谔《古诗解》、曾原一《选诗演义》等，现当代成果有黄稚荃《文选颜鲍谢诗评补》、黄侃《文选平点》、丁福林《鲍照集校注》、顾绍柏《谢灵运集校注》等。综观对读，各人诗论观特点一一呈现。何焯论诗颇客观公正，注重联系时事进行阐发，然而也因此过于重视诗歌的“文外重旨”，不免求之过深。如江淹《从冠军建平王登庐山香炉峰一首》，江淹从建平王刘景素游，此诗本是和刘景素之作，何焯联系到《南史》江淹本传曾载，刘景素身边人日夜撺掇其谋反，江淹多次劝谏，故推论此诗托意贾谊，也有劝谏之意，颇为失考。吴淇论诗能知人论世，看重对篇题的阐发，认为“古人诗无泛起之句，必关动通篇”，因此书中吴论有大量考证篇题、阐发诗意的内容。且吴淇常常使用互参法，将诗人其他作品或他人作品与本篇同时互参，往往出奇意。如《行旅》中，先有潘岳《河阳县作二首》，次接潘岳《在怀县作二首》，同样是潘岳出宰之作，为何在怀县作诗时，篇题特加一个“在”字？吴淇点明：“一之为甚，其可再乎？”大约怀县时期的潘岳出宰已久，愈发悲痛自身漂泊无定。互参之后方知，诗人内心滋味，皆托于一个看似毫不起眼的“在”字了。诸如此类，该书中还有不少可琢磨之处。诗论的对比加本事等材料的佐证不仅可启发读者对一些诗歌进行再思考，亦让这本文献整理之作在学术考究以外增强了可读性、趣味性。
《〈文选〉诗类题解辑考》是一部可靠、可用、可读的文献整理著作，正如作者书前所说：“为学之士，徜徉其中，览阅斯编，亦可明心见志，进德修业。月明之夜，风雨之日，展卷读之，或可摇荡性情，颐养心志。风雅之道，粲然可观矣！”
（作者系凤凰出版社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