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豹》：生命共同体意识与生态移民的时代叙事
神农架是陈应松文学创作宿命式的精神基地和美学大本营，他的神农架系列小说早已超拔为当代文学中一片群峰耸峙、幽壑密布、云蒸霞蔚的文学秘境，成为当代文学当之无愧的一片文学高地。在此畸异无匹的文学秘境中，人性的幽暗与光明难解难分，文化与自然既相互戕贼又共生共荣，历史与现实既互相羁绊又相互促成，洋溢着光影交织、色彩斑驳、五味杂陈的丰赡意韵。不过，退守大自然，从大自然中寻觅强健昂扬的精神底色以超越现代文明萎靡的物欲化迷思，尊重自然生命，义不容辞地为饱受现代化斧钺之灾的大自然请命，从而重启文学的生态维度，激活万物有灵的地方性知识，为生态文明建设做出最富有地方感的文学贡献，则是陈应松神农架系列小说一以贯之的恒常主调。《神鹫过境》《豹子最后的舞蹈》《松鸦为什么鸣叫》《云彩擦过悬崖》等蜚声文坛的中篇小说均是这一主调的生动呈现，至于《到天边收割》《猎人峰》《森林沉默》等长篇小说也是这一主调中的宏大乐章。而他最新发表的长篇小说《豹》（《人民文学》2023年第5期）则把这一主调推向了新高潮。《人民文学》编者在卷首语中称“长篇小说《豹》，也许将是一个较久时间内都不容忽视的艺术收获”。的确，陈应松在长篇小说《豹》中充分调动了他关于神农架的生活经验和知识积累，在生态危机频发的时代为我们讲述了豹子这一珍贵物种的地区性灭绝史，通过塑造独特的猎人形象再次反思了历史悠久的狩猎文化，并与脱贫攻坚、生态移民、生态建设等时代主调相勾连，从而恢弘壮阔地描绘出当今时代神农架的生态画卷，对作为生态文明核心灵魂的生命共同体意识做出了地方性深描。
一、地区性物种灭绝的深情悲歌与生命共同体意识
生命共同体，包含着两个层面的内涵，一个是自然的生命共同体，另一个是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因而所谓生命共同体意识，就是要破除现代性的主客两分、原子化、个体化的倾向，超越现代文明强硬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认识到所有自然生命是以共同体的方式共生共荣的，人类也只有与大自然共生共荣才能获得长治久安的光明前景。归根到底，生命共同体意识就是一种生态整体观，就是美国生态思想者利奥波德所强调的大地伦理。对于陈应松而言，长篇小说《豹》对豹子这一物种在神农架地区的灭绝过程的深情叙述，就是对生命共同体意识的恳切呼唤。
《豹》的主体线索之一，就是一只名为金刚的豹子饱受生死磨练，发誓为同类复仇，成为灵兽的神农架故事。豹子金刚的母亲、兄弟斧头还有曾经的情人红果、情敌石头都相继死于猎人老鸹子、巴老磴之手。金刚孤独地漫游于神农架的山山岭岭，无法觅到同类，满足不了爱欲，心中蕴蓄着对猎人的刻骨仇恨，只能咬死他们家的牲畜来复仇。当它最终进入苍苍暮年，登上雷火田村上面的白琅峰，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时，一个地区性物种灭绝的悲歌如暴雨般倾泻而下，令人不由得仰天长叹，哀泣欲绝。
如所周知，《豹》中关于豹子金刚的灭绝故事在中篇小说《豹子最后的舞蹈》中早已经以第一人称叙述过了；不过再创造时，陈应松并没有简单地因袭旧作，而是进行了大幅度的改进。陈应松立志要把这只豹子塑造为野性、神圣、执拗和崇高的象征。他尽可能地把豹子金刚放在神农架的具体生态系统中，写出它的生态位、生命独特性。例如他详细生动地写豹子金刚的捕食过程，写它与扒狗子抢食獐子，遭遇过山彪，吃被野鸡啄死的老鹰，随手杀死猴王，饥饿难耐时甚至想猎食豪猪，捕食野猪等。因此，陈应松笔下的豹子绝不是动物寓言或儿童小说中的豹子，而是鲜活生动的、生活在神农架这个特定地域的、占据独特生态位的豹子。
与此同时，陈应松也把豹子放在与人的交错关系中来塑造其形象。豹子金刚因为猎人老鸹子、巴老磴曾打死它的母亲和兄弟，还有许多同类，所以对他们恨之入骨，想方设法地咬死他们的牲畜以复仇，但是最后面对年老体弱、真诚忏悔的老鸹子，它又宽恕了他。豹子金刚也能够识别人的善良和邪恶，例如它知道护林员老龙是善良之人，因此几次三番拦路请求帮助，最终求得老龙帮它拔掉了喉咙中的豪猪刺，它也懂得下跪致谢。豹子金刚对人类爱憎分明，而且感情丰富，跌宕起伏，因此它的形象是一个富有艺术韵味的动物形象。
尤为重要的是，陈应松尽可能地采用拟人化的内视角来透视豹子金刚的心理，打破了不少生态小说中动物世界的沉默与死寂，写出了野生动物的孤独、惶恐、绝望、悲怆乃至极端困境中的崇高。正是这种内视角的采用，使得陈应松能够入乎其内，游刃有余，写活了豹子形象。小说最后写道：“一只豹子，攀登至白雪皑皑的山顶，它的四围是雪原，或是冰川与凝止的云瀑。金色的影子，固定在最高处，眺望。即使此刻它喘息，也是眺望。孤独存在于伟大的征途之后，它成为高山上唯一的传说与神话。它是一块运动的石头，被不屈的命运掷向山巅，成为圣者。”至此，豹子金刚形象就成为岿然独立、卓尔不群的文学形象了，与海明威的中篇小说《乞力马扎罗的雪》中风干冻僵的豹子、艾特玛托夫的长篇小说《崩塌的山岳》中的天山箭雪豹、赵剑平的长篇小说《困豹》中的金钱豹疙疤老山以及劳伦斯的诗歌《美洲豹》中的美洲豹、吉狄马加的长诗《我，雪豹……》中的雪豹遥相呼应，构成世界文学史中豹子形象璀璨夺目的一环。
当然，更为重要的是，陈应松的《豹》通过豹子金刚的遭遇写出神农架地区的物种灭绝悲剧。这也是当代生态小说中极为常见的一种写法，不少作家偏爱叙述地区性物种灭绝的故事，以“最后一个”式的口吻警醒世人。例如胡发云的中篇小说《老海失踪》写的是乌啸边地区最后一群乌猴的生存困境，贾平凹的长篇小说《怀念狼》写的是陕西商州地区狼的灭绝，叶广芩的中篇小说《老虎大福》写的是秦岭地区最后一只华南虎的灭绝，李克威的长篇小说《中国虎》写的是闽浙交界地区华南虎的最后灭绝，叶楠的短篇小说《最后一名猎手和最后一头公熊》写的是东北冻土原上最后一头公熊的灭绝，等等。美国生态思想者罗尔斯顿曾说：“每一个物种的灭绝都会加剧生命之流的衰竭过程，这绝不是一件小事。物种的每次灭绝，都是对生命的一次超级屠杀。它不仅杀死生命个体，还杀死一种生命形态（物种）。它不仅毁灭生命的‘存在’，而且毁灭生命的‘本质’；不仅毁灭生命的‘肉体’，而且毁灭生命的‘灵魂’。”的确，物种灭绝对于地球的生态系统而言是最为惨痛的悲剧。每一个物种灭绝，都意味着地球生命之网的一个网结脱落，意味着对地球生命共同体一次深及骨髓的损害。因而，陈应松的长篇小说《豹》聚焦于神农架地区性物种灭绝的悲剧，就是对生命共同体意识的一种深情呼吁。
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开篇中曾说：“对我们这些少数人来说，能有机会看到大雁比看电视更为重要，能有机会看到一朵白头翁花就如同自由地谈话一样，是一种不可剥夺的权利。” 这就是生态思想者的坚定立场！他们把能够看到大雁、白头翁花等自然生命视为一种不可剥夺的权利。当豹子这样的珍贵物种从神农架地区消失后，陈应松凭借文学的力量再次复活了它，让读者再次在文学中看见豹子，维护了它们不可剥夺的生态权利。该小说曾描绘母豹的美丽：“母豹金色的皮毛冰凉后更加鲜艳，它闭上眼睛，它有长长的睫毛，有黑色的鼻扇和嘴唇，有呈一字形的豹须，有漂亮的、排列整齐的斑纹。黑色的斑点像小岛，一条一条的水路，有规律地、优美地通往一个一个的小岛，那皮毛真是上天绘制的一幅神秘图案。尾巴的环纹尤其标致，茸毛蓬松，就像是一条暖和的围巾。”这样的豹子真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杰作！人类面对这种壮丽的自然生命，只能怀着敬畏之心欣赏和礼赞！至于食肉寝皮的想法，则是自私人性的极致卑污而已。
二、狩猎文化的反思和生态移民的时代叙事
陈应松在长篇小说《豹》中展开的另一条主线，是讲述雷火田村猎人老鸹子、巴老磴的狩猎经历以及他们与豹子金刚一家的恩怨情仇，由此展开生态文明时代对狩猎文化的反思和重估。猎人老鸹子是雷火田村的打兽勇士，一辈子不知道打死过多少飞禽走兽，当年也因能够打死那些危害村民的猛兽而被视为保护一方平安的能人，受到赞誉。如果只从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出发，猎人老鸹子的这种勇士、能人形象也许还可以保持下去，但若从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文明角度来看，老鸹子的形象就另当别论了。
老鸹子和巴老磴都是自私自利的猎人形象，神农架的那些飞禽走兽对于他们而言都只是肉和皮毛，而不是生命。他们打猎技艺高超，但是对于飞禽走兽而言，他们是极为凶残野蛮的。豹子金刚的母亲曾这样控诉老鸹子：“他枯瘦的身子是罪恶，他爬动的四肢手刃过我们，他深陷的眼睛瞄准我们。他制造了一件又一件山林的血案，他用血洗手，他又在光天化日下冲洗血迹，用他烹煮和宰杀后的快乐冲洗一个又一个现场。他板着一张死脸，可他喜欢动物的死亡，他厌恶和无视鸟鸣、虫吟、兽吼，他冷冰冰的心里像沙漠一样死寂，他喜欢山冈的空荡，喜欢枪声过后的硝烟里，大地颤抖的模样，他打碎所有坚硬的骨头吸食骨髓，他撕开所有柔软的皮毛啃噬血肉，他用滚烫的热血下酒，他射杀过无数的狗熊、老虎和豹子，他让无数的生灵停止呼吸，他罪孽深重，罄竹难书。他与我们血海深仇，不共戴天。他的存在是我们所有生灵的地狱和噩梦，他就是衅稔恶盈、死有余诛的老鸹子，老鸹子，老鸹子！”这可以说是从野生动物角度对猎人老鸹子的形象最严厉的控诉和颠覆。的确，为了凸显猎人老鸹子的反生态形象，陈应松还写到老鸹子吃豹子胆、活取熊胆等残酷行为，批判立场鲜明。正因为对待神农架的飞禽走兽的残酷行为，老鸹子生前就受到严酷的惩罚和报应，例如终生贫穷，子嗣不旺，到老时诸多恶疾缠身，梦魇中受到各种飞禽走兽的灵魂拷问，他甚至砍掉了自己的一只手臂。
不过，最令人震撼的是猎人老鸹子临死前爬上白琅峰，面对豹子金刚做最终的忏悔。老鸹子终于认识到豹子的生命之美，终于放下了猎枪，把豹子金刚的母亲的爪子郑重地放在它面前，冻死在白琅峰上。猎人老鸹子临终前在豹子面前的忏悔一幕感天动地，人终于幡然悔悟，恢复了良知，恢复了对其他自然生命的尊重和敬畏。可以说，正是生态文明时代对狩猎文化的反思，才会催生出这种感天动地的人性翻转。无独有偶，当代生态小说中也有不少猎人幡然悔悟的生动叙事，例如叶广芩的短篇小说《猴子村长》中的猎人侯自成和奉山老汉因为金丝猴母亲为救子女赴死的大义凛然而深受感动，放下了猎枪；哈尼族作家洛捷的短篇小说《大独猪》写的是猎人倮黑看到野猪的有情有义而深受感动放弃狩猎；雪漠的长篇小说《猎原》中的孟八爷更是看到猎杀狼狐等野生动物结果造成甘肃河西走廊的生态大破坏，从而金盆洗手、放下猎枪成为生态守护者，等等。但是这些猎人形象与陈应松的《豹》中的老鸹子形象相比，在典型性、艺术感染力上都稍逊一筹。
其实，陈应松在塑造猎人老鸹子和巴老磴形象时，是在更为宏大的生态文明视野中反思狩猎文化。众所周知，狩猎文化是最原始的人类文化之一，原始人类就是在刀光剑影、血雨纷飞的狩猎中一步步跋涉前行的。在陈应松长篇小说《猎人峰》的附录里还有一篇文寇在《神农县报》副刊上发表的《论狩猎》，其中写道：“狩猎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枪声是社会前进的鼓点。人类踏着无数野兽的鲜血，从胜利走向胜利。”文寇还认为狩猎使得人类野性十足。但是对于陈应松而言，狩猎文化进入生态文明时代早已成为反生态的典型了，因此他的《豹子最后的舞蹈》中的猎人老关形象、《猎人峰》中的猎人白秀形象以及《豹》中的猎人老鸹子和巴老磴形象等，基本上都是较为阴暗的、嗜血好杀结果惨遭报应的反面形象。这无疑和世界文学中一些经典之作构成了文学史上的生态呼应，例如艾特玛托夫的长篇小说《崩塌的山岳》批判那些中东富商开着私人飞机到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去猎杀箭雪豹的行径，托卡尔丘克的长篇小说《麋骨之壤》批判波兰那些中产阶级借狩猎以娱乐的靡靡之风。
如果说猎人老鸹子和巴老磴形象代表狩猎文化的野蛮和残忍的反生态倾向的话，那么，《豹》中的野羊街森林管护站护林员老龙的形象则代表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典型。老龙从部队退伍后就成了神农架野羊街森林管护站护林员，他全身心地融入守护森林这个崇高事业。在发生森林大火之后，他为了恢复森林的盎然生机，花十五年时间栽下了十万棵树。为此，他甚至牺牲了家庭，牺牲了平常人憧憬的世俗生活。也正是长期孤身一人置身于大自然，使得他像野人一样，外表粗野，内心质朴。他无法适应城市生活，在城市里看到那些千篇一律的单元房，他连自己的家门都找不到。到了森林里，他却灵活自如，游刃有余，如鱼在水，如鸟入林。他认识到森林中没有野兽，山冈就没有活力，森林就没有传奇。可以说，老龙就是庄子欣赏的那种“畸于人而侔于天”式的自然人、生态人。他无论是在管护站附近创造出一个人的村庄，还是在过火地再造一片鸟鸣兽吟的新森林，都堪称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典型。
老鸹子和巴老磴这样反生态的猎人所过之处，鸟飞兽奔，血洒森林，但是老龙这样的生态建设者坚持一个目标，久久为功，最终恢复了森林的盎然生机。猎人老鸹子、巴老磴只想着猎杀豹子，老龙却给豹子金刚拔去喉咙中的豪猪刺；仅仅因为家里的牲畜被豹子咬死，猎狗没有及时发现，老鸹子就下死手痛殴猎狗，而老龙和自己的狗却惺惺相惜，为了不让主人在盗猎者安装的电网上触电，狗甚至主动代替主人牺牲……如此鲜明的对比，谁是谁非，一目了然。
当然，时代主潮已经改弦更张，老龙作为先进人物典型受到宣传表彰，老鸹子恶疾缠身、饱受折磨后孤独死去，巴老磴因为盗猎最终落入法网。更为重要的是，小说写到雷火田村要按照政府部署的精准扶贫工程进行生态移民，政府为他们建设好了新村，将来村民们可以经营旅游民宿和富有特色的林下经济，他们被纳入神农山区的整体旅游、生态保护和乡村振兴大战略中。生态移民，本质上是现代人主动从大自然中后撤一步，既是为大自然留下足够的生存空间，也是为未来人类留下足够的生存空间，因而也是现代人对永无餍足的征服欲和控制欲的自我节制，是为了保存地球自然生命力的重要举措。长篇小说《豹》中，老鸹子、巴老磴打死无数飞禽走兽，豹子咬死老鸹子、巴老磴家的家畜，这就是人兽互害的典型。根本原因还是人类太自我膨胀，过度侵蚀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因此，生态移民就是过于自我膨化的人类主动自我收缩，把一部分自然空间还给野生的世界。如果说迟子建在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中讲述的是鄂温克人的生态移民故事，涉及的还有少数民族文化的保存延续问题和环境正义问题，因而呈现出两难困境，那么，陈应松在《豹》中讲述的神农架雷火田村人的生态移民的故事，则是新时代背景下乡村脱贫攻坚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两全其美，是生态文明时代大潮的必然选择。
三、神农架的地方化叙事与生态文化
陈应松曾说：“神农架对我来说不过是一个虚拟的现实，我所关注的不是某一地，不是实在的，‘神农架’于我只是一个神圣的象征，是一种生命存在的方式，是一种高度，是宗教一样的远方。”其实，在笔者看来，神农架在陈应松小说中并不是一个虚拟的现实，而是一个真实的地方，是一个能够抵抗随着现代化、全球化浪潮汹涌而至的非地方化浪潮的真实地方。法国学者马克·奥热在《非地点：超现代性人类学导论》中曾指出，一个地方是具有归属感的、关系性的、历史性的空间，而非地方是不具有归属感、关系性、历史性的空间；现代社会中，都市里的机场、火车站、银行、办公室、商场、地铁、高铁、咖啡馆、快餐店、酒店等空间都是高度非地方化的。加拿大学者爱德华·雷尔夫在《地方与无地方》中也指出，随着城市的增长和流动性的加强，非地方化倾向急剧扩展，但是同时，地方也拼尽全力地抵抗这种非地方化倾向，例如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自然环境、地方建造、地方的品牌化、多中心的地方经验等。如此看来，世界文学史中的地方化倾向其实也是抵抗现代文明这种非地方化倾向的一种表现。作家构建出一个个特色鲜明的文学地方，例如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沈从文的湘西、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贾平凹的商州、迟子建的大兴安岭、阿来的川西藏区等等，而陈应松的神农架也是这一股非地方化浪潮的坚定抵抗者。在某种程度上说，陈应松神农架系列小说的真正主人公其实就是神农架这个有机独特的地方。
爱德华·雷尔夫曾指出：“事实上，当事件与行动以地方为背景时才会显得有意义，这些事件与行动会被地方所影响，被地方的氛围所渲染。就像梅洛·庞蒂的一则著名例子所说的：塞尚描绘的不是纯粹的景观，而是普罗旺斯的景色。”我们也可以说，陈应松描绘的不是纯粹的景观，而是神农架的景观；而且他的神农架系列小说中人物和事件也只有以神农架这个有机独特的地方为背景时才意义显豁，才晕染得法，意味深长。长篇小说《豹》就是非常典型的神农架地方化叙事。
现代文明的非地方化倾向之所以能够肆行无忌，关键在于人们相信机械化的世界观，为了追求效率而专注于标准化、模式化、同质化。出于对这种倾向的质疑和抵抗，陈应松在神农架系列小说中有意再次呈现神农架这个有机独特的地方的神异与幽魅，表现出鲜明的复魅叙事特色。在长篇小说《豹》中，陈应松开篇就写麝香弥漫神农架，给神农架带来春天的勃然生机，随后还浓墨重彩地描绘了阎王鼻子山崖、老鹰潭、蛇头怪、杜鹃醉鱼、神农架鱼洞、双头鹿、过山彪、漆树成精等神异事物，渲染出一个神秘诡谲、魅力四射的神农架地方。在艺术上，陈应松无疑是向《山海经》《博物志》《聊斋志异》的志异传统致敬。
陈应松对神农架山山水水、花鸟虫鱼、一草一木都是怀着莫名的兴趣和爱意的，因此他笔下的神农架万物都灵性盎然，美丽异常。《豹》中写道：“红色的淫羊藿花、粉黄色的延胡索花、蓝色的琉璃繁缕花、紫色的鼠尾花、白色的铁线莲花，都在风中摇曳盛开着。蜜蜂含着花粉嗡嗡大叫，它们在一起，声音就大了，蜜蜂的嗡嗡声绝大多数时间会催出太阳，它们的翅膀就是扇热太阳的，蜜蜂一来，天就会明亮粉嫩。黄喉鹀咂咂咂咂，柳莺嘎吱嘎吱，绿背山雀吁吁嘿嘿，斑鸠咕咕咕咕，水鸲吱吱吱吱，紫啸鸫当当当当声如铜钟……”对陈应松而言，似乎单纯罗列神农架动植物的名称就是一种美学享受，就是对大自然的品味与咂摸。在他看来，每一种动植物的命名中都藏着一首诗，都是人与自然相遇时激起的一轮文化涟漪。至于他在《豹》中对神农架的豹子之美、白腹锦鸡之美的描绘，更是惊心动魄。
不过，更值得关注的是，陈应松神农架的地方叙事非常注重生态整体观。曾有人说大自然就是修罗场，所谓自然的美丽和善良都是人性的投射。这样的说法恰恰是高度个体化的文化立场对大自然最大的误解。就个体生命而言，大自然似乎是非常残酷的。例如《豹》中写豹子金刚一下就杀死那只猴王，蜱虫把狼折磨得形色枯槁，“树、草甸、松鼠、獐子、狐、长着獠牙滚泥的野猪、浪荡的金丝猴、惊慌的蜥蜴、鬼头鬼脑的花面狸，各自谋生与躲藏，没有谁在意这一死一活纠缠不休的鹿，它们的死活与世界无关”。但更重要的是从生态整体观角度来观察大自然，那样就能够发现大自然的生机永存、绵绵不息。“麝香的气味刺激着它的归途，跟所有神农山区的动植物一样，即使衰老的大树和土地，都在复活雄起，枝叶勃发，血脉偾张。麝香的气味杀死森林中的病菌，让生命粲然一新。繁茂的夜晚将从星星的孔洞里流溢出来，杜鹃花再一次泛滥。月圆之时，即使是狂暴的大风，也掩饰不住雄麝的麝香囊喷出的香味，所有的生灵都将欢呼。没有这种气味在山冈上漫漶席卷，动物和植物将会生病直至死去，不为什么，只因万物共生共荣”。对万物的共生共荣的感悟，就是陈应松神农架地方化叙事的生态特色。陈应松在《豹》中描绘了神农架白琅峰，其实作者的视角就是白琅峰的视角，就是生态整体观的视角。白琅峰超然地看着众生的生生死死，一如既往地超越众生又支撑着众生，成就了大自然的阔大和雄奇。
陈应松在《豹》中也有意呈现神农架本土传承的生态文化。例如当巴老磴打死幼豹时，老鸹子就痛斥他违背了猎人几千年来“不捉幼鸟不打小兽”的规矩。不过，更富有魅力的是火云幺婆形象宣示的生态文化。火云幺婆家石坡下有两棵千年铁坚杉，旁边建有土地庙，“土地爷成了你的守护神，这方山这方水全归它管。人保护了土地庙，土地庙保护了野兽，野兽到来保护了大树，就是这样一个神奇的生态循环系统”。火云幺婆在得知巴老磴家的羊被野兽咬死后，就说他们猎人家欠了大山，终究要还清欠债。她还批评当地人：“他们这些人眼里，看到的人也是兽，兽也是兽，都是他们手下的猎物。所有东西都是恶兽，到处都是好皮张。他们是疯子，他们的内心已经疯了，人疯首先是从眼睛疯起的。他们疯了，自己是兽，看这世界，全是兽，因为他们心里装着一千个一万个兽……”火云幺婆过着简朴端庄的生活，尊重自然，尊重生命，对狩猎文化有着难得的清醒反思。因此她也是像姜戎的《狼图腾》中的毕力格老人、迟子建的《额尔古纳右岸》中的鄂温克老女人等一样的具有生态意识的魅力型老者形象。他们的存在反映了那片土地最后一抹生态文化的绚丽残照。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的还是现代人理性、系统的生态意识的引导，不过，这种前现代的生态文化也可以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占据一席之地。
结语：
走向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未来
陈应松的长篇小说《豹》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一曲赞歌，是他神农架系列小说的又一个艺术高峰。他对神农架的挚爱依然如故，不过他对神农架故事的讲述中少了一份像《马嘶岭血案》《松鸦为什么鸣叫》那样的凌厉与严酷，而多了一份从容与淡雅。他曾如此描绘雷火田村：“天一亮，鸡飞狗跳，禽兽草木共襄盛举，烟霭飘飘，春光滚滚。孩子们读书，大人们劳动，老人们放牧，动物们繁衍。人畜交错在这片土地上，他们重叠生活的部分，可以共同索取生命的需求。人的生息被融化在虫吟、兽吼、鸟鸣和植物荫庇的世界中，就犹如学生行走在路上，农人跋涉在田头，生灵们按照各自的分工，将生命演绎成一条不息的湍流，通往远方。”这无疑是陈应松美好的生态理想和文明理想！这也是老子的小国寡民、陶渊明的桃花源理想的后现代再现！因此，陈应松在《豹》中让曾迷失在森林达半年之久的小喜再次安然返回村子里，并和各种动物有着无师自通式的亲密相知。《豹》中的小喜和《森林沉默》中的猴娃戢玃构成了一种生态呼应，但是猴娃戢玃命运悲惨，而小喜终得善果。这也许是陈应松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真诚期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