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仗兵》：面子与里子，小事与大事
电影《一代宗师》里，赵本山饰演的丁连山有句韵味深长的台词：“有人当面子，就得有人当里子。面子不能沾一点灰尘，流了血，里子得收着，收不住，漏到了面子上，就是毁派灭门的大事。面子请人吃一支烟，可能里子就得除掉一个人。”
丁连山做了一个门派的“里子”，余生只得隐姓埋名。他说的既是武林上的事，也是世间所有事。当时一锅蛇羹坐在炉上，闪烁火光舔舐着他的背影。忽明忽灭间，这句话让梁朝伟饰演的叶问与观众一起陷入沉思。
在阅读陶纯最新的长篇小说《仪仗兵》时，我也陷入类似的沉思。电视里的仪仗队整齐划一仿如机械，那威武雄壮、挥斥方遒是“面子”；那些在无止境的军姿和正步中度过的青春年华，与满是伤病的腿脚则是沉默的“里子”。
《仪仗兵》作为长篇小说，从“面子”上不难评价。他的主线是农村孩子李振杰克服艰难困苦，成长为仪仗兵翘楚；小说以1997年香港回归仪式和1999年、2009年、2015年三次大阅兵为锚点，顺着李振杰的军旅生涯刻画出了卢天祥、吴青山、耿长明、林国龙等一群生动的仪仗兵群像。《仪仗兵》虽为小说，人物皆为化名，其实大量细节都是纪实，作者极尽浪漫、昂扬之笔法，将仪仗兵的汗、泪、血都写作荣誉和功勋的注脚。
但从“里子”看，这本书就复杂了。《仪仗兵》毕竟是一部面向社会大众的小说，内容不可避免要接受今人眼光的审视。仪仗兵们付出了那么多辛苦，他们日进斗金吗？位高权重吗？他们的事业和人生，必是让很多人费解的，而仪仗兵群体承载的文学性就在这里。他们的艰苦训练、卓绝表现确实异彩纷呈，但文学更应该看到他们的目标与价值在世俗层面的闪烁与飘忽，看到仪仗兵们作为活生生的人，如何面对这样的人生。
作者没有回避关于仪仗兵的争议。李振杰入伍之前，身边人就劝他不要去仪仗队，因为“那地方听着好，高大上，很风光”，其实很严格，且“不仅学不到技术，身体没准还会落下毛病，复员回来啥用不顶”；李振杰的班长耿长明拖着伤腿竞争标兵，每天训练滴落的汗可以打穿3张扑克牌，能连续站军姿5个半小时以上，最后也没能留在军队；李振杰面上威武帅气，脚上却是“变了形，走了样，还有严重的脚气，皮一块一块往下掉，脚上露出鲜红的肉，甚至还有渗血点，脚后跟全是裂口”，一脱鞋就吓跑了相亲对象；马磊训练时脚上磨出来鸡蛋大小的血泡，林国龙两只脚一度长了20多个“鸡眼”；李振杰的孩子出生、父亲去世，都是在他出任务之时……
如果按今天网上一些人的理解，仪仗兵们只是为了“走队列”，付出这么多值得吗？小说回答了这个问题，从“面子”与“里子”的角度，仪仗兵的作用无形却有质。《仪仗兵》最常写到两种任务场面，一是阅兵式等重大场合，仪仗兵作为中国军人的象征，影响无数国际与国内观众对中国军队状态的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变成中国形象的一部分；二是在机场接受外国领导人的检阅，当仪仗兵作为他们踏上中国土地见到的第一批人、进入到他们的印象之中，仪仗兵也就对外交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确实像很多人所说，站军姿、踢正步不能代替高精尖技术与战略战术，和军事实力强弱没有必然关系；然而我们不会希望所有问题都靠“热兵器战争”解决，我们希望“不战而屈人之兵”，更希望能“防患于未然”，此时发生作用的就正是包括仪仗兵们在内的中国经济、政治、军事、社会的文化。
相比看得见的数字和技术、摸得着的武器和装备，文化总是“风起于青萍之末”，来自微小与无形之处。小说中李振杰、卢天祥等仪仗兵们最基本的功课就是“站”和“走”——这是孩提时代就解决了的“小事”。然而当要求一个人纹丝不动，连续站立5个小时以上，要求每一步的步幅必须精准到75厘米，且必须在规定时间内走完规定的步数、一秒也不能差时，所谓小事也就不再小了——它要求一个人有“超人”的意志与体格，而仪仗队不是一个人，乃是一群人；他们展现的不光是自己的意志与体格，更是这个民族和国家的。此时，“站”与“走”这样的小事，也就变成了无比重要的大事，一如文化无形却有质，有时蕴藏着排山倒海的力量。
《仪仗兵》是关于仪仗队的故事，它作为长篇小说，在与读者、市场的互动中或许也讲述着关于文学本身的故事。在讨论仪仗兵们作为一种象征、一种符号所承载的文化意义时，我难免也想到文学在今天的生存状态，想到一切意义难以被数字量化的行业与事物，以及为其奋斗、为其奉献了岁月的人们。《仪仗兵》在文学层面并不是完美的，它的叙事结构、人物塑造都有可进一步完善的空间。但我想说它在今天出版、走进大众视野，天然地包含着一种问题意识，即我们到底要用什么样的眼光去看待社会、理解生活。当我们执着于金钱、成败，用非此即彼的目光寻找评判一切的准绳时，这反映的其实是我们对于现实的焦虑与不安。而解决这种焦虑与不安的关键，或许正在于那些被我们匆忙判断为无用、无意义的事情。
仪仗兵们无休止的、枯燥的军姿和正步如此，看上去并不如短视频般让人沉醉其中、也不像金融理财一样带来巨额收益的文学，也同样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