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一事一部书：评出版人李昕回忆录
《一生一事》是老出版人李昕的回忆录，我用一天一夜时间一口气就读完了。近年来，关于出版人的回忆录、口述史已有不少佳作，但李昕作为曾经在人民文学、国内三联、中国香港三联、商务印书馆工作的老编辑和负责人而言，所接触到的作者、所出版的书籍，却不是一般出版社的同志可以望其项背的。故他在这本书中对四十年出版人生的娓娓述说，那众多精品佳作出版前后的故事，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因此这本书既可以看作是一位老编辑的个人史，也可以看作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出版史。李昕所留下的宝贵史料，今天的读者和从业者不仅可以与他一起回望那激情燃烧的岁月，感受他对出版工作的那份款款深情，还可以从中总结出许多出版的规律，以及出版实践的经验。
将编辑作为一生志业
“我这辈子，只从事了一种职业，就是出版。这个职业符合我的人生理想，也能给我带来乐趣，因而它成了我为之奋斗的事业，四十年来乐此不疲。”
书封上的这段话，是李昕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也是他的人生观、价值观的体现。李昕在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时，本来有多种选择：留校当老师，到中央部委做干部，但他因为受在清华校园当外文系主任的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选择了去心仪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当编辑。后来，如果他愿意，也还有很多机会离开收入并不高的、“为他人作嫁衣”的出版社，但他一如既往选择在出版社做编辑，做编辑部主任，做社长助理，后又去香港三联做了总编辑，从香港三联回到国内三联，退休后又选择商务印书馆继续发挥余热，这一做，就是一辈子。
在出版社工作，生活上是有一定的保障，但是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大潮中，与那些大红大紫的达官贵人比，出版行业相对显得有些寂寞，有些清贫。李昕矢志不渝，一生选择编辑作为自己的志业，笃志不怠，无怨无悔，其原因，李昕在“人生选择”一章中回答了这个问题。李昕的回答很朴实，也很实在。他认为由于时代的原因，自己的“才学识”中只有“识”不输于人。做其他工作，未必是自己的强项。由于父亲曾经在出版社兼过职，父亲过去的老朋友不少还在出版社工作，他觉得选择到出版社当编辑是不错的职业。去到出版社后，李昕又被人事处抽调做行政工作，并且负责同志要留他在那儿一直做下去，可他强烈要求到一线当编辑。在编辑的岗位上，他很快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回忆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这段往事时，他坦承心声，“经过了一个时期的熏陶，编辑对我已经不仅是作为一个职业，而且是一项人生事业了。它开始寄托了我的人生理想，这不但不可以放弃，而且也不可以怠慢。”为什么如此热爱这项事业呢？他觉得自己所编辑的图书，“对于繁荣文化，传播知识、促进社会思想启蒙发挥了一点作用。”
李昕一生只做一件事，就是出版。做其他事，获取更多的收入，非不能也，而是他不愿为之。不愿为之，是因为他在出版工作中获得了成功的喜悦与收获的快乐。自己经手或者策划的图书虽然也是一种商品，但其中承载着信息、知识与文化。这些产品可以创造一定的财富，满足我们生存的需要，但同时这些产品还可以滋养人类的灵魂，包括编辑自己。选择出版这个行业虽然不可能大富大贵，但对于短暂的一生而言，我创造，我快乐，自己的人生价值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实现。李昕在书中曾夫子自道，“作为一个读书人，我一生和自己喜爱的图书结伴，从中不仅汲取了太多的营养，而且获得了太多的乐趣”。所以，他认为自己一生，“是一个幸福的人”。
李昕道出了自己的心声，这不仅是他一个人，也是无数战斗在这个行业中的出版人的共同追求，包括我这位同道。可谓是：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
学识是编辑发现人才的基础
我们常说，一流的作者才有一流的作品，换句话说，一流的编辑才能组来一流的书稿。因为对于书稿的判断，需要编辑与众不同的鉴赏能力。而编辑鉴赏能力的养成，取决于教育背景，也取决于编辑后天的自学能力与良好的学习习惯。李昕1982年就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从事文学评论，具有良好的文学修养和理论批评功底。他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理论编辑室做普通编辑时，慧眼识珠，为青年学者杨义出版《中国现代小说史》，便体现了他的学识和鉴赏力。
那时杨义30岁出头，硕士刚刚毕业。他送给人文社理论组的小说史共三卷150万字。按照人文社的出版传统，如果不是知名专家，在人文社出版理论著作是比较困难的。一位老编辑审过稿后，认为稿件有新意，可是人调走了，这就轮到李昕接手。李昕在此前编辑过唐弢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曾集中阅读了一批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因此，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情况有了一个坐标系统。他通读了杨义的书稿后，惊喜地发现其研究角度和方法十分新鲜，“整体上扎实厚重，又新意迭出”，对此“极口称赞”。复审看后也觉得所言不虚。但对于这样一位青年学者皇皇巨著的出版，如果没有资助或者作为高校文科教材，人文社很难将他的著作排上号。于是，在社领导的建议下，李昕尝试申请将此书列入高校文科教材。他骑着自行车跑国家教委，填写各种表格，四处请专家签名，经过一番努力，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终于列进了高校文科教材。此举成就了尚寂寂无闻的杨义，奠定了他在业内的学术地位。后来，他与杨义成了好友，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合作。试想，如果李昕没有对现代文学史已有著作出版情况的研究，他怎么能看出年轻学者杨义的文学史著作的独特价值？
后来，当张炜的长篇小说《古船》产生争议时，李昕再一次撰写文章表达自己的观点，因此得到作者的认可。邓贤的纪实文学《大国之魂》，社里犹豫是否出版时，他的肯定坚定了社里的信心。他担任北京三联的总编辑后，当王鼎钧的“回忆录四部曲”销售不够理想时，他连夜动笔写出《你一定要读王鼎钧》一文。此文高度评价王鼎钧作品的史学和文学价值，彰显了他与众不同的鉴别力，让大陆读者认识了王鼎钧，也带来了图书的畅销。
李昕渊博的学识与他的家学传承有关系，当然也与他本人坚持学习和创作分不开。他坚持阅读当下的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掌握前沿的理论知识，积极开展文学批评，保持敏锐和鲜活的嗅觉。他去到香港三联后，为了适应工作，用很短的时间掌握了粤语和英语。退休后返聘到商务印书馆，又策划了一大批优秀的图书，与此同时，他笔耕不辍，先后创作了十几本散文随笔以及回忆录。年过古稀仍宝刀不老，拥抱数字技术，投身新媒体，尝试新的传播方式。他在此书后记中说，虽然我不是“归来依旧是少年”，但我“依旧在路上”。
七十正当年，不是少年，却是少年。
编辑是需要一定政治智慧的
这句话是李昕在四十年的编辑生涯中总结出来的，对此我深以为然。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做出版工作，无论是具体编辑还是出版社的负责人，都必须具有这种“智慧”。刘再复上世纪90年代赴美讲学后，他的著作在内地再也没有出版过，虽然没有任何部门发过文不能出版他的著作，但出版社大多不愿触碰这道“红线”。李昕早年与刘再复出版上曾有过合作，交往密切，惺惺相惜。但为了保险起见，李昕先从刘再复研究《红楼梦》的作品入手，结果在中国出版集团领导的支持下，此作顺利出版，没有出现任何波折。由于李昕的“破冰之旅”，与内地出版暌违17年的刘再复得以“出土”。随后刘再复不仅写了一系列新作在三联出版，他过去的作品也相继在各家社得到再版，累计达60余种。钱理群本来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知名教授，因为他主编的一本讨论中学教育的论文集被一些报刊点名批评，结果不仅他不能登上北大讲台，还不能出版著作了。钱理群的一本书稿在遭到四家出版社的拒绝后转到了李昕手上，李昕看了书稿后觉得除了其中几篇稍有锋芒建议删掉外，其余照旧出版应当没有问题。一花引来百花开，从此“解放”了钱理群，三联相继出版了“钱理群作品精编”九册，在学界和读者中收获了赞誉。除此之外，在李昕的手上，还出版了被其他社放弃的齐邦媛的《巨流河》、曾彦修的《平生六记》等所谓的“敏感”图书。这些书出版后均获得了读者和媒体的好评。
李昕的出版实践与探索告诉我们，做一位好编辑要“有胆识”、有“担当”。如果遇到“富有思想理论价值”的创新之作，要能够在不违背政治原则的前提下，凭着自己的判断，促成出版，这样才能看出一位编辑的人文精神与价值追求。像上述作者的书稿，在他任职北京三联期间还出版过不少，这都曾是别的出版社不敢出版而放弃的书稿。看见好书就产生出版的冲动，这是编辑的一种本能；看见好书却无情地放弃，在某种程度上，是编辑的失职。
富有政治智慧并不是一味地去闯红灯，而是要掌握一定的尺度，规避暗礁和漩涡。如他们编辑李敖的系列著作时，对书稿中一些政治敏感的问题，通过编选来进行取舍。对于那些太敏感的文章就不选，文章中敏感的字句，必要时删掉几个字。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中《关山夺路》的修改，更是显示出出版社的严谨与机智。当然，对于必须要送审的图书，他们主动与上级有关部门联系，反复沟通，希望得到上级部门的理解。如马国川的《我与八十年代》一稿送审后，他多次找有关机构，因为此书不属于专报范围，没有对口机构愿意审查，最后只好由他本人“承担责任”，签字发稿。该书出版后，反响很好。他的体会是，“作为编辑是需要有一定政治智慧的。编辑如果没有担当，很多好书就会擦肩而过，但如果他要担当责任，没有足够的政治经验也做不到的”。
当然，北京三联能够做到这一步，与他们所处的区位和“承担政治风险”的能力有关系，也与中国出版集团领导的思想解放有关系，最重要的，是与编辑的文化理想和人文关怀有关。如果一位编辑或者出版社负责人求稳怕事，只想保住头上的乌纱帽，一点也不敢承担风险，那就无法炼成一位真正的出版家。其实，编辑的政治智慧，李昕借用王鼎钧的一句话，颇能道出其中三昧：“改变那可以改变的，适应那不能改变的”。
与作者长期保持友谊
李昕自认为，他的“作者缘很好，多数作者和我相识后都能长期保持友谊”。其实，这种人缘，源自他养成的良好的编辑作风。如他认真审读作者的稿件，准确判断作品的优劣，能帮助作者完善并提高稿件的质量，让作者的价值在图书的出版中得到升值。二是他及时回复作者的信件，待人谦逊诚恳，注意掌握分寸。三是他在稿酬的支付上，在维护出版社利益的前提下，注意维护作者的权益。
他在回忆录中，写了与不同作者打交道的往事。如他作为三联总编辑，对于老作者，“恭敬如仪，过年时抽时间联络看望”，对于新作者，保持朋友关系，不仅成为挚友，还成为诤友。如他写到与小说家张蔓菱的交往，二人从斗气转变为无话不谈。作者的创作设想、创作进展，及时与李昕沟通，李昕的写作设想，也与作者交流。两人在交流中，碰撞出很多双效俱佳的选题。在与《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一书的作者陆键东的交往中，更见出一位编辑的情怀。《陈寅恪的最后20年》在三联出版后因为民事纠纷多年没有再版，李昕咨询律师后做了技术处理，很快得以再版。他介入李泽厚与台湾三民书局出版家刘振强的版权纠纷，在其间斡旋、调解，费尽心力，虽其间有三联书店的利益，但也见出李昕的仗义与耿直。尽管李泽厚也曾经与三联打过官司，但李昕一如既往地尊重这位老学者，不计恩怨，后来不仅在三联出版了李泽厚的新著，还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肯定李泽厚作品价值的文章。
当然，朋友多与少不仅体现了一个人的处世之道，而且也反映了一位编辑人脉资源的多与寡。编辑与作者，是前进道路上互相成就的一对伴侣，李昕以本人具有朋友缘自豪，其实这是他四十年出版人生中不断走向成功的秘诀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