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n先生》：第二人称的观察与精彩的对位
一、来自第二人称的观察
《Don先生》是一篇具有观察性质的小说。一打开小说，我仿佛突然降落在德比郡的一间问询室里，随着律师“你”，对“他”进行提问。我想，这是一个剧情小说吗？小杜这是要带我们侦破一个疑案、由此了解美国的法律制度吗？当然，读下去，我发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养生球场”上疑似的肢体攻击只是一个引子，小杜要带我们游历的，是以第二人称“你”串起的一系列走访和沟通，展现的，是国外华人圈的日常生活，以及叙事者“你”难以遏制的一阵阵“麻酥”——观察与虚构的冲动。
小说《Don先生》一开始最引人注意的地方，是它的第二人称叙事。在现代小说中，第一人称、第三人称叙事都比较常见，第二人称叙事很少见。而且，本能上感觉，用第二人称叙事的小说，难免带有一种矫情的意味，因为第二人称叙事其实与第一人称叙事挨着很近，在此基础上，它还意味着在小说的叙事层面之上，时时有一个更高的审视者和观察者，在那儿关注着自己的一举一动。放在日常生活中，普通人的行动和心理，哪儿禁得起内视角如此一再的打量？但凡事总有例外，本篇小说，因为承载着“你”这个叙事人称的人物，是小说中的被告“Don先生”的律师，所以，她本身便具有对相关人事“凝视”，不断观察、寻找证据的特征；她在观察外在世界的同时，不断剖析自身，也就变得合情合理。于是，小说的行进过程中，读者只感到这个所选叙事者之巧妙、妥帖。
另外，一般很少选用第二人称叙事的原因，可能还在于，由于这种剖析的态度，第二人称叙事会与叙事者，以及她所叙述的人和事保持情感距离。第一人称、第三人称都很方便进入繁复的内心活动，而这对于第二人称叙事来说，可能意味着自恋的长篇大论。但这一点可能的短板完全不会对本篇造成困扰，也正因为《Don先生》里的“你”是负责案件辩护的律师，她的职业、她正进行的工作，便是要与她所接触的人和事保持一定距离，这样才方便她更客观地观察与取证。
所以，小杜选择第二人称，也正是要让这个调查者、观察者——律师妮可·谭与小说中的其他人物保持情感距离，也与她自己在情感中的挫折保持一定距离。
二、妮可·谭与日常生活中的华人圈
律师妮可·谭，与其说是一个尽职尽责、全力查案的律师，不如说是一个对人、对世界感到好奇，抓住一切机会窥探表象之下人性真相的观察者，并且明显是个爱写小说的虚构者，她往往在初得一些线索时便开始“给自己甩语音条”、大胆构思小说人物与情节了。于是，我们就有了她在对董先生狱友、那个碎妻案的嫌疑犯几乎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虚构的一大串生活细节，包括推测他曾看过《阳光灿烂的日子》，并对其中丰满的米兰留有深刻印象……那些激起妮可·谭创作灵感的人物特质，会引起她“麻酥酥”的创作冲动。
《Don先生》里的“你”，妮可·谭，便是为董先生的案件以及华人圈的日常生活天造地设的一个叙事者。其实，小说的主要案件，并不对读者造成很大心理压力——在“那你叹什么气？很普通的纠纷而已，那孩子也没受什么伤，应该能搞定”的职业判断的保证下，律师妮可·谭却鼓起全身的干劲，一再对案件所涉及的几个当事人——老马、老仙儿、老穆进行采访。收集对客户有利的信息自然也是她的目的，而每每引动她兴趣的，反而是这一个个受访人表象下潜藏的一些不为人注意的细节。譬如之前的情人保罗爱画脚的习惯，譬如老马白色耐克袜搭配西裤、皮鞋的不讲究穿戴，譬如关于没出场的老法官乔治和他太太的丰饶想象……
在妮可·谭所到之处，一切幽微的东西显形了。小杜将我们带入了美国华人圈的日常，围绕着一场引起争执的球赛，围绕着董先生要吃官司的危险，让一同踢球的朋友们显出各自待人接物的态度、不同的性格。
引起董先生吃官司的事件，其实很简单，是一次踢球时他因为护球，胳膊肘往回甩了一下，可能碰到了球友老穆的儿子凯文。从小说中看出，这是很小的肢体冲撞，在踢“养生球”的这群人看来很正常的。连凯文的父亲老穆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的一次运球，却遭到凯文报警。董先生明显对美国的法律事务不熟悉，在警察问询时因使用了一个疑问语气的“Yes?”,而被逮捕。
令人不解的是，一个本该很容易说清楚的事件，却一直延宕下来，董先生也一直处于被监禁中。球友中不乏关心董先生的人，却连在微信群里也未尝帮他与另一方当事人——凯文的父亲老穆沟通，——即使到了地球遥远的另一端，华人圈子也遵循着“事不关己不开口”的习惯，而任由监禁中的董先生饱受饥饿和恐惧的折磨：董先生有乳糖不耐症，吃不了狱中的食物，还屡惊于碎妻嫌犯用老北京话喊出的梦呓。
董先生需要朋友们的帮助，朋友们也显现出各自鲜明的特性。与董先生多年相交的朋友老马及其夫人艾米·陈，找来律师“你”，让她做老董的辩护律师；老马还上门照顾老董养的猫，算是亲厚的朋友之交了。
另一边，看紫微斗数的“老仙儿”显现出特别典型的一种对待麻烦的态度，就是，看上去好像什么都明白、处事老练，其实是只顾自己，没啥对同类的情感可言。譬如他明明对当时球场上的情况看得很清楚，却以自己从不讲英语为由，对着警察用汉语表达一番就完事了。当妮可·谭找到老仙儿，想让他与老穆沟通一下，将情况朝有利于董先生的方向推动时，老仙儿可是振振有词地拒绝了：“那我也不好联系老穆！人家儿子是受害者，我硬要联系，不就变成胁迫受害者了？咱们出门在外，抱团归抱团，但违法乱纪就不对了，给中国人丢脸。”
其实啥也不做，本质上可不就是只顾自己、不管别人死活吗？结果在老仙儿口中，变成了不仅在道德上无可指摘，而且律师希望他沟通的努力还被PUA成“违法乱纪”和“给中国人丢脸”，老仙儿这波语言上的移花接木令人叹为观止。
从老仙儿口中，妮可·谭得知，老董在微信群中与球友有过互怼。但看了老仙儿引用的两段群聊天记录后发现，老董的表达很合理，他不过是用一种比较理性的眼光，不偏不倚地表达自己对商业足球、球星、民族主义等的理解，虽然遣词造句偶尔有点迂阔气息，但能充分感觉到他的理性。大概这也是他被老仙儿评价为“人不坏，就是情商太低”的原因。
看了群聊天的妮可·谭发出疑问：“群聊就这些？没看你们怎么吵啊？”老仙儿回答：“吵得难听的我没发给你。”但以一个读者的眼光看来，老仙儿应该已经是把争论最激烈的群聊调出来了——以老仙儿这种“不得理也要搅三分”的劲儿，他没理由藏着最不利于老董的聊天记录。
所以，看过群聊记录的妮可·曼感叹：“Don是堂吉诃德的堂。”这里对小说其实也有一个点题。“Don先生”是董先生的微信名，老仙儿以为董先生拼错了拼音，妮可·曼却看出，董先生给自己起的这个微信名，带有一种自嘲和自我认知的意味在里面——董先生觉得自己在华人圈中有一种堂吉诃德般的不合时宜。
回头来看小说中的人物。从老马为巴萨俱乐部卖掉梅西的事件伤心，可以感觉到老马是个情感丰富、习惯从情感出发理解事物的人。而那个报警的少年凯文，便彻底地站在一般情感的反面。他歪曲事实，将老董拿着切西瓜的刀的照片，以及自己不知何时脖子瘀伤的照片提供给警方，试图构陷老董对他进行了严重的肢体攻击。而他父亲老穆那封信的落款“真诚的提摩太”，便深切暗示了其人性格。提摩太是老穆给自己取的英文名，这个名字是有典故的：历史上，提摩太是基督教徒，公元80年，他因试图阻止异教徒的偶像游行、对他们传扬福音，而被异教徒用石头砸死。这个自我命名，显示出老穆的自我期许：他自比为宗教圣人，其自负与难以沟通似可见一斑。而他那封信的措辞“对于您客户董先生目前的处境……深表遗憾。接下来我将充分听取并尊重凯文的意见，希望此事会得到合理的解决，从而避免对任何人造成不必要的伤害”，采用了如此正式的公文体，也让读者对他能公允处理此事的可能性彻底失去信心。
三、小说结构与对人物渐渐深入的剖析
小说分为十三章，从各章节的标题可以明显感觉到，某些相隔一些距离的章节的对应性。我将它们列成如下的对应关系图：
1（董先生）——9（董先生）
2（天鹅，狗屎，焦糖玛奇朵）——7（乌龟，彩泡，天上的人）
3（保罗）——13（出庭）
4（那不勒斯那匹马）——6（那不勒斯那匹马）
5（老仙儿）——8（老仙儿）
10（您真诚的提摩太）
11（雾）——12（雨）
在章节标题形成如此工整的对位关系中，蕴含着相关线索的逐渐深入。譬如，在见识了老仙儿滑不留手的撇清能力后，我们又见到了他爱撩妹的性格，乃至于妮可·谭会忍不住想起《包法利夫人》中的罗道尔夫。
不同章节中，通过妮可·谭的眼睛，鲜明的一个个人物，都逐渐在更深层次展现出自己的特点，唯有第10节，短短的第10节，那封老穆（真诚的提摩太）的信，彻底斩断了妮可·谭愿意深入了解这个人的心愿——谁看了那封信不明白，谈话到此为止，与老穆这个人的交往也就只能到此为止？
小说里最让读者“刮目相看”的，是律师妮可·谭，以及老董性格的旋看旋深。妮可·谭看似要做“本县唯一的华裔刑事女律师”，在董先生谈起狱友、碎妻嫌犯时似很专业地回答“这人的案子由其他律师负责，我不做任何评论”，却在小说第二节便迫不及待地用手机搜索该嫌犯资料，并虚构出一系列丰富的细节。小说里，她琢磨着：
“以上可以是一个短篇的料子。
“可以考虑以律师探监的视角展开。”
“题目待定。律师是用第一人称还是第三人称也待定。”
看至此，不由想：这恐怕也是作者小杜构思小说过程的一种显现？妮可·曼以这样一种特别活泼的方式，率先跳进读者的视野，与读者建立起更深的联系。
虽然号称对于前情人保罗“早就不联系了，电话短信都删了”，然而，在咖啡窗口等咖啡的当儿，“你”不由沉入对往事的回忆：“疫情之前，你常来这家星巴克的户外凉亭喝咖啡。……你还在这儿收过保罗的短信，说乔安妮快要生了，我不能再和你联系了。”
这条突如其来的短信，想必当年是震惊了妮可·谭的，也一下子震惊了读者。作者更在其后各章节里，慢慢地、一点点凸显出这个保罗在妮可·谭心中的地位。
让读者意识到，在“你”心中，保罗其实一直占着重要的位置，“你”也一直对他发来的那条分手短信耿耿于怀。那些被风驰电掣的车辆轧过的小乌龟，也在这里才真正找到了其象征义的对应物——便是“你”，感情中被舍弃的这一方。
另一个前后形成鲜明对比的人物，是董先生。身陷囹圄的董先生在“你”面前一开始展现出的沉静态度，到向朋友要一本加缪的《局外人》来保持平静时已悄然发生变化；到小说最后一节，“开庭”前，他反复问凯文和老穆会不会来，更已接近崩溃。
小说最后一节，等待开庭的单间里，那个吼叫的白人的慌张，其实正暗示出董先生的挣扎和绝望，而小说就在这里戛然而止，让读者感觉到，万事俱备——开庭前方方面面的材料都已准备好，这中间的暗昧不明，或者说种种曲折幽微之处都已被充分调动。当此之时，也许读者最深切的情感反应便是张爱玲引用《论语·子张》所说的：“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
《Don先生》里充满不同层面上的对位关系：小说章节结构上的对位，由此带来的对人物性格渐次深入的发现、性格前后对比的对位，还有妮可·谭虚构的想象世界与真实世界的对位，以及她与董先生处境上的对位，开庭前白人的心情与董先生心情的对位，乔治法官与太太疾病的对位……通过律师的凝视，人和事的表象与其更深层的内核形成了丰富的对应、对位关系——这精彩的观察与呈现，在读者眼前打开了美国华人圈丰富的日常生活画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