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一个人与一个时代
杨苡口述，余斌整理记录的这册《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是我2023年度阅读最慢的一部作品。我的阅读感受是，这本书中杨苡讲到的人物，几乎每一个人都值得用一本书来写，然而，对于已经一百岁的杨苡老人来说，她的讲述明晰，而又有着时代的命运感。在杨苡的讲述中，我听到不再是一个人的故事，而是一个人在一个时代里的命运。
杨苡出生在天津的一个大家族里，祖父做过杭州知府，出使过日本。而杨苡的父亲杨毓璋留学日本，回国后做了中国银行的行长。这样的家族，注定有故事发生。
杨苡的父亲一共娶过一妻两妾，杨苡和她的哥杨宪益以及姐姐杨敏如是同一个母亲所生，而杨苡的亲生母亲是杨毓璋的大姨太。因为家里的正房太太没有生儿子，所以，杨苡的哥哥杨宪益一出生，便被抱到了太太那里，算是正房太太的儿子。
杨宪益是家族里的长房长孙，所以，地位格外地高。杨苡在口述里这样描述杨宪益：“小皇帝就是小皇帝，什么都不会，因为什么都有人侍候。从吃饭到穿衣。比如吃饭，吃鱼的话，鱼肚子那一定是给他的。鱼刺一定是去掉了才放他跟前。什么叫‘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杨宪益小时候就是的。穿系鞋带的鞋，他都是脚放进鞋里就往前一伸，等着人给他系。有时候身边仆人不在，母亲就指派我姐和我蹲下去给他系。我姐会发脾气：凭什么要我给他系？！ 我是不敢反抗的，有一回小声说了句他自己会，母亲就拿手指头戳我一下：帮你哥系一下鞋怎么了？！”
杨苡的口述是打破时空的，她说一个人物的命运，从出生到去世，也就是几分钟的时间，便讲完了。然而，她的讲述背后，是时代，是家族，甚至是人物的性格所导致的命运悲欢。《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这部作品中，第一个让我感觉到悲伤的人物是杨苡的四姐。四姐的故事若是张爱玲写了，定然又是一部《十八春》。四姐和杨苡不是同一个母亲，四姐是父亲的二姨太所生。二姨太只生了四姐这一个人。杨苡是这样描述四姐的：“四姐长得很漂亮，特别爱打扮，穿着很时髦，成绩又好，毛笔字是她那届的第一名。”四姐唱戏有天赋。四姐的母亲，因为一次误解，搬出了杨家。四姐本来可以留在杨家的，但是她为了母亲，一起搬出了杨家。从此以后，四姐一家便要靠四姐上台演戏挣钱。当时，天津的画报捧杨苡的四姐，因为她有话题，父亲是银行家出身，四姐又有文化，又写得一手好字。四姐的母亲搬出杨家以后，和自己的男仆好上了，怀了孕，生了孩子。四姐养家的责任又重了。为了多唱戏，四姐直接从中西学校退学了，专职唱戏。最终四姐死在了戏台上。杨苡是这样口述的：“二姨太的钱早花完了，四姐要置办行头，要请人教戏，都要花不少钱。她不是童子功，只能靠苦练，学刀马旦的戏很苦，一直就那么撑着。最后一次唱戏，早上刚打了胎，晚上就登台。”这台戏唱完，四姐就倒在了戏台上，因为大出血而死。
四姐和杨苡一样，都是姨太太所生，然而，却因为一点阴差阳错，就有了这么不同的命运。所以，四姐的故事，杨苡讲述出来，差不多，也是对自我的一种缅怀。
家里的丫头来凤，也是一个悲伤的故事。来凤十岁的时候被家人卖到了杨府做丫头。因为年纪和杨苡相差不多，她们成了朋友。然而，在杨家没有几年，大概十三岁那年，来凤被家里的厨师强奸了，而且持续了几年，直到来凤大了肚子。来凤生孩子的时间是冬天，对于杨家人来说，这是丢人的事情，所以，来凤必须要被赶出杨家，还不能白天走。但是来凤已经出血了，走到哪里，流到哪里，楼梯上都是血。杨苡的母亲心疼来凤，让杨苡的奶妈把来凤接到了她家里，奶妈是个寡妇，和小叔子一家一起住。可是，来凤住到奶妈家里不久，和奶妈的小叔子好上了。
还好，来凤的结局不错，但是她也是鲁迅小说中的人物，这是一个时代的女性的命运。
中西学校毕业以后，杨苡被保送进南开大学。然而，抗日战争爆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搬到了昆明，新组建了西南联大。于是，杨苡坐船转火车到昆明去。这中间，杨苡在香港停留了十日，住在父亲的同事卞白眉家里。而这期间，卞白眉的女儿刚好从美国回到香港，因为读研究生的专业选择问题，父女两个天天吵架，还都用英文吵。而杨苡英文是好的，都听得懂。后来，杨苡在重庆中央大学借读的时候，曾经以卞白眉父女两个人吵架的情景写过一个小说。杨苡在口述这一段经历的时候，随口说了一句，这位女儿后来因为抑郁症，在美国上吊自杀了。
哪怕是这样富裕人家的孩子，也并不开心。杨苡在回忆自我的往事时，总会铺垫一下当时的时代背景，比如是哪一年，有什么大事发生，这让个人的命运与时代有了紧密的关系。
杨苡的西南联大往事，细节很多，女生宿舍里的臭虫，她和赵瑞蕻的恋爱史，她眼中的沈从文先生、朱自清先生，以及吴宓先生，都那么真实可信。杨苡回忆她第一次见萧乾时的情景，沈从文召集了一群喜欢文学的学生到一个茶馆里去，女生有杨苡、陈蕴珍（巴金的女友）、王树藏（萧乾的女友），男生有穆旦、林蒲、赵瑞蕻。杨苡这样描述现场：“沈先生给萧乾撑场子，说了不少话，说的内容记不得了，只记得桌上放了点糖果零食，老有苍蝇在上面飞。他一面说，一面挥手赶，一挥手，袖子那儿就有棉絮往下掉，塞回去又掉出来（他穿的棉袄太破旧了，张兆和不在，破了也没有人给缝补），我看了只想笑又不敢笑。”
撰写这本书的余斌几乎没有使用任何形容词进行记录，他是忠于杨苡老人的口述，将一段个人史与时代的切片呈现给了读者。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很多个片段都觉得意犹未尽。而且，这部口述传记，只记录到了1940年代的主题叙事，很多人的命运，虽然在前面的叙事中有粗略的概述，但终究竟是让人觉得不够。毕竟，这样一个有着丰富人生阅历的老人，她的观察和思考，是对中国文化和文明的梳理，也是对我们的后代做一个口述的样本。然而，可惜的是，这部书的一百年，只记录了一半。期待着不久后，作者余斌能将另外的一半也整理出版，那将是更为牵动人心的人生切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