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景雷：在独特性与复杂性中寻找新的人文精神
新时代中国脱贫攻坚的工作始于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不久的2012年年底。从那时起，数百万扶贫干部深入到基层、深入到贫困山区，与当地干部群众想在一起、过在一起和干在一起，涌现出了很多感人肺腑的事迹。到2021年2月，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如何巩固拓展好脱贫攻坚成果并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实现高质量发展便是自此之后的重要任务。这是作家周建新创作长篇小说《风过五龙》的重要时代背景。2021年9月，周建新主动要求到农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一直到2023年年底。在此过程中，作者以驻村第一书记和作家的双重身份，深度介入现场，除了能够身体力行地履职尽责之外，也对当下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有深刻的思考。
辽西以西大山深处的边镇五龙村是蒙汉杂居的有名的贫困山村，交通不便，常年干旱，全村方圆二十多平方公里，散落八个自然屯落，形成了十个村民组。全村以农业为主，兼着放养畜牧。虽然地下富含膨润土矿，但因环境保护一直限制开发。虽然在《风过五龙》的开头，作者反复交代了五龙村贫困状况，但从实际的内文叙事上看，作者并没有渲染其贫困，而是使用了较大的篇幅，通过对不同的人与事的交代、介绍，呈现了脱贫攻坚阶段的成果，比如棚菜种植、现代化养鸡场及其他养殖业、加工厂等等。不过，很显然，这些仅仅是作者要呈现的一个方面，他的深层用意还在于，他想通过对五龙村的人情世故的深度挖掘来思考每一个具体乡村构成的独特性、复杂性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关系。这部虚构作品除了“引子”外，共由四个部分组成，并分别命名为“结实的土地”“田野茂盛”“一个不能少”和“村庄里的众生”。虽然每个部分所述主题略有差别，但一个共性的特征就是通过对十数个乡村人物的素描，呈现了一幅立体画卷，既关涉到脱贫攻坚战开展以来取得的成果，更关涉到乡村发展的历史。作者在“引子”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这是一部反思性作品，不过我认为作者更在意的却是要努力在反思之中还原现场、寻找路径和发现美好。正如作者所言，“矛盾有普遍性了，也有特殊性，但凡拿我的作品去质疑乡村振兴，我都会视之为别有用心。我们村即使再贫困落后，再冥顽不化，也会被时代大潮裹挟着，不断向前滚动，当不了时代的绊脚石。”
从独特性的角度而言，作者主要挖掘了特定乡村在历史生成过程中所积淀的品性及其在现实社会中的呈现与绽放。比如，在“红高粱”一节中，作者渲染了在“结实的土地”上长出的那漫山遍野的红高粱。在外人看来这是风景，但对双手结满老茧的农民来说，这只是生活。那么风景和生活如何做到统一？在“失季的候鸟”一节中作者写到了蒋金然的大棚以及生活、栖息在大棚里的候鸟。一边是现代高科技控制下的人造气候，一边是歌声婉转的候鸟，作者认为，塑料大棚成千上万，但能够用心留住春天、用情留下候鸟的又有谁见过？在“石头的方向”一节中，作者写到了李石头这个因违反计划生育政策丢掉公职的文化人，为了生活、为了供养几个孩子读书硬生生将自己训练成技艺高超的乡村雕刻艺术家。在“毛驴下岗”一节中，作者详细描写了豆腐匠张国语和养驴人李林凯之间的关系，这既是两个“轴人”之间的故事，也是在乡村所固有的人情关系中的乡村个性的体现。有时我们觉得可能有些不可理喻的东西，放置在这样的环境中便会变得顺理成章。应该说，在这部长篇叙事中，几乎每一个故事都透露着作者对这些独特性的挖掘。但在整部作品中，这个乡村最大的独特性还在于作者对生活、环境与规范之间关系的思考。作者交代在这个蒙汉杂居的村落中，虽然以农耕为主，禁止放牧，但作者又无处不在讨论养殖、放牧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关系。作者努力寻找这两者之间的缝隙，并通过这种缝隙来尝试思考乡村振兴的可操作性问题。在这部长篇叙事中，我还注意到，作为驻村第一书记，作者还曾多次被要求找投资、上项目，作者也为此多次奔波，但最终均无疾而终。我的理解是，作者在此不是要单纯地叙述这样一个过程，而是想通过这个过程的呈现来表达对问题的思考。对具体乡村独特性的深度描摹和挖掘，一方面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建设的多面性和可能性，另一方面也进一步思考了如何在“一个也不能少”的前提下为乡村发展赋予更为灵动的物质和文化属性。
全力展现乡村振兴进程中的乡村社会的复杂性是周建新在这部长篇小说中给我的又一个深刻感受。一般而言，复杂性是乡土文学创作的标志性特点，这不仅关涉到乡村的历史沿革，更关涉到乡村伦理和乡村文化。在这一点上周建新的创作并不例外，而例外的是他看到这种复杂构成与乡村振兴之间的互动关系，也就是在乡村振兴进程中如何应对新的复杂性问题。比如豆腐匠人张国语一方面坚持着手工磨豆腐，另一方面又独霸山泉水，不肯将之改造成自来水接入村民家共用，于是个人的发家致富与集体的美好生活之间就出现了裂痕；蒋金然的自动化蔬菜大棚在高科技的支撑下实现了种植现代化，但那些流连在人造春天中的候鸟的失季与此又形成了矛盾；再比如上访专业户贾不足是个无赖泼皮，以上访打官司为生，且又挥霍无度，不事劳作，致使田地荒芜，政府多次救助也无济于事。但恰恰因为这种不事劳作，不使用化肥的土地却被金苗公司看中而流转，贾不足成了五龙村首位职业农民。作品中对贾金花的描述则是另外一种复杂性：贾金花和她的丈夫卢志鹏一家六口人本来有着和美的日子，但随着卢志鹏车祸遇难，贾金花“扔下儿女，拿钱就走”，致使卢家的生活雪上加霜。这涉及到乡村伦理与现实生存之间的冲突。可以说，在这部作品中，在所叙述的各色人物身上大都体现了乡村振兴面临的复杂性问题。另外，我还注意到，在整个叙述中，作者多次渲染了五龙村的孩子通过考大学方式走出深山并有所成就的例子。一方面，家乡依然贫困，需要输血脱贫，脱贫了还需要防止返贫；另一方面出走的子弟们、孩子们尽管都有所成就，但除了对个人父母常有惦记、疫情期间将他们的孩子送回乡村，而对于生于兹长于兹的乡村没有更多反哺。那么乡愁将何以依存？我觉得这可能是这部作品所要呈现的更深刻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提示我们，乡村振兴的必要性与长期性以及最终必将通过经济的发展而归于乡村文化的传承与重建。
作者在《风过五龙》中花了大量笔墨描摹了村党支部书记武维扬的形象。一方面，这是一个出色的庄稼把式，有热心肠，讲义气，乐于为村民家事奔波，谙熟乡村社会的人情世故；另一方面又粗暴简单，嗜酒如命，没有规则，刚愎自用，对乡村发展与振兴没有统一规划，最终因酒驾而被撤销职务、开除党籍。从文学性的角度而言，这个人物不仅在此部作品中具有典型性，而且在周建新的全部创作中也是塑造得比较成功的形象之一。从现实性的角度而言，它牵涉了一个重大命题，那就是乡村治理结构、治理能力与乡村振兴的关系，这是所有当下此类叙事都要面对的，应该说，这也是周建新通过此部作品所要深度介入的要义之一，是当下乡村振兴过程中最大的复杂性所在。
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周建新在这部作品中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乡村社会于乡村振兴过程中的独特性、复杂性的呈现上，在一定意义上来说，他努力挖掘的这些独特性和复杂性是在为塑造一种新的人文精神服务。他十分在意乡村人文精神的挖掘以及与乡村振兴进程的对接，而这个对接点我认为就是“温暖”。比如在“羊的窑洞”一节中，作者讲述了王国凡在政府帮助下的“新生”；在“雪人”一节中，作者讲述了边镇中学对失去了父亲的卢玉萌的学费减免与照顾；在“跺跺”一节中讲述了村里想方设法把光伏发电站建在李玉亭家帮助其增加收入；在“立冬”一节中，讲述了李梓军如何在暴雪中义务为杜庆玉及十几个棚菜大户除雪；在“甄德的德行”两节中，除了交代了五龙村的革命历史、甄德的人生经历外，还专门讲到了甄德自己掏钱帮助本组村民打井和大力推广覆膜滴灌技术；在最后一节“大康的道路”中，作者作了富有象征意味的安排，讲述了退伍兵党员姜大康在疫情肆虐的关键时刻自费采购几十万元的药品免费发放给乡亲，使患病者及时得到救治，等等。“温暖”作为一种生理体验和心理感受本身并无时代色彩，但在本作品中，作者将之与“帮扶”结合在一起，与乡村振兴结合在一起，这就超越了一般的传统认知，使之具有了浓郁的时代色彩，焕发出新的意义。这似乎表明，周建新要努力从中发现一种新的人文精神。其实这种努力在“这里的清明静悄悄”一节中就已露端倪，并通过对乡村文人李惠拿出自己的收入来建设五龙村文化长廊的有关情节传递出来。重建乡村人文精神确实是值得在当下乡村振兴进程中认真思考的话题。
阅读和理解《风过五龙》这部作品很容易令人想到赵树理与《三里湾》、柳青与《创业史》、周立波与《山乡巨变》等的生成模式和创作姿态。一方面是文人下乡，自带使命，另一方面则是乡村的现实又为他们带来更多的思考。可以说《风过五龙》所体现出来的作家精神状态以及作为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与上述作品一脉相承。特别是在这部作品中，无论是结构安排、情节设置，还是话语呈现、形象刻画，都与赵树理的风格有相通之处，这进一步增强了该作品在艺术上向传统致敬的可信度，是“新山乡巨变”创作中的重要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