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意思与有意义
生活在信息时代、云时代，似乎只要动动你发财的手指头，划拉划拉手机屏幕，想看啥文章，就能随时查阅到啥文章，那还需要什么文章——譬如杂文——选本吗？然而事实上，越是信息爆炸时代，越想读到高品质的文章，就越需要“精彩而精确”的选本，就越需要“经读而经济”的选本。
就杂文而言，从网络上即时查阅到的文章，或者手机上随机推送“投喂”你的文章，多属于“杂而不文”，不少是碎片化、鸡汤化、浅薄化、粗鄙化、同质化的，而且还有标题党、倾向性、喷子式的急就章和流量文，如此等等，未必是你要看且想看的杂文，更未必是同类题材中的精品杂文。这就需要在大量同类体裁或题材的文章中，作出“专家视角”的归类、比较和选择。选择，孕育在比较之中；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而普通读者，不仅缺乏归类、比较和选择海量文章的充裕时间，也未必具有长期性专业训练、专业研究的“专家视角”。这就很需要阅读在某个方面、某个领域具有权威性专家的选本。
在下不敢妄称具有“专家视角”。不过，在近四十年阅读杂文、研究杂文、写作杂文的编辑生涯中，对于如何选择好杂文，有一些粗浅的体会与认识。传统的说法，一般是既有文学性，又有思想性，这样的杂文就是好杂文。我想强调的是，好杂文不仅具有文学性与思想性，同时更要具有创新性与原创性——所谓文学创作，最根本的就是原创与创新。所以，我选杂文的时候，主要看四点：既要有意思，还要有意义；既要有新意，更要有深意。
所谓有意思，其中也包含着有新意，了无新意的文章还能有多少意思呢？故有意思，体现的是杂文的文学性与创新性。
西汉刘向讲过“意思横生”，即相当于妙趣横生。意思，说浅显一点是意趣、意味，说深刻一点则是意象、意境。王国维讲：“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杂文不仅仅有议论，也有述事、写情与写景，俗话常说“摆事实，讲道理”，不“摆事实”的“讲道理”，很容易“放空炮”。强调有意思，就是强调杂文的趣味性和感染力；当然，也可以“沿波讨源”，考察一个作家的表达力与表现力。魏文帝曹丕《典论·论文》讲得好：“文以气为主，气之轻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对于“气”，历来学者阐释为作家的“气质”与“素质”。那么“文以气为主”，则似乎可以诠释为，不同“气质”与“素质”的作家，通过其作品所表现出来的特色鲜明、卓尔不群的“风格”与“风骨”——这就是文学作品所必须具备的独特性之本质要求。
我对杂文的定义是“政论的诗”，因而好杂文具有诗性之美，具有诗的品格。宋人张戒《岁寒堂诗话》对不同“风格”的诗及诗人举例阐明：“阮嗣宗诗，专以意胜；陶渊明诗，专以味胜；曹子建诗，专以韵胜；杜子美诗，专以气胜。然意可学也，味可学也；若夫韵有高下，气有强弱，则不可强矣。此韩退之之文，曹子建、杜子美之诗，后世所以莫能及也。”风格即人，风骨迥异，“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正所谓“气之轻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不过，张戒严格地将阮籍、陶潜、曹植、杜甫的诗，分别定义为“意胜”“味胜”“韵胜”“气胜”，不免有些主观片面，胶柱鼓瑟。“风格”是整体，不是点面。“风格”是学不来的。苏东坡晚年倾心所作的若干首和陶诗，与陶诗之韵味美感相去甚远，即证明“味可学也”大谬不然。无他，东坡与渊明之“气质”“风格”大不同也。同理，那些有意思、有韵味、有特色、有气象的杂文，各有各的“风格”与“风骨”，各人呈现着一个独特的自我，都是文学创作中的“这一个”，都是学不来的。诚如网络流行语所说的：“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这也正是文学创作的“难能可贵”之处。
所谓有意义，其中也包含着有深意，没有深意的文章还能有多大的意义呢？故有意义，强调的是杂文的思想性与深刻性。
唐代韩愈《答侯继书》云：“仆少好学问，自五经之外，百氏之书，未有闻而不求，得而不观者；然其所志，惟在其意义所归。”韩愈所讲的是，自己青少年时期“好学问”，广泛涉猎经史子集，就是为了了解其价值内容，领会其思想含义。韩文的“意义”指价值与含义。东晋葛洪《神仙传·蓟子训》记述：“（蓟子训）性好清澹，常闲居读《易》，小小作文，皆有意义。”葛文的“意义”指的是思想与道理。意义，简而言之，就是价值、含义、思想和道理。我国古代的哲学家和文学家，常把高妙而深奥的“意义”概括为“道”。就文学创作而言，历代文章巨擘及文论大家，莫不极言“道”对于文章的至关重要性。刘勰讲“文原于道”，韩愈讲“文以载道”，柳宗元讲“文以明道”，欧阳修更是主张“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我说杂文是“政论的诗”，“诗”及其诗性属于意思范畴，侧重于意趣和意境，即南宋严羽《沧浪诗话》所谓“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而“政论”则侧重于阐说文章之观点和意义，是一个“讲道理”的过程。“讲道理”就是把“道”条理化、逻辑化、圆融化、合理化，是“意匠惨淡经营中”的整个杂文创作的营构过程。实质上，所谓文学创作，就是一个“文以畅道”的过程。
杂文是立论的文体，创作是创新的工程。对于杂文创作来说，最难最关键的就是新观点、新意义的发现。举一劣例吧。记得1998年1月份，在下写了一篇小文《每逢佳节倍思官》，说逢年过节，有些人老是琢磨“领导”家里还缺点啥？总想着去作“奉献”呢。此文在《中国妇女报》发表后，呼啦一声不少报纸上出现了“倍思啥”的杂文，其实，有些写手只盯着那一点新意“倍思官”，别的不免于老生常谈。如果写一篇杂文，没有新观点、新意义的阐发，跟风儿是毫无意义的，“生吞活剥”更有污于品格。杂文存在的独特价值，还在于它是“批判的武器”，鞭恶就是扬善，激浊也是扬清。所以我一直以为，杂文创作是一个“文以畅道”的过程，把善的与恶的人或事物乃至于故事中的深刻含义、深邃哲理和深美价值（审丑也是审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挖出来，讲明白。当然，最好要阐说得流丽，表现得精美。
对于创作状态中的作家来说，“分”而言之，意思是情愫和趣味的赋予，意义是思想和价值的赋予；“总”而言之，则只有把意思和意义水乳交融地糅合一起，作出来的杂文才会寓意深远，发人深省，出人意表，给人启迪，才能真正做到“小小作文，皆有意义”。
当下，对于杂文选家来说，最难的不是对好杂文的判断，而是对好杂文的选择。值此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如今纸媒正在急剧萎缩，而在“生命力旺盛”的一丛报刊中，特别是不少报纸的副刊园地中，杂文这一品种正日益萧索。好在，“但肯寻诗便有诗”，总有那么一众在副刊园地精心种植“金蔷薇”的坚守者，总有那么一些令人惊喜的散发着“玫瑰香”的好杂文，成就了这本杂文年选《生如拉链》。杂文，是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一种短小精悍的文体。鲁迅先生说它是时代的“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这部年选里的大多杂文，均是从小道理中生发大道理，从小故事里开掘大意义，以小见大，融古贯今，言近旨远，韵味深长。这也属于用中国故事讲中国道理，从而展现精深的中国文化，褒扬淳厚的中国精神。
（本文系辽宁人民出版社“2023太阳鸟文学年选”杂文卷《生如拉链》序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