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像”与“造像”之间 ——关于《路遥传》写作的问题及思考
在传记写作中，“写像”与“造像”是两种最为常见的写作范式。所谓“写像”就是传记作者依据历史事实对传主人生历程进行客观呈现，以求真、求实为原则描绘出完整、真实的传主形象，重在“写实”；“造像”则是传记作者基于求善、求美的理念对传主的形象进行艺术加工，在材料的选择、组合与阐释时，有意为传主人格形象植入特定的内容，塑造出一个理想、符合某种阅读期待的传主形象，重在“塑造”。当然，二者并非截然对立，有时甚至是相互纠合在一起的，这就使传主形象呈现出复杂多样的面影。路遥传记的写作也不例外。
目前，被学界所公认且完整地勾勒出路遥人生与文学轨迹的传记并产生较大影响的是张艳茜的《路遥传》（2013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原名《平凡世界里的路遥》，2017再版并更名为《路遥传》，下文简称张本）与厚夫（梁向阳）的《路遥传》（2015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下文简称梁本）。
这两部传记皆以丰富翔实的史料为基础，全面细致地展现出路遥短暂而非凡的人生历程，使读者对路遥其人其文有了更具体、深入的了解。当然，也给我们留下了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为塑造路遥的形象，两位作者在“写像”与“造像”间是怎么做的？因之又受到了哪些因素的影响？为什么会如此？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既可以推进我们对路遥形象的再认识，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把握和探析作家传记写作的创作问题。
一、路遥形象的“写”与“造”
“写像”是作者基于客观事实材料对传主形象进行真实加工的写作方式，因此，作者掌握史料的多寡与真实度如何，直接关系到传主形象建构的丰富感与真实性。当前，路遥传记写作者获取路遥资料的途径主要有四种：亲历、访谈、查阅及研读。在此基础上，作者对这些资料所承载的或大或小、或显或隐的信息进行辨析，尽可能地还原出路遥文学人生的总体样貌。《路遥传》的写作就是如此。张本与梁本的写作逻辑所遵循的是从“史料的搜集与整理”到“材料的甄别与选择”再到“传记作者的阐释与叙述”这一思维路线。在材料的选取与阐释中，作者一方面真实地再现路遥的人生历程，另一方面又充分地发挥主观能动性来调动文献为自己想要打造的传主形象服务，在“写像”与“造像”间达成某种调和。这看起来似乎有悖于传记写作所追求的真实性，但事实上，作者在为某一作家作传之前就已产生了情感倾向，在史料“再现的真实”之外，也需传达另一种“表现的真实”。在此基础上的“写像”与“造像”也就不再停留于表面的真实与虚构的争论，而是逐渐向历史性与文学性的辩证关系中深入，直抵形象建构背后的精神内涵与文学意义。
那么，两位作者是如何“写像”的呢？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是书写路遥少儿时期与贫穷、饥饿为伍的痛苦体验，还原路遥的苦难者形象。路遥出生于贫苦的陕北清涧农村，七岁时，因为家里孩子多，拖累大，他被父母过继给了延川的大伯。“从小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生活屈辱，导致了少年王卫国的孤独、内向、压抑的性格，现在，他又远离了亲生父母，将面临另一重人生考验”。身在异乡的路遥不仅缺失了父母之爱，还被同龄人嘲笑为“外路脑子”“私孩”“为儿货”，遭受伙伴冷落。艰难的生存处境让路遥很早就明白了“要活下去，就别想指靠别人，一切都得靠自己”的冷酷现实。为了争取读书的机会，路遥甘愿忍受饥饿。他交不起学校的伙食费，有时在同学的帮助下也只能吃上最差的丙级菜，“经常饿得心火缭乱，不知该怎样才能熬到上床睡觉。有时，王卫国就跑到城郊的土地上疯狂地寻觅着——酸枣、野菜、草根，一切嚼起来不苦的东西统统往肚子里吞咽。要是能碰到找到几个野雀蛋，那对王卫国来说真像从地上挖出元宝一样高兴。这时，他就拿枯树枝烧一堆火，急躁地把这些宝贝蛋埋在灰里，而往往又等不得熟就扒出来几口吞掉了”。不过，这种饥饿体验并没有随着路遥的成长而消失，对饮食生活并不苛求的路遥在日后艰苦的写作生活中既可极简，也可极奢，但饥饿体验的背后是对路遥强大的精神意志的考验，它贯穿着路遥的一生，甚至转化为路遥超越自我的强大动力。
二是书写路遥与命运抗争，以坚定的人生信念不断突破自我，为文学事业拼搏乃至献身的崇高品格，展示其奋进者的形象。路遥是一个有着远大志向与宏伟抱负的人。贫瘠的黄土地与穷苦的农民身份带给路遥的不是屈从与认命，而是反抗与抗争。面对无法回避的饥饿，他“把一份份报纸、一本本杂志，当作了充饥的粮食，一口一口地吃进脑子里”，用精神的超越来打败身体的饥饿。面对周围轻慢的目光，他将内心的屈辱感与自卑感化作奋进向上的动力，以永不服输的坚毅品格与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雄心来应对。路遥最终以非凡的文学成绩名誉天下，其中的甘苦常人难以想象。因此，张艳茜与厚夫花了大量的心思与笔墨再现路遥的文学奋斗之旅。最初仕途的失败与失恋的双重打击，使路遥一度十分消极，但他马上振作起来决定通过文学来拯救自我。
1972年，他与曹谷溪、白军民、陶正等人一同创办了文艺小报《山花》，这对路遥的人生命运产生了巨大影响。“路遥在延川创作的诗歌、散文、小说的首发阵地均是《山花》。他最初的诗歌《车过南京桥》《塞上柳》《我老汉走着就想跑》《当年‘八路’延安来》《走进刘家峡》《电焊工》《歌儿伴着车轮飞》《老汉一辈子爱唱歌》等，均刊于《山花》；他的叙事诗《桦树皮书包》，短篇小说《优胜红旗》《基石》等，也同样是在《山花》上刊发后才引起外界注意，并被选入省级文艺刊物的”。
路遥也因此被推荐至延安大学中文系深造学习。异常的苦读与文学才能使路遥得以在毕业后进入《陕西文艺》编辑部工作，为他的文学潜能的爆发提供了机缘。1980年，路遥发表《惊心动魄的一幕——一九六七年纪事》并获得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这大大提振了他的自信心。但他并不满足，随之又将目光聚焦在新时期城乡交叉地带有为青年的情感选择与命运搏战上。三年内他三易其稿，创作并发表了中篇小说《人生》，轰动文坛。但路遥并没有由此沉醉于鲜花与掌声之中，而是随即以挑战自我的决心以及完成一部内容丰富、包罗万象、展现中国当代城乡生活的全景式长篇小说的雄心，转身投入到更为艰苦而漫长的写作准备中。为此，路遥奔走于乡村城镇、工矿企业、学校机关、集贸市场之中，阅读了近百部中外长篇小说，查阅了大量的杂书与报刊杂志，为生活的重新到位做不懈的努力。1988年5月25日，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杀青。1991年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路遥一直将创作视作一项伟大的劳动，自己就是摩顶放踵的劳动者。在紧张的写作生活中，路遥打破了正常的生活作息规律，“早晨”往往“从中午开始”，“中午吃毕‘早饭’后，进入他的主战场——那间黑暗的‘牢房’，开始新一天的工作”。“每当路遥写作到凌晨，只能吃上一个冷硬的馒头，喝一杯咖啡填一填早已空空如也的肚子。睡下后，时常感觉第二天起不来了，但一觉醒来，体力稍有恢复，路遥立即从床上爬起来，用热水洗把脸，痛饮一杯咖啡，又坐在书桌前开始新一天的写作”。长期的精神紧张与超负荷劳动使路遥的身体亮起了“红灯”。他把创作《平凡的世界》的细节记录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一书中，这部具有自传性质的创作随笔作为考察路遥创作生活的重要素材，被两位传记作者（及诸多学人）大量引用。同时，作者还借助王天乐、朱合作、杨葆铭、王双全、白描、子页等路遥亲朋好友的回忆和描写加以佐证，向读者展示了一位为神圣的文学事业独自承受着巨大的精神之痛与病体之痛的苦行僧式作家路遥。而路遥也用他的一生诠释着奋斗的内涵与生命的价值。
三是书写路遥在文学世界中塑造了一批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洪流中拼搏奋进的励志者群像，呈现路遥为青年人所共鸣也为他们所景仰的精神楷模形象。信奉“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的路遥不仅在现实世界中以其为实现自我价值而不畏艰难、逆境拼搏向上的亲身经历向当代社会传递了“最美奋斗者”奋楫争先、甘于奉献的价值观念，还通过自己文学作品中的励志者群像传递着一代青年当不断自立自强、奋发向上的人生追求。《人生》中的高加林、《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安、孙少平即是如此。当然，高加林更具有代表性。张艳茜就认为：“《人生》的意义，在于塑造了高加林这个富有历史和时代内涵的当代农村青年形象。这个形象是深刻的，也是丰富复杂的，他的全部行为几乎都是来自个人出人头地、改善个人境遇的欲望，所以，他是真实可信的。”“因为小说所塑造人物的真实，因为‘高加林’这样的农村青年所面临的艰难选择，因为所反映的城乡差异带来的种种矛盾，正是中国的现实。《人生》不仅在文学界产生了非常大的反响，更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广泛关注，它由文坛走向了知识界、走向了大学校园、走向了工厂农村，更走进了千千万万各行各业读者的心中”。厚夫也写道，《人生》中奋力逃离乡村、进城追求人生理想的农村青年高加林令读者血脉偾张，道出了新时期无数青年的人生困境，许多人也由此将路遥当成人生“导师”，“纷纷向他求教‘人应该怎样生活’。”可见，高加林的命运不仅触发了广大读者对社会与人生的深入思考，路遥作为创作者也成为了照亮读者人生方向的一盏明灯。
在《平凡的世界》中，路遥以更为广阔的社会图景书写了一代青年反抗命运、实现自我价值的奋斗史。无论是扎根泥土、依靠勤劳的双手改变命运的孙少安，还是“出走”家乡、追寻人生价值的孙少平，他们通过自己的方式与苦难的命运抗争，以坚韧的意志在困境中砥砺前行，作为平凡生活中的“英雄”，他们奋勇拼搏、永不言败的精神样态也让读者获得了理想与激情的照耀。1988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平凡的世界》所收到的听众来信创造了“长篇连播”节目听众来信量之最。厚夫不由地直言：“在1980年代我国社会快速转型的大背景下，《平凡的世界》是沙漠中的甘霖，是美好的精神食粮，给无数普通人带去温暖、带去奋斗与前行的希望！”1999年，《平凡的世界》被评为“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1900—1999）之一”；2003至2004年，在中国大陆七所高校“大学生信仰状况”问卷调查中，《平凡的世界》在“对你影响最大的书”一栏名列榜首。这些都被两位作者写进《路遥传》中。在路遥英年早逝后，他为理想而奋斗的励志人生以及为写作拼命的拼搏精神，使其成为了《平凡的世界》中“英雄”群体的一员，更被广大青年读者树立为艰苦奋斗的精神楷模。
2015年，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邱勇也将《平凡的世界》作为新生入学礼物，以此鼓舞当代青年拼搏奋斗、铸就理想。2019年9月，路遥获得“最美奋斗者”称号。“最美奋斗者”“美”在哪里？美在路遥即便是一个苦难者依然不忘自己是一个劳动者、奋进者的本色美；美在路遥为了文学的信念执着追求、勇毅拼搏的崇高美；美在路遥在他的作品中塑造出众多虽平凡但不屈服于命运、努力建设自我的励志者群像的艺术美；美在这些普通人的奋进历程在平凡的世界中引发广大读者的强烈共鸣，他为他们所拥戴，所景仰，并因之成为几代人成长道路上的航标与心灯的精神美。作者在传记写作中既还原、再现了路遥真实的生命状态，也铺写、叙述了其生命情态对创作心理的多向渗透作用，充分展现了传主生命的整体性，也将一个真实的路遥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
那么，两位作者又是如何“造像”的呢？同样，我们认为有如下二种方式：
一是基于某种特定的需要对部分历史事实加以改造，以突出路遥形象的正向性。如，关于路遥与1966年陕西省中专考试一事。梁本写道，路遥不仅参加了陕西省的中专考试，还以优异成绩被西安石油化工学校录取。然而，1966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已发出通知：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6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宣布“废止现行的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1966年到1971年，大中专招生工作全面停止。既然全国停止了招生，路遥参加中专考试并取得优异成绩之事当无从谈起。张本也这样叙述：“王卫国当时正计划着报考西安石油化工学校，但是，中国发生的一起大事件将王卫国的个人计划击个粉碎”。张艳茜所说的“大事件”即是文革。也就是说，因时代骤变，路遥没有参加中专考试，失去了这一转变的机会。其实，路遥在中学偏科严重，各科除语文外，都不具备中考的竞争力，即便有机会考也很难在众多的考生中脱颖而出。而所谓的“计划报考”，也只是一个意向摸底并无实际的行动。而梁本通过对这一情节的“造像”式叙述，突出了路遥的“录取结果”因文革而化为泡影，由此在文革受害者身份的基础上进一步放大路遥的个人悲剧。殊不知，亲历文革内乱的路遥虽然不幸，但这是一代人的悲剧，路遥并非个例。相反，相比处于无尽痛苦中的无数被批斗者、非正常死亡者，路遥又是一个“幸运者”，他在这场革命运动初期得到了从未有过的物质与权力的满足，而他积极投身其中也正是源自内心想摆脱底层民众苦难命运的迫切愿望。又如，关于路遥在文革初期经历的书写。我们知道，当革命风暴来临时，路遥是立刻抓住机会，充分施展自己的文才的。他“上大会，念批判稿，博得阵阵掌声；登高墙，贴大字报，引来簇簇观众；挥拳头，高呼口号，‘九种人’闻风丧胆”，连饭都吃不饱的王卫国摇身成为威风凛凛的“王军长”。传记一方面通过刻画路遥在文革中突出的“组织才能”和“领导才能”，塑造出了一个“博闻强记”“一呼百应”“八面威风”“少年得志”的青年路遥形象；另一方面又将其塑造成无意识地被“裹挟”于全民革命风暴中，还因涉及武斗事件使其参军、上大学都受到了重重阻碍的委屈者形象。但事实上，在这场政治风暴面前，他信奉“乱世出英雄”，因而并非是这场革命的盲目跟从者，而是追求现实功利的积极参与者。但路遥对自己参与文革的动机却这样说：“咱是贫下中农嘛！毛主席一声令下，咱穷人家的娃娃能不听嘛！”轻松地将主要责任归结于那个特殊的时代环境，并未表现出自我应有的反思。不可否认，路遥之所以卷入派性斗争，时代固然是主因，但文革初期的乱象在路遥看来恰好为他施展个人的政治抱负创造了一定的空间，有望使其从“农民”的身份中挣扎出来，实现当“干部”的梦想是其跃向前台的内在动因。传记作者对这一问题的“造像”书写显然淡化了路遥的主观因素，也使这一问题的悲剧性丧失了更具思辨力度的拷辩力。
二是在缅怀与命运抗争却不幸英年早逝的路遥的同时，完成一种精神的塑造，使传主形象更贴合既定的阅读期待。一直以来，令读者无比痛惜的是路遥的早逝，路遥的精神形象承载着其生命的重量。经过路遥及其亲朋好友的集体建构，“辛苦”与“劳累”已形成了路遥人生的两大关键词，以致于在路遥早逝后，许多读者都以为路遥是劳累致死。诚然，路遥将文学视作一项神圣且崇高的事业，他去故乡毛乌素沙漠的洗礼表现出了其宗教般的意志，他不断地在写作的艰苦与生活的饥饿中挣扎，直至为这项庄严的事业献出自己的生命也是事实。但两位作者都在叙述路遥带病创作《平凡的世界》，极力彰显路遥要在四十岁之前完成“一生中最长的作品”的信念，强化路遥对这一信念的坚持使其奉献了生命，凸显路遥的崇高品格。如此具有牺牲精神的“文学殉道者”十分贴合大众读者对当代英雄的想象。但实际上，真正扼杀路遥的是遗传基因。路遥的几个弟妹之后多在与路遥相差无多的年纪因相同的肝病去世的事实，证明了路遥之死并非是劳累或穷困所致。当然，路遥在创作过程中的过度辛劳与营养不均，加速了长期潜伏在他身体内部的肝病毒的发作亦是不争的事实。但这“拼命”的源动力何尝不源自路遥内心巨大的文学抱负与政治雄心呢？在路遥去世多年后这一缘由都已明了的情形下，仍以“造像”的方式凸显出路遥的文学苦行僧特质，是否只是为了满足读者既定的阅读期待呢？
除此之外，作者也在具体的阐释中明显表现出了对路遥正面形象的维护以及对路遥人生苦难的烘托。再如，路遥与林达的交往是在路遥的初恋失败后才开始的。当海波劝路遥找陕北本地女子结婚时，路遥生气地反问：“哪一个本地女子有能力供我上大学？不上大学怎么出去？就这样一辈子在农村沤着吗？”他接着说：“一个人要做成点事，就得设计自己，先得确定目标。目标一设定，就要集中精力去努力，与此无关的都得牺牲。”路遥甚至放言：“谁供我上大学我就和谁结婚。”可见，路遥与北京知青林达的交往与婚姻带有明确的功利性。但张本却认为，“当时的路遥对北京女知青的倾心，不仅仅是在意她们的外表和性格，更多的则是被她们的学识、心胸和视野所吸引。这些因素之中一旦产生了感情，则又交织了爱情的成分”。作者最终还是以理想的爱情为由，转移了路遥与北京知青交往的功利性目的。而对路遥与林达失败的婚姻，作者虽从女性的角度对林达的牺牲表示了同情，但对于责任的总结，她却认为这“无法简单地用一个谁对谁错的结论作出判决。这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发生的选择性错误。只能说，两个不该走在一起的人，在错误的年代，错误地相遇，并错误地结合在一起。但这又绝不是他们的错误，要追究，也该是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的错误”。作者将微小的个人放置于宏大的历史环境下，用“年代的错误”淡化了路遥个人的责任。而梁本直接言明路遥与林达的婚姻透露出现实功利性特点，从二人的生活习惯、家庭背景与性格特点出发，客观地总结了这段婚姻失败的原因。同时，作者又借用海波之语来证明路遥“是一个和平年代的传奇英雄，一个值得男人学习、女人爱的英雄。和他的巨大人格魅力和非凡的创造能力相比，他的缺点是那样的次要和微不足道。像一座雄伟的大山一样，在阳光下他雄劲壮丽，高大巍峨，但也难免有阴影。令人感叹的是，他把最好、最大、最本质的一面献给了社会、献给了读者，而把阴影留给了他的亲人，特别是他的爱人林达”，在同情林达的同时，又尽力削弱路遥的人格缺陷对其正面形象建构的影响。毋庸置疑，传记作者在呈现传主的道德形象时面临着一种难言的尴尬与道德的难题，但他们因顾及路遥形象的正向性而不得不在情感问题上对路遥个人责任的总结避重就轻甚至转移视角，不能不说作者对路遥形象的“造像”意识，如同一道心坎有形无形地阻隔着他们向传主灵魂深处挺进，也把一个更真实的路遥阻隔在读者的心门之外。
二、路遥形象的“言”与“讳”
传记写作并非对传主生平经历进行事无巨细的记录，传记作者对所述之事必定有所选择，这些事实既关乎传主命运的呈现，也显示着传主的个性特点。同时，传记除了记录传主生平之外，还必须对传主命运与人格的发展做出解释。因为传记作者的做传目的不同，他们所采取的阐释策略也有所区别，“但它们的背后却有一个共同点：作者往往在自传事实、传记事实和历史事实中依赖某种事实为主打以达到其阐释的目的”。在所言事实之内，传记作者说什么和如何说将客观事实存在赋予特定的意义，直接关联着对传主形象的“写”与“造”。而在所言事实之外，传记作者以遵循“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避讳传统对不符合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和主流意识形态要求的传主事象进行回避，亦间接影响着传主形象建构的多面性与复杂性。《路遥传》又是如何“言”与如何“讳”的呢？
言路遥的命运之艰，讳路遥功利性心理之实，是两书最为明显的写作方式。除前述所述之例外，我们再举“顶门”一事为例。路遥是在7岁那年被过继给大伯的。传记依据大量富有情感性的口述材料（由当事人口述后记录）与书面材料（由当事人直接撰写）阐释了路遥“顶门”时的情感动向，这些口述或撰写的材料虽然具有一定的真实性与说服力，但也因个人理解的差异扩大了作者阐释事实的空间。“顶门”作为开启路遥人生命运的第一个节点，既预示了路遥成长道路之艰苦，也为路遥的英雄形象增添了传奇性。张本与梁本根据路遥及其家人的叙述确认了路遥过继的事实与过程。路遥家中孩子多难以养活，大伯王玉德年近四十却膝下无子，便想从已育有四子的弟弟王玉宽家中找一个孩子过继，这本是民间常见之事，但就“为何选择路遥‘顶门’”以及“路遥是何时知道‘顶门’一事”两个细节问题，张本与梁本便有了不同的理解和阐释。民间有云：“光景行不行，长子不顶门。”张艳茜以其对路遥家庭的了解，认为王玉宽即使违背这一道理也要坚持将长子路遥过继给大哥是因为年长的路遥可以立即成为大哥做农活的好帮手，是为兄弟情深。在家长的决定之下，路遥只能被迫接受这样的人生安排，“起初，这个已经是少年的卫国还不清楚，父亲带着自己，将要踏上的是改变自己人生命运之路。他也不知道，身后的母亲，仍然站在硷畔上，遥望着他们父子俩离去的身影在伤心地落泪”。张本这样写路遥的“顶门”事件，旨在渲染路遥的无奈与人生运命。厚夫则表示，王玉德原本最想要的孩子是弟弟家刚出生不久的“四锤”，此时的“四锤”还未能对原生家庭产生感情，更容易融入新家庭，路遥母亲却坚持要送路遥“顶门”，“其用意在于要供孩子上学”。而少年路遥在父母密谋这件“过继”自己事件的过程中，他“已经有了这方面的感受，但他一直装聋作哑”。在厚夫看来，路遥虽然是被母亲选择过继给大伯的，但他早已清楚过继一事对其改变命运的重要性。对此，路遥的好友海波从“乡村道理”“传统观念”“情理逻辑”等方面考量，皆认为路遥并非过继的最佳对象，此事结果只能是路遥为了上学而“主动”做出的选择。而从路遥在《答中央广播电视大学问》一文中对过继经历的自述来看，尽管他那时只是一个七岁的孩子，但他已经对“过继”一事所带来的命运转变有着清晰的认知和判断。他说：“我知道，父亲是要把我掷在这里，但我假装不知道，等待着这一天……这时候，我有两种选择：一是大喊一声冲下去，死活要跟我父亲回去——我那时才是个七岁的孩子，离家乡几百里路，到了这样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我想起了家乡掏过野鸽蛋的树林，想起砍过柴的山坡，我特别伤心，觉得父亲把我出卖了……但我咬牙忍住了。因为，我想到我已到了上学的年龄，而回家后，父亲没法供我上学。”路遥“假装不知道”父亲带他去大伯家的用意，是因为他非常明白“两种选择”（跟父亲回去或留在大伯家）背后关乎着迥然不同的命运。由此可以断定，路遥最后选择留在大伯家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量。海波曾与路遥交情匪浅，二人彼此了解，他对路遥过继一事的论断意味深长。而张本与梁本虽然对路遥成为“顶门”对象的具体缘由的解释各有不同，却一致传达出了路遥“被迫”过继的情感动向，隐去了路遥的自知与谋量。作者的阐释交织着对路遥形象的“写”与“造”，“顶门”事实被转述为父母密商的单独事件，这不仅为苦难者路遥博得了读者的同情，也为路遥的人生运命增添了宿命意味。
再有关于路遥与养父关系的表达。路遥是被养父拉扯大并让其有读书与机会的，但功利性的交友态度与处事方式使路遥在婚姻上未能尽其丈夫之责，在敬奉父母上也未能行其儿子之孝。1985年8月前后，正在延安体验揽工生活的路遥收到了大伯病重的消息，但他没有回延川看望大伯，只是将事情交给了同行的弟弟王天乐处理。1987年，从西德访问回来的路遥又接到大伯病故的噩耗，“听到噩耗的路遥，尽力抑制着悲恸，却没有要回去奔丧、送老人的意思，他联系上了四弟王天乐，让四弟代他妥善料理老人的后事”。且不论“尽力抑制着悲恸”是否可信，只谈他让四弟代他处理老人的后事就可看出路遥多么的绝情绝义。后来路遥的弟弟王天云在一次采访中回应了此事。他说：“大爹是71岁去世的，大哥忙于写《平凡的世界》，不能分心。他没回来，我能理解，他也没必要回来，因为家里有我，我就是替大哥完成给大爹养老送终任务的。”这个解释显然是出于对路遥形象的维护。可是同样是在写作《平凡的世界》期间，路遥去见秦兆阳的态度却明显要积极得多。1985年10月21日，秦兆阳偕同夫人来到西安，此时正在铜川矿务局陈家山煤矿进行《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创作的路遥得知这一消息后便立马停下笔，决定去西安见秦兆阳，最终被阴雨阻拦了去路，才不得已返回矿区。因为此事，路遥后来多次赴京都鼓不起勇气看望这位令人尊敬的老人。其实，当时路遥见秦兆阳另有目的，他需要为正在创作中的《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寻找发表之地，他期望能在《当代》发表，但未能成功。这恐怕是路遥此后未再见秦兆阳的真实原因。路遥在见秦兆阳与见大伯这两件事上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态度，个中原因值得探析。面对路遥对其大伯病故之事的淡漠，厚夫也直言：“大伯是路遥的养父，是他让路遥在延川有了生活的舞台，是他供路遥上小学、上初中。按理说，他无论如何应该回去行孝。但正处于创作高峰的路遥，却冷静地给弟弟王天乐打电话，委托王天乐代表他全权办理丧事。从尽孝的角度来讲，路遥的确不是一名合格的孝子，养父病危时，他没有端一碗开水给老人喝；养父病故后，他也没有到老人的坟头去，烧一张纸钱……”正是路遥的功利心使其面对亲情冷漠无情，甚至绝情绝义。同样，张艳茜的《路遥传》通过引文（曹谷溪《关于路遥的谈话》）也说明了路遥作为儿子未能行孝，并对此行为表示了批评。这无疑是难能可贵的。只是两位作者在阐释这一观点的上下文语境都是写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的艰苦与劳累，路遥因之须全心投入创作而未能行孝，也是有意借此表达路遥处境的凄苦与无奈，并未言说路遥缘何不送老人的真实原因。也就是说，只言路遥写作《平凡的世界》的时间之“虚”，而讳其功利性心理的绝情之“实”，不能不令人感到惋惜。
而表露路遥内心真实世界且更具代表性的叙述者是贾平凹。路遥去世后，贾平凹在《怀念路遥》一文中如此赞颂路遥：“他是一个优秀的作家，他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他是一个气势磅礴的人。但他是夸父，倒在干渴的路上。”这样一种对路遥文学价值与写作精神的认定亦被张本与梁本当作对路遥文学人生的总结并置于全书结尾。可是，在同一篇文章中，贾平凹也披露了路遥生前往事的另一面：“想起在省作协换届时，票一投完，他在厕所里给我说：好得很，咱要的就是咱俩的票比他们多！他然后把尿尿得很高……想起《平凡的世界》出版后一段时间受到冷落，他给我说：狗日的，一满都不懂文学！想起获奖回来，我向他祝贺，他说：你猜我在台上想啥的？我说：想啥哩？他说：我把他们都踩在脚下了！”物质的困顿与精神的贫乏使路遥长期遭受着生活与心理的双重磨难，由此而生的自卑感亦促使他以出人头地、争取优越感来获得心理补偿是极为正常的一种表现，但这段材料并未被传记作者所正视，张艳茜与厚夫在撰写路遥传记时都有意将其舍去，独留《怀念路遥》一文中贾平凹以“夸父精神”颂路遥的赞语。由此可见，传记作者面对路遥的真实个性与人性本真流露时依然显得过于局促和拘谨。而我们也不得不说，两位作者对路遥自强自立、奋勇进取的崇高品格的集中书写，成功树立起一个励志的公众形象，却也隐遁了路遥成长道路上最具路遥味、最属路遥本性的真内容，简化并削弱了路遥人格发展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事实上，读者对于走入路遥真实的内心世界显然还有更多的期待。
三、路遥传记写作的姿态与视角
一般而言，“如果传记作家抱着树碑立传的目的写作，以仰视的态度看待传主，就会有意无意地美化传主，为传主隐讳，要把传主塑造成符合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和政治意识形态的要求；如果传记作家具有现代传记观，了解人性的多面性、复杂性，抱着与传主平等的态度写作，把传主当作人而不是神看待，就会实事求是地写出传主的优点和缺点，力图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真实，还原出真实的传主形象”。路遥传记写作虽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显露出了从平凡的世界里看路遥的自觉意识，但写作者的仰视姿态与视角，使他们仍未能从对路遥自我建构的英雄形象中解放出来。
张艳茜最初用“平凡世界里的路遥”为路遥传记命名，意在以平视的视角还原人性真实的本质，去除路遥形象的神性。1985年，张艳茜从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便被分配到了陕西省作家协会《延河》文学月刊从事编辑工作，并与路遥成为了同事。因此，张艳茜在路遥传记写作中有其独特的身份优势，她既熟悉陕西作协大院的结构与布局，也了解路遥的生活与写作习惯，她所描绘的路遥在陕西作协生活和工作的场景显得生动而真实。作者对传主的接触与观察愈为深入，就愈能抓住传主的生活细节，挖掘传主个性的复杂性，如作者在表现路遥嗜烟如命一事上别有风趣。原本手中烟不断火的路遥在吐血后便头一次停止了抽烟，“但是，手中却从来不离一包烟，随时凑到鼻子前贪婪地吮吸。正在榆林地区鱼河镇参加陕西省委扶贫工作的《延河》编辑张艳茜，周末到榆林来，见到同事、前辈、领导的路遥吸吮香烟的样子十分好奇，忍不住问：路遥老师，你不将烟点燃吗？只是这样闻味儿吗？”正在吃中药疗病的路遥被医生告诫不能抽烟，所以只好靠闻烟味儿来“画饼充饥”。张艳茜根据自己的回忆对路遥吸吮烟味儿的细节刻画，进一步验证了路遥对香烟的依赖。同时，路遥停止抽烟说明他对自己的病情早已了解，而很多人都是在1992年路遥彻底病倒后才知道路遥患有肝病，路遥隐瞒病情的原因究竟何在？张艳茜认为，这是因为路遥对事业有着更大的设想和更高的追求，需要他身体和精神的合力支撑，身体健康的假象可以使其建立起一种巨大的不可动摇的自信，他对疾病的回避，“既表现了他的坚韧，又表现了他的脆弱。但这就是血肉之躯的路遥，这就是作家的路遥。路遥是坦荡的，也是神秘的。一个坦荡的路遥，加一个神秘而城府很深的路遥，才构成了文学的路遥的主调与复调相融的多姿多彩”。在平视的视角中，作者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多面且真实的路遥。不过，虽然张艳茜与路遥的同事身份为其描绘路遥生活的真实面貌提供了便利，但张艳茜进入陕西作协工作时，路遥已因《人生》发表成为了全国知名作家。因此，对张艳茜来说，路遥是领导，也是文学前辈，她自然心怀敬仰，其写作视角也不由自主地从平视转向了仰视。而且，张艳茜用文学的笔法对路遥人格形象的刻画亦具有浪漫主义的色彩，在“造像”过程中，她借以牛的吃苦耐劳、勇武倔强、无私奉献的精神品质继续书写着路遥人格形象的光辉。
厚夫是以学术品格为要求来进行路遥传记写作的，他在写作路遥传记之前不仅做了大量的学术研究工作，还完成了路遥文学馆的筹建工作，在这一过程中，厚夫掌握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为其对路遥形象的“写像”打下了坚实的研究基础。另外，厚夫与路遥之缘起于厚夫的外公吕文彬，吕文彬与路遥是“忘年之交”，厚夫也因此对路遥多了一份亲切与敬爱之情，他将自己与文学前辈路遥的交往写成《我与路遥》一文，并以此作为《路遥传》的序言，深切地表达了他对路遥的追随之心与遥望之姿。他说：“路遥是我的文学前辈，我是路遥的追随者，我们都是延川人。我少年梦的形成，人生的展开与飞翔，均与路遥、谷溪、闻频、陶正、史铁生等人的文学引导分不开。”厚夫的仰视之姿使其在传记写作中自觉走向了对路遥形象的“造像”。在传记写作中，厚夫将路遥的励志形象与其文学创作紧紧联系在一起。路遥为了完成一部长篇巨著——《平凡的世界》，他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作为赌注，“他必须甘于寂寞，甘于在文坛上‘消失’；他甚至还想到可能要承受青春乃至整个生命的失败……”不过，这部沉重的作品自面世以来一直遭受着学术界与评论界的冷遇，与此情形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来自大众读者的热情追捧，这是因为路遥对社会变革时代农民命运的关注，对底层人民顽强抵抗命运的追求精神的书写，引起了广大读者的情感共鸣，而路遥本人的经历更是将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英雄主人公孙少平照进了现实，与苦难为伍、与命运抗争的路遥形象让广大读者，尤其是让青年读者获得了精神的超越和激励。在此种情形之下，《平凡的世界》所蕴涵的精神文化价值已远远超过了其文本本身的艺术审美价值。因此，厚夫在《路遥传》中直接用三章的篇幅容量对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的疲累与苦痛展开详尽的叙述，以作家的精神魅力来重新开启《平凡的世界》，不得不说，这一由作家及作品的研究路线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传记作者对作品价值的独立判断。
另一个无法忽视的事实是，路遥的作品在大众媒体和权威机构的引流下得以顺利成为长销的“民选经典”。“民选经典”是直接以读者的多寡作为评判作品价值的标准，这既确保了路遥作品在文化市场竞争中的销量，由作品积累的读者群也为作家带来了名人效应，此时作家以文化公众人物的角色承担起了相应的文化宣传功能。这不仅表现在张本与梁本对路遥形象的建构中，王刚以路遥同乡身份撰写的《路遥纪事》（2014年由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出版，2016年出版修订本《路遥年谱》）更是直接以凸显路遥的文化身份来达到文化宣传的目的。对此，温江城、高明伟作为清涧政府的代表在其开篇的序言中写道：“路遥是陕北的，陕北也是路遥的，他从陕北一步步走向中国文坛，也让陕北，让清涧一步步走向全国。”路遥形象已然在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与精神文化的建设中逐步具备了地理文化符号的价值与意义。同时，在此基础上的路遥传记写作自然也呈现出了一种“圈子热”。除了前文提到的三部传记之外，航宇的《路遥在最后的日子》，晓雷、李星编的《星的陨落——关于路遥的回忆》，王西平、李星、李国平合著的《路遥评传》，贺智利的《黄土地的儿子——路遥论》，海波的《我所认识的路遥》以及晓雷的《路遥别传》等等也都为陕西作家或学者所作。虽然生活在同一地域有利于传记作者对传主的生活环境与个性气质进行整体感知，从而更容易进入传主的精神世界，但也“由于写作者和作家本人在地域上的近距离、情感上的亲近等原因，可能会使作家传记在具体书写过程中有意回避传主身上的一些缺点、偏袒其行事上的某些缺点甚至以个人的情感好恶主观地评判一些问题”，从而完成对传主形象的主动“造像”。
无论是“还原平凡世界里真实的路遥”的张本，还是具有“学术品格”的梁本，都一致传达了作者以真诚的写作姿态为路遥“写像”的目的和要求，但在写作过程中，作者与传主之间的时间、地理以及社会的距离之近促使作者从平视的写作视角转向仰视，以彰显传主形象的“亮色”而走向了对路遥形象之“造”。不可否认的是，在当代作家传记写作中，传记作者与传主的地位难以平等。例如，部分出版机构规定，在传记出版时，传主拥有“一票否决”权，因此传记作者必须优先考虑传主本人及其家人的态度。再者，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与社会伦理道德的干预致使传主人格形象被改写或讳言。此外，传记作者与传主的近距离关系也影响着传记作者对传主形象的客观分析和判断。而“新的传记，是在记述一个活泼泼的人的一生，记述他的思想与言行，记述他与时代的关系。他的美点，自然应当写出，但他的缺点与特点，因为要传述一个活泼泼而且整个的人，尤其不可不书。所以若要写新的有文学价值的传记，我们应当将他外面的起伏事实与内心的变革过程同时抒写出来，长处短处，公生活与私生活，一颦一笑，一死一生，择其要者，尽量来写，才可以见得真，说得像”。但现实却让这一切看起来并不那么如愿。逝者已矣，生者如斯，在路遥传记塑造的光辉形象背后还有众多被忽视的个人生活与日常细节，而这又紧系于传主形象的真实度，在路遥家人尚未对此做出积极回应的情势下，传记作者也需坚持以多元化的视角尽可能展示传主形象的丰富性，而非只停留于对传主已获得的成就进行叙述和阐释。与此同时，当代作家传记作为作家研究的成果之一，它不仅要还原传主个性成长发展的完整历程，还要不断探索从传主的日常生活通向其文学生活的路径，向传主更为广大且复杂的精神世界深入。
四、结语
诚然，张本与梁本通过多重材料的组织较为完整地还原和再现了传主曲折的成长道路与人生轨迹，较好地呈现了现实中的路遥形象。不过，传记文学并非只是简单的材料复现，虽然与传主处于同一时代为传记作者搜集传主材料提供了便利，但是复杂的当代文学环境也困扰着当代作家传记写作的独立性，传记作者与路遥之间的交往与联系使其未能以平等的姿态来理解路遥与重构路遥人生事件及其关系。因此，在路遥形象的建构过程中，他们通过对材料的裁剪、编织与阐释来极力宣扬路遥崇高的精神品质，最终塑造了为挣脱底层民众命运而奋斗拼搏、为庄严的文学事业而献身的英雄路遥形象。同时，路遥传记亦会根据社会伦理道德规范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制约希望对传主人格的发展予以直书与必要的讳言，这是传记作者对路遥形象进行“写”与“造”的另一重要表现。其实，作家路遥在当代读者群体中持续上涨的热度在某种意义上为路遥传记写作植入了一个前提，即“为读者立像、为时代立像”。这一前提很大程度决定了传记作者的写作动机，他们自觉倾向于对作家已经获得的成绩进行叙述和阐释，在偏重的内容结构中适时“拔高”或“美化”路遥形象。作家是“社会的人”，也是“文学的人”，传记作者对作家形象的“写”与“造”、“言”与“讳”、“平”与“仰”，都关联着读者对作家文学世界的理解与对作家作品价值的评判，在此种情形下，不仅需要读者对传记作者所打造的传主形象持以警惕，也需要传记作者用独立的学术眼光来进一步挖掘传主形象的真实性、丰富性与复杂性，以客观、历史的眼光审视传主的人生，为读者提供一个更丰富、更真实的传主形象，而不是仅以维护的姿态打造其“亮色”，使其作为一种有着某种自我超越的精神文化符号出现在读者面前。这不仅是《路遥传》的写作所显现的问题，也是传记文学写作所须面对并亟待解决的艺术问题。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