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式的存在主义勇气与中庸立场
叙事艺术中塑造出怎样的人物形象，与作家的创作气质、审美观念有关系，也反映出一个时代的历史环境和社会现实。从这个角度来说，长篇小说《广陵散》中的周明和徐大可这样一组互为矛盾体的双男主的造像，以及他们错综的关系，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郭平对人性的深刻认知——他们既是理想的化身，又是生活的囚徒；既是欲望的载体，又是道德的呈现。笔者认为，正是人物身上的这些不可调和的因素，造成了郭平创作《广陵散》的最初动机与构思。
《广陵散》通过对两个至交好友周明和徐大可成长经历的描述，从他们青葱的学生时代写起，到他们步入职场、进入社会，草蛇灰线地引出几代琴人的历史境遇与现实纠葛的故事。两位男主同年入大学学习，是同学也是挚友，年龄虽相差不大，但人设从表面看却截然相反：徐大可被塑造为一个世故聪明且野心勃勃的人物，人生之于他像是一栋精确无比而有待落成的大厦，青春的年代则要用于勾画蓝图与奠定基础，他的种种举动不无投机意味，这是改革开放方兴未艾时的时代风气之反映。而“不食人间烟火”的周明的形象则呈现为懵懂、单纯、善良，有几分中国传统文化中大器晚成、重剑无锋的隐者色彩。
小说对这样貌似性格冰火不融的人物建构，并没有特别明确的价值判断，这种中庸立场亦是郭平的价值立场，或者说是基于他对人性深刻性的认知的一种展示。小说没有让二人成为“对手”，而是利用二人的性格对立巧妙制造了种种矛盾冲突，从而使戏剧张力不断升级演化而终至交融和解。周明的大学专业是古琴，徐大可学的是唢呐，两种艺术“雅”“俗”有异，暗示着他们各自对时代风气的扬弃与迎合，二人从人生的起点就各自进入不同“赛道”：周明在古琴界甘守淡泊，而徐大可则选择在流行音乐市场中扬帆远航。二人的人生线索在故事中错杂交汇，但郭平更多的是让他们生活在彼此的“别处”。
郭平真正大胆的地方还在于他为两位男主角设置的结局上。《广陵散》里二人势同冰炭的人物性格与选择，会让很多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预设角色结局——要么就是徐大可最后站上人生巅峰，刺痛“不开窍”的周明；或者是周明渐渐“开窍”，获得成功，而徐大可终被欲望反噬。但郭平的选择是让周明和徐大可的结局都不顺遂——幡然醒悟的徐大可妻离子散，含恨而殁，这一人物的死亡，也使得小说结构从散漫走向规整。而周明经历了缺乏勇气的暗恋，遭遇了商场上的尔虞我诈，职场上的“冷板凳”，通过徐大可与古琴家陆近春、齐丹青等人潜移默化的影响，终于在古琴艺术与人生理想上臻于至善——他如愿得到了古琴“长清”，便是他最终开悟的一个表征。吊诡的是，这把千年古琴在最后却哑然寂寂，成为陶渊明所谓的“无弦琴”。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曾提到，只有当形象活生生地驳斥既定的秩序时，艺术才能说出自己的语言。贯穿小说主线的两个主人公的成长经历与最后结局的各自黯然收场，是一个西西弗斯式的强有力的暗喻，郭平在这里真正想表现的，其实是人性之幽暗。读至终篇，读者恍然明了，两位主人公的形象底色并非二元对峙，周明不是一个单调的琴痴可论，徐大可亦非一个轻佻世故的浪子而已，他们更像是普通人的一体两面，或许此时你是周明，下一秒可能就会变成徐大可了。郭平通过他笔下的这样一组人物关系，让我们看到了人性之幽暗相通，看到了人性本身所具有的一种矛盾。正是人性本身具有的这些不可调和的相反相成之处，才造成了那个可以被称作命运的东西。
这样的结局，除了让读者沉浸在情感的宣泄中之外，带给读者的往往还伴有巨大的荒谬感，我们不禁想问：既然两种人生都不得圆满，到底该如何过好这一生呢？比起批判社会现实与恪守清规，《广陵散》充满了萨特式的存在主义勇气，存在先于本质，而人生的意义是自己选择而创造的，每个人的“本质”都取决于自身选择。现代化的科学和技术使知识很快膨胀，也使现代化的根本目标——每个人的自主、独立、自觉、完满和幸福越来越难以实现。由此，人们只能依赖与生俱来的本性，去不间断对现有的“存在”提出质疑，面对问题，作出判断与抉择，并承担责任。在《广陵散》里，人与人之间除了选择，没有根本上的不同。性别、阶级、职业都不构成人物主体根本性的差异，血缘关系也不是重要的——周明的家庭并非音乐世家，徐大可与自己的血缘关系也切断了联系。
小说结尾写周明弹起已经哑了的“长清”，我们可以想见，周明在深入世俗生活之后，很可能即将面对的也是无法阻挡的自我异化，但他决定领受这份他自己选择的命运，无论是与之和解还是与之战斗，都是他经历一番“渡劫”之后通过更加强大的自我、发达的意识做出的选择，而小说为我们展示的正是这个过程。
众所周知，嵇康在临行前，用生命弹奏了一曲《广陵散》，从此，在中国传统语境中，“广陵散”就成为了独立人格、独立精神的代名词。郭平作为古琴家，深知古琴对于中国文化的意义，所以小说中的古琴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意象，而是一个外化的象征符号。古琴可以被理解为中国人身上原始的、神秘力量的象征，即使时代更迭，唯有它区别于工业社会的野性和神性是不可替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