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与算力——与两篇小说有关的先锋简论
关于先锋的言说实属不少，可以简单归结为，相信并能通过“形式之梦”或“内容之谜”推进文本创新的人或文学。有时不免觉得，即便1980年代的先锋文学也有不少遗憾，但他们在局部上爆炸性地完成了自身。因了时代的殊异，先锋文学在当年的中国担负了一部分（文学）启蒙的责任，并于有意无意间对抗或者说逾越了意识形态的某些禁锢。这里面就涉及算法，算法看似是“技”，实则包含对世界的研判（即思想）和对文学本体的自觉（即美学）等。一个人并不是想创新、想解放叙述方式、想有效触碰世界就能做到的，这也需要算力的支持，包括了语言、结构、情感、人物等多方面的基础建设及其生长性。
到了1990年代乃至新世纪，绝大部分先锋作家开始变转，披上或换了一件衣服，加强筋骨、理通血脉、更新泳姿，而先锋作为有形的技巧和无形的精神，则不断渗透于多种多样的文化文本，如影视广告游戏相声脱口秀或一些企划等。对于那些在不同程度上坚持或试炼着先锋创作的人，期刊与论者也在辨认和甄选，《江南》的“先锋文本”便是这样的一个实力场。本期的两篇均透出不同程度的先锋性，以及个人的自为。
算法铸就整体，算力基于细节。史玥琦的《藏着》从伪满洲国时期写到红卫兵时代，其算法与算力共同的关键点在于，粥川立郎（父为日本人，母为中国人）通过转让档案赋予了“我”新的身份。故事不断涨破躯壳，又被归拢，人和人不断分开又偶遇并改变对方的命运。一方面，在乱世，人通过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得以安生；一方面，又通过更深度的隐藏（抹除身份）而在新的时期恢复平静生活乃至新生。也许更换国族、身份以求学生活并没有那么容易，但在特殊时刻又具有可能性。赵挺的《荒芜太平洋》可以视为一连串的非故事拼组成了一个大的故事，迷幻、断裂而又别有一种顺其自然。“我”和老枪一直想在野沙滩上挖出些什么，其间不断遇到各种状况，包括烧烤的老头、失踪的二叔、报复阿强、顶楼旋转餐厅与莫须有的偷窥等。
算法会要求算力提供最集约的人物关系和叙事动力。两篇小说都选取了类似镜像的手法，都是两个主要人物，各自（选择性地）映照着对方，推动并审视着对方。《藏着》是“我”站在了粥川立郎的对面，幼时的同学，后来相遇，再后来粥川把需要身份与金钱才可获得的上大学机会让给了“我”，由此还辐射到两个家庭其他的成员及其人生选择。时至红卫兵时代，他们都不再是自身，因为都要抹除那段历史痕迹，从“我”易名“周立川”，以及粥川立郎的消隐来看，有不少历史细节耐人寻味。各自藏着，又暴露于内心的日光与月光之下。兄弟之间的情义，或者说人与人之间的情义，亲兄弟可以冒死相救，有一半外国血缘的粥川立郎和“我”也可以互相认同、照顾、成全。《荒芜太平洋》里的“我”和老枪挖的是同一片野沙滩，但骨子里差别不小，老枪是故事的开关又近乎故事本身，而“我”的加入才使得故事变得真正及物，两人的相互映照，加大了作品的时代景深。有意思的是，两篇小说还都有一个背景或者说敞开的窗口，《藏着》涉及日本，《荒芜太平洋》涉及美国。不过这两个所在均未能也不可能带来实际的结果，前者战败，后者遥远缥缈。
算力会无形中凸显算法中的一脉：《藏着》重读书求知，粥川立郎外婆的话有代表性：“念书好，日本人的书也是书。”很大程度上，在近百年前，大家更容易相信（包括知识在内的）变革的力量。《荒芜太平洋》里的老枪初中时因为发现自己暗恋的女孩喜欢别人而“顿时觉得人读到初中就够了”，虽说这里有特殊背景、有戏谑元素，却也折射出当下有一些人对他者和某些社会价值缺少了坚定明确的“信”。
就算法而言，好的形式好的结构具有势能，也具有动能。《藏着》便不经意间抵达了佳处，人的身份的隐藏，历史的隐藏，令人瞩目，也成为故事的转折点和推动力。《荒芜太平洋》里有另一种隐藏，这种势能成为全篇的动力，促使“我”和老枪一直在野沙滩上挖掘，就像作者赵挺《海啸面馆》里海啸终究没有到来一样，这里也没有结果，但挖掘本身就是一种“到来”，构成悬念并促进了叙事。不同在于，《藏着》里的人一直在行动在担当，为自我、为他人、为大义，而《荒芜太平洋》里的行动像是鲁迅笔下的“白光”或贝克特的“等待戈多”一样，唯恍唯惚、费人心神。
与世界性的先锋或1980年代的先锋相比，这两篇小说可能更清晰规整，少了一些冒犯与决绝。这或许说明而今的新锐作家已经具有了某种自觉，以及他们赋形于时代的隐性追求。算法在变，算力也不太一样，限于篇幅，不便详解，取一点而言，史玥琦在《夜游神》里的情感表达就很具张力，《藏着》同样透出深情，粥川立郎的内心简单而复杂，他偷偷改唱的“伪满洲国国歌”（如“吃了蒸饺便有自由”），充满了饥饿的喜剧感甚或黑色幽默，这暗合了小说内里幽微的荒诞：当陆沉于海，人如何“一身藏”？在赵挺的《荒芜太平洋》里，“我说，去美国吗？老枪说，去一个没人认识我的地方。我说，出了大涌港不就没人认识你了吗？”两人坐在楼顶看涌港夜景、议天下时事，却被对面楼的一个姑娘说成是在偷看自己洗澡，作者对喜与悲巧妙地进行了双重消解，当然更多呈现为一种喜剧感，这种叙写在根本上也透出一种冲冲撞撞的生命力，一种野蛮生长的时代底色。
好的作品离不开对人类处境和时代大数据的洞察，终究以一个个“微算法”和“微算力”于巨大传统中涌起属己的个人才能。粗略而言，《藏着》更倾向于建设、合力，在一定程度上令人想到当代最早对先锋的标举：“我们一定要安详地/对心爱的谈起爱/我们一定要从容地/向光荣者说到光荣”（骆一禾《先锋》），尽管人生处处潜悲辛，尽管这样的赋形殊为不易。而《荒芜太平洋》更多解构、消解，提示甚或警示人们，在貌似自由丰富多元沸腾的当下，浮动着无可告别的溃败与无以言表的“嘘的一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