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的“黄金时代”与庄子哲学
莫言一直是社会关注度比较高的作家，尤其是他获诺奖之后，更是成为文坛和学界的热点。有关莫言创作的方方面面以及各种相关问题，似乎都被发掘出来，被从头到脚地研究起来。而莫言与中国传统文化、民间文化、传统小说等话题更是迅速升温，受到广泛关注和格外重视。但是，最近我发现，在这方面或许还可拓展更大的研究空间，因为有些重要的问题尚无人问津。比如，莫言与庄子哲学的关系。当然，不是说可以把莫言和传统的一切都搭上关系，而是认为，莫言在创作中自觉而明确地吸收庄子的思想、文学因素被视而不见。本文目的就是：指出莫言的“黄金时代”对庄子哲学的自觉借鉴，再以此为出发点，进一步分析莫言作品中所蕴含的庄子哲学精神。
一
1985年是当代文学革新、突破的重要历史关口，也是莫言脱颖而出从普通作者成长为颇具影响力的青年作家之际。莫言1981年发表处女作，1984年初夏，进入解放军艺术学院学习，其间，恰逢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掀起大潮，狂飙突进之际。莫言如鱼得水，异常活跃，灵感喷涌，仅1985年就发表中短篇小说12部，又以《透明的红萝卜》一举成名，转过年来，又发表《红高粱》，再次掀起巨大的影响。莫言在《回忆“黄金时代”》中，把他的大学时代（解放军艺术学院）称作自己创作的“黄金时代”。
理解莫言的“黄金时代”，一开始就有多种彼此不同却又相互勾连的思路：比如从新潮、先锋小说的角度，从乡土小说/寻根文学的角度，从世界文学——外来影响——马尔克斯和福克纳的角度，包括从尼采生命哲学角度，从中国传统神话小说——志怪小说——“聊斋”的角度等，但是，不知为什么，却忽视了道家文化/《庄子》思想的角度。
庄子之于莫言，非常重要，其重要程度也许并不亚于马尔克斯、福克纳和蒲松龄等人。在莫言那强劲的文学创造力之中，包含着庄子的思想养分。1985年，莫言有两篇作品的标题采用了《庄子》的标题：一篇是小说《秋水》，另一篇是创作谈《马蹄》。这并非纯粹题目上的偶然巧合。2017年春天，莫言回忆在军艺学习期间的学习生活，谈到了一些课程对自己创作的影响，就提到北大吴小如教授的《庄子》课，“我从吴先生的课堂里，还是受益多多的。他给我们讲庄子的《秋水》和《马蹄》，我心中颇多合鸣，听着他绘声绘色的讲演，我的脑海中便浮现出故乡一望无际的荒原上野马奔驰的情景，还有河堤决口、秋水泛滥的情景。后来，我索性以《马蹄》为题写了一篇散文，以《秋水》为名写了一篇小说”。“这两篇作品对我来说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马蹄》表达了我的散文观，发表后颇受好评，还获得了当年的‘解放军文艺’奖。《秋水》中，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文学地理名称，从此，这个‘高密东北乡’就成了我的专属文学领地。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以为我是在《白狗秋千架》这篇小说中第一次写下了‘高密东北乡’这几个字，在国内外都这样讲，后来，我大哥与高密的几位研究者纠正了我。”“当然，庄子这两篇文章不是写人物的，也不是讲故事的，是讲道理的，是表现庄子那样一种哲学的人生理想境界，但是我觉得对我的影响蛮大的。我的小说里面经常会出现秋水泛滥、洪水滔天，一望无际的高粱淹没在很深的水里这样一种景象，这样一种景象实际上是来自于《秋水》这篇古典文学。”莫言还说，“我在《马蹄》这篇散文里，也表达了庄子的要求自由、不受羁绊这样一种原始的思想”。
莫言向《庄子》寻求文学的灵感和自由，这或许和阿城《棋王》的影响有关。阿城1984年发表《棋王》，引起巨大文学反响，被认为是“寻根文学”重镇。在1984年底的杭州会议上，阿城是耀眼的文学明星。莫言写过《阿城》，说到他与阿城的交往，以及对于他的影响。莫言曾经去阿城家拜访阿城，在大连和阿城一起开过一周的会，一起喝酒讲故事。莫言说，“十几年前，阿城的《棋王》横空出世，我正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里念书，听了一些名士大家的课，脑袋里狂妄的想法很多，虽然还没有写出什么文章，但能够看上的文章已经不多了。……但阿城的《棋王》确是把我征服了”。在新时期文坛，《棋王》那种浓厚的道家文化叙事具有鲜明的创造性，开创了寻根文学的先河。莫言对《棋王》的追随，也是对“寻根文学”的响应。在1985年兴起的先锋文学、寻根文学大潮中，莫言都是积极的参与者和推动者，他既属于先锋派也属于寻根派。就当时文坛态势而言，无论是先锋文学还是寻根文学，都是当代文学奋力探索、前行的重要标志。“寻根”让人们扎根脚下的土地，“先锋”使人放眼世界，两者侧重点有所不同，却都是文学自由探索，都要突破“伤痕”“反思”“改革”文学的既定模式，超越来自现实的意识形态的束缚，获取更大的审美自主。莫言1985年的创作状态，就是沿着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之外轨道向前探索的。
“文革”结束以后，借助于拨乱反正，文学突破禁区，并由此逐渐向五四文学传统靠拢。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包括几乎同时进行的人性、人道主义讨论等中，文学的批判精神、人性和人道主义精神即使在创作中无法以文学性的方式得以实现，在观念上也获得了充分的合法性。人们普遍意识到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局限性，要寻求一种更具有文学性的文学。文学渴望更大的自由和更充分的发展。这是新时期改革开放的社会氛围所带来的朝气和活力，也是来自文学本身的自由精神。异域输入的现代派艺术的影响，尤其是以马尔克斯为首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影响和启发，引起中国当代作家的强烈兴趣。诸如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具有一种双重力量，既激发民族意识和民族感情，又能够满足人们对现代艺术探索的强烈热情。因而，在“寻根”还未被发明的时候，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之外，在创作上就已经渐渐露出“寻根”的端倪——那种本土文化风味充足——不论是题材上抑或情绪、意蕴的创作，日益受到肯定和重视。如汪曾祺、张承志、邓友梅、贾平凹、郑万隆等人的乡土小说创作。阿城的处女作《棋王》和李杭育的成名作《最后一个鱼佬儿》在1984年显得鹤立鸡群，格外抢眼。阿城和李杭育一北一南，是最先走红文坛的寻根文学作家，由他们两个才向前追溯到汪曾祺。1984年底的杭州会议是文学对民族文化热情的大面积的高音量的共鸣。韩少功、李杭育、阿城、郑万隆等寻根文学的提倡者形成了一个文学共识：决定文学品质的关键是民族文化含量，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他们发现，拉美文学具有鲜明民族文化特色，世界上许多文学经典深深地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五四新文化运动使传统文化断裂。因而，那种政治性弱化而地方文化特性显著的创作被投入更大的热情。韩少功在《我们的根》中说，文学只有立足于民族文化之根才能获得蓬勃发展。借助泰纳的《艺术哲学》，他将人的特征分为深浅不同的多个层面，新时期文学初期所关注的各种社会问题，但这些都是人的表层，那些凝集在日常生活、乡土习俗中的传统文化，才是深层的人，能够折射出一个民族发展和生存之谜。李杭育说：“一个好作家，仅仅能够把握时代潮流而‘同步前进’是很不够的。仅仅一个时代在他是很不满足的。大作家不只属于一个时代，他眼前过往着现世景象，耳边常有‘时代的召唤’，而冥冥之中，他又必定感受到另一个更深沉、更浑厚因而也更迷人的呼唤——他的民族文化的呼唤。”但是，他们也并不认为一切传统都是可以依赖的“根”，只有那些非规范的乃至非主流的文化，才是文学之“根”。之所以叫“寻根”，就是因为那些制约着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或古老传统，在我们的文化中并不是清晰可见、唾手可得的，甚至有可能断流，它往往存在于偏远荒凉的地方，存在于少数民族生活之中，需要思考和辨识。韩少功认为，“近来，一个值得欣喜的现象是：青年作者们开始投出眼光，重新审视脚下的国土，回顾民族的昨天，有了新的文学觉悟。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说，带上了浓郁的秦汉文化色彩，体现了他对商州的地理、历史及民情的细心考察，自成格局，拓展新境。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小说，则颇得吴越文化的气韵。与此同时，远居大草原的乌热尔图，也用他的作品连接了鄂温克族文化源流的过去和未来，以不同凡响的篝火、马嘶和暴风雪，与关内的文学探索遥相呼应”。李杭育的主张也近似，他的“葛川江”系列小说很受重视，他也是杭州会议、寻根文学之中颇为耀眼的青年作家，他说，“我以为我们民族文化之精华，更多地保留在中原规范之外”。
二
理解莫言不应该忽视《马蹄》。《马蹄》文体非常特别，它是游记散文或寻根散文。以散文形式表达自己的文学观念，是莫言的文学热情和自由精神的流露。莫言1985年有两篇创作谈，一篇是人们比较熟悉的《天马行空》，这是莫言崛起的文学宣言，宣示一种无边的文学自由，是理解莫言的重要途径；另一篇相对陌生的尚未引起重视的就是《马蹄》，是对“寻根文学”的呼应，也是莫言的“文学寻根”，也是强调文学的自由。前者彰显文学的自由精神，而后者则显示出自由精神的传统资源。
《马蹄》分为“文论”和“正文”两个部分：开篇是“文论”部分，莫言以九头鸟的比喻，开门见山直接亮出自己的观点：一部中国文学史，就如同九头鸟冲破笼子获取自由一样，是一个不断冲破束缚获取更大自由的过程，但不存在绝对自由，自由永远是相对而言，任何自由都仅仅是冲破以往或眼前的规则束缚而已，却不可能没有规则的束缚，“新的文体形成，非一朝一夕，一旦形成，总要稳定很长的时期，总要有它的规范——笼子。九头鸟们不断冲撞着它扩展着它”。
“正文”部分，借游历湖南著名风景区索溪峪的见闻，委婉质疑韩少功等人的“寻根”文学观点，然后提出自己的文学观点。韩少功等人在强调传统文化之于文学的重要性的时候，一个致命的弱点在于，将传统理解为静止状态，理解为那些存在偏远地区的古老的文化因素。莫言对此提出异议，“湖南作家韩少功在《文学的根》里试图寻找绚丽的楚文化的流向，他听一个诗人说楚文化流到湘西去了。……如此一想，竟有些可怕，原来保留传统文化是要以闭塞落后为前提的啊”。“假如此说成立，那就坏了，湘西毕竟不可能长此闭塞落后，有朝一日先进开化之后，绚丽的楚文化不是由断流了吗?”莫言认为，文化是发展变化，并非一成不变，“幸好，我也认为楚文化是一个内涵既深且广的概念，它一部分确实潴留在了湘西的某些‘深潭’里，表现为一些古老的风俗习惯，一些图腾崇拜；另一部分如屈原的作品，则早已汇进了汉文化的滔滔大河滋养了不知多少代中国人，甚至变得像遗传基因一样想躲都躲不掉呢！”然后，莫言以枣红马的悲剧暗示：文学的关键不在于提出什么原则、添加什么要求，而是最大程度地祛除一些金科玉律。即文学的自由应该像庄子《马蹄》里的野马一样自由，而不是像伯乐饲养的马那样被驯服。莫言从一队马队，想到公孙龙子的“白马非马”论。他称赞公孙龙子的观点，认为这个观点仅仅因为“出格”就堪称伟大，作家应该有一种“白马非马”的精神，敢于表达自己观点更为重要，不能对作家执行形式逻辑。然后，又由马队想到《庄子》《马蹄》的马，庄子告诉人们，真正的马就是野马，等到马被伯乐养起来，被人类驯化之后，就步入了悲剧通道。莫言引用了《庄子》《马蹄》一段文字：“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吃草饮水，跷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虽有义台、路寝，无所用之。及至伯乐曰：‘我善治马。’烧之，剔之，刻之，络之，连之以羁，编之以栈，马之死者十之二三矣；饥之，渴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前有橛饰之患，而后有鞭策之威，而马之死者过半矣。”结果，马队中的一匹枣红马在山路上扭断了马腿，骑手也跌翻在地。《马蹄》宣示了莫言自由精神的《庄子》之根。这和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探索也是一致的。历史转折需要除旧布新，需要更大力度的探索，而探索首先是对既往规则的颠覆、破除。由此，再深看一步，莫言《天马行空》所昭示的自由精神，也充满着庄子的野马精神。
《秋水》是一篇短篇小说，也是典型的寻根小说。首先，从上边莫言说的那段话看，《庄子》的《秋水》对莫言小说自然环境的叙事具有直接的影响。吴小如诵读《秋水》的情景，给莫言留下很深的印象，“虽然只有五个人听讲，但吴先生那一课却讲得格外地昂扬，好像他是赌着气讲。‘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辨牛马……’先生朗声诵读，抑扬顿挫，双目炯炯，扫射着台下我们五个可怜虫，使我们感到自己就是目光短浅不可以语于海的井蛙、不可以语于冰的夏虫，而他就是虽万川归之而不盈、尾闾泄之而不虚，却自以为很渺小的北海”。这种大水洪荒的景象，对莫言的文学家乡——高密东北乡的地理特征具有重要的影响。莫言在《秋水》中，第一次直接将故乡的高密东北乡写进小说。高密东北乡最初不过是蛮荒之地。一片大沼泽地，水洼相连，荒草连绵，蚊虫密集，青蛙鸣叫、鱼鳖虾蟹遍地。当洪水来之际，一片汪洋，波浪滔天，颇有《庄子》的“秋水”特点。莫言写大水袭来的那段，非常精彩，确实有庄子“秋水”的味道：
“正说着话，听到四野里响起一阵怪声，隆隆如滚雷，把蛙鸣声挤到中间来。爷爷钻出棚去，见有黄色的浪涌如马头高，从四面扑过来，浪头一路响着，齐齐地触上了土山，洼子里顿时水深数米。青蛙好像全给灌死了。荒草没了顶，只有爷爷的高粱和玉米还没被淹没。又一会儿工夫，玉米和高粱也没了顶，八方望出去，满眼都是黄黄的水，再也见不到别的什么。”
日本学者藤井省三很看重《秋水》，藤井翻译的第一部莫言作品就是《秋水》。《秋水》被收入竹田晃编辑的《中国幻想小说杰作集》，1990年12月由白水社出版。这部文集还收录了冯梦龙、蒲松龄、鲁迅、巴金等作家的作品。莫言回顾自己创作的时候，也注意到大水、河流与自己创作的密切关系。2019年，莫言出国访问智利，在一所大学做《河流与文学》的演讲，系统地讲述了自己的童年经历、小说创作与河流的密切关系。莫言说《秋水》“是我的文学王国‘高密东北乡’的开篇之作，故事讲一男一女在一个被洪水包围的小山上生养后代的故事，这是我的文学的无意识的创世纪”。在长篇小说《食草家族》中，高密东北乡也是大沼泽，那些“生蹼的祖先们”和水有关，他们因为手上的“蹼”而焦虑。莫言说《食草家族》“表达了我对大自然的敬畏与膜拜”。世界上许多创世神话、创说都和洪水、河流有关。
三
《马蹄》和《秋水》是莫言吸收庄子思想的显在标志。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发掘莫言文学与庄子精神的更复杂、微妙的关系。这种复杂而微妙的关联，甚至是模模糊糊、难以辨认的藏在里边的牵连，这或许是大传统与当代，与一个作家得更为具体、深刻的精神关系。
首先，我们从大处着眼，即从莫言与《庄子》整体风格上看，庄子和莫言大体都属于主观性、情绪化、浪漫主义一脉。这不是说莫言没有出色的写实能力，而是说他的主体风格，更具有浪漫主义气质。在浪漫派中，两者都具有浓厚的先锋意味，险峻奇诡，如果要在先秦散文家中找出先锋文学家，则非庄子莫属。《庄子》和莫言都有荒诞诡谲、想象奔放、大气磅礴、变化多端、犀利尖锐的特点，对习惯性认知和传统充满颠覆性，这是两者的文体自由，也是思想自由的体现。庄子行文，大量使用“重言”，“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庄子·天下》）充盈其中，现实的社会体验与神话、传说、想象浑然融合，往往令人惊异。许多人都感到《庄子》的怪诞狂放，明人陈子龙说，“用心恢奇，逞辞荒诞”。清人陆树芝说庄子是“荒诞之冠”。清人刘熙载说《庄子》“意出尘外，怪生笔端”（《艺概·文概》）、“寓真于诞，寓实于玄”（《艺概·文概》），影响力更大。这些说庄子的词语用来评价莫言，也比较贴近。《猫事荟萃》《罪过》《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家族》《食草家族》《十三步》《酒国》《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等，无论是短篇还是长篇，包括那些笔记体短篇，都不同程度地溢出一种《庄子》式气味，或狂野，或怪异，或放浪，或神秘，充满了奇思怪想，又大气恢宏。
从历史认知上看，庄子是一个坚定而典型的原始主义者，也是彻底的非目的论者。在庄子眼里，人类历史的脚步，并非朝向一个更高的目标前进，并不能取得高于往昔的文明，而是走向反面，走向一个不断堕落、衰败的过程，人类的生存状况日益悲惨。人在原始时代最好，人处在自然状态之中，其乐融融，离开了自然便一代不如一代，一天不如一天。比如，“古之人，在混芒之中，与一世而得澹漠焉。当是时也，阴阳和静，鬼神不扰，四时得节，万物不伤，群生不夭，人虽有知，无所用之，此之谓至一。当是时也，莫之为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为天下，是故顺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农、黄帝始为天下，是故安而不顺。德又下衰，及唐、虞始为天下，兴治化之流，浇淳散朴，离道以善，险德以行，然后去性而从于心。心与心识，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后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灭质，博溺心，然后民始惑乱，无以反其性情而复其初”（《缮性》）。甚至认为，“千世之后，其必有人与人相食者也”（《庚桑楚》）。莫言也是典型非目的论者，带有一定的原始主义倾向，是英雄原始主义者。莫言将家族祖先描述成开天辟地的英雄。和家族祖先相比，后代人则显得平庸、匮乏。《秋水》最早写家族祖先爷爷奶奶开创新生活的生命活力和创造力量，也是莫言高密东北乡创世纪神话。《大风》也是写爷爷的生命力量和英雄气概。《红高粱家族》具有代表性，《红高粱家族》可以看作《秋水》的后续。在《红高粱家族》中，历史的衰退用“种的退化”来表达。家族祖先爷爷余占鳌、奶奶戴凤莲是开创家族生活，强悍、勇猛，敢恨敢爱，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八月深秋，无边无际的高粱红成洸洋的血海，高粱高密辉煌，高粱凄婉可人，高粱爱情激荡。秋风苍凉，阳光很旺……一队队暗红色的人在高粱棵子里穿梭拉网，几十年如一日。他们杀人越货，精忠报国，他们演出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地感到种的退化。
父母、孙子则远不如祖父这一代。《丰乳肥臀》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红高粱家族》的英雄原始主义。母亲上官鲁氏对于儿女们的爱，是母性的生命之爱，司马库、鸟儿韩等人则近似于爷爷余占鳌的性格。在庄子那里，原始主义主要是一种田园原始主义，对于中国文化和文学具有深远的影响。但是，也存在着英雄原始主义因素。在《盗跖》中，庄子塑造了盗跖形象，就是典型的原始英雄形象，其性格近似于余占鳌，“盗跖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穴室抠户，驱人牛马，取人妇女。贪得忘亲，不顾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过之邑，大国守城，小国入保，万民苦之”。盗跖无拘无束，任情任性，“目欲视色，耳欲听声，口欲察味，志气欲盈”（《盗跖》）。他怒斥孔子，猛烈抨击儒家的仁义道德，把孔子吓得狼狈不堪。庄子的这种英雄原始主义在古代往往被忽略、压抑，而到了现代才又被点燃、释放，鲁迅对摩罗文学的呼唤及其实践，他的那种粗犷强劲的文学激情，对野性自由的赞美，尤其是《铸剑》，可以看作庄子原始英雄主义的现代复兴，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则是“盗跖”野性精神在新时期的猛烈迸发。
对人生、人性反思以及深刻而广泛的社会批判、文化批判，是《庄子》思想最丰富、最重要，也是最深刻的构成。莫言无疑是当代文坛批判精神最强烈、最彻底的作家，深入思考的话，庄子式的思索和批判精神，在莫言作品中也很容易感受到。
《庄子》有对于人的命运的深刻揭示，“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大宗师》）。“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达生》）“游于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德充符》）莫言的《白狗秋千架》就是一曲命运悲歌。在小说中，“文革”时代仅仅是作为一个社会背景而已，与暖的悲剧没有任何关系。当时，莫言的许多作品也是如此。《白狗秋千架》的乡土叙事作为对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一种超越，无意将自己的叙事中心放在政治层面，它更宁可走向更为广阔的人生体验。这是1985年后莫言书写“文革”时期的乡土社会的重要倾向。“我”与暖本来是同村的青年男女却是截然不同的命运。暖与解放军宣传队长的恋爱是青年的浪漫情感，并不具有悲剧的意味，但是，暖被从秋千上抛下来，眼睛被刺槐刺瞎，不得不嫁给一个哑巴，承受着没有爱情的婚姻。这才是她命运的最大不幸。她生三胞胎孩子都是哑巴，从而更加重了命运悲剧的重量。中篇小说《欢乐》则以命运悲剧作为主线和框架，暴露家庭伦理的破败，批判乡村社会的丑恶。齐文栋一心想考上大学，摆脱农村生活，改变自己的命运，父母望子成龙，将对生活的一切希望压在他的身上。他背负着全家人的未来，认真刻苦学习，按照他平时的学习成绩，老师和同学没有人认为他考不取大学，但是连续五年高考，每次都因临场发挥不好而名落孙山。全家的期望落空了，伴随着生活的巨大压力，父母陷入巨大的精神压力之下，他的哥哥嫂子也讨厌齐文栋，反对齐文栋复读，家庭变得支离破碎，陷入沉闷无边的阴霾之中，父亲又患上肝癌。齐文栋绝望地喝药自杀。作品当然不仅仅是命运，但是，命运之手却的的确确左右着齐文栋和他的全家人。莫言的《战友重逢》也涉及命运，一个方方面面都出类拔萃的军人，一个极具英雄气质的军人，在战场上还来不及展示自己的优秀品质就牺牲了。这也让人想起莫言《红高粱家族》中爷爷余占鳌手下的任副官，他在素质和能力上都显示出出众的才华，但是却因为一次手枪走火而失去性命。这种对命运的叙事，是将人放在了一个更大的背景——自然或天地之中书写。
《庄子》中很多对人性的内向审视即聚焦于人的情感、欲望、意志等内心状况，庄子的批判精神往往由此而来。《庄子》在人与社会之间划出难以调和的冲突，个人总是寻求自身欲望的满足，而文化、文明和社会历史却构成对人的束缚和扼杀。“人卒未有不兴名就利者。”（《盗跖》）“且夫声色滋味权势之于人，心不待学而乐之，体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恶避就，此人之性也。”（《盗跖》）“喜怒哀乐虑叹变慹，姚佚启态。乐出虚，蒸成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齐物论》）“哀乐之来，吾不能御；其去，弗能止。”（《知北游》）庄子往往将人的内心状态和趋向，看作人的自然本性，但是，同时也看作获得自由的障碍与困境，人的悲剧和人自身有关。“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骈姆》）“世俗之君子，多危身弃生以殉物，岂不悲哉！”（《让王》）“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人谓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齐物论》）真正的自由是摆脱驱使和围困，庄子给出的“至人”“神人”等被说得神乎其神，完全变成了人性乌托邦。
莫言对于人的这种欲望也有深刻的体察和悲哀。他在《悠着点，慢着点》中，引用孔子、司马迁和庄子的言论以及文学上其他故事，旁征博引地谈论欲望对人的诱惑，“人类的欲望是填不满的黑洞，穷人有穷人的欲望，富人有富人的欲望”。甚至认为，“贫富与欲望，依然是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是人类痛苦或者欢乐的根源”。尽管无数圣贤对于人的贪婪给予猛烈的批判，但是，欲望和贪婪仍然是人性难以抵制的力量。这不禁让我想起莫言在《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中提出的大悲悯。什么是大悲悯?大悲悯是写出那种建立在人性无法克服的弱点的基础上的悲悯。人的欲望及其贪婪本性，也是人类难以克服的弱点。这也是莫言小说洞悉人性最深刻的也是最丰富的部分。莫言似乎不相信人性的超脱淡泊，他那么多小说，几乎没有那种性格的人物，让他写出汪曾祺那种味道的小说是完全不可能的。他宁可相信所有的人都是欲望的奴隶，都在蠢蠢欲动的欲望的支配之下，欲望是创造的源泉，也是罪恶之深渊。起码从长篇小说《十三步》（1989）开始，莫言就将人性欲望作为反思的对象。《十三步》可以看作莫言审视人性欲望的复杂叙事。小说聚焦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知识分子，以一种叙事迷宫的先锋姿态，将社会问题与人性审视融合在一起。一方面像谌容《人到中年》那样展示知识分子艰苦的生活和工作，另一方面却冷峻地直视人性的欲望，揭示这些教师被欲望所席卷无法自拔的状态。在困苦的生活中煎熬的方富贵、张赤球，他们是普通教师，并无贪欲之心，却有令人可以理解的人性之欲，因为所有的人都有这种人性之欲，都要求合理的物质利益，因而方富贵便成为教师们争取提高待遇的砝码或武器，方富贵就不能复活，就必须死。张赤球并不想发财致富，却也渴望改善家庭生活，这才按照李玉婵的安排去做生意，由此，他才有家难归，成为不伦不类的兽类。《酒国》（1992）是以吃喝为对象勘测人的欲望，猛烈抨击人欲的贪婪。这种贪婪来自人性自身难以克服的弱点，所以，不仅立志要当鲁迅式文学家的文学青年不能抗拒酒国的现实，特级侦查员丁钩也根本无法抗拒酒国的诱惑，无法完成他的使命，面对酒国的酒肉他几乎丧失了一切智慧和力量。小说最后写莫言也来到酒国，也无法抗拒酒国的诱惑。2000年之后的《四十一炮》《生死疲劳》等也有近似的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