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补白到强共振：开放视域下中国期刊生态的镜像叙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放翁千年之前在《明志》发出的喟叹，更给历史增添了一抹诗意的神秘。历史往往就是由各行各业的交集、碰撞、融合演变而来，文化悄然流转，世事总有迁变，往往离不开前辈们的雄心开拓和忠实记录。那些看得见的，未必就是我们了解的全部，看不见的，不必笃定说一定没有经历，如同我们正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行各业，大事小事，事事亦然，换言之，凡属中国故事，“概莫与之能外”。细读鄢元平先生的长篇小说《穿左门，走直道》，便能更加切身体会，传统期刊人辗转互联网数字化浪潮中对“理想道德”的坚守。这群掩藏在铅字白纸之后的编校者，心怀“为人作嫁衣”的使命担当，在文本中得到了最大限度的立体还原，也让“台前”的读者真正把目光转向聚光灯不曾照亮的“幕后”。
“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中国期刊行业的历史长河里，每一朵浪花聚拢、翻飞，直至破碎，都是一家刊物的兴衰。小说通过截取期刊发展历史的鲜活片段，将远去的荣光从滤镜下剥离，横截切片的同时，不歌颂，不滥情，在近乎外科手术的精准剖析中，克制、冷静地呈现真实自我，自传式还原了上世纪武侠期刊节节拔高的行业生态，对照历史，可以照见从业人的理想初心，让包括文艺工作者在内的大众，产生了心灵上的共鸣。有基于此，文本从宗旨上以其对现实题材的敏锐把握，完成了一次超脱寻常意义的复调书写，这无疑从“填补行业空白”迈向“融合时代共振”的重要一步。
从业纸媒期刊三十年以来，作家以自身视角，积累了众多生活和行业的经验，意象丰盛而隐喻极具象征性，内心的情感无可压抑，便如春天蓬勃发芽于现实之外，生根在文本之上。三十年的期刊变迁史，可谓半个甲子的新中国文化事业发展史，曲折自不必说，唯期刊人体会尤深，但读者依旧能从中感受到“经典是怎样炼成的”。文本在历史前进的基础上全景式地展现商海之浮沉、创业之艰难、路途之遥远，故事以一群游离当代文学主流视野的传统编校者为叙写对象，依托《侠世界》杂志社，在中青两代人的事业碰撞、情感纠葛中，坦陈时代变革下(武侠)期刊的辗转求变，串联起改革开放、转企改制等影响中国经济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突破了职场小说单一行业化的描写局限，将武侠类期刊的经验延伸至各行各业，并以此为切口，将微观个体与宏伟时代互相映照，企业的命运也在其中不由自主沉浮，再现了重大变革之中，人性推动下所做出的抉择和由此带来的深远影响。
小说的标题，也正是在人物一次次的抉择中悄然确立，欲往“直道”，必走“左门”，各行各业初期都经历了从野蛮生长到有序经营的过程，武侠期刊当然也不能免俗，《侠世界》虽然是文联下属的事业单位，但毕竟承担了上级所下达的开源节流任务，掌门人龙昆仑沿袭了荆楚人永不服输的精神，这就产生了“身在体制，却心向市场”的奇特现象，但运用经济链的思维去看待，就不理解杂志社所面临了何种挑战——登载的作品质量高低，决定了刊物的生死存亡。这条铁律适用于任何类型的期刊。小说的叙事中，开头正是以此为基准，将杨柳的升迁引入“追稿”事件的第一波高潮，从而在“左门”与“直道”的探寻中埋下了后续伏笔。商场如战场，就像幸运女神不可能永远光顾一个人，生意能否细水长流，其实还是要看走的哪条道，不管是“穿左门”，“走右道”，亦或是“走直道”，都需要对人际关系有熟稔的理解，适时变通并能灵活选择，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意场“正道”，这也是作家根据自己的从业经历，面对互联网大时代下的直接感悟。
回望作家来路，作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登上中国诗坛的诗人，鄢元平在当时被誉为“诗坛四君”，在诗歌领域率先取得了成功，为后续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语言基础，此后陆续在《人民文学》《星星》等发表大量诗歌和散文，更是确立了诗坛新秀的地位。此后随着创作重心的不断转移，最终作家将目光投注于小说领域，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对诗意的寻找和求索，从《穿左门，走直道》里的“三人组合”里就能窥见作家本人的心路历程，杨柳、江一石、王道达成“三个人的天空，没有缝隙”的共识，是在自发追忆大学时光之际，即兴地朗诵诗歌，最后将这首名为《渡》的诗歌接力完成，透过结局，我们可以发现这首基调略带阴郁的诗歌，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悲伤注脚。“三人组”因对诗歌的热爱，对语言的痴迷而成立，很容易就能让包括青年大学生在内的各类群体，回忆起自己的童年、少年，以及那些勇敢追梦的同龄人，对过往时光的追忆引起了共鸣，尤其是结局，江一石意外遭遇车祸离世，代表了“三人组”的缺位，这样一个小团体的解散，也在更大的时间维度上对应了《侠世界》杂志社转企改制的命运。编辑们的事业编制成为过去式，在市场经营中，脱离了来自体制的托底，刊社的命运又将走向何方？成为了小说结尾的留白，任由读者自行解读。三十年企业发展，刊物改版，三十年沧海横流，物是人非。
作家致力写出世事的沧桑多变，以编辑部上下级之间的纠葛和市场经营所遇到的弯路挫折为框架，融入了自己极具地域特色的叙述方式，如同哥萨克人耳边常常能听见静静的顿河之回响，小说的文本里贯穿了一种超脱事外的豁达，赋予杨柳的性格是直接了当，王道的处理事情永远是不焦不躁，龙昆仑散发着自信果断的气场，但偶尔也有例外，就像武汉人梦里的长江的波涛连绵如昨，宽厚、沉静，但有时也会走到情绪的转折处，睿智如王道，也会在华小美当厂长时，没有考虑周全，伤了同事的自尊心。由此在个人理念与“刊社利益大于一切”的从业信条之间，向广大读者形成了抉择的张力。怎样去平衡二者的关系，王道要怎样说服自己，是读者在那一章节最为关心的问题，这让人饱含期待。类似二元对立的情节还有很多，我们从这条思路入手，可以看见小说的确是对现实的重新架构，换言之，是彻底地再思考与根本性的新设计，结合现实职场里几乎人人都不可避免的选择，移植文本中，从而形成了立体的镜像的人物模型。
整部小说精读下来，能感觉到纯正的“汉家汉腔”，语言让读者乐于亲近文本，而人物身上所熠熠生辉的道德光芒，才是照亮这个时代不可见的角落的明光。这始于知识分子群体所具有的自觉担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刊社虽然也不乏勾心斗角，但各派都谨守了自己的底线，可以看到，以石光华和宋文章为首的刊社老旧势力，已经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无所适从，掌门人龙昆仑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于是着手上马“送刊队”项目(虽然后面被证明操之过急，但初心值得肯定)，期望盘活刊社资金流，让“多劳多得”的理念盛行开来，果然触动了老旧势力的利益，没有硝烟的战斗由此一触即发。从互相检举揭发，到面对文联领导对质陈述，龙昆仑也在改革的征途中收获了忠心耿耿的宁子烟等下属，面对种种变故，尤其是文联大院的“十问”大字报，龙昆仑一次次展现了他作为期刊掌门人的智慧，四两拨千斤，将对手发起的凌厉攻势逐渐消弭于无形，在年轻急躁的杨柳即将沉不住气的时候出言制止“让他们蹦跶几下”，最后以“夏小荷”为突破口，发起了向老旧势力的反攻，最后的结果以侠刊社副社长石光华和总编宋文章两位中高层的落败而收场，王道等人，作为新鲜血液被补充进来，辅佐龙昆仑掌好刊社的总舵。
与此同时，作家也没有放弃对对立面人物的刻画，石光华后来隐居黄花坳，在马飞的农庄里工作，向读者展现了一名知识分子向普通的劳动者转变的全过程，应该肯定石光华等人对侠刊社的感情和功劳，这点文联主席林子峰也做了批示，“总要尊重历史，刊社十年不能是你龙昆仑的十年”，石光华选择在心爱的夏小荷的故乡黄花坳隐居，更多也是心怀对情人的愧疚，这扭转了以往类似作品中，关于情感非黑即白的思维定式，即与情人交往“一定是玩弄感情”，石光华细心照料心爱之人的女儿和母亲，自发护理夏小荷的坟墓，都说明她对女人的愧疚与亏欠，反衬出他的用情至深。再现了知识分子身上的善良的道德光芒，而他与原配一地鸡毛的婚姻日常，更是突出婚姻选择的重要性，增添了一抹浓重的悲剧色彩。最后，他也对龙昆仑送上了久违的歉意，标志着这位前副社长完成了劳动者意识的完全觉醒，以及心灵上的救赎，如此也就不难理解，结局石光华为何得了癌症却不愿接受治疗，这种“哈姆雷特”式的结局，更为石光华的人生增添一份较之前更为浓烈的悲剧色彩。鲁迅在《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中说：“悲剧就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艺术的感染力也往往此时得到最大化的印证。
在读者看来，石光华等人像是龙昆仑的B面，这在小说后半部分的“禁网与反禁网”情节中得到了体现。换言之，龙昆仑也开始慢慢跟不上时代，他身上所具有的改革意识不足以支撑他完全理解飞速发展的时代，他将网络实行“一刀切”，将刊社的工作置于被动而不自知，与小说前半部分的石光华反对送刊队，形成了独特又巧妙的互文，由此，情节的接力棒逐渐递到以王道为首新一代掌门人手中。我们可以看到，作家总是善于突破人性的盲区，试图一次次潜入人物敏感又脆弱的内心，哪怕是绝大大部分关头，处事不惊的王道，也有着无法轻易对人言说的隐痛，人无完人的道理说起来容易，写出来却难，要写活这样的人物更难，因为对于人心精妙把控，对情感的丰富刻画，很难在三十一万字的篇幅里始终有力驾驭，好在作家对该素材有超乎常人的熟稔理解，自述“在《今古传奇》跑堂执事九年，掌柜主事十一年”，累计二十年的从业沉淀，使得作家储备了庞大的现实素材，以应对大体量小说带来的源源不断的黑洞似的写作索取。和作家所著的另一部小说《江城子》的主人公“冯城”一样，《穿左门，走直道》饱含了对知识分子在关键的抉择时刻，身上由内而外散发出道德之光，以及对人间烟火气、理想主义的追溯。面对时代步步迫近，叙事角度一直在变换，不变的却是众人为刊社转型所做出的种种努力。尤为可贵的是，作家拒绝大团圆的结局，“三个人的天空，从此有了缝隙”，来喻示江一石的死是上个时代的彻底结束，虽然变革的春天尚未正式到来，但循环守旧的旧日子也已经彻底告别。彼时，中国的各行各业都迎来了一场地震般的改变，只有适应市场，才能谋求生存。在这个前提背景下，浪漫主义的表达也没有显得廉价，而是和现实精神形成了有机结合，这份对历史大势的清醒认知，始终贯穿文本的书写之中，不仅丰富了内容，更让人物的交流、碰撞、纠葛更加真实，避免了脸谱化的庸俗，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小说可读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阅读《穿左门，走直道》，我们能欣喜看到作家始终保持着对局势的清醒认知和历史自觉，毫不夸张地说，三十余万字的扎实体量，堪称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期刊行业生态的多角度、全景式的真实投影。结合作家自身独特的从业经历，这无疑助力了他富有个人辨识度的个人风格的养成。在我看来，这将是作家写作风格大成化的里程碑标志，文本中所呈现的群体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归根结底还是生命的力量，是事物发展，通向无限可能的又一明证，自始至终冷静的视角，给予了人物自如生长的空间，他们的性格从开头的单薄发展到后面的老成持重，像面团里不见踪影的酵母，漫长的等待之后，就化作了会呼吸的“孔洞”，文本因此富有节奏感，给人感觉，一切都是自然，存在于人物走过的路，也是现实里各行各业，小到个体户经营者，大到国企领导班子所遇到的经营困境的再现，小说所提倡的“道法自然”，实际上就是顺应市场变化，积极求变的真义。
《穿左门，走直道》通过对期刊从业者的工作还原，为读者呈现了一个隐秘编辑群体的酸甜苦辣，新旧时代、群体轮番竞逐，又在冲突中轮番退场。作家所具有的使命担当成就了这部长篇小说，对改革开放之下个人的真情描绘，对时代变革之中企业的灵魂反问，值得每一个人深思。书写改革的大命题，需要找准切入口，小说为此提供一个极小却鲜活的样本，展现了中国伟大历史进程下，身为作家的历史责任。叙事运用多重视角，在节奏的进程中逐渐归于一点，收束平稳有力，显示出作家深厚的文字功力，选材直抵大众主流视野之外，落脚于现实的内核，小说的书写对象超出多数人的认知范围，是一次将“幕后”作为“台前”的展示。这个构思本身就足够创新，当编辑习惯了隐身在自己责编的作品背后，陡然被推上文学的访谈现场，所有不为人知的心事就有了突破口，有情的人才能编有心的刊物，聚焦现实，却又不拘泥现实，合理发挥小说的虚构特性，加强了艺术性，从而让看似寻常的交集有了更加丰富的意味。不管是对职场斗争的如实记录，还是对人物作为的客观展示，作家给予自己笔下的文字足够的尊重，几乎看不到人为干预情节的痕迹，有别于史学家对高鹗续写的《红楼梦》末尾二十回，贾宝玉人生理想的蓦然转变提出异议，作家显然从中汲取了经典的营养，并灵活运用到作品中去，这极具现实穿透力的书写，难免让人对号入座，我们甚至有可能会认为“有所指”，实际上，这就构成了逻辑的完美闭环——尽管身处同一个世界，但属于每个人的生活却不尽相同。
一直以来，人类总是对未知充满好奇，这催生了科技的极速进步，随之而来的是对内心的修养需求，当人文解放的光辉无法笼罩每一个人的思想，局限就产生了，《穿左门，走直道》则给身处自身局限的人们指明了方向，“不要怕，顺着道路一直向前”，填补了我们认知范围以外的又一块盲区，小说以人民为创作导向，理想与现实交相辉映，饱含一个庞大群体的千言万语，在鄢元平富有辨识度的书写中，将“道”的涵义不断深化并升华，同时又能够欣喜看到接续了《江城子》中的创作理念，即微观个体与宏大时代的双向奔赴。“没有比脚更长的路”，唯有将文学的信仰牢牢牵系己身，才能走上“直道”，三十余万字的丰盛叙述一如春天勃发的绿意，展现了作家独特又自由的审美，刊社的兴衰变迁，更是像镜像一样映照当下，时而模糊，时而清晰。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走到再遥远的未来，也应该时常回望来路，过去再辉煌，也只是昨日过往，我们都在往前走，一样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牢记为何出发，就是牢记我们自己从何而来，根系所在，即是历史原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