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等雾散去，万物趋于安静
已经记不清和维中兄在温岭是第几次见面了，我每次也基本上都是因为某个活动而匆匆来去，但是较之其他地方，温岭具有重要的差别。这里有真正意义上的诗人朋友，比如已经过世的江一郎。在很多次温岭的夜色中，围坐的诗人还是会近乎本能地想起江一郎的人和诗，由此我们会认定一个写作的真理，即诗人因诗歌而获救，只有永生的垂之后世的诗歌才配得上浩浩汤汤的万古江河。
这次集中阅读江维中的诗集《视觉》，我对他的诗算是有了一个整体性的认识。江维中的诗歌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在“地方”写作。经由他的诗我们能够明确地看到一个人的生存范围、写作背景、精神出处以及想象的边界，经由一个诗人的“视觉”和特殊的取景框我们感受到了极其鲜明的地方基因或地方知识。
以《视觉》这本诗集的第一辑为例，一个个现实和虚幻交织的海岛、海港、海岸、滩涂、海堤、礁石、海风、海浪、船坞、帆船、渔火、水鸟、石屋、讨海人、鱼货市场等纷至沓来。“海”所构成的生存空间、精神视界以及思维方式甚至成为江维中格外突出的写作元素、胎记或内驱力，诗人的表情和腔调也由此成型、成熟。在此意义上，江维中就是那个在茫茫海域扔下诗歌漂流瓶的人。
实际上，一个诗人与地方之间的关系本身说不上好坏优劣，其根底在于一个写作者的襟怀、语言、技艺以及诗歌观念本身，在于一个写作者观察、感受以及想象事物的方式。对于写作者来说，更难的则是其作品一定要有区别度和辨识度，尤其是当我们在“海洋诗歌”的层面来考察这些诗人以及相应文本的时候。更为关键的是从“视觉”或“精神能见度”的层面考量，一个诗人不仅要具有对“可见之物”的观测、把握、感受以及想象的能力，而且要对“不可见之物”具有深度的穿透能力，显然后者对诗人精神能力和写作能力的要求更高。
那石屋从岸堤，一排
一排排地罗列着爬向半山
半山之上，坟
成群地翻过山脊
人在海里，船就是岛屿
——《海岛》
在人（船）与海之间，在新（时代）与旧（历史）之间，在短暂与永恒之间，在生者的“石屋”和逝者的“坟”之间，在日常与无常之间，诗人为之建立起永恒的存在化的世界属性，这是诗人“深度凝视”与“深度描写”同时予以建立的过程。那么在江维中这里，围绕着“海”所展开的系列诗作就带有了显豁的“生命诗学”的意味，带有了主体建构的自觉意识，“婴儿构建了母亲的沙滩 / 百年躺进瞬间的城堡”（《关于海浪》）。这也是“记忆”“时间”作为高频词反复出现的内在动力了，这也印证了伟大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所说的“诗歌是对人类记忆的表达”。
显然，在江维中这里由“海”所构成的时间、空间、人事以及诸多的细节并不是外在的风物和景观式的，而是主动加入了个体主体性的渗透，诗歌中设置的“我”“你”以及“我们”就构成了深层的戏剧化的对话关系。于是，外在与内在互现、共生且彼此打开，元素、物象、细节、场景成为情感、经验、记忆、生存和命运的精神共时体，成为共情的文化空间。
江维中是一个细腻、精细的写作者，他对时间、空间、世界以及自我精神渊薮的切入、把握、理解、认知甚至发现都是建立在对物象和心象的细致入微的观照和抒写之上的，我们也不必否认诗人主体在此过程中“抒情”的机制，正是如此，“情”与“景”不再是二分的而是彼此融合在一起的。
这本诗集的第二辑收入了江维中“在路上”的一些诗作。和古代诗人一样，当代诗人也需要游历，甚至在速度化和景观化的时代，很多诗人与空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便利、越来越频繁，而诗人对空间的感受和精神参与程度也越来越隔膜、越来越肤浅、越来越及时性和感官化。这就需要诗人继续保持“深度凝视”的状态，不断在思维和所见的惯性中去辨识、去发现、去创造，“未知的踪迹，为登临者而留”（《清明：山行》）。这本诗集的第三辑更多是面向时间、精神以及自我的内在化的审视，诗歌的自辨意识、认知趋向以及精神慰藉功能也被空前地激活，“击穿灵魂的/应该不是闪电本身”（《闪电》）。
实际上，以上三个小辑是彼此交织在一起的，并不是彼此孤立的岛屿，它们已然印证了诗歌写作共通的道理。换言之，对于诗人而言，面对一切熟悉或陌生的事物 —— 比如面对故乡和异地风景 —— 都是面向自我和词语的过程，诗人面对的不只是“地方”而是整个世界。质言之，写作类似于个体的精神事件，这是对世界的格物致知，是对往日记忆的挽留，是对个体主体性和命运感的张扬。对于江维中而言，这一切更多属于静水流深式的而非一瞬间的顿悟、照彻或神启精神的垂直猝临。从这点上来看，“物”与“我”以及“词”与“物”就是精神同构的了，而诗人的精神能见度以及自我审视的能力也得以有效地维护 ——
等雾散去，万物趋于安静
我也因此清空了自己
这才是
我最想要的
——《雾中》
2023年4月于京北山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