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陈映真：中国的孩子
2023年5月26日上午，我国台湾著名作家陈映真夫人陈丽娜女士在与中国现代文学馆签订《陈映真文学资料捐赠协议》后，当场将第一批陈映真文学资料正式捐赠文学馆。这其中包括《忠孝公园》《山路》等陈映真代表性作品手稿300余部，以及《第一件差事》《将军族》等陈映真早期著作版本。6月20日，陈映真第二批资料两箱珍贵日记、笔记入藏文学馆。6月30日，陈丽娜女士又将陈映真近2000册藏书捐赠文学馆。11月6日，时值陈映真86周年诞辰，由中国作协主办，中国作协港澳台办公室、中国现代文学馆承办的陈映真文学资料捐赠仪式及研究计划启动仪式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
陈映真先生离开我们已经7年多，在复杂因素的影响下，台湾局势依旧充满着变数。越是在这样的时刻，我们越不应忘记这位远去的爱国作家。他留给我们的背影是那样厚重，他在历史留下的脚印是那样清晰。
从陈永善到陈映真
1937年11月6日，陈映真出生在台湾苗栗竹南中港，本名陈映善。他还有一个孪生哥哥叫陈映真。三岁时，映善过继给三伯父陈根旺。不久，生父全家从竹南搬往桃园，映真与映善被迫分开。兄弟二人感情很深，弟弟映善不愿与哥哥分开。哥哥映真对难过的映善说：“你要是想我，就去照镜子，一照镜子，我就来了。”
1944年，映善生父和养父两家都疏散到了台北县的莺歌镇。分别数年后，陈家兄弟终于再次相见，他们还一同进入了莺歌国小读书。1945年10月，映善被养父改名为永善。1946年11月，永善在一次去生父家的路上碰见哥哥映真，哥哥一脸苍白地蹲在地上直喊“肚子疼”。永善赶忙把哥哥送回家交给大人，然后一个人去了学校。之后几天，永善每次到生父家探望哥哥时，都看见他痛苦地躺在床上。数日后，哥哥映真因腹膜炎永远地离开了。那年永善九岁，哥哥的夭折使他异常悲伤。他觉得自己失去了一个对等的自我，但他却相信映真哥哥已经融入自己的身体。
1953年暑假，在成功中学初中部上初三时，陈永善开始阅读大量小说。1954年9月，他进入成功中学高中部。这一时期，因为养父去世，家境越发窘迫。面对生活的艰难，陈永善将自己更多的精力放在了阅读外国文学上，他不仅读了俄罗斯作家契诃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人的文学作品，同时他还开始接触日译本的《红星照耀中国》《马列选集》（第一册）《联共党史》《政治经济学教程》等左翼图书，还悄悄读了抗战时期出版的毛泽东撰写的文章。陈永善的思想日益左倾。
1957年5月下旬，陈永善即将高中毕业时，台湾民众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震惊中外的反美运动，也被称为“刘自然事件”。为追求民族独立、捍卫民族尊严，5月24日，陈永善不顾警察局的戒令和学校的劝阻，和同学陈中统等一道写了一张大标语，翻墙出去，拿着标语赶往现场。后来，他因此受到了传讯。
1957年9月，陈永善考进淡江英语专科学校外文系。进入大学后，陈永善开始学习写作。大二时，成功中学的校友、《笔汇》主编尉天骢托人向他约稿。1959年9月15日，陈永善的处女作《面摊》在《笔汇》1卷第5期发表，署名陈善。当他1960年在《笔汇》1卷11期发表自己的第三部作品《家》时，他署的笔名是自己哥哥的名字“陈映真”。
1962年，陈永善按规定去服役，1963年退役，而后进入台北强恕中学执教英文。不久他辞去教职，进入美国辉瑞药厂工作。1963年9月，从在《现代文学》18期发表作品《文书》开始，陈映真便成为他发表小说唯一的名字。
斗士陈映真
1963年9月，陈映真入台北强恕中学教英文。在学校期间他认识了进步同事李作成，后又与日本的浅井基文相识，不久他与这些进步人士一起组织了读书会，以学习《毛泽东选集》和有关中国革命的书籍为主。1966年10月，陈映真以读书会为基础，成立了左派组织“台湾民主同盟”。
1968年5月，陈映真本来计划前往美国参加国际写作计划，出发前却遭逮捕。经过侦讯，他很快被送往景美军法处，不久便被台湾当局以“组织聚读马列共产主义、鲁迅等左翼书册及共产党宣传”的罪名将他和李作成、陈述孔、吴耀忠判刑10年，此案也成为台湾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白色恐怖案。
1970年春节前，陈映真被移送到台东泰源感训监狱，不久又被押往绿岛监狱。在绿岛，充满斗志的陈映真依旧勇敢地抗争，同时他还阅读了鲁迅、茅盾、高尔基﹑契诃夫等人的众多作品，这些作品中的情节、人物、语言给了囚禁中的陈映真力量和心灵的自由，让他深切体会到文学是对自由的呼唤﹐文学本身就是自由本身。在狱中，陈映真仍在坚持写作。入狱7年，直到1975年蒋介石病故，陈映真才被特赦出狱。
出狱后的陈映真，积极参加台湾左翼社会运动和台湾民间的“海外保钓运动”。这一时期，他大力推动台湾左翼文学运动，积极参与1977年至1978年台湾发生的“乡土文学”论争。在论争中，陈映真充分肯定了台湾乡土作家的成就，他认为这些作家“批判了台湾在物质上和精神上殖民地化的危机，从而在新文学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的、民族主义的、自立自强的鲜明旗帜”。同时，他还旗帜鲜明地指出：“文化上、精神上对西方的附庸化、殖民地化——这就是我们三十年来精神生活的突出特点。台湾乡土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它是现在条件下中国民族文学的重要形式。”
当“文学台独”出现后，陈映真一直站在最前线，充当旗手的角色，和文化界的“台独”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先后写出了《“乡土文学”的盲点》《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建立民族文学的风格》《中国文学与第三世界文学之比较》等文章。针对“文学台独”的斗争，陈映真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一直坚持到新世纪初。1987年，他先后发表了《“台湾”分离主义知识分子的“盲点”》《关于文学的一岛论》《为了民族的和平与团结》《何以我不同意台湾分离主义》和《国家分裂结构下的民族主义——“台湾结”的战后之分析》等多篇战斗檄文。
陈映真是一名真正的斗士。他在台湾，始终在为中华民族的统一、中华民族的利益、中华民族的文化而战斗。为了更好地斗争，他高举起他的笔作为武器，像鲁迅一样去战斗。
“鲁迅给我的影响是命运的”
陈映真曾说过：“鲁迅给了我一个祖国。从鲁迅的作品中，我读到他对中国深切的关怀和热爱，这让我从小就认定中国是自己的祖国。”
1949年，陈映真曾眼看生父烧毁家里的“禁书”，其中就有鲁迅所编的30年代小说集，但有一本《呐喊》不知何故被“私藏”了下来。他偷偷地自生父的书屋中“不告而取”。他读了这本《呐喊》，似懂非懂。到了初三，他又重读这本书。从那以后，《呐喊》便成为陈映真的另一种教科书。对于鲁迅的这本著作，陈映真有着自己的观点：
“几十年来，每当我遇见丧失了对自己民族认同机能的中国人；遇见对中国的苦难和落后抱着无知的轻蔑感和羞耻感的中国人；甚至遇见幻想着宁为他国臣民，以求取‘民主的、富足的生活’的中国人，在痛苦和怜悯之余，有深切的感谢——感谢少年时代的那本小说，使我成为一个充满信心的、理解的，并不激越的爱国者。”
对于陈映真的这种观点，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曾说过：“陈映真如此去解读鲁迅的作品——把鲁迅看作是现代中国的一个象征，特别是现代中国的左翼传统的载体，所感受到的，所认同的是鲁迅背后的‘中国’……”
进入大学后，陈映真更多地接触到鲁迅、茅盾、巴金等进步作家的小说，他形容这些书“点燃了向往人的自由与解放的火苗”。其中，鲁迅对他的文学创作影响最大，陈映真曾说过“鲁迅给我的影响是命运的”。
1964年1月，陈映真在《现代文学》第19期登载了代表作《将军族》。在《将军族》中，陈映真开始涉及“大陆人在台湾”这一主题。这在当时台湾文坛无疑是一个全新的领域。陈映真开始运用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新思想去表现劳动人民受剥削、受压迫的痛苦和不幸，以及他们的真善美的精神面貌。作品一经发表便受到广泛关注。评论家齐益寿认为：“该作品人物鲜活蹦跳，理念和情节融合无间，具有深刻的悯人情怀，都使人赞叹不已。”
1967年1月，陈映真在《文学季刊》第2期发表了自己过渡期的标志性作品《唐倩的喜剧》。他以批判和嘲讽的笔调，描写了女主人公唐倩的恋爱、试婚和结婚的过程，唐倩在两次结合的失败之后，最终跟着留美工程师，完成了她第三次的结合与“绽放”。陈映真在该文中无情地抨击了上世纪60年代台湾知识界的崇洋媚外和对西方思潮的盲目推崇，而且他还对现代主义做了历史的全面的批判。在这部作品中，他更加关注在西化思潮中，人们表现出的呼唤“自我认同”的精神回归。
这一时期陈映真的作品主题从知识分子的苦闷转向批判社会与人道主义，风格也由抒情、象征笔法，转向写实与理性反省。在《试论陈映真》一文中，陈映真本人也谈到自己的这种转变：“契诃夫式的忧悒消失了，嘲讽和现实主义取代了过去长时期的感伤和力竭、自怜的情绪，理智的凝视代替了感情的反拨，冷静的、现实主义的分析取代了煽情的、浪漫主义的发抒。”
1978年3月，陈映真在《台湾文艺》第58期刊载了另一部代表作《夜行货车》。该小说描写了马拉穆国际公司下设的台湾马拉穆电子公司里的故事。陈映真着重描写了林荣平、詹奕宏这两个台湾南部农家子弟，步入跨国公司后，对生活道路的不同选择。小说突出描写了林荣平异化之后失去民族气节，沦为外国老板奴才的社会悲剧。在作品中，陈映真不仅涉及了省籍矛盾、宗教救赎、弃儿心态，而且还对扭曲台湾社会和人性的帝国主义跨国经济进行了深入批判。
1982年12月，陈映真在《现代文学》复刊第19期发表了小说《万商帝君》。该小说以两条线索平行展开，通过公司人事上两派的勾心斗角，反映全球化经济下的跨国企业抹杀民族认同的企业文化特征。通过一心想当经理、最后得妄想症精神错乱的悲剧人物林德旺，反映企业可怕的“吃人”制度。陈映真通过对台湾经济发展、商业社会的深入考察和剖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物质文明对人的异化和侵蚀。
在此之后，陈映真转而书写在狱中所见的上世纪50年代台湾白色恐怖故事。1983年4月、8月，陈映真先后在《文季》第1期、第3期刊登了两篇旨在反省、批判台湾50年代白色肃杀政治氛围的小说《铃铛花》和《山路》。《铃铛花》属于历史反思小说，它通过两个贪玩的小学生的纯真眼光，透视了当时的恐怖气氛，塑造了忧国忧民的爱国志士高东茂的形象。《山路》则是政治反思小说，它描写了“叛乱犯”黄贞柏的女友、出卖革命者的蔡汉廷之妹蔡千惠30年肉体和精神的痛苦，揭露了台湾当局对“只是一心要为别人的幸福去死”的革命青年的残酷迫害，同时展示了同情革命的善良女子蔡千惠的崇高品质。
1987年6月，陈映真在《人间》发表小说《赵南栋》。《赵南栋》是陈映真“政治小说”的代表作，它展现了宋蓉萱、赵庆云等人几十年的囚禁生活，追忆了革命者宋蓉萱英勇就义时的悲壮场面，同时述说了烈士后代赵尔平、赵南栋在历史演变过程中所表现的人性异化。
1987年之后，作为思想者和文论家的陈映真十分活跃，而作为小说家的陈映真却沉寂了12年。直到1999年，陈映真又以崭新的姿态于1999年9月、2000年11月、2001年7月，在《联合报》副刊、《联合文学》推出了三篇小说：《归乡》《夜雾》《忠孝公园》。
《归乡》以一位台湾农家子弟、国民党老兵的际遇，凸显出过去与现在、大陆与台湾这一主题：归乡之路就是结束民族分裂、实现祖国统一之路。《夜雾》则描述了特务机关的李清皓因精神压力导致精神分裂，最终自杀身亡的过程，以此揭露了几十年黑暗统治的历史。
中篇《忠孝公园》则是陈映真用心经营的一部作品，是他数十年来苦苦思索的结果，也是他最后一部小说。小说中有两个主要角色，一个是台湾籍日本兵林标，一个是东北籍老牌特务马正涛，陈映真意图借这两个人物，对台湾持续至今的精神上的荒废进行“严峻的清理”，他认为这是一件久经搁置、急迫地等待解决的重大问题。陈映真曾对友人提起，当他写到林标在人生快要走到尽头的时候，他无奈地、又是愤怒地发出质疑：“我，到底是谁？我是谁呀？！”他难过地写不下去了，放下笔，呆呆地坐在书桌前，很久，很久。他还说，一个人最痛苦时，是无语无思无泪，脑子里一片空白。当时，他就是这样。
陈映真创作的众多小说，大多是具有鲁迅式批判精神的现实主义之作。2009年9月18日，厦门大学教授朱双一在“陈映真先生创作50年学术研讨会”上曾谈到：“陈映真成为鲁迅现实主义批判传统的真正的当代传人，并将中国文学‘现实主义’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在这个意义上，说陈映真是‘台湾的鲁迅’，也许并不为过。”
陈映真的最后十年
2006年6月，陈映真受邀赴中国人民大学讲学。同年9月中旬，陈映真夫妇搬进位于朝阳区的新家。搬进新家后不久，陈映真因在家中摔跤导致脊椎中间两节挫成一节，他的心脏不好，又有高血压，再加上脑中风导致身体失衡。10月中旬他二度中风，严重昏迷，开始了他长达十年也是他人生最后十年的岁月。
2006年10月到2016年11月，陈映真先后在北京博爱医院、朝阳医院治疗。为了陈映真先生的身体得到更好的治疗，北京方面提供了最好的医疗条件。中国作家协会特意委托中国现代文学馆每天负责陈映真先生的饮食，整整四年，风雨无阻。北京方面不仅在医疗方面给予陈映真最高规格的待遇，而且在文学领域也给予了高度评价。
2009年9月18日，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和中国作家协会在北京联合主办了“陈映真先生创作50年学术研讨会”。大陆文学界专家学者、在京台胞及有关方面人士近50人与会，就陈映真先生的作品及其影响进行了深入研讨。
2010年6月21日，中国作家协会发布2010年新会员名单，三位台湾作家——朱秀娟、陈映真、莫那能名列其中。
2010年8月19日，中国作家协会第七届主席团第十次会议决定聘请台湾作家陈映真为中国作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名誉副主席。
2016年11月22日14时29分，陈映真先生在北京朝阳医院去世。全国台联在第一时间发布讣告，表示将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大礼堂举行陈映真追悼会。
11月30日，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台办新闻发言人马晓光对陈映真先生给予了高度评价：
“台湾中国统一联盟创盟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陈映真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16年11月22日在北京逝世。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谨致沉痛悼念。陈映真先生是忠诚的爱国主义者，台湾同胞的杰出代表，著名文学家，台湾爱国统一阵营的杰出领袖和理论家。他矢志不渝追求国家统一，创作了大量优秀文学作品和文艺评论，颂扬台湾同胞的爱国爱乡传统，揭露‘台独’的荒谬与危害，呼吁台湾同胞投身祖国统一的伟大事业。他的崇高信念和光辉人格将激励两岸同胞继续前进。”
陈映真先生走了，他是在台湾成长起来的有血有肉、深深爱着自己祖国的中国孩子。为了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他已经做得太多太多了。他虽逝去，但他留下的未走完的道路，我们这一代人必将继续走下去。
2023年陈映真珍贵文学资料入藏中国现代文学馆，这标示着他的文学遗产及文学精神将永远地汇入中国文学的海洋。他将以另一种方式注视着自己的故乡台湾，等待着它的回归，等待着祖国统一的那一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