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落差或者以小说的方式评论——关于黎紫书中篇小说《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马来西亚汉语作家黎紫书在中国文坛的暴得大名，与她那部出色的长篇小说《流俗地》之间存在着格外紧密的内在关联。正因为《流俗地》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所以便对她的新作格外注意。而黎紫书自己，也并没有辜负我们对她的殷切期待，她的中篇小说《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载《收获》杂志2023年第3期），同样是一部有着突出创造性的小说佳作。
从艺术形式层面上看，除了书信体小说的一般特征之外，作品最起码有两处亮色不容忽视。其一，是对第二人称“你”的巧妙征用。一般来说，小说中常见的多是第一人称或者第三人称，第二人称非常少见。小说中的“你”被设定为一位在小说写作上很是取得了一些成绩的海外汉语女作家：“你出道迟，但几年里在国内连着出版了两本口碑不错的集子，又上过些采访，还有杂志请你写专栏，文友们难说不会眼红。”虽然是第二人称，但只要认真地端详文本，我们即不难发现，文本中曾经出现过大量关于“你”的直接心理描写。比如：“内奥米的笔调在你的脑海里盘旋，没错，就是这么一副倚老卖老的口吻！你几乎可以肯定，她若给另一个作者也写了信，信的开场白必然也是这么写的。”再比如：“这么看来，内奥米是个写作能人呢。你忽然意识到自己被人用文字给戏弄了，这于你等同羞辱，便觉出对方的傲慢，不由得生气起来。”一般情况下，如果不是类似于上帝式的第三人称叙事方式，那么叙述者就不可能对作为小说人物之一的“你”的各种心理活动有如此透彻的了解与把握。从这个角度来说，黎紫书所征用的第二人称，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可以被视同为第一人称。假若把文本中的第二人称置换为第一人称，全部故事也都仍然能够成立。既如此一种可信的结论就是，我们完全可以把第二人称“你”看作是第一人称的某种变体。与明显具有主观化特征的第一人称相比较，第二人称的艺术效果很可能是相对更为客观一些。黎紫书之所以要在小说中征用较为少见的第二人称，其根本原因或许在此。
其二，是对“元小说”艺术手段的特别设定。所谓“元小说”， “又译‘元虚构’、‘超小说’。‘元小说是有关小说的小说：是关注小说的虚构身份及其创作过程的小说。’（戴维•洛奇《小说的艺术》）美国作家威廉•加斯于1970年发表的《小说和生活中的人物》中首次使用了这一术语，它的一般含义就是‘关于怎样写小说的小说’。帕特里夏•沃说：‘所谓元小说是指这样一种小说，它为了对虚构和现实的关系提出疑问，便一贯地把自我意识的注意力集中在作为人造品的自身的位置上。这种小说对小说作业本身加以评判，它不仅审视记叙体小说的基本结构，甚至探索存在于小说外部的虚构世界的条件。’（《元小说》）与传统的小说相比较，‘正常的叙述——认真的、提供信息的、如实的——存在于一个框架之内，这类陈述有说话者和听话者，使用一套代码（一种语言）并且有某种语境……如果我谈论陈述本身或它的框架，我就在语言游戏中升了一级，从而把这个陈述的正常意义悬置起来。同样，当作者在一篇叙事之内谈论这篇叙事时，他好像是已经把它放入引号之中，从而越出了这篇叙事的边界。于是这位作者立刻就成了一位理论家，正常情况下处于叙事之外的一切在它之内复制出来’。（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①依照这样的一种理解来衡量，黎紫书的这部作品就可以说是一部非常典型的“元小说”。小说的核心故事情节，就是那个被作家命名为内奥米·弗里德曼的年迈犹太女性用老式打字机写给“你”，专门和“你”一起探讨小说艺术的一封长信，以及由这封长信所引发的“你”的心理激荡。在内奥米的这封长信中，身为小说热心拥趸的她，在分别发表自己对英国作家裘帕·拉希莉的短篇小说名作《第三和最后一块大陆》以及“你”的一篇明显受到过裘帕影响的小说看法的同时，更是格外犀利深刻地对二者进行了真正可谓是鞭辟入里的分析与针砭。既然文本的核心部分都是在以一种比较的方式深入讨论着分别出自于裘帕·拉希莉以及“你”之手的短篇小说，那自然毫无疑问可以被判定为是对“元小说”艺术手段的一种成功征用。
虽然肯定无法从黎紫书那里获得相应的求证，但仅仅根据《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这一中篇小说中的相关描写，我们即可以从心理学的角度做出推断，曾经先后获得过普利策小说奖和欧亨利短篇小说奖的英国作家裘帕·拉希莉，肯定是她内心里特别钦佩的作家之一。否则，她也实在没有必要在一部中篇小说里，借助于人物内奥米之口而对裘帕·拉希莉，尤其是她那篇出色的短篇小说《第三和最后一块大陆》赞不绝口。事实上，也正是着眼于这一点，我才更愿意把黎紫书的这个中篇小说首先理解为作家是在以一种小说这样一种非常规的方式对裘帕·拉希莉的《第三和最后一块大陆》发表精彩的评论。细细品读内奥米的这封长信，我们就不难发现，关于裘帕的那篇小说，她的确发布了很多足称精辟的见解。比如，“裘帕真是个极富天赋的作家，写《第三和最后一块大陆》时，她未满三十岁呢，但那小说笔法老练，每一笔都不虚，小说里提到的每一样事物都有它的作用，进而使小说产生意义。”我们都知道，短篇小说的一大要义，就是如同海明威的冰山理论那样，以尽可能俭省的笔墨传达最丰富的内涵。内奥米所强调指出的，正是这一点。比如，关于裘帕小说中那位老房东太太形象的理解与分析：“在裘帕的作品里，老房东太太的‘动也不动’却有着多层意涵。我请求你把它找出来再读一遍，或者两遍、三遍，知道你感受到那情景所透着的庄严以及老妇人那坚定不移的意志为止。你去看看，看那个‘说起话来中气十足，甚至还有点专横跋扈’的老人；看她怎样地对上门来的孟加拉国青年大吼：‘锁上门！进屋第一件事就是要锁门！听明白吗？’她又是怎样地为美国航天员登月成功而骄傲不已，甚至命令那青年，硬要他承认：‘美国了不起！’一点都不理会人家的感受。你看到了吗？老太太那顽固又近乎无知的傲慢？你看到在一个孟加拉国来的青年眼中，美国这个国家是多么的骄横、强势，同时又是多么的脆弱、自危吗？”请原谅我如此这般抄录内奥米长信中的相关内容，只因为不如此就难以真切体会到内奥米到底如何看待房东老太太，以及与她紧密相关的美国文化。只要认真读一下裘帕的原作，相信这一点能够获得普遍的认同。问题在于，虽然说裘帕实有其人，她和她的小说作品有着突出的非虚构色彩，但因为内奥米这个年迈犹太女性乃出自于黎紫书的想象虚构，所以，以上这些关于裘帕及其作品的看法，与其说是属于内奥米的，莫如说是属于黎紫书的。很大程度上，黎紫书是借助于如此一种小说虚构的特别评论方式，在向优秀的英国作家裘帕·拉希莉致以文学的崇高敬意。
然而，无论被作家虚构出的出自于年迈犹太女性内奥米的这一封讨论小说写作的长信有多么精彩，但单只凭它，却无论如何都构不成一部同样精彩的中篇小说。因为一部成熟的小说既需要有必要的矛盾冲突，也需要有足够的思想艺术张力，所以“你”这样一位海外汉语作家在小说结构上的重要性自然也就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请注意，素不相识的内奥米，之所以会贸然地给并非同族的“你”写来一封认真的长信，乃因为她不仅是一位没有任何功利性可言的纯粹文学爱好者，而且还有着深厚审美素养强力支撑下的一种非同寻常的小说鉴赏水平（用内奥米信里的话来说，自己深厚审美素养的形成，与她所处的家庭环境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内在关联：“后来我嫁的丈夫是个会计，虽然与数字为伍，却也是个书迷。壮年时我尝试写小说，也给舞台写过剧本，我的先生则到死都梦想着要当个诗人，因此我们家里总是不缺书的。”）。尽管说内奥米并不懂汉语，但她却因为拥有一个中英语双全的孙媳妇而得以以有声的方式阅读了一些汉语小说作品，其中自然也包括有“你”的那个深受裘帕影响的短篇小说：“正是她，因为我说只读过赛珍珠写的中国，她便说：‘那你该读读这年代中国人写的美国。’于是她就在网上找来一些中文作品，直接口译，一句一句，给我念成了有声书。你的小说，我就是通过这方式‘读’到的。”要害处在于，内奥米这封真正可谓是不期而至的长信，对“你”的这篇小说不仅没有赞美，反而给出了一种尖锐犀利的批评。原本，“你”对自己这篇书写年迈犹太女性的短篇还很是感到有一点自得：“毕竟你写作这几年来，虽然作品不少，却唯独那个短篇写过这么一个人物——年逾百岁的犹太裔房东太太。说来你还为写了这人物而沾沾自喜过，觉得她形象立体生动，别具历史感和沧桑味，与小说里年轻的华裔主人公相映成趣，两人间的互动也饶有兴味。”没想到，或许是因为自身同样是一位年岁已高的犹太裔老太太，有着别一种生存经验的缘故，内奥米对“你”小说的结尾方式首先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实话说，你这篇小说写到结尾了才端出这位老太太悲惨的身世，身为读者，我觉得真是一大败笔。这世上有太多作家（尤其是非犹太裔作家）但凡写到那个时代的犹太人，总不得不牵连上纳粹的恶行，硬要给小说注入一点从历史借来的悲情。这种陈词滥调，只会使得小说不可避免地流于平庸。”之所以平庸，肯定是因为作家的如此一种艺术设定过于程式化，甚至会多少显得与同类作品有所雷同。虽然内奥米的批评肯定会让“你”感到不舒服，但这个时候的“你”尚且能够设身处地地从自身的写作经验出发，在内心深处对内奥米的看法有所呼应和认同：“再退一万步吧，即便房东太太非得是个犹太人不可，想必也不会是个纳粹集中营里的生还者。内奥米说得对，这么写流于俗套，显得平庸了。”原因想来其实并不复杂，尽管说犹太人的命运曾经很不幸地与纳粹联系在一起，但这却并非铁律，并不是所有书写犹太人生存境况的作品全都得与纳粹、与集中营发生关联。内奥米对孙媳妇没有“‘写错’什么”的强有力反驳，也正建立在这个前提之上：“可是老房东太太不是生于1908年吗？1939年她都三十一岁了，她的姐姐又更年长一些。姐妹俩都没有结婚吗？怎么会和弟弟以及父母一起被送到集中营？”与内奥米从日常生活逻辑出发的辩驳之音，“你”那个小说结尾的平庸，就是无可否认的确凿事实。
但更严重的质疑，却来自于内奥米过于“你”的小说带有某种“抄袭”嫌疑的指证。也只有等到内奥米在长信里进一步发表对“你”小说的否定性看法，并将“你”的小说与其他人的作品联系在一起加以谈论的时候，“你”才终于感到难以接受，并产生一种如坐针毡的感觉。内奥米一方面强调，“我明白我不该拿自己与你笔下的人物相比，更不该对小说里一个虚构的人物较真”，但在另一个方面，却又一针见血地指出：“但老实说，我总怀疑你小说里这位房东太太并不是凭空杜撰的，很可能真有其人——毕竟在另一个小说里，有另一个人也当过她的房客，与她相处了六个星期。”从根本上说，正因为内奥米的上述言论已经戳中了“你”的某种潜在隐衷，所以，“你”才会有强烈的不适感生出：“读到这儿，你的心仿佛含羞草受惊，霍地收缩。你不由得抽了一口凉气，这吸进去的一口气又让你的心房再收拢了些，几乎绞出痛感来。”但也正因为秘密被窥破的缘故，所以，“你”也才会硬着头皮继续读下去：“就像不同画家画出的两幅肖像，虽然笔法不同，但太多细节如出一辙，让我一眼认出来，画里画的是同一个人。只是啊，尽管来自同一个原型，然而两个小说里，我喜欢的是另一个老房东。”由于“你”非常清楚自己的那篇小说曾经受到过哪位作家的直接影响，所以，抢在内奥米之前，“你”就已经率先提及到了裘帕·拉希莉的名字。接下来，内奥米的工作，就是对裘帕的小说与明显受到过裘帕影响的“你”的小说的一种褒贬倾向非常鲜明的比较分析。比如，“显而易见，你并没有把这作品读透。这话我可是认真说的：你要是读透了它，一定不会另外再写一个小说，把人家的老房东从波士顿给挪到皇后区。”这段话的意思，意在指出除了把老房东的生活区域从波士顿搬迁至皇后区之外，“你”小说的命意实际上完全被裘帕所笼罩。比如，“没错，你在裘帕的作品里捡了一些有意思的细节，将它们打包了，跟随老太太一起搬到皇后区——她的‘专座’、拐杖，以及几根伤残的手指。”问题在于，“你这般压缩处理，晓得这让小说损失了什么吗？我只能说，就像是好好的一把宝剑，你只取去了剑鞘。”在内奥米看来，虽然“你”竭尽全力地试图向裘帕看齐，但实际的情形却是只得其形而未获其神，取了剑鞘，舍了宝剑。然而，更严重的问题却是，“你呀你，不仅只拿走了剑鞘，还在剑鞘上大肆动工，给它雕龙画凤、穿金戴银，想必以为那样就能让它成为另一把剑了。我的意思是：那些最关键也最有深意的细节被轻率掠过了，添上去的枝节却都华而不实，还和小说本身特别不搭调，就好像是把不同属性的枝叶嫁接过来，硬生生把主干拖垮。”诚所谓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你”的如此一种“创造性转换”，到了对小说创作持有严苛标准的内奥米这里，竟然变成了画虎不成反类犬式的拙劣模仿。
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想像得到，对于心里有“鬼”的“你”来说，内奥米如此这般言词确凿“夹枪带棒”的批评与指斥，的确会形成致命的打击。在被击中要害之后，一时恼羞成怒的“你”的本能反应，就不仅是：“‘够了！’你在心里呐喊。几乎要把手中的信撕了，或是把它揉成一团，狠狠掷到地上”，而且还硬生生地非得把内奥米的这种文学批评上升到国族的社会政治层面：“你越想越觉得此人邪恶。怎么有人心思这么坏呢？又越想越觉得这如果不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蔑视，也绝对是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侮慢。”明明是一种纯粹的文学批评，“你”却偏偏要把它上升到国族的社会政治层面。黎紫书的如此这般描写，甚至可以让我们联想到郁达夫很多年前那篇曾经一时间惊世骇俗的短篇小说《沉沦》中的相关描写。既然已经恼羞成怒，那“你”一种拟想中的自我辩解，自然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这样一来，也就有了“你”拟想中对内奥米的那份回信。在承认内奥米的相关分析头头是道的同时，“你”给出的自辩词是：“我这小说不是写给你看的。”“请你留意一下，我写的是一篇中文小说，而我也只将它发表在中国的刊物上。不同于裘帕，她用英语写作。那是世界语言。”“我写的移民故事，必须符合中文读者的期待和审美需求。也就是说，我小说里的老房东太太并不是为了迁就在法拉盛商行做事的主人公才住到皇后区。不，她是为了我的读者！”既如此，那“你”接下来的一番自辩便看似特别振振有词：“我呢，我的目标读者本来就不包括像你这样的犹太老人，你又凭什么对专门为中国设计，并且只在那里出售的产品指指点点，批评它不符合你的美学要求？”什么叫气急败坏？“你”的如此一种严重失态，就绝对称得上是一时情急之下的气急败坏。这里，一个不容忽视的常识就是，既然我们已经处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文学时代，既然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文学交流已然是不争的事实，既然“你”不仅可以阅读裘帕的《第三和最后一块大陆》，而且还可以在其影响下做出某种拙劣的模仿，那身为犹太人的内奥米，却又为什么不能阅读并批评“你”的汉语小说呢？难道说，对汉语的征用竟然可以给“你”带来免于与其他语言的文学创作进行比较的豁免权吗？不管怎么说，“你”如此这般苍白无力的自辩，所暴露出的，其实也只是身为海外汉语作家的“你”胸襟的不够开阔与气度偏狭。
如果我们跳出所谓“模仿”或者“抄袭”的窠臼，在文明差异的层面上来思考看待“你”与裘帕两篇小说的关联性问题，结论恐怕就不会那么简单。请一定不要忽视内奥米长信中的这样两句话：“我的意思是：她若只是借着老房东太太反映第三世界过来的移民眼中的美国，那么这小说终究缺了深度。裘帕写的却是两者之间的交汇，写它们的冲突与和解。”内奥米的意思，当然是在充分地肯定裘帕能够在一种超越性的层面上来思考表达发达国家与第三世界移民之间的复杂关联，但笔者却由此而获得相应的启发。那就是，黎紫书的本意，是不是要借助于这样一个虚构出的故事，象征性地思考表达中国这样的第三世界作家的写作与如同裘帕这样一位英国作家（或者说是西方的现代文明背景下的作家）的写作之间的区别和差异？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待“你”那一番拟想中的看似振振有词实则苍白无力的自辩词，那一种可信的结论便很可能是，尽管如同“你”这样的作家已经做出了百般努力，但由于文明落差的客观存在，“你”的文本在裘帕的文本面前，恐怕也只能是移植性的。某种潜隐“被殖民”色彩的存在，的确难以被否认。既如此，行将结束本文之际，一个不能不提出的疑问就是，如果着眼于文明落差的存在，难道说，当代汉语写作的宿命就是被迫永远匍伏在以裘帕作品为表征的强大的西方文明面前么？无论如何，这都是每一位汉语写作者在“全球化”的世界文学时代所必须面对并作出回答的重要问题。也只有在这个意义层面上，我们才能够更加充分地理解小说结尾处关于“山寨”的那种说法：“昨日我向孙媳妇讨教‘山寨’一词。她略显警戒，拿起手机来搜了一下，跟我解释说这个词并非简单地指抄袭。‘它是指一种带有反权威和反主流的精神，也带有狂欢性、解构性、反智性以及后现代表征的大众文化现象。’——当然，我没有听明白。”如果从反权威和反主流的角度来说，黎紫书在《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凭借着虚构出的一个年迈犹太女性与海外汉语作家“你”围绕一封长信发生的矛盾冲突，所传达出的，其实也正是对西方文明霸权的一种反抗声音。
注释
①王先霈、王又平主编《文学理论批评术语汇释》，第798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5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