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家姑娘在海边》：以柔软迎击生命的硬度
《渔家姑娘在海边》是林那北的最新中篇力作，小说延续了作者一贯的细腻而稳健的写作风格，虽然没有安排层层嵌套的叙事迷宫或操练各式令人目眩的先锋手法，却自有叙事机杼上的精巧和规整。小说的外观可以说是形式的杂糅体，最为浅表的当属陈英的自我发现与陈星、徐右林的官场际遇相结合的双线并行结构，随着两条线索的推进，陈英的人生轨迹在过去与当下的交叉闪回中被铺衍开来，而上述二者又被巧妙地缝合进陈英从农场进入城市，最终又决定去往海滩这一空间位移背后的心态变化上。在语言和事件的回转流动中，在错落掩映的情节枝蔓中，林那北独特的生命哲学暗自生长。
故事的发端是陈英被陈星和徐右林安排进入章九淑家做保姆，小说数度描写陈英在章九淑家遭遇的尴尬或不适时刻，有趣的是，每每遇到“震惊”体验，陈英的国营农场生活经验总会作为她检视周围环境的支点。与城市生活的洁净、规整和秩序化相比，农场没有进屋脱鞋的习惯，没有等级严明的官场生态，打拳跳舞时也没有“红袖章”来干预音乐的声响，并且有的是时间可以睡午觉。在陈英的内心逻辑中，自然、朴实、简单的农场生活才是“她的日子”。这是一种虽不强烈却醒目的龃龉与隔膜，国营农场不仅仅作为历史怀旧的遗存物，也塑造了陈英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与相应的生活和思考方式。小说两次提及陈英戴帽子的细节，对她来说，“头上加了一顶帽子，人就有了边界”，“她戴了几十年帽子，到城里这些天，脑袋却一直敞着，现在重新戴上，一股踏实感霎时就从头顶向下蔓延了。”帽子意象指示着陈英对安全感和界限感的需求，而帽子功能得以凸显的参照系却是“城里”，进城意味着她深刻自洽的行为惯性被打破。当置身城市的陈英时刻以此种心态进行反向审视的时候，就暗示着乡村传统对城市现代性的隐形胜利。此外，陈英一直延宕为陈星的提拔向章九淑进言，她不理解官场哲学和生存之道，以她的民间经验来看，陈星当上副镇长已经足够光宗耀祖。小说始终强调陈英身体仪态的挺直，徐二妹“别耸肩！背拔起，腰立住，肩向下沉”的训导已经固定为她几十年的站立姿态。“尽力拔”不仅是陈英在身体上的自律，也是在道德上的清高，这和陈星、徐右林等人向上攀附的野心、燃烧的权力欲望、面对上级的谄媚卑琐形成滑稽对照。
以农场、城市、官场为观照坐标表明作者的叙事雄心不可谓不大，这关涉多重宏大议题和批判意旨。但林那北显然没有沉湎于此，当小说进行到第三部分时，陡然笔锋一转，先行引入陈英嫁入农场前在老家洲尾村的年少往事，接下来的叙述向她自身的成长经历倾斜。在这个过程中，作者有意淡化陈英六十二年曲折人生背后伏隐的恢宏时代感，小说看似在大命题、大意义、大气象间游走，实则倾心于深捣具体的人的生活的幽微细密之处，而个体生命经验也经由叙事广度的磨砺和对仗更显出厚重的品格。
在对陈英个人史的勾勒中，小说始终回响着《渔家姑娘在海边》这首电影插曲——“大海边哎沙滩上哎，风吹榕树沙沙沙响，渔家姑娘在海边哎，织呀织渔网，织呀嘛织渔网。”这段来自七十年代的歌声不仅贯通陈英的整个生命时段，也见证了她在两个家庭间的辗转和半生的升降浮沉。少年时期，因受到下乡知青许三妹青睐，陈英与舞蹈产生了缔结，生命的力与美在舞动中舒展、勃发。十六岁时，她为照顾刚出生的弟弟陈星断然辍学，音乐之声戛然而止，与之相伴的是陈英对自己的青春、梦想和追求的让渡。后来，她在十八岁时嫁给了农场场长得过小儿麻痹症且是二婚的儿子依瘸，丈夫意外去世后独自供养儿子长大，事无巨细地帮衬陈星……属于陈英个人的那束光从此黯淡，日子在为家庭和家人燃烧中无可挽回地蹉跎。而当这首歌再次在她的生命中响起时，站在舞台中央的领舞者替换成了原是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的章九淑。
实际上，围绕着《渔家姑娘在海边》，陈英和章九淑、王惠、许三妹等人的生命轨迹得以超越身份、地位和阶层的区隔产生一定的重合，并构筑起记忆和经验的共同体。陈英甚至会因为自己较于王惠、章九淑等人舞蹈动作的准确和娴熟产生优越感受，在深感自己渺小和低微的城市中获得稀薄的自信和尊严。令人唏嘘的是，这样一个记忆和经验共同体内部却呈现出遭际上的巨大参差，当陈英从舞蹈时的忘我状态中出离，她马上会被屏蔽在这共同体之外，命运即时地显示出它的不公。不过，也正因共同记忆的纽带，陈英和许三妹重逢，并在她的鼓励下代替受伤的章九淑担任领舞。当停靠在历史深处的青春记忆奔袭而来，定格在十六岁的跃动的生命瞬间苏醒，陈英第一次对自己在隐忍中度过的人生发出怀疑——“如果当初离开那里，她现在是什么样子？”第一次拒绝和陈星沟通——“如果那年不是陈星出生，她没有离开学校，她一点上大学、进中专的可能性都没有吗？”也第一次体悟到许三妹褒奖多次的“你一上去，整支舞就撑起来了”的话语分量。错失的过去和错置的当下终于在声声叩问中进行了坦诚的正面对话。
小说最后，徐右林因贪污事发被带走，陈星的升迁事宜也因风声紧张作罢，陈英继续留在章九淑家的使命随之解除，但她没有选择回到农场。如前所述，农场抑或城市都驻扎着陈英的苦难回忆，它们不是理想的、完美的精神栖息地，陈英始终借照他人折射自身价值，无可避免地对刻印在生命中几十年的“肌肉记忆”进行一次又一次重返。于是，她决定“找一个海岛转转，去亲眼看一看大海、沙滩、渔网。”大海、沙滩、渔网于陈英从想象之物到肉身的真正相遇，并非只是对年少记忆与梦想的跨时代温习，而是在对家庭和他人牺牲了半生后，陈英对自我的捡拾和对生活的重建。到了这里，陈英似乎完成了对过去的告别式。不过，林那北并没有让她的觉醒路径过于尖锐、激愤和决绝，即徘徊于沉溺、回归或出走的单选之中。陈英的主体构造方式不是排他的、个人主义式的，在离开之前，她决定找章九淑说说陈星的事，她认为：“她的弟弟陈星至少到现在为止都不贪不抢不嫖不赌，她为他付出这一切，都是值得的。”陈英显然坦然和顺滑地接受了命运的一切安排，继续担负起对弟弟的关照和对家庭的责任，并甘之如饴。人物间早已显露的隔阂被温柔地抚平和弥合，呼之欲出的矛盾冲突顷刻间喑哑无声。
以人物对世俗规范的默认和回归为结尾固然稍显理想化且带有妥协色彩，但却是林那北处理小说内在冲力的节制和对笔下人物的体谅。在小说中，无论是辍学、丈夫去世、屈为保姆，陈英的心绪反应都没有被极致地渲染或放大，最为浓烈处也只是“陈英哭了几天，然后抹掉眼泪出门”的寥寥交代。她视自身的坎坷得失如天地间“风吹树梢”般朴素、自然和应然，在陈星近乎失控的情绪宣泄下，她仍坚称：“我不惨！”拒绝悲情、拒绝怜悯造就了故事气氛的哀而不伤。陈英保全了家庭与个人的天平两端，如同一汪深沉的湖水，静默地将所有的风暴和涡流吞没，只漾出淡淡的波纹几圈。她最后的出走是逃离，是反抗，是自救，更是在此基础上生命的再次升腾。当她用一段五分二十八秒的舞蹈重焕光芒后，过去的伤痛和得意便一并了结，笼罩在头顶的种种不安和不甘就此散去，未知的明日及其连带的丰饶可能也无限敞开。
小说对传统伦理的回归不仅是叙事层面的，也刻印于作家的观念肌理，林那北以人情的温度包裹、焐烤、软化小说人物命运的坚硬，使之从生命中垒筑的密匝匝的高墙里冲决而出，穿透所谓情与理的对峙，镀染着中国处世哲学的柔和光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