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为攀《偶合家庭》：童年的诱惑
到了一定年纪后，故乡与童年便会向我们发出呼唤。那声音充满惆怅与诱惑，我们明知时光不可逆，但总是会忍不住追忆孩提的时光。那条流过家门口的小河，与小伙伴们终日游荡的田野与青山，于记忆中皆散发出温柔可亲的光。
林为攀沉溺于书写童年，亦不避讳自己的文字是“乡土文学”。在新书《偶合家庭》的创作谈中，他说：“经过最开始的莽撞的尝试，我最终还是回到了我的文学源头——那块蜗牛壳一样大的地方。”在一次对谈中，林为攀说“我自认为比较擅长乡土文学”。（《鸭绿江》，2020.11）在期刊杂志普遍鼓励城市文学的今天，愿意与敢于承认自己的文字是“乡土文学”，无疑是需要足够的自信与勇气的——经过十余年的小说创作，林为攀确立了自己的文学审美与风格。他相信凭这些足以在文坛上站稳脚跟，足以跟同辈、甚至是前辈们竞争。
作家风格的形成，并非是一朝一夕之事。许多作者终其一生，可能都未形成自我的风格。林为攀自然是经过漫长的学徒时期。其中，马尔克斯是影响他最深的一位作家。他痴迷于马尔克斯的叙述与声调，试图生长出自己的魔幻现实主义。长篇小说《万物春生》便是此种影响的产物。林为攀以傻子的视野，目睹了旧日的村庄，目睹了啼笑皆非的家族史。与此同时，林为攀正在剔除马尔克斯的影响。他逐渐剔除复杂与冗长，句子变得更加凝练与准确。应该说，他剔除的是翻译家们的声调，致力于找到自己的语言。至《梧桐栖龙》，则基本形成了他的风格。他游走在闽西的故乡中，在童年往事里打捞吉光片羽。
在《偶合家庭》的某个篇目、某个句子中，我们可清晰地感知到马尔克斯的身影，如幽灵般闪现。“我天马行空的童年，遇到了祖母穷凶极恶的晚年”。这是短篇小说《萤之光》郑重其事的开端，似乎赋予小说史诗的质感。显然，这种史诗感，承袭于《百年孤独》。但我们接着往下读，才会赫然发现，“史诗”不过是林为攀的障眼之法。因为他所描写的场景，是孩童与老人“相互斗法”“大打出手”的场景。“我们在客厅里短兵相接，她手里的柴刀虎虎生风，我手里的竹竿腾挪跌宕”，看起来危险重重，其实不过是顽劣的孙子不服管教，年老的祖母力不从心，徒呼奈何。以大手笔来描绘琐屑事，是林为攀惯用技巧。于是，便形成了令人啼笑皆非的喜剧效果。
林为攀将悲哀掩藏在轻喜剧之下。换言之，轻喜剧的底色是悲哀，是难以言明的、沉重的现实。《萤之光》在追忆祖母的同时，亦带出了乡村老人的养老困境：父亲建造新居后，如何安置生病的祖母，便成为了棘手的问题。在“我”的建议下，祖母被安置在老屋，一人独居。虽然父亲声称是“试行”，但我们都清晰地知道，所有的“试行”最终会变成“惯例”。此后，“我”便承担晚饭后送祖母回老屋的差事。在林为攀的笔下，这段不长不远的路，充满了残酷的诗意，“萤火虫像坠落的星辰，照亮了我们的走投无路”。
许多孩童察觉不到的隐痛与伤痕，存在于乡村之中。《烟囱里掉进了一只仙鹤》的核心直指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的困境。一老一少留守在乡村中，表面看似怡然自得，却也有许多日常生活困境无法解决。比如，烟囱堵塞，导致无法生火做饭。孩童天真烂漫，会将一切困难都看作是游戏。老人则世事洞明，生怕影响到远方的孩子。可他那具迈向死亡的身躯，已然无法解决现实的难题了。他只能被动地求助他人。这种掺杂着悲哀与惆怅的温馨，几乎遍布林为攀的小说。
乡村之所以成为问题，是因为与城市发展水平依然存在巨大落差。中国的80、90群体，正好目睹了中国社会的城镇化进程。其变化何其迅捷也，何其激烈也，几乎无法让人从容消化。
城市立足不易，返回故乡不甘，几乎处于夹缝之中。《楼上楼下》《所有易碎的都将永垂不朽》是此心境的反映，前者是在外打拼的年轻情侣，住在隔音差、狭促的出租屋里。后者则书写了两种命运，两个年轻人在城市闯荡后的不同命运。“我”和李泉源是发小，都曾怀揣梦想离开家乡，投身于庞大的城市中。两人在北京待了慌乱而茫然的一周，决定分道扬镳。“我”留在北京，他则义无反顾地回到家乡。多年后，“我”在北京跌跌撞撞地立足，他在家乡也混得有模有样。总而言之，虽无成功可夸耀，但也无失败可追诉。
这种情绪并非林为攀所独有，项静在小说《本地英雄》中亦流露出类似的情绪。在小说中，项静把留在家乡生活的同龄人，视作是“本地英雄”。言外之意，她是将自己视为故乡的叛逃者，愧疚之心随之而生。耐人寻味的是，在《所有易碎的都将永垂不朽》里，“我”名叫“林为攀”。无疑，这是作家在提醒我们，文本并非是虚构的小说，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
以童年的眼光，来打量故乡，进而打量现实，并非林为攀所独有的风格。严苛地说，背井离乡的经历、回不去的故乡、陌生的故乡，是许多青年作家的共同经验（尤其是成长于乡村、小镇的作家）。背井离乡的人，是怎么理解城市的，是怎么认识故乡的，几乎是这个群体必须要面对的共同问题。在经验同质化的情况之下，如何呈现独特面目，是青年作家所要面对的挑战。将方言植入文本，强调地方性，是时下颇为流行的做法。但文本必须要有超越方言与地方性的东西存在。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童年，不在于故乡，而在于如何超越固有及同龄人的思考，让文本无法被简单地归类与定义为乡村文学或城市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