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音：孙甘露的三千里

发布时间：2023-12-22 来源于：作者：点击数：次

一、“这样走的话就是3000里地”

小说《千里江山图》故事来源于中共党史上真实的历史事件，193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秘密机关遭到国民党当局的严重破坏，“中央有关领导必须从上海撤离，转移到瑞金，转移到更广阔的天地里去”。一项代号为“千里江山图”的绝密地下行动由此展开。“在图兰朵的家乡，刽子手永远忙碌。”时钟滴答，一切都迫在眉睫，普通的年轻战士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充满危险的旅程。忠诚与背叛、潜伏与行动、计谋与意外、搏斗与杀戮、审讯与酷刑，当然还有阴谋与爱情，小说简洁精巧，节奏迅捷，谍战元素应有尽有。然而，这些都是规定动作。作为先锋中的先锋，梦幻中的梦幻，诗中的诗，作家孙甘露“潜伏”20年之久，拿出了一本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才是本世纪以来文学界爆出的最大、最意外的“谍报”。必须拿出同等的谍战姿势才能解读这个文学事件。

借用著名宋画“千里江山图”命名的上海行动计划，其实只是这部小说的麦高芬（MacGuffin）[2]。与创造了麦高芬技法的希区柯克电影一样，关于“千里江山图”，敌人不知道该计划的内容和目的，同志彼此不知道具体步骤，观众不关心其逻辑，但这不妨碍大家跟随着陈千里们在上海出没狂奔、斗智斗勇，起伏动荡着肾上腺。冷静分析，跳出“千里江山图”这个无时不在、大肆张扬的麦高芬设置，我们会发现，陈千里同志千里迢迢到上海领导的这项行动，其本质实际是信使，内容无非是邮递。这是一支邮差小分队，每个人的任务都是准时传送出在自己这一环节的情报信息，以促成在最安全的时间、以最隐蔽的渠道将一件包裹——一名自始至终都没有出场的重要人物邮递出上海。为此，他们将信息写成密函，放在特制信箱或影院座椅；载于报纸广告，贴到电线杆上；画在墙上；夹在旗袍里、点心盒子中……你能想到的、期待的手段都用上了。

哦，除了信鸽。因为陈千里比信鸽还了解上海，比信鸽还准确。在他的周密计划或随机应变的行走路线中，外滩华懋饭店，世界大旅社，四马路菜场，北四川路桥，邮政大楼，南市老城区，法租界公董局，跑马总会，公益坊，顾家宅公园，天津路中汇信托银行，茂昌煤号，工厂酱园，肇嘉浜……凡小说所涉及的上百处地名，每一个门洞，每一条弄堂，大概都能在地图上准确标示。一个出色的特工对城市空间要有立体建模的想象能力，还要恰切考虑各种人文地理细节，精密装饰行动的细节，诸如饮食或娱乐，计算影响交通的诸因素，比如涨潮，又或人潮。自从康伯巴奇饰演过神探夏洛克后，大脑就成为特工最性感的身体部位。但陈千里没有被强调天选智商，也没有被交代技能来源，其对城市肌理的熟稔似乎自然而然无须解释，如同本能。这是作家写作的无意识。

——成为作家之前，孙甘露是上海这座城市一名年青的邮递员。当邮递员孙甘露了解到20世纪30年代初中共党史上这项非常秘密的转移行动时，他的职业反应是，“从上海到瑞金的直线距离，大概就1000多里地”。“但在当时是不能这样走的，它必须绕到香港，从上海、广东汕头再回来。历史上的交通线是这样的，这样走的话就是3000里地。”[3]这是中共党史的一段至暗时刻。这也是作为先锋派作家的孙甘露的艰难时刻。

“我开始写作，时间是1973年。不堪卒读。1979年再次写作，仍然是不堪卒读。1980年第三次开始写作，1986年第四次……试问，我将再次在何处停下来。”[4]这样的自传絮语让人分不清是孙甘露还是罗兰•巴特，一如他们同样擅长“用线性纪事而非线性叙事”为自己居住的城市赋予了深刻的难以取代的迷人声调。1986-1993年孙甘露以一些其实面目很难被归类为“小说”的写作，确认了其先锋派作家的典范地位，此后则主要是随笔写作。但《访问梦境》《信使之函》《忆秦娥》《呼吸》等这些小说叙事单元支离破碎，充满了各种类型的即兴陈述的碎片，它们是纪事随笔《上海流水》没有书写的隐藏的梦呓，是“一如在雨中，在上海的雨夜，潮湿而迟缓的车流中，从延安路高架拐向外滩时，许多人都有的那种开朗的、左转向下俯冲时的一阵心悸。我听到爵士乐歌手的一声低吟。”[5]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写作，包括《上海流水》，都是对上海抽象式的、片段的、惝恍迷离的描绘。即便小说《忆秦娥》以描写一个女人来展示一个城市秘密的艳史，随着女主人公“苏”的生命逝去，“随同那个年代，仆欧和买办摩肩接踵，大楼的色泽和最初的装潢，那潮湿寒冷的冬季，洋泾浜的英语、私人电台播送的肥皂广告、电影和剧社，有轨电车的铃声，轶事趣闻，全都变成了追忆的对象，而它的中心，就是苏的形象，激烈但是不为人所知，它是秘密的和私人的，深陷在遗忘之中，只是向我展放。”[6]

尽管孙甘露被认为标志性地书写了上海，但就像“苏”的形象深陷在遗忘之中一样，“上海，这座梦幻之城，被植入了多少异族的思想和意念”，其历史也转眼化为无痕春梦，为魔法所撤走[7]。“1990年代以来的上海，在各种文字、影像和声音之间，幻化为一个纯净的世界之都”[8]。那些关于上海的似是而非的浅薄描述，在孙甘露看来，不是简单的否认和拒绝，而是如同外滩之与上海——“它是这座城市的形象和象征，但又是如此地外在于它，仿佛悬挂在体外的心脏”[9]。孙甘露对上海的书写，包括他自己，凝视和反思最深的是：“有时候，岁月提供给我们某种省略的法则，使我们得以跳跃若干晦暗的时代遗迹，连缀历史的碎片，那由镶嵌而形成的纹路，暗含着无意的遗忘和处心积虑的回避。”“就我而言，上海过去的一百年，有四十年是隐含着肉体错觉，其余的六十年，则是一个镜像式的幻想体。因为我所无法摆脱的个体的历史，使上海在我的个人索引中，首先是一个建筑的殖民地，是一个由家属统治的兵营，一个有着宽阔江面的港口，一个处在郊区的工人区，若干条阴雨天中的街道，一个无数方言的汇聚地。”[10]如同孙甘露描述自己的小说《呼吸》是“一个第三世界的，曾经是半殖民地的，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的，开放的，人民的，南方的故事”[11]，上海这座城市既曾是半殖民地的、摩登的、颓加荡的，也是激进的、革命的风暴地。上海是重叠的领土、交织的历史、融合的观念，甚至是抵抗与敌对。但是，“一种未经恰当描述的生活，几乎是不存在的。更极端的看法是，甚至因为那个时代糟糕的文学而更快地被人遗忘。”[12]因此，孙甘露不止一次——使用自己特有的语法和声调，追问，“怎样才能使上海的一切妥帖地进入我们的笔下？”[13]“我将支出多少费用，搭乘怎样的交通工具，奔赴宇宙的市中心？”“怎样才会抵达你的内部，你的中心？”[14]

《千里江山图》是一次意外的写作，确切地说，是一次意外的写作“转移”。“我想以《千里江山图》这个题目来写一部小说，大概有近20年。当时我和一些非常杰出的艺术家包括画家，在一起聊天，说起了绘画史的掌故。有历史上的、传说中的，也有关于上海的。里面有些内容，后来有写到这本书里去。那是很多年以前，但是具体要写什么，我没想清楚。”“大概在一年多前，正好出现一个契机，了解到关于20世纪30年代初非常秘密的一个转移行动——党中央从上海转移到瑞金。”[15]尽管促成这部小说写作的具体现实因素有很多，但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是“上海”构成了各种灵感动机的连接点，哪怕抵抗与敌对的，或不相及的。也许孙甘露想要尝试借此连缀、补齐他有关上海的个人索引，想要上海的一切——那些被省略、跳跃过的妥帖地进入笔下。在孙甘露脑中徘徊20之久的灵感，之所以“具体要写什么，我没想清楚”，也可能是因为与“千里江山图”最初相关的人和物，从宋画、王希孟到与孙甘露密切交往的艺术家徐累和孙良，它们一直、或过于属于《上海流水》的设置、氛围和某种音调。20年的悬想，突然因为需要做一件，与以往不同的，“把时钟倒拨回那个时代”[16]的事情，而有了“及物”写作的必要和限制。写一部红色主题的小说，这当然是孙甘露不熟悉的语法。

准备这部小说的日子里，我时常想到荷马，想到他的返乡之路和史诗，想到叶芝的那句话：悲剧正是开始于荷马，而荷马就是一个瞎子。时常也会想到布莱希特，他对情境和陌生化的思考。也会想到戏剧《哥本哈根》，想到历史上那些隐秘的时刻，人们怎样置身于几乎无法克服的黑暗之中。时常也会想到莎翁，那种认为讲述别人的故事才能更好地传达自己的意图的方法。间或会想到萨特，他笔下的戏剧，关于禁闭和思想对立的争论。想到卡尔维诺，他的一部关于年轻的游击队员被囚禁的小说。有时也想到康拉德的《黑暗的中心》那逆流而上的灼烈的旅程。想到那些烈士如何看待百年以后有人尝试在上海的街道上重塑他们的身姿。想到无数艰难的时刻，比一部小说的写作更其艰难的时时刻刻。[17]

——于是，先锋作家孙甘露，在讲述原本是“别人的故事”的时候，同样让这段路“绕行”了3000里。

二、“我一直想给你写一封信”

但孙甘露的绕行并不体现在给叙事做加法。与已有的红色主题写作不一样，他将复杂庞大的历史聚焦和缩减为中央特科和国民党党务调查科的一场谍战，以类型小说（而不是传统现实主义）的方式来写作，以行动推动行动，并不着意快慢搭配叙事时间，也不太追求张弛有度的节奏，不粗漫亦不拖沓，设定为一个月内要结束的事件，便不允许小说文本有其他主题的复杂展开，诸如以往决定此类小说品质的人物的个人遭遇、经历成长以及感情等，不仅不是小说的主题，而且被最大化省略，或者说移置为后景，仅通过穿插引述，像补充注释、背景信息一样被带出来。无论是先锋作家孙甘露的读者，还是传统现实主义、主旋律作品的读者，都多少会对这种叙事不适应，要么觉得这幅千里江山图太青绿太物质，笔法太不文人画，要么失落于对历史和世界的“深度”期待——因为移步换景的画法/叙事设置总体来说是均质的，是没有使用整体性的透视法的，这是两种不同的对世界的再现和阅读法。孙甘露“绕行”的三千里，依画卷来比附的话，着意点和见功力处在水不在山；以谍战类型小说来看，智力沸点不在人物行动、推理的翻转和缜密，孙甘露的文学谍战是：“所有这些人物仿佛都生活在公共生活里面，但它同时又是一个秘密的生活。这个是非常刺激人的想象的。”[18]——那些轻微晕染、点到即止，像简明注释一样被带出来，然而又不深描展开的人物背景和经历，那些被省略和遮掩掉的，但实际上造就了他们的“激烈但是不为人所知”的秘密生活，构成了千里江山图的氤氲水气。

没错，《千里江山图》更新提升了谍战接头暗语的层级，暗语不再仅限于情报密函，也不仅仅是身份验证，而是通过细微的气质、隐含的线索，鉴定和识别人的精神地图。革命青年和具有革命潜力的读者，不仅要知道浙江大戏院贴着《海外鹃魂》海报；大光明大戏院挂着玛琳·黛德丽大头像；内山书店、水沫书店、辛垦书店是鲁迅、冯雪峰、陈赓去过的，扆虹园是孙中山到过的；北京女师大这所学校意味这什么，还需要熟读小说《二月》，且知道鲁迅对它的评价；了解19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诗人涅克拉索夫的诗句——“他们说暴风雨即将来临，我不禁露出微笑”，以及背后的爱情故事；还得能辨认出说“一个人在二十岁不参加革命，到五十岁就会变成老傻瓜”的，是当时访问上海的英国剧作家萧伯纳……这是革命的暗语，也是文学暗语。替代革命同志龙冬身份的易君年，之所以获取凌汶的信任，让她重新和组织联系上，靠的是对《二月》的封面——一幅木刻版画的评论解读：“你没看出来吗？那是一条河，河面上漂浮着树叶、雨水和许多人的面孔。”

那是一条河，河面上漂浮着树叶、雨水和许多人的面孔。这不是一次行动接头暗号。但这句话及其背后的木刻版画、鲁迅、小说《二月》，它们是极具象征性的符号，几乎就是在描绘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现代青年的思想写照、文学修养、道路转向和时代处境，他们风云际会、彷徨低徊、动荡不安然而又纵身时代、汇入人群、义无反顾。得以辨认出革命同志的这句话，孙甘露启用了先锋派作家的语法。就像邮递员曾是孙甘露的公共生活，而波德莱尔和本雅明意义上的游荡者或许才是他的秘密生活一样，《千里江山图》最终极的暗语是对接上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城市青年——在整个二十世纪，这通常也意味着文学青年——的精神谱系。孙甘露曾在访谈中认领小说《呼吸》的主人公罗克为他的文学兄弟和精神谱系，“罗克就是波德莱尔和本雅明意义上的游荡者。他的孤独、游荡、观察、被边缘化的状态，其实就是城市人的一种特征。上海以前很多这种人的，站在弄堂口晃来晃去，你看他们出去兜一圈又跑回来了。罗克就是这么一个在中国特定社会历史时期中的一个小资产阶级、一个城市青年。”[19]

也许《呼吸》所描述的发生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中国南方某沿海城市的故事，以及现代都市“梦幻与现实”的游离者、散发着波希米亚人气息的小说人物罗克，看起来与《千里江山图》中不断在行动的陈千里们相去甚远，但他们身上都有二十世纪文学青年家族的隐秘印记。而虚与实、显现与秘密的两极笔法，正是先锋作家孙甘露对事物独特的凝视和展现方式。批评家木叶说，孙甘露是中国作家中最擅引用的一个。天一句、地一句的引文在他那里集结，互相问候，互相调戏，互相告别，共同眺望时间消逝。[20]孙甘露也曾为迈克尔•伍德对巴特的一段精妙判断所倾倒，“一个词若有两种意义，巴特喜欢把它们同时保持在视线之内，‘仿佛一个在对另一个眨眼，而那个字词的意义就在那一眨眼之间’”[21]。在《信使之函》这部作品中，孙甘露将这种词与词、物与物的正反、对抗、诘难、取消、联合，也可以看作是他的写作和语言的辨证法，进行了淋漓尽致地发挥。比如，“现在，就是那个被我们称之为夜晚的时刻。傍晚之前的白天跑到此夜的身后等候下一次的替换。有人从暗中朝我走来。”“信是两次节日间的漫长等待，信是悦耳哨声中换气般的休止，信是理智的一次象征性晕眩。”[22]……孙甘露的作品中故事通常是支离破碎的，使这种支离破碎变得迷人的，正是他随时进行的这种对“写作”的写作。在《忆秦娥》中，有一段这样的叙述，

一位妇女，有关她的背景和来历，我一无所知，而我对她的兴趣也并不在具体的细节之上。一组地名，若干男人的身影，并不能向我传达多少具有决定意义的信息，一如涌现于衣修伍德笔端的萨莉·鲍尔斯。武断地说，它的全部魅力几乎都集中在最后的那张明信片上，等等！那仿佛是卡波蒂的故事，那上面写着:满怀深情。笔迹出自一个从作者视野中消逝了的女人。[23]

如果我们把这一段话作为“破译”孙甘露天差地别南辕北辙的写作事件的密钥，我们或许可以仿照着说，“关于小说人物和故事，我的兴趣并不在具体的细节之上。一组地名，若干人物迥异的或相似的形象，并不能向我传达多少具有决定意义的信息，它的全部魅力几乎都集中在最后的那封没有署名的信上，那上面写着：满怀深情。信出自一个从世界上和历史书写中消失了的烈士”。

《千里江山图》故事结束，陈千里们完成任务，邮递三千里开始启程，本谍战行动终止，但陈千里邮差小分队生死拼搏送出的，并不仅仅是那个叫浩瀚的具体的一个人，三千里的终点是向世界发出“世间任何人都可以看到”的一封没有署名的信。这封龙华烈士的遗信，是故事结束后补缀的虚拟的“附录”，但却是小说文本的一部分，是这场谍战行动和人物的全部魅力，是孙甘露想要最终展放的某段历史、某种形象、某个动作背后的谜底。

我一直想给你写一封信，但是不知道怎么落笔才不会泄露。

也许该用密写的方式写在纸上，或者用莫尔斯电码编成一段话，但是所有这些方式，都只是试图在万一被发现时无法破译。而我真正想对你说的并非秘密，可以写在云上，或者写在水上，世间任何人都可以看到，但那只是写给你的。犹如我此生说过的所有的话，被你的眼睛、耳朵捕获，像是盲文或者世界语，它的凸起，它对自然语言的模仿，那隐约的刺痛或者句法，为你的指端所记取。

——《千里江山图》曲终奏雅，回到了典型的先锋派文学篇章。这是一贯不及物写作的孙甘露发给革命、历史、现实的一封信，也是先锋派写给自己——不同时代的文学青年、革命青年的的一封信。20世纪三十年代的“陈千里”们会说“我们并不指望在另一个世界重聚，我们挚爱的只有我们曾经所在的地方，即使将来没有人记得我们，这也是我们唯一愿意为之付出一切的地方”，但他们这么做，为的是能够自由充裕地“不及物”地言说，在另一个时代他们也的确经常对世界投以如此凝视：“我爱听你讲那些植物的故事，那些重瓣花朵，因为雄蕊和雌蕊的退化与变异显得更为艳丽，而那些单瓣花朵的繁衍能力更强。”“有时候，我仿佛在暗夜中看见了我自己。看见我在望着你，在这个世界上，任何地方，一直望着你，望着夜空中那幸福迷人的星辰”。

如果说孙甘露借用了希区柯克电影的麦高芬技法，他也许也模仿了希区柯克本人在自己的每部电影中都一闪而过的签名行为。凌汶的爱人，地下工作者中的传奇人物龙冬，因为在故事开始前已经牺牲，因而在小说中时时被提起，却始终未出现。“龙冬”是革命的符号，是革命的暗影，他唯一一次翩若惊鸿的显像，是借助于小说中一个跑龙套的小角色莫太太之口的描述——这是叙述中的叙述，虚构中的虚构：

“在高第街住巷子转的街角上，有人躲在骑楼下面，突然闪了出来，拦住我说：‘你不要进去。’为什么不让我进去？我又不认识这个人。我就抬头看着他，这个男人又高又大，生得好靓，穿着一件雨衣，兜帽翻起来遮住了脸，天光很暗，又有雾气，但是他们的眼睛好亮。我倒有点不好意思。他突然说：‘里面有警察，是便衣’”。

任何看过孙甘露作家本人的照片——那些行走在街头或俯瞰这座城市的定格，或记得《访问梦境》的开头：“如果，谁在此刻推开我的门，就能看到我的窗户打开着。我趴在窗前。此刻，我为晚霞所勾勒的剪影是不能以幽默的态度对待的”[24]，都会认出这里龙冬的形象。就像龙冬在小说中是一个传说，是一个象征性符号，孙甘露和他自己的作品，和上海这座城市也一向构成了互为虚拟互相虚构的关系[25]。以前“孙甘露”和“上海”、“先锋派”互为能指，此刻他还是“龙冬”。写出了《千里江山图》的孙甘露声称，他今天仍然是先锋派，没变过。是否可以说，龙冬是先锋派作家孙甘露嵌入小说的一个签名，置入时代的一个密码？而那个兜帽翻起来遮住了脸，又高又大的男人，穿越时空拯救历史，他的雨衣口袋里一定装着一本书，叫《信使之函》。

三、“信使也是一个致意者”

1987年，孙甘露有一部作品叫《信使之函》，对信和信使进行了不下五十种解释，以耳语的音调布撒了各种互不相关的箴言。这部作品被冠名为“小说”是十分令人困惑的。不过，今天看起来，《信使之函》处处都像是孙甘露的写作的寓言，像是解开《千里江山图》信使行动故事以及这样始于意外的写作、文学事件的密码本——也许它真的是一部小说。那里面使人禁不住浮想联翩过度阐释的暗示如此之多，让人惊叹语言无穷的能指漂浮：

信起源于一次意外的书写。[26]

信使从现实远方赶来。从那无从详尽转述的时光的某一刻出发。此刻，初始的印象已从远处走向我记忆的近端。所有在我之前的行走已和我的行走涓流般汇成一体。[27]

“从某种意义上看，你我是同一类人，信使在陆地上漫游，而航海家则在海上。我甚至认为，信使也是一个致意者。”[28]

一封信的收信者无疑是存在的。这封信也可能是写给一个信使。也就是说，是写给我的。假设是这样，那么，是什么催促一个信使去投送一封给他自己的信呢?信使能够通过一封给自己的信脱离自己而又通过缥缈地寻找与信一同同到自身吗?[29]

信是自我扮演的陌生人的一次陌生的外化旅行。[30]

信是一次遥远而飘逸的触动。[31]

“信使的旅程平静了，沉睡着的是信使的记忆。我的爱欲在信使们的情感的慢跑中陡然苏醒”[32]。小说《千里江山图》在“信使行动”讲述结束后，让故事在不同时空回响了两个篇章，一个是来自“遗物”的“一封没有署名的信”，一个是来自“档案卷宗”的“口述记录”——“我所了解的陈千里同志”。紧张刺激的谍战事件退隐后，信使所要传达的终极意义浮现。《千里江山图》尽可能地节制宣扬革命之大义，减省人物的爱情抒发——这通常也意味着政治的展演和升华，但孙甘露倒置和更新了这一语法，那封无时空无对象的“可以写在云上，或者写在水上，世间任何人都可以看到，但那只是写给你的”的信，既让革命壮阔了爱情的疆域，又以爱欲抵达和定义了革命的本质。并且，前所未有的，孙甘露赋予了革命和爱一种空灵轻盈的品质。小说中作为叶桃二号来塑造的人物“董慧文”，在执行组织任务时，也是爱上恋人的时候，“她的心情都很轻快，像信鸽从天上飞越大街小巷”。

孙甘露说，信是一种致意。也许我们找不出比先锋派作家更适合的对革命与爱欲的致意者了。正如《信使之函》中所说“致意者是个来历不明的人。在耳语城，致意者必须是一位丰富词汇的占有者，同时必须是一位沉默寡言的木讷的智者。航海家早年传奇般的冒险生涯赋予他以广博的见识和孤僻的性格，这使他轻而易举地获得了致意者的资格。”[33]在孙甘露虚构的“我所了解的陈千里同志”这份口述记录档案中，陈千里此时已成为一名，与人们接受的一般革命传说和想象迥异的，寡言木讷的遁世者。采访者并没有问出他什么话，而像是在把那段历史讲述给他听，“有时候他会极其微弱地闪烁一下眼神，有时候他的眉头会几乎看不见地皱一皱……”孙甘露将采访时间设定在1979年。从1931年到1979年，陈千里的个人生命以及中国革命经历了什么，是小说文本的空白和断裂，其中的历史有待另外的书写和反思。但我们知道，1979年是“拨乱反正的重要时刻”，是文学青年孙甘露第二次尝试写作的时间，随后，很快，在文学也是历史的舞台上，先锋派出场了。

《信使之函》的开头第一句是：“诗人在狭长的地带说道：在那里，一枚针用净水缝着时间（聂鲁达诗）……”[34]对能指变幻莫测的孙甘露的语言，无法也无需得出确凿的阐释，甚至任何注解都是对语言的禁锢。但孙甘露的确在叙事的不经意处设置了各种精微的细节。在“千里江山图”行动进行到最惊险的关头，陈千里争分夺秒生死较量的奔走中，他注意到电车上“司乘用法语和汉语各报了一次站名”，而这个行动之所以最后能够暗度陈仓成功送走“浩瀚”，是因为他提前安排了一明一暗两组任务……孙甘露写作《千里江山图》，这一文学事件，就好比用两种语法为革命的上海和摩登的上海各报一次名，用一虚一实两组书写整合文学史的断裂。“一枚针用净水缝着时间”——它们合起来，才是中国现代历史和文学的三千里江山图。

注释

[1]本文受毛尖《一部小说的发生学——谈孙甘露长篇< 千里江山图> 》(《收获》长篇小说2022夏卷），何平《关于孙甘露，关于《千里江山图》(《南方文坛》2023年第2期），吴俊《< 千里江山图> 贡献何在？——兼谈类型文学的文学史意义》(《小说评论》2023年第3期），李松睿《历史、互文与细节描写——评孙甘露< 千里江山图>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10期）诸文的启发，并借鉴良多，特此感谢。

[2] MacGuffin是一个电影用语，主要来自齐泽克对希区柯克电影的诠释，指在电影中可以推展剧情的物件、人物、或目标，例如一个众角色争夺的东西，而关于这个物件、人物、或目标的详细说明不一定重要。一开始，麦高芬是剧情的焦点，当故事的情节发展以后，渐渐的角色们本身的忠奸或爱恨情仇成为观众的焦点，麦高芬渐渐不是那么重要了，有时甚至完全不重要了。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说：“在惊悚片中麦高芬通常是项链；在间谍片中麦高芬通常是文件。”

[3] 孙甘露：《从这样伟大的历史事件切入写作，是作者的幸运》，“上海文联”微信公众号2022年12月21日发表。

[4] 孙甘露：《小传》，参见《在天花板上跳舞》，文汇出版社，1997年1月，第74页。

[5] 孙甘露：《上海流水》，《此地是他乡》，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10月，第151页。

[6] 孙甘露：《忆秦娥》，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年7月，第53页。

[7] 孙甘露：《南方之夜》，《芒种》1992年第10期。

[8] 孙甘露：《小半生》，《书城》2003年第2期。

[9] 孙甘露：《上海流水》，《此地是他乡》，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10月，第202页。

[10] 孙甘露：《时间玩偶》，《收获》1999年第5期。

[11] 孙甘露：《回到朴素的叙述》，参见郭春林编：《为什么要读孙甘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8月，第172页。

[12] 孙甘露：《时间玩偶》，《收获》1999年第5期。

[13] 孙甘露：《上海流水》，《此地是他乡》，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10月，第147页。

[14] 孙甘露：《在郊区》，参见《在天花板上跳舞》，文汇出版，1997年1月，第215-2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