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合优势力量的小说总攻——关于陈彦《星空与半棵树》
很难描述我眼里的陈彦，他纹丝不乱的发型和擦得透亮的眼镜，整洁的衣着和稳重的步态，没有任何不良嗜好，仿佛过着从容的、既定秩序的生活。这是小说家？可是，明明他有业已完成，且一部胜似一部扎实可读的长篇小说在那里。当然，这样的小说秩序井然，跟他本人留给我的印象并不违和。
2023年初，陈彦的长篇新作《星空与半棵树》横空出世。之所以用这样的词，是因为它大大颠覆了我对陈彦的既有印象。原来，他的沉稳平静下面有着如此多的冲动和激情，热烈和沉思，掌握着那么多的方言俚语和哲理名言，真可谓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家事国事天下事，都在一部小说里激烈地对冲着、纷繁地纠缠着。这是一部声音强劲、动作夸张，描写生动、叙述奔放，悲喜兼具、主题鲜明的小说。各种元素野蛮生长，又不失内里秩序；各种声部激烈对抗，又不失作者的主心骨。这是陈彦为自己彻底松绑，尽显其丰沛才华和创作才能的小说，可以说调用了他所有的能量，集合了所有的优势力量，汇聚成一股强劲的小说洪流。与其说是他在小说创作上的一次“变法”，不如说是他创造能量的尽情释放。小说家需要有这样自由挥洒的勇气，不管不顾而非亦步亦趋。
在小说创作上，陈彦已有的“戏剧三部曲”《装台》《主角》《喜剧》，充分证明了他在小说创作上的不俗才能。不过，讨论陈彦的小说创作，不能不参照他的另一个身份：戏剧家。他是长期浸润在戏剧界的小说家。戏剧本来是一个比小说还要古老的行业，不过在今天，戏剧的复兴颇成气势，而且吸引了很多小说家前来比试。连莫言都信誓旦旦地说：“我发誓，我要尽我的余生成为一个戏剧家。”看到这个表态，我的第一反应居然是，陈彦，不就早已游走在小说与戏剧之间，深得其中的奥理么。
无论如何，《星空与半棵树》，丰富而又博杂，生动而又不失深刻，对阅读者来说，这无疑是一次可以获得满足感的旅程；对批评者而言，它提供了足够深广的阐释空间。说实话，当我想要以一篇批评文章表达自己的阅读感受，并希望将这部小说推荐给更多读者时，却突然感到，怎样的一句话，都无法凝练地概括出那么多的内容、主题以及艺术风格。我注意到，陈彦在创作谈里使用了这样的题目：“我爱仰望星空，也爱人间烟火。”[1]这很准确地表达了他个人的创作追求。但很显然，小说所提供的要丰富得多。
一、“二元对立”的戏剧性
在小说与戏剧之间，陈彦始终保持着对这两者的尊重，很少把它们“搅拌”到一起。在我的印象里，他的几部代表性小说，在改编成其他艺术形式时，他只愿意做一个转让者而不去亲自担任编剧。反过来，他的戏剧作品，也多是直接的原创。在我的认识里，这是他对小说和戏剧充满同等热爱的证据，同时还是他不想把二者看成是改编与被改编关系的证明。总之，他至少是“有两把刷子”的文学家。
《星空与半棵树》是一部戏剧性极强的小说，这种戏剧性应当是陈彦自觉要去做的。他要打通小说和戏剧，小说明显借用了戏剧，尤其是中国传统戏曲中的许多元素，使小说呈现出不同凡响的面貌。
首先是戏剧式的结构。这种戏剧式结构主要体现为“二元对立”的明晰性，小说始终以这种二元对立的紧张关系为结构方式。“星空”与“半棵树”本身就是一种对立关系。小说故事的主体，是北斗村村民温如风的上访经历，以及围绕他的上访展开的“围追堵截”。这种总体上的对立紧张中又有各种离奇的、夸张的，但也是合情合理的对立紧张。以这个故事核为中心，向上是“星空”与“半棵树”的对立。这象征着两种价值观的意象，分别代表了理想主义和俗世主义的对立紧张。安北斗的仰望星空，既有某种不合时宜的喜感，又代表着宁为玉碎的执着。对安北斗的坚持，小说在描写上有让人忍俊不禁的喜剧感，同时也在价值观上表现出某种认同，在情感上给予理解，让人心酸，令人感动。“半棵树”，则代表着物欲横流中的俗世欲求，其中含着对利用权势进行资源掠夺、霸占的批判。仰望星空，这是比一般的理想主义更加茫远、空洞、不可捉摸的幻想，更无直接功利性，因此也更加具有理想色彩。“半棵树”，是非常切近、具体的利益象征。从现实角度讲，“半棵树”所拥有的利益或许是可以忽略的，但在代表着权益的象征意义上，却比一座煤矿的争夺更值得关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温如风的坚持才让人同情并产生某种尊敬。温如风对“半棵树”利益的执着诉求，同安北斗对星空的向往，在本质具有同构色彩。它们都代表着某种理想，只不过一个远在天上遥不可及，一个近在咫尺却一样难以实现。
温如风的上访，向下引发的二元对立关系是一连串的。温如风与村霸孙铁锤之间的强弱对比，孙铁锤的以强凌弱和温如风的永不言败，构成了小说最为直接、鲜明的紧张关系。对孙铁锤来说，半棵树的侵占是无须过虑的小事；对温如风而言，在这半棵树并不直接影响其生存的前提下，他却坚持要通过不断的上访来申诉，他的行为被视为一种对尊严、权利的不懈要求与保护。他上访的目的非常具体而且个人化，但所蕴含的精神和要实现的目的，却代表着某种觉醒的观念、意志的力量和不屈的信念。在温如风和镇派出所所长何首魁之间，在温如风和安北斗之间，在温如风和所有相关的村民、镇上的干部，县里、省里的相关领导之间，无处不在的对峙，无数矛盾的化解，将小说串联成一个复杂的、立体的架构。
这正是小说结构上的戏剧性体现。在复杂的网状结构中，以一组接一组“二元对立”的方式组合起来。所有的人物矛盾、故事线索都因一个中心点引发，这就是温如风的上访。无论牵出多少人物和故事线索，温如风这个中心点始终没有消失，直至小说结尾。因此，故事纷繁而线索明晰，整体复杂而局部明晰，成了小说在结构上鲜明的特征。在我看来，这样的结构方式，特别类似于中国传统戏曲的剧情结构，即多样呈现和核心要素之间的并行交叉。
除了这种潜在的戏剧性结构，小说的显在结构同样突出了戏剧性的存在。小说的开始和结尾有如一个封套，用象征性的猫头鹰独白，框定住了中间的100个章节。“序幕”通过猫头鹰的独白呈现了它与人类的观念对峙。“尾声”又表达了它与人类沟通之难，劝诫无效后对人类自以为是的固执感到的无奈。语气中含着看穿一切的超然，不失挑战意味的喜感流溢其间。第74节里安北斗梦见自己与猫头鹰对话，第76节仍是“猫头鹰说”，由此可知，猫头鹰是故事主题抽象化的点穴者和评判者。第98节，直接就是剧名为《四体》的独幕剧。猫头鹰作为独白者上演了它对人类为了生存和利益，更为了满足贪欲而对大自然进行的无休止的开掘等行为造成的恶果，渲染式地含着愤怒的批判。中间还出现了“阎王”“黑无常”的插科打诨，更有小说人物孙铁锤、狗剩、何首魁、跛警察、安北斗、花如屏的依次出场。加上序幕时已经出现的温如风，影响小说故事走向的主要人物都在这几个戏剧折子里出场。小说人物一跃而成戏剧人物。而且小说故事里两个重要人物孙铁锤、何首魁，就死在这部独幕剧里。这样的处理十分离奇又很有隐喻色彩。作为封套和“画外音”的戏剧，就这样成为小说叙事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结构的戏剧性不是一种添加，而是一种契入。
戏剧元素在这部小说里俯拾皆是。小说多次描写安北斗、温如风、南归雁进入乡派出所时见到的场景，几个没有名字的嫌疑犯被铐在院子里，派出所雇来的“帮手”正在呵斥、恐吓这些被铐者。这不是一种小说情景上的重复，而是一种戏剧性场景的强调，一种特定氛围的反复制造，甚至也可以理解为是戏剧舞台程式化设计在小说里的运用。戏剧元素在小说里随时可能跳出。有时是叙述语言，有时是人物对话。比如第28节写到那个名叫“存驴”的青年因追逃而意外死亡，除了出殡的喜感和舞台画风外，还写到村民们的议论：“大伙也都议论，驴就没个好名声”，“老戏《窦娥冤》里最瞎的一个丑角叫张驴儿，《包公三勘蝴蝶梦》里一个瞎瞎丑也叫赵顽驴。看来这就不是一个正经名字么”。这样的“概括性”关联，其实是作家本人戏曲知识的信手拈来。第29节写一位叫“蔡表舅”的人拿着腔调说话，说他“开始说话还软软的，调门也低，突然就像秦腔花脸唱到激昂处，一下翻高八度音，用假嗓门、也叫‘犟音’宣叙咏叹起来”。这就直接是戏剧“理论”的专业表达了，但的确很有效果。上访专业户温如风居然也会背着二胡，拉着《赛马》和《二泉映月》上路。孙铁锤即使在坟上大演闹剧，也不忘了用《龙凤呈祥》等大戏制造气氛。《一棵树》《捉放曹》《哑女告状》《刺目劝学》《白蛇传》《西京故事》《起解》等戏名在小说故事里的出现，以及秦腔剧团的场景，都营造着一种特别的戏剧氛围。小说经常会把人物放到戏曲环境中讨论，因此产生奇异的勾连效果。尤其是温如风，几乎很专业地用一些戏曲人物和场景来比喻他与安北斗之间的谁是主角、谁是丑角的矛盾关系。曾经在陈彦“戏剧三部曲”里出现的秦腔演员忆秦娥，居然也成了温如风们观看的角色、讨论的话题。“西京天天有秦腔”，舞台上的悲喜剧与现实里的上访路在小说里常常会合，造成奇特的效果，使得小说叙事变得多元立体，十分好看。
以上所述，不过是将从阅读中感受到的一些戏剧性要素进行了简单的描述与罗列。事实上，关于戏剧与小说之间的区分，戏剧性与小说性的不同，以及它们之间复杂的关系，作家、艺术家们一直在探讨着。比如，米兰·昆德拉就曾说过二者的差异：“在戏剧中，一个重要的情节只能衍生于另一个重要的情节。惟有小说发现了无意义琐事的巨大而神秘的力量。”[2]不过，这样的比较并没有否定戏剧性在小说里的存在，而是强调小说家一定不要忘记，比起戏剧，小说可以做到展现“无事的悲剧”。从这一意义而言，《星空与半棵树》一样留下许多值得讨论的话题。
二、活色生香的现实性
《星空与半棵树》具有强烈的戏剧性，这种戏剧性还包含着某种程度上的荒诞色彩。在美好的东西被粉碎的悲剧中，包含着丑恶的东西被撕开的喜剧。但是，我这里要强调的是，《星空与半棵树》是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品格的小说。戏剧性与现实感在小说里互相烘托、互相映衬、互相渲染。在现实性这一点上，陈彦显然使用了既清晰又模糊、既明确又刻意“泛化”的策略。小说有明确的时代感，但没有具体的年代。它是离今天最近的昨天，甚至也是活生生的扑面而来的今天。这种时序处理，是象征性在现实性里的天然生成，是戏剧性和现实性的某种“合谋”。小说有大的时代背景，也有一年之内的四季轮回，却恰恰没有具体的年份。这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北方农村，这样的历史时序正是从“半棵树”的历史描述中得来的。长在孙铁锤和温如风家地头分界上的那棵老树，其实原来不止一棵，“大炼钢铁”时大都被砍了；这棵老树之所以能留下，是因为长在庙里，是“庙树”，没有人敢动，但红卫兵把庙推倒，“庙树”就只成了一个概念；“包产到户”让一棵树变成了两个“半棵树”，温孙两家各据其中一半；不知哪一年，突然兴起了“大树进城”运动，村里的老树变成了有价值的商品。充满戏剧性的小说故事因此发生。小说没有用一句话、一个词告诉读者这是哪一个历史时期，在描述大树的命运交响过程中，历史时序、时代氛围已经扑面而来。时代背景交代得再清楚不过。一树老树的命运是随着时代变迁而改变的，树权的有无和份额也一样留着时代印迹。一棵树的突然蒸发，绝不是一个人与树的抽象故事，背后牵动着多重的历史踪迹。权利与权力，物权与物欲，这其中的矛盾冲突看似一场闹剧，却牵出了许多引人沉思的严肃命题。
“树哪是贼偷的，其实是孙铁锤做局卖了。那晚全是戏，一折全梁上坝贼喊捉贼的好戏。”这出戏，是严肃的现实主义正剧，又不乏荒诞和喜剧色彩。小说由温如风的一路上访而牵动出许多现实景象，这些景象让我们看到太多曾经熟悉、正在耳闻目睹的生活，知道了这些生活背后连带着的种种错综复杂的利益纠缠和矛盾纠葛。温如风的上访从小小的北斗村出发，一路而上乡里、县里、省城，直至京城，牵引出各级干部、各色人物，无论笔墨多少，方位何在，他们都是剧中人，也都是这出剧的观众，是剧情的推动者，也是这出大戏的“评论家”。当温如风到乡里慷慨陈词时，当他到县里据理力争时，当他在省里的重要场合突然出手引起轰动时，当他进京上访、引来多方不安时，当代社会的种种世相因此被点化出来，它们有时生猛、有时滑稽，时而可悲、时而可笑，有时像一幅世相漫画，有时又逼真得如同身边故事。这也让我不得不再说一遍，陈彦把小说性与戏剧性揉合到了全方位的极致状态，可谓是相得益彰、相映成趣。
我特别想强调小说现实性的一面是，在温如风上访故事这个并不复杂的设置背后，陈彦铺设了一个极具理想主义色彩的背景。这个背景，直接的表现当然是一路追踪温如风上访的截访者安北斗，是安北斗热爱天文、仰望星空、探索宇宙的无法克制、不可泯灭的热情。但其实，在温如风身上，在“上访”这个小说的核心故事之中，同样蕴含着理想主义情怀，读出并且理解这种情怀，上访就不是一个人的官司，也不简单是世俗利益的抗争，而是具有“无我”之境的更高诉求。这种诉求是对恶势力制止的要求，是对理想的、抽象的权益的追求。固然，半棵树是温如风要获得和必须保证的权益，但是，这不是分钱的问题，而是树不能卖，更不能豪取强夺的问题。小说特别设置了这样一个前提，温如风其实并不缺钱，在北斗村，他们家的日子从来都算得上是“殷实”的。“温家人老几代都是开碓房、磨房的”，尽管受到过各种冲击，但温如风依然延续勤俭持家的家风，“因人缘好，服务周到，尤其是把机器里的面粉，能给人家扫得干干净净，不贪便宜，而把临近几个村的生意都揽了来。兄妹俩倒是把日子过到人前去了”。也就是说，半棵树的钱不过两三万，对温如风来说并不致命。但是，“当他听到叫驴说，那棵树是孙铁锤贼喊捉贼后，就准备起来维权了”。“维权”而不是单纯争利，这正是温如风要上访的原因。他上访的目的，是要告诉村霸孙铁锤，不是你卖了树没有分一半钱给我，而是你没有权利决定属于我的“半棵树”的去留。
温如风的上访于是体现一种精神性的、理想色彩的诉求。因为这一点，他的上访具有不止于个人利益要求的超越性，甚至可以说，他是代表了全体村民去做一件艰难的事，踏上一个艰苦的旅程。他的犟、他的执拗、他的不断奔突，有如一团火焰般灼人，也如一面哈哈镜，照出许多不合理的世相。
那个奉命阻止温如风上访的小小公务员安北斗，是活在另一个世界里的理想主义者。星空就是他的诗歌、他的音乐、他的艺术。他年轻时因此获得了少女的芳心。然而在现实面前，他不得不掉转“镜头”，把望远镜对准温如风的院落，观察他的一举一动。一台望远镜，把天上地下的事全都勾连起来了。为了星空，也为了半棵树，安北斗费尽了自己的望远镜功能，茫远的理想和残酷的现实，都在这镜头里展呈着，让人会心，也让人心酸；让人心慰，也让人唏嘘。
《星空与半棵树》还有一位上访户，这就是一向与世无争的村民办教师草泽明。这是一位乡贤式的人物，他想为村里的后代播种文化，也想为老少村民改一个有文化的名字，他更想守住中国乡村应该具有的秩序和伦理。无法改变外面的世界时，他只好自己“躲在小楼成一统”，做一个洁身自好的规避者。然而，一个发生在眼前的事件让他再也不能安坐了，这就是孙铁锤在村子的至高点上竖起了一座巨大石像，这个“长胡子”的石像居然是照着孙铁锤的模样来塑造的。这是对传统人伦的亵渎，是对道德底线的践踏，世对他人的公然挑衅。草泽明因此无法再安坐家中读《瓦尔登湖》之类的自然之书了。比起温如风，他的上访更具“无我”的纯粹性，更像一次维权行动。在草泽明眼里，温如风的诉求仍然脱不开形而下的利益要求，而他关心的是北斗村“形而上的恒常大道与经久赓续”，是涉及北斗村人千秋万代的事。在他的执着上访之下，那尊99米高的笑柄式石像被拉倒了。草泽明在小说里的存在因此具有极强的理想主义色彩，又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启示。
小说活色生香的现实性，是陈彦调动自己对地方性、地方语言、地方文化、地方习俗的熟稔，融会贯通后达成的强烈的艺术效果。小说极具当代性的现实主义品格还体现在：陈彦是站在对现实充分的、深入的了解和理解的基础之上，对生活在现实中的各式各样的人的认识和理解的基础之上，对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和不可逆的历史趋向的理解和把握上，作出了自己的艺术抉择。在我看来，陈彦不无喜感和荒诞色彩的描写下面，含着最大限度的温情，即使对那些行错事的人，也一样含着某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在小说里，真正的反派人物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孙铁锤。他坏得彻底，作家在笔下没有给予任何松动和妥协。其他的人物，无论是基层的干部，还是周围的各色小人物，抑或是来自“上面”的声音，多以正面为主。典型如乡派出所所长何首魁。小说开头部分，处处可见他的作派粗蛮、做法简单、用人随意，而且时与孙铁锤等人一起出入，大有沆瀣一气之嫌。不过随着情节的推进，故事的最后，何首魁其实是一位作风务实、做事接地气、尽职守责的好干部好警察。这一形象的塑造，不是人物在故事推进过程中的反转，也不是谜底的揭开，而是呈现出一种逐渐浮出水面的形态，是读者对一个人物在先入为主之后的调整和改变。这一调整和改变能否达成且具有说服力，全得自于作者笔法上的功力。
小说的现实主义品格还体现在，这是一部贯穿着强烈的生态文明诉求的小说。温如风在磨坊里的坚守，其实也是对绿色生产的一种坚持，与之相随的，是作业上的精细和服务上的周到，以及信誉上的诚实。北斗村先后出现的改变秩序的很多事，普种烟叶、大树进城、点亮工程、印象北斗村等等，都是对生态环境和传统生活秩序的破坏。无论集体还是个人，都因此付出了巨大而沉重的代价。这些行为生发出的各种事件，都是对欲望的怂恿、人性的扭曲、公序良俗的破坏。上访其实就是对这些现象的不满而产生的抗争行为。在一定程度可以说，《星空与半棵树》是一部生态意识觉醒和充满现实要求的小说。“星空”也罢，“半棵树”也罢，其实都是一种对理想生态、理想环境的追求，是这种理想的象征物。这样的理念和诉求在今天不但应时，而且及时。
三、“永远在路上”的寓言性
《星空与半棵树》同时也是一部寓言之书。它不是伊索式的寓言，不是卡夫卡式的寓言，也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寓言。《星空与半棵树》拥有在穿过纷繁而坚硬的现实而浮现，或者就在现实性里蕴含着的寓言性，是读者在理解了小说人物的切肤之痛之后，进而产生的联想。小说人物的高度典型化和象征性，使其超出所规定的时空范围，让读者产生小说之外的唏嘘感慨，因而也就具有隐喻着某些人生哲理的寓言色彩。这种在真切的现实性、强烈的戏剧性基础上所生发的寓言性，是现代小说所具有的艺术境界。现实性、戏剧性与寓言性的结合，作家在处理人物故事时进行的艺术化的处理和融合，故事所激发出的“一石三鸟”的效果，正是作家整合素材、处理题材、探寻主题时体现出的超拔能力。
读者若认真追究会发现，《星空与半棵树》的寓言性几乎是全方位的。首先，小说的核心故事就是寓言，主题是“永远在路上”。温如风要去“维权”的决定看似突然，却绝非偶然。草泽明的上访因其冲动性更强，因而寓言性也更直接。其次，小说的情境设计是寓言。一个秦岭深处的小小村落，名字叫“北斗”，一个以仰望星空为矢志追求的人物名字叫安北斗。村子里所有人都有一个看似土得掉渣，又可能含着某种隐喻，甚至可以说具有某种后现代解构意味的名字，即所有男性几乎一律在“存”字后面跟上一个土得掉渣的字。这可以看作北方乡村取名的传统做法习惯，也很有天然的喜感，同时，当这些名字集合起来，对读者阅读形成某种视觉、记忆上的冲击的时候，又具有某种难以名状的寓言色彩。存锅存钵存碟，存缸存水存雨，存金存银存根，无奇不“存”。温如风其实叫温存罐，安北斗曾用名安存镰。这是一个现实的也是奇幻的世界。再次，北斗发生过的那些显然是留着时代印迹的“群体性事件”，如大树进城、点亮工程等等，既是似曾相识的现实，又是某种变形的喜剧情节，同时还是不言自明的寓言故事。只举一个小例子，小说第一节“半棵树”写道，不知从何时起，城里人跑到乡下大肆搜寻奇异物件，“乡里但凡有点年份、怪模鬼样、土得掉渣的东西，都被篦梳一空。连正用的老夜壶，涮一涮，还带点溺馊味儿，也被用红绸子包着提走了”。这样的讽刺性描写里，显然具有某种让人会心的寓言色彩。
《星空与半棵树》呈现着由各种“二元对立”组合成的一个复杂网状的人间形态。总体上看，这是一种理想与现实、无邪的纯粹与赤裸裸的世俗，以及善良与丑恶之间的对立。这是一部世间百态的描摹之书，同时也是一曲理想主义的悲壮之歌。读出其中的理想主义情愫，会让人很难不生出莫名的感动。可以说，小说里的主要人物都是理想主义者。安北斗是寄情于天上的理想主义者，看似纯粹的个人爱好，事实上却代表着某种无须在功利上有任何兑现的纯粹。温如风是地上的理想主义者，他一而再再而三的上访之路，根本上不是要求个人利益的补偿，而是追求公理必须要、也必定会战胜强权的真理。他的永远在路上，看似徒劳，其实也是对社会、法治怀着信念和信心，相信恶有恶报这个天理使然。草泽明是精神清洁的理想主义者，他由洁身自好而升华为对乡村公序良俗的守护，对恶权公然冒犯底线的怒火中烧，是一个乡间知识分子天然的使命和责任担当。
还有那只猫头鹰，当夜深人静之时，它在一棵树的枝杈上说出那些含着些许调侃，带着某种不满，透出一丝失望，同时也怀着希望的话语时，那些独白其实也是一种对话，还是一种劝慰，更是一种警醒。无论道理大小，一样都具有某种哲理味道甚至寓言色彩。
在我看来，若想理解《星空与半棵树》的意义和价值，对其中的寓言性的认识不可或缺。
四、嫉恶从善的伦理观
标题所示似乎是一个老旧的话题，但放到现代小说里，又很有讨论的价值。现代小说似乎形成一种约定好的做法，即好的小说应该隐藏对人物好坏、道德善恶的强调，没有绝对的好和坏可能更符合现代小说的要求，因为小说要写出的是人的复杂性。在复杂性的名目下，恶的行动甚至也有可以被人理解的成分。我也是小说复杂性的信奉者，不过，今天我们也许还应该进一步追问，小说对美与丑、善与恶、好与坏，究竟应该不应该有价值观上的明确判断和鲜明的立场表达？《星空与半棵树》带给了我们这样的思考。我认为《星空与半棵树》具有十分鲜明的戏剧性，这种评价里其实也包含着这样的指向：小说具有鲜明的惩恶扬善的立场。这种明确的褒贬立场以及体现在人物故事结局上的价值观，正是中国传统戏曲所具有的普遍性的主题表达。善恶对立存在始终，惩恶扬善就是最后的结局。这反映出，陈彦是骨子里的戏剧家。在这部小说里，他从里到外地充分运用了戏剧艺术的价值追求和艺术手法。然而，奇异的是，这种看似传统的处理方法，并没有消解作品的小说性，甚至没有解构小说的现代性品格。这或许才是需要我从中思考和探讨的话题。
小说写了大大小小的各种“二元对立”。这些对立关系中，有的是从始至终不可调和的斗争，比如温如风和孙铁锤；有的本来就是善与善的观念冲突和立场错位，如温如风和安北斗之间亦友亦斗的关系；有的是有可能出现反转变化的紧张关系，如温如风和乡派出所所长何首魁之间的话语纠缠。小说鲜明地把孙铁锤放置到恶棍形象的位置，而且连他的父亲也一样劣迹斑斑，这样的定位始终没有出现任何松动。孙铁锤是个脸谱化的人物么？从戏剧性的角度可以这么说。没有他的难以斧正的恶以及无休止的恶行，温如风的“永远在路上”就失去了现实的凭据。我一开始对陈彦将上访从第一节写到最后一节也感到疑惑，但掩卷而思，故事的寓言色彩、人物身上的执拗与韧性战斗精神，无不在这样的坚定出行的路上得以体现。何首魁是一个在故事过程实现了形象反转的人物。但其实，这种反转主要是阅读者先入为主的印象的转变。小说在叙述何首魁的故事情节中，其实从一开始就布局下了这是一位好警察的设计。他反复强调的破案需要“证据”说，看似一种推诿和官僚作派，事实上的确也是对法律观念以及法律程序的强调。
在对善的褒扬和保护上，小说家显示出道义上的果断抉择和天然倾向。比如对温如风的媳妇花如屏的描写。一位长相已达“村花”级的年轻女性，同时也是一位贤惠的妻子、一位守家敬业的乡村女子。对于周围的种种引诱，特别是孙铁锤的威逼利诱，花如屏都能始终做到身心抵抗、坚贞不屈。作家对这一人物的塑造具有某种理想化倾向。面对生活秩序的纷乱，花如屏总是对丈夫的行为给予最大限度的理解和尽可能的支持，隐忍地过着艰苦的生活。不管作家最后结局上如何处理，花如屏留给读者的突出印象，就是中国传统女性的母性和妻性的完美体现。
在《星空与半棵树》里，安北斗这样一位最基层的小公务员，竭尽自己的力量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这一任务与他的仰望星空的爱好之间形成天然的矛盾。贯穿小说始终的行动是温如风的“在路上”，贯穿始终的意象是安北斗的天文望远镜。具有讽刺意味和悲凉味道的是，这个本来可以在美丽的夜晚探寻遥远星空的望远镜，更多时候被用来监视温如风家里的动静。最遥远和最切近，最理想化和最世俗化之间，因为这台望远镜而粘合为一体。安北斗曾经因为这台望远镜而获得年轻女子杨艳梅的芳心，并因此有了温暖的家庭；然而也是因为这台望远镜的转向，他失去了爱情，丧失了家庭，也看不到自己因此应该换来的前程。然而安北斗却无怨无悔地尽着自己的职守，他几乎是任劳任怨地工作着。温如风有多大的动力上路，安北斗就付出多大的辛劳去追寻温如风的动向。小说写到的众多人物，从乡里到县里再到省上的干部，大家有着共同努力的目标，就是保持秩序的稳定，寻求公平正义的伸张，不能说他们没有私利和个人目的存在，但在总体上，包括在行为的具体目标上，都是对善良和正义的追寻。这是作家对小说主题的追求，也是包含在人物故事当中的价值取向和精神诉求。在一定意义上讲，这种惩恶扬善的态度及其处理方式，与小说的现代性之间并不产生矛盾和抵触，反而让读者从中获得了一种意外的满足。正如帕慕克所说的：“小说必须回应我们关于生活的主要观念，必须让读者在阅读时产生这样的期待。”[3]
《星空与半棵树》是一部留下巨大阐释空间的小说。其中，从叙述语言的角度，陈彦大量使用陕南地区的方言俚语，以强化人物个性，突出地方性，这与当下众多作家在小说里的尝试形成呼应。而且，不止是人物对话使用方言词语，小说的叙述语言一样刻意地调用方言俚语来表达，叙述语言和人物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形成黏合。如“原来孙铁锤也一肚子气，连住骂了一串温存罐”中的“连住”，“整天都是醉醺醺的，有时还得主家朝回背”中的“朝回背”，等等，可以说俯拾皆是。人物心理活动的描写更是夹杂着歇后语以及粗鄙化的口语，用以表现人物内心的躁动不宁。
《星空与半棵树》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题材小说。安北斗、草泽明是不同代际的乡村知识分子代表。在他们身上接续着传统文化，蕴含着科学精神。即使是温如风也被小说家赋予了“文化”之能。他不但熟悉各种传统戏曲里的剧情、主题，而且还具有拉二胡等艺术天赋。由此，小说里又有大量充满知识性和书面化的词语。这样的混合，构成了小说丰富而博杂的样貌。由于安北斗的爱好，天文学知识在小说中不时散播，与传统乡村的景象形成鲜明对比。小说有100个章节标题，如果我们按照类别分析的话，最多的是两种。一种是关乎星空的天文学词语，从我们陌生的“柯伊伯带”“中子星”，到略知一二的“再造银河系”“暗物质”“启明星”等等，不一而足。另一类就是关乎地上万种生命的传统节气及节日，“惊蛰”“清明”等节气名称成了小说里的章节标题。再加上一些戏曲词语，仅从标题就营造出一个色彩斑斓的世界。
一百个章节差不多就是一百个遥望宇宙、观察世界、理解人生、穿透人性的窗口。它们纷至沓来，初看没有秩序，细读又条分缕析。泥沙俱下，杂草丛生，热烈奔放，庄谐并置，悲喜交加，感慨唏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星空与半棵树》不仅是陈彦个人创作史上的一次转型与突破，一次能量释放与尽情挥洒，同时，对于当下小说创作同样具有多方面的启示意义。
《星空与半棵树》是陈彦在小说创作上的一次集中发力。为了这一创作，他不但从多方面做了精心准备和精心构思，而且在创作过程中调动了自己各方面的知识储备与创作才能，展现了充沛丰厚的艺术技巧、艺术功力。这称得上是一次集中优势“兵力”的小说总攻。这部小说带给读者的，是一次饱满的阅读体验，一次纷繁的艺术享受。
注释
[1] 陈彦：《我爱仰望星空，也爱人间烟火》，人民文学出版社微信公众号，2023年6月5日。
[2] [捷克]米兰·昆德拉：《帷幕》，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27页。
[3] [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彭发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