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着历史的和美学的道路
我与周荣之间的交集可谓既早又晚。早的是，她在读孟繁华教授的研究生之时，我们就已经见过面了，十多年前孟老师常常在沈阳师范大学组织学术会议，我也常常去混会，与孟老师的学生自然也就认识了。后来周荣又做了《当代作家评论》的编辑，其间文字上的交集就更在所难免。但这些都属于一般的交往，还没有让我对她的文字有很深的印象。后来周荣又来到北京师范大学做博士后研究，我们之间便有了专业和文字上的不解之缘。我遂对她的研究有了较多的关注。
这算是一个交代，意味着我来写这篇文字，有了一点点“知人论世”的名分和意味。但实在说，依然不能算是真正合格的知人论世，只能算是一个勉力成文的理由。
在我的印象里，周荣是个朴实而又低调的人，为人和谈吐都非常谦逊，还有因为平常的主要工作是做编辑，这工作给她养成了一个认真甚至较真的习惯，常常因为文稿的事情，用了柔和但又“不容商量”的口气来与人交谈。这是我对她的基本印象，想来孟老师和曹霞等在之前的文字里，已经对她有充分的介绍，不劳我在这方面饶舌了。
一
以我有限的阅读范围而言，周荣的研究与批评领域相当宽阔。但最有特点的，主要有这样几个面向：一是关于“十七年文学”的研究，特别是对路翎的研究，可以说表现了相当敏锐的眼光与十分不俗的见识。这是她迄今成果最丰硕和坚实的一个领域，2017年她出版了个人生涯中第一部专著《超拔与悲怆——路翎小说研究》，这部论著可以说奠定了她作为新一代青年学者的地位。即使放在整个路翎的研究、“七月派”研究的视野中，也是一个重要的收获。对于饱经苦难的作家来说，也足以称得上是一种慰藉了。路翎之外，“十七年文学”中的其他作家作品，周荣目前涉及似乎尚不够多，但已显示出了纵深的视野，本期同时推出的她的《知青文学的“晚生子”或革命文学的“亲生子”——重读〈血色黄昏〉，兼论〈青春之歌〉》就堪称是一篇富有启示性的好文。另外，基于她个人的生活经验，周荣关于当代东北作家群的研究与评论也是比较集中的，特别是关于班宇、孙惠芬、老藤、李铁等的创作，她从特定的历史、地域、民俗文化视角，给出了相当精细的分析评论；除此之外，就是数量也相当可观的即时性的批评文字了。
时下，关于“十七年文学”或“前二十七年文学”的研究，在年轻人中有一个规模庞大的复兴。与前些年主要集中于文化研究的路径不同，近年的此类研究，在方法思路上又有新变化，特点是以历史研究兼社会学研究为主，大量史料被挖掘或重新处置，可以说是人才辈出，成果丰硕。但也有某种隐含的倾向，就是主体性与价值判定的暧昧与缺席。这也让人产生隐忧，就是关于这一段历史和其文学产品的态度，过去在80年代以后曾有过的那些看法和结论近乎失效，很多问题以“客观”和“中性”面目重新提出，或是完全将历史判断倾向予以搁置。再者就是研究者已不太在乎基本的“文学性”因素与标准，将文本完全当作历史文本、文化文本、社会学和政治学文本来进行处置。由此，某些在文学价值上本乏善可陈的现象与文本又被反复耕作，成为当代文学庞大的学术生产的一部分。我对此当然首先要表示致敬，丝毫没有否定这种趋势的意思，只是就其中表现出的去人文化的、文学性标准缺席的倾向表示一点担忧。
这也是我为什么会肯定周荣的研究的一个原因。很显然，她之所以聚焦路翎的研究，是因为这位苦难的作家在特定年代中坚持了人性深度的探索，坚持了现实主义写作的内核；也正因为他不是一个轻易地随波逐流者，才蒙受了历史的重击。某种意义上，重新研究这类作家的历史遭际，探讨其文本中的复杂构造，既是真正的历史主义与历史正义的精神追求，也是重估与重构特定年代文学价值的必由之路。周荣抓住了路翎研究中的关键所在，也诠释出了他写作的种种矛盾与困境，写出了他与时代之间的汇合与抗拒、砥砺与屈从的复杂关联，从而把路翎的研究，从忽左忽右的一边倒，还原至复杂的历史真相中。以《不彻底的蜕变——“十七年文学”中的路翎及其工业题材小说》这篇为例，周荣即从路翎的写作困境出发，深入探究了作家在努力适应与投合时代要求的过程中的蜕变与坚守，探幽析微地解释出了其作品内在意图的自我矛盾。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此一时期写作者普遍的境遇，唯一的不同是路翎有着更多的内心痛苦与挣扎。
小说集《朱桂花的故事》中的作品无一例外地以和谐光明的大团圆结局，路翎1940年代创作中的悲怆愤懑一扫而光。这些作品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群众对新社会新生活高涨的热情和积极乐观的态度，但我们不禁要问：这还是那个写出《饥饿的郭素娥》《棺材》的路翎吗？文学创作与现实生活、历史变革的“对接”会如此顺畅吗？就在不久前还对王贵与香香大团圆的故事结局发出质疑声音的路翎彻底变了吗？①
上述发问当然是为了给出论者对现象的深度剖析。接着周荣便敏锐地指出，“在某些不经意的细节处，在某些微妙的言语中，小说又传递出与主题基调相悖的信息和态度”。这才是路翎，是作家的主体意识与时代的整齐划一之间的不幸龃龉与摩擦。在周荣列举的大量例证中，《女工赵梅英》是最典型的一个。在这个小说中，路翎塑造了一个从旧时代走出来的矛盾的女性，她原先卑微而不幸的身世与遭际，在她的性格中打上了深刻的烙印，虽然已经成为一名新社会的收发员，但她原本自卑而强横、颟顸而虚荣、好逸又恶劳的性格并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她在工作中不愿认真投入，所以分拣的物品屡屡出现问题，当受到批评时则以骄横跋扈撒泼打滚的方式来应对。她既不会处理与工友姐妹之间的关系，又抗拒干部对她的教育改造，所以只能靠一味示强和不计后果来逞面子。路翎在这一过程中，可以说充分发挥了他的“主观意念”与精神分析，将主人公的心理活动描写得可谓栩栩如生。在把矛盾推到极点之后，她甚至有点希望破罐子破摔，要重操旧业，跟鸭行流氓走了，然而就在这关键时刻，军代表出现，既震慑了流氓又表达了对她的关心，致使她在悬崖处幡然悔悟，决心要尝试自我改造。小说到这里算正果出现，顺利结束。
按说这一人物和故事，在1950年代的文学中，已经算得上是难得的有心理深度的佳作了，但是周荣没有一笔带过，而是展开了她的深度分析。她指出，这篇小说“充分发挥了路翎所擅长的心理分析的才华，把一个徘徊在生活‘悬崖’边上的女性内心最细密的‘褶皱’层层散开，露出里面的痛苦、犹豫、不甘。在题材和结构的限制下，路翎把心理、情绪分析运用得节制而匀称，1940年代创作中曾经备受争议的心理分析冗长、影响叙事节奏的弊病得到了一定的克服”②。但她前文中的追问依然有效，路翎本可以写得更好，但限于逐渐苛刻的环境要求，他在有限的空间中，不得不收窄了更复杂的写法。“结局皆大欢喜，除赵梅英以外的人物都形象单薄，党代表更像是政治符号的化身，人物语言公式化。”③唯一能够让他施展的，是对这个旧人的描写，做到了闪转腾挪，将其矛盾的性格逻辑展现得淋漓尽致。
由此，路翎艰难地保留了他的精神边界，他的人性探索的狭小地盘，也守住了这个年代文学性的底线。周荣恰当地在路翎的研究与分析中，把握到了这些要害与关口，她分析道，“更毋宁说，恰恰是小说中心理剖析的合理运用，赋予了一部结构简单、主题单一的小说更丰富的心理张力和社会容量，小说在传达既定主题的同时开拓了更有层次的、更开阔的、富有文化容量的审美空间”④。这无疑是文学性维度的认真体现了。
二
二十多年前我曾写过一篇题为《从“青春之歌”到“长恨歌”——中国当代小说的叙事奥秘及其美学变迁的一个视角》⑤的文章，在作为红色经典的《青春之歌》与90年代语境中诞生的《长恨歌》之间，建立了一个叙事模型的对照视角，通过叙事构造中的“时间修辞”与装置的对照分析，揭示了从革命叙事到当代文学变革的历史之间，其叙事与美学转换的某些秘密，同时也揭示了两种模型与中国传统叙事中两种不同的叙事类型之间的内在关系。之后，我在2005年又读到了杨沫的儿子老鬼的《母亲杨沫》⑥一书，感到大为震惊。因为我发现，此书与他之前发表的长篇小说《血色黄昏》一样，可以与《青春之歌》之间实现“母与子”之间，从作者到文本的完全意义上的“对读”，这种对读实际上也是一种戏剧性的叙事“重构”与“解构”的关系。但种种原因，这一想法一直没有实现，直到读到了周荣的文章，觉得这一想法终于落到了实处。
对读分析法在国际上的流行，是基于“互文”理论，很显然在老鬼那里，无论是长篇小说《血色黄昏》还是纪实传记《母亲杨沫》，都有一种强烈的“互文自觉”。或者说，某种意义上它们就是为其母亲的经历所写，为《青春之歌》所建构的经典故事与叙述模型而写，因为他们母子之间不但出现了情感伦理上的分歧，更重要的是对历史与生命的认知上的分歧，这种分歧在当代中国具有强烈的“代际转换”的意味，有非常深刻的历史、文化、伦理乃至政治的含义。某种意义上这也是1980年代后期到1990年代中国文学的一个主流式的主题演化。类似王朔、王小波，这个年代的先锋文学群落，还有世纪之交以后的李洱、东西等新生代作家，都曾经有过不同形式的“历史的反写”，即关于过去年代的历史讲述模式，予以某种对称性的改造，对于过去年代已然沉浸于无意识的话语类型，进行类似笔者所关注到的“从‘青春之歌’到‘长恨歌’”这样的变构，在当代中国文学的历史中几乎比比皆是。不仅仅是这一个家庭的戏剧性经历，而是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隐喻性。所以周荣的分析就显得很有价值和意义。
在两部作品的对照中，周荣敏锐地找出了它们之间近乎自觉的“互文”关系：
将《血色黄昏》与《青春之歌》并置不难发现，两部小说出版的时间相差将近三十年，却分享着几乎相同的叙事模式与文本结构，都以成长小说的叙事模式讲述了不同革命年代的青年人告别家庭走向革命，在经历各种挫折或困境后，重新认识革命、认识自我、重塑自我的故事。一方面，作者的个人经历和强烈的自叙传色彩更凸显了叙事的真实性和说服力。但另一方面，纵然相同的叙事模式中都包含了确立革命合法、塑造革命新人、知识分子政治认同等诸多命题与意图，但现实主义本身所具有的天然的“两面性”——真实再现与批判锋芒——又会在两个文本的细节处暴露出历史诡谲的真相，把叙事引向与文本主观意图相悖的方向，从而打开了革命叙事的多种面向与含混空间。
她一下子就把问题展开为多个必要和重要的层面：一个是它们内在的继承性，都是“成长小说”模型，都有强烈的革命理想的诉求，在意识和无意识两个层面中都有相似的文本结构，共同的个人自叙传式的自我意识；二是现实主义写作的内在矛盾，其各种要素之间的互动与互悖的关系，尤其是其“真实追求”中所体现的批判精神与历史之间的吊诡的关系，这既是革命文学的复杂性之所在，也是其改写者的复杂性之所在；第三，当代中国历史本身的巨大转折与价值转换，其中所蕴含的个体命运的戏剧反转，在两代人之间所引发的分歧、伦理的冲突，这些会从两部单独的文本中溢出，会发生更多对照性的关联，种种历史的悲喜剧与血的教训，都在文本中跳脱显现出来。
显然，在周荣笔下，问题陡然复杂化了。论者所注目的，不仅仅是两个文本之间的细节的异同，而是历史和文学本身所蕴含的丰富的内蕴，因此产生了广阔而无边的追问意义与效果。
不过，相比之下我还更欣赏周荣的细读功夫，她在两个文本之间所发现的问题是如此富有启示意味。比如对于两个小说的开头，关于主人公的命运处境、精神起点，她这样分析道：“尽管《血色黄昏》与《青春之歌》从宏观上共享了相同的叙事模式、文本结构——也是革命文学常见的模式，小说的开篇情节甚至可以一一对应，但进入文本的细节，那些具体的情绪、氛围、基调等构成小说的文学性，或者说意味深长的那一部分时，便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况味。”这种分析是敏感的，对于老鬼而言，到底是出于有意识呢，还是生命召唤与血缘遗传中的无意识？“依然回到小说的开篇部分，同样是‘出走北京’，‘孤单’‘麻木’……独自一个人出走北京的林道静形单影只，与周围格格不入，并且要承受周围乘客不怀好意的目光和猜测，暗示了她身处的危机重重的生存处境和低沉黯淡的心境。而林鹄则恰恰相反，有志同道合的伙伴同行，怀着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雄心壮志，迫不及待地渴望在革命中建功立业，文本中洋溢着热烈、渴望与荣光的浓烈情绪。因此，同样是出走北京，林道静和林鹄的行动中便包含了截然不同的意义，前者是受压迫个体寻求参与革命，是地主阶级与无产阶级两个对立阶级之间的革命；后者是革命内部的升级，是革命新生代淬炼为英雄战士的革命。后者首先是建立在前者基础上的，其次，后者还将超越前者。”显然，周荣在这一“对读”关系中，显现了强烈的历史意识，甚至政治的自觉，她在分析老鬼的作品时，提供了以往研究者未曾认真对待的一些视角。而原作中的这些政治诉求与历史无意识，如果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类作品就不可能得到全面、客观的分析和认识。周荣聚焦并且敏锐地张大了这一代作家的政治学分析：
林鹄有两次离开北京，一次是和同学串联，组成“毛泽东抗美铁血团”到越南；另一次是响应“上山下乡”运动，和雷夏、金刚、徐佐一起到内蒙古插队。前者是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国际革命，后者是社会主义内部阶级革命的深化，两者都是对林道静参加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升级与超越。
我对周荣关于上一代人的政治理想，与后来文本中生成的“革命的历史无意识”的认识感到震惊，这是一种难得的文本洞察力，更是一种有着久远传承的历史理性。这让我感到，我用了这么多的篇幅来讨论周荣的这一篇文字，不只是靡费笔墨，它确乎集中了当代文学研究中最敏感有趣的问题，最能够体现“问题与方法”的同时张开。她通过对当代文学中这对“母与子”的范例的讨论，再度掀开了历史内部的诸多有意思的问题，也重构了一种富有引申与示范效果的研究模型。
三
当我强调周荣的研究中敏感的文学性考量的时候，并不意味着她在其他研究维度上的弱势。周荣对当代文学批评史和批评现象的讨论中，显现了非常简约有效的“历史建构力”，这比起那些文牍主义式的堆积如山史料、梳理问题却常常含糊不清的研究来，确实更令人赏心悦目。这一领域她的代表性成果是《“十七年”现实主义文学批评的内在建构与冲突——以〈创业史〉〈红旗谱〉〈青春之歌〉〈百合花〉的批评活动为例》⑦这篇长文。因为是处理了四部有代表性的文本的“批评小史”，涉及资料必然十分庞杂，但读周荣的文字，问题线索却清晰可辨，她用了并不繁杂的史料就把问题的要害说得清清楚楚。不只选取材料时早已隐藏了“春秋笔法”，在关键问题的总结提炼上，也显现了高度与洞察力。
仅以关于《创业史》的讨论为例，关于这部作品的基本定位，其“史诗”属性、人物形象，特别是其“新人”形象的塑造问题，这些讨论中的观点曾深刻地影响了当代文学的评价尺度、理论观念的构成，以及创作实践的走向。周荣在给予了简约的梳理与恰如其分的连缀之后分析道：
关于梁生宝与梁三老汉的争论持续了四年之久，由此引发的讨论扩大到“如何塑造新时期的英雄人物”及“写中间人物”。……主流观点基于新人与新的社会形态、历史阶段相对应的角度肯定梁生宝，认为梁生宝代表了中国农民和社会发展的方向与要求。这些观点因为依附意识形态而具有先天的不证自明的合理性。严家炎、邵荃麟则从艺术形象的饱满、丰富出发，肯定梁三老汉与中国传统农民精神上的渊源。后者在“写什么”之上更强调“怎么写”和“写的怎么样”，对典型的立场又回到了恩格斯的经典论述中。⑧
我以为这样的概括，即是把本来并不十分复杂的问题清晰化了，做到了是非真假、高下立判，这就是尊重历史，也尊重文学本身的规则与规律。本来已经解决的问题，无须再去纠结纠缠。无论怎么搅动历史，翻多少陈账，基本的是非逻辑依然有水落石出和尘埃落定之感。
兹仅举一例，其他几部作品批评小史的梳理亦大致如是，而以关于《百合花》一篇的讨论的分析为最见功力。限于篇幅，这里不再展开。
最后再谈谈周荣的即时性的文学批评，我们常说的“批评的前沿”，这方面的周荣并未四面开花，而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她聚焦于当代的新东北作家群，尤其是聚焦新一代的青年作家班宇、李铁等的评论，可以说相当扎实而犀利，既有精细的文本分析，同时又有基于当代文学的总体格局给出的有效定位，其自觉的历史意识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文本迷宫与重塑时代——作为象征的〈石牢〉与九十年代》⑨一文中，她抓住了班宇小说特有的“冷峻、疏离、奇崛、悬疑”的“调性”，同时更重要的是她将班宇小说作为“历史寓言”的属性，给出了清晰准确的定位。她一方面对班宇的基于“铁西区”的历史与现实，所构造出的一幅具有深远的时代变迁意味的生活图景进行了深入分析，同时也对他的另一类更具有时代意识的，表现新人类精神诉求的作品作了非常精彩的评点。周荣的笔墨，在这篇文字中可以说有了比较淋漓尽致的发挥：
《石牢》用四个人的博弈，隐喻了全新时空、社会规则制约下的集体心理、情感、行为方式的改变，一面是对八十年代的无比怀念，一面是在新时代中迅速大显身手；一面是丛林法则中蕴藏的勃勃生机，一面是多方博弈下的险象环生；一面是时代向个人敞开的无限可能，一面是欲望之下随处可能的无底深渊。寺庙与石牢，既悖论又合理的一对意象，抽象而贴切地将转折时代的复杂特质——希望与失望、救赎与囚禁、慰藉与恐怖、温暖与冷酷、真实与荒诞、柔弱与暴力——勾勒得惊心动魄。⑩
这里我主要关注的是周荣所采取的批评立场，无疑，这是标准的“历史的和美学的”立场。仅就这一点来说，是非常令人欣慰的。作为新一代的批评家，学识与才华可能是不需要担心的，但是“批评何为”这样的命题，却总有令人揪心处。我注意到周荣最看重的，还是班宇小说对于当代历史变迁中的“铁西摹本”的写实的——同时也是寓言的书写，她从中发现和阐释出的是历史与文学本身的双重戏剧；同时，她也将班宇置于与邱华栋、石一枫等城市小说作家的谱系中来加以审视，凸显出他们共同而强烈的为时代意识造像的意识。这些观点足以令人欣慰，因为她不只是写出了言简意深的、充满历史忧患与人文精神的、精当和漂亮的批评文字，同时还传承了文学批评中真正“正统”的观念与方法。
有了这一点，我们就不会怀疑，周荣在文学批评方面还会走得更好更远。■
注释
①②③④周荣：《不彻底的蜕变——“十七年文学”中的路翎及其工业题材小说》，《文艺论坛》2021年第6期。
⑤张清华：《从“青春之歌”到“长恨歌”——中国当代小说的叙事奥秘及其美学变迁的一个视角》，《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2期。
⑥老鬼：《母亲杨沫》，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
⑦⑧周荣：《“十七年”现实主义文学批评的内在建构与冲突——以〈创业史〉〈红旗谱〉〈青春之歌〉〈百合花〉的批评活动为例》，《当代文坛》2020年第3期。
⑨⑩周荣：《文本迷宫与重塑时代——作为象征的〈石牢〉与九十年代》，《文艺论坛》2021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