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和他的青春写作
王蒙的文学成就饮誉海内外，是当代中国文学的传奇人物。从某种意义上说，了解了王蒙的创作，对当代中国文学的评价就会大体不谬。我希望谈谈王蒙与青春有关的两部小说，一部是《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人民文学》首发时题目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一部是1980年发表的《布礼》。
20世纪50年代，在“双百方针”提出之前，对教条主义的批判就已经开始。1953年9月24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周扬的报告肯定了四年来文艺工作“不容忽视和抹杀的”有益“贡献”之后，也对存在的问题作了如下概括：“许多作品都还不免于概念化、公式化的缺陷，这就表现了我们文学艺术中现实主义薄弱的方面。主观主义的创作方法是严重存在的。有些作家在进行创作时，不从生活出发，而从概念出发，这些概念大多只是书面的政策、指示和决定中得来的，并没有通过作家个人对群众生活的亲自体验、观察和研究，从而得到深刻的感受，变成作家的真正的灵感源泉和创作基础。这些作家不是严格地按照生活本身的发展规律，而是主观地按照预先设定的公式来描写生活。”同年，冯雪峰在《关于创作和批评》的长文中也批评了公式化和概念化的问题，他甚至点名批评了刘白羽编剧的电影《人民战士》。认为这部作品不能感动观众，是“因为作品根基不是放在现实的真实的斗争基础上，而是放在作者观念上的斗争的基础上的缘故”。冯雪峰的观点和周扬几乎完全一致。
但我们发现，无论是周扬还是冯雪峰，都陷入了一个自己也难以自拔的怪圈：一方面，他们反对主观主义的创作倾向，反对从观念和政策出发，但他们同时又强调必须从政策的观点来考察、估量和研究生活，避免使自己掉进生活的大海里迷失方向。这说明在“双百方针”提出之前，文学界面对创作出现的主观主义、概念化问题，并没有根本性的解决办法。
1956年“双百方针”提出后，这一犹疑和矛盾得到了极大的缓解，因此创作上确实出现了突破教条主义的新面貌，这可以称作是中国文学的“解冻”时期。值得注意的是，首先突破禁区的并不是资深的、在文学界已经确立了地位的作家，而是在四五十年代之交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这些作家成长的社会环境、接受的社会信仰、文学影响，都与理想主义有关。于是，他们以年轻的眼光对现实发出质疑。因此，我将这些写作称为那一时代的“青春写作”。这一时期的作品，多以中、短篇小说为主。其中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外部世界或社会生活作出反映的，可以称作是“干预生活”的创作；一是走进人性深处，表达年轻人对爱情的理解，并以此维护个人情感和价值的，可以称作是“爱情小说”。
“干预生活”的创作更多的是要使文学重新担负起社会批判的职责，揭露生活流弊,这一趋向使文学界流行的“无冲突论”得到遏止，而一度衰微的批判性再次得到昭示。1956年9月，《人民文学》发表了王蒙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这是一篇充满青春气息的小说，主人公林震作为制度和政治生活的“他者”，是以年轻人的单纯、理想和浪漫走进“组织部”的。他曾尊敬的上级和同事对工作和人生的态度，以他不能接受的方式出现，在他狐疑不解的目光中，刘世吾冷漠而又消极，处世哲学是得过且过；韩常新世故、虚浮却得到重用；王清泉那典型的官僚主义作风却被容忍。此外，“组织部”处理日常工作的效率极低，工作中充满了形式主义。这些问题使一个年轻人的内心充满焦虑不安，但他没有能力改变这一切。这些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的问题，从一个方面透露了现实生活已经出现的危机。年轻人浪漫的想象和亲身观察到的现实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被认为是“干预生活”的代表性作品，小说发表不久便展开了激烈的论争。肯定的意见认为小说是“去病的良药”，小说所表现出的真实性，“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生命核心”。否定的意见认为作家“把我们党的工作、党内斗争生活，描写成一片黑暗、庸俗的景象，从艺术和政治的效果来看，它已经超出了批评的范畴，而形成了夸大和歪曲。”“小说的主要缺点和小说的赞颂者们的言论，都表明着一种值得注意的不健康的倾向。”“在它的客观的艺术效果上，向人们提出了一个值得认真考虑的问题：是用小资产阶级的狂热的偏激和梦想，来建设社会主义和反对官僚主义，还是用无产阶级的大公无私的忘我的激情和科学的‘现实主义’的态度，来建设社会主义和反对官僚主义？在这样一个根本性质的问题上，我以为作者王蒙同志和他的人物林震是一致的。”在这样一种批评气氛中，王蒙发表了一篇名为《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文章，交代了小说写作的过程以及对文学观念的一些理解。
1956年代的青春写作，是中国作家对当代文学史的重要贡献。那些涉世未深的作家，以那个时代特有的单纯情感，表达了他们对社会生活和情感生活的真实想法。在新旧交替的时代，他们一方面真诚地热爱、拥抱刚刚到来的新时代；另一方面，他们又对生活和情感抱着天真而又固执的态度。他们努力将不可能统一的二者统一起来，其写作难度可想而知。当然，时代不允许他们的天真莽撞，不久就遭到了激烈的批判。他们被认为是“修正主义的思潮和创作倾向”。因此“干预生活”和表现人性、人情、爱情的创作，在一段时间里被认为是“创作上的逆流”而成为禁区。20多年过去后，这些作品作为“重放的鲜花”重新面世。但是，50年代的王蒙、宗璞这些青年作家，他们不会油滑和撒谎，他们纯粹的青春气质至今仍然感人至深，令人眼眶湿润。
1980年，王蒙发表了小说《布礼》。《布礼》中的钟亦成是一个年轻的共产党人，对党的事业充满了热情并忠心耿耿，1957年，他莫名其妙地被划成了右派开除出党，送到农村改造。20多年的时间他受尽了灵与肉的折磨，尽管如此，“这20多年中间，不论他看到和经历到多少令人痛心、令人惶恐的事情，不论有多少偶像失去了头上的光环，不论有多少确实是十分值得宝贵的东西被嘲弄和被践踏，不论有多少天真美丽的幻梦像肥皂泡一样地破灭，也不论他个人怎样被怀疑、被委屈、被侮辱”，他对共产主义和党的热爱仍然是矢志不移，仍然是“忠”亦“诚”。“他宁愿付出一生被委屈、一生坎坷、一生被误解的代价，即使他带着各种丑恶的帽子死去，即使他死在自己的同志以党的名义射出来的子弹下，他的内心仍然充满了光明，他不懊悔、不感伤，也毫无个人的怨恨，更不会看破红尘。”王蒙不认为《布礼》“是一篇自传性小说”，但他同时也承认：“在我许多作品中的人物身上，正面人物身上有我的某种影子。”他要实现的是“公民的社会责任感”，“对祖国大地、对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和对革命的追求，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他要“春光唱彻方无憾”。不止《布礼》，《蝴蝶》中的张思远、《杂色》中的曹千里、《相见时难》的翁式含等，他们的原型与钟亦成都有关系。因此，当批评家李子云用“少布精神”来概括王蒙的作品时，王蒙竟被感动得“眼睛发热”。
无论20世纪50年代还是80年代，对王蒙来说都已经是遥远的过去，但是，那段曾经的历史还在我们今天的文学生活中挥发着影响，它还在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我相信，50年代纯朴又干净的青春是有力量的，那不止是一种想象，它同样还会在生活中被我们亲身经历着。
（作者系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