弋舟：哪些词会在物的背后发光
你为什么写作？或者，你写作的动力是什么？这样的问题，相信绝大多数写作者都被问及过。此类问题也的确堪称紧要，往小了说，关乎我们的好奇心与八卦欲；往大了说，关乎求真求善求美，一如“人为什么要活”“你从哪儿来，你往哪儿去”之问。大致上，人类行为的动因，除了“求生”一类的生物性本能，还发展出了一部分精神性的诉求；提问者从来不会问农民为何种地，工人为何务工，仿佛一切都是不证自明；而精神活动，貌似无关“死活”，因此便显得可疑，需要从事者去解释，去回答——这事儿看上去可干可不干，你，为何要干？
是啊，为何要干呢？这个问题，其实有陷阱，稍微冷静一些，你就会明白，提问者是给你预设了答案。他们等待着你说出一个“既定的故事”。故事里有励志的崇高，抑或还需要有一种布尔乔亚式的娇柔浪漫。当然，如果“故事”没有被人说过，倒也值得说上一说，但是显然千百年来它已经完全沦为陈词滥调。此种故事的风险还不全然在于令人生厌的陈词滥调，更为可怕的是，它会让你在一次次的重复中，信以为真。信以为真也还好，最要命的是，你难免会在“信”与“真”的粉饰与美化中，自我感动与自我膨胀。
关于“为何要干”，马尔克斯好像给出过“为了让朋友更爱我”之类的回答，我觉得他答得很好。好就好在诚实，并且这个诚实也没有完全脱离农民种地与工人务工的逻辑，因为在基本面上，我们所有的行为，不过都是在——“求生”，而“被爱”也是生存之所需，是安全感得以建立的基础条件。于是“为了谋生而写作”，大致上是面对“为何要干”之问时，我所能想出的最接近诚实的答案。
望着一脸失望的提问者，我也的确如此回答过，诸如，为了养家糊口，为了满足虚荣心，为了完成作业，等等。其中，“完成作业”是最令我自感合宜的一条缘由。因为它的确说出了准确的事实，对应着的，不仅仅是我经验之中写作的基本情势，还在相当意义上，说出了文学在社会性分工如此精细的现代所身陷的处境——它更像一个工种了。以计划经济论，它的启动需要一份指令；以市场经济论，它的启动需要一份订单。于是身为一个专业的从业者，我接到了指令或者订单，便开始了自己的工作。就是说，我得交货。
经过多年的劳作，当我终于从“业余”跻身于“专业”之后，许多时候，我所接到的指令和订单还是具有专门性的，最接近于它的称谓应该是“命题作文”。这时候，我就会像一个重新被押上了考场的应试者，无奈、厌倦，却又别具焦虑与兴奋地打开了那一张张如命运般叵测的试卷。
这里，就说说我所写过的那些“命题作文”。
先说一篇我觉得更像“计划经济式指令”的。首先，我想到的是《化学》这个短篇。它源于一次“约稿”。约稿者何平在杂志主持栏目，该栏目每期一个不同的主题，名为“本期关键词”，旨在提出一些偏僻却又重要的文学议题。我被约下的这一期的关键词是：短篇大师的理想。何平的指令非常清晰，像所有命令一样没有歧义——要一篇五千字左右的短篇小说。他强调“短篇要短”，一目了然，所针对的是短篇越写越长的时弊。这个约稿的“强制性”不言而喻，栏目下套着关键词，关键词里有主持人强烈的倾向性，字数是被限定的，立场也不由你分说，可不就是一个“计划经济式指令”吗？就是在这样一种被动的“压迫”下，我完成了《化学》这个短篇，字数六千字出头，反对了“症候性滥长”，竭力避免了“优雅的丧失”。
一篇六千字出头的小说，我该写点儿什么呢？范本当然比比皆是，不假思索，我便能想到六千字出头的《在酒楼上》，想到不足四千字的《河的第三条岸》。但是在我看来，伟大的范本之所以成为伟大的范本，恰是在于它们打动了你，继而却拒绝着你。你没法从中直接套用范式，甚至你学得越像它们，你就越失败与愚蠢。它们最大的效力只在于勒令你另辟蹊径。
《化学》这个短篇入选了中国小说学会的年度小说榜，辑入张莉选编的《望云而行：2021年中国短篇小说二十家》。在该年选的序言中，张莉敏锐而精确地指出：“汉语是我们的词语基金库，而作为写作者，最大的工作并不是吸取新词而是使那些常用词语焕发出新的光泽。”（1）这个指认令我激赏的原因在于：张莉分毫不差地击中了我写作的隐秘经验，揭示了我在“写作业”时几乎是唯一可以凭借的抓手，那就是——词语。
当我被扔在了考试的现场，当我打开了一个个出其不意的谜面，我无从临场调用自己具体的“生活经验”，唯有以“词语”这样一个更深刻更本质的内在经验，去重新解释与擦亮世界，去应答与解谜。这一次我选择了“化学”，正如张莉所言，这个词是“常用词”，有着“基本用法和固定语意”，但正因如此，它才能最大程度地刺激出我“反常用”“反基本”与“反固定”的努力。这股动力我认为是极其重要的，是写作秘籍中核心的那部分要义，是我们力求避免平庸时非常有效的一个手段。然而我也一贯地反对过度“反动”，就好比“指令”要求你生产馒头，你却天花乱坠地交上了一堆饺子，那样，计划就乱了套，就不再是威严的和不可冒犯的。在我看来，写作这件“人间之事”，其不乱套和有威严，反映在具体的文本之中，就是要尊重人间的大部分逻辑。写作给我们驰骋的余地，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它只在微乎其微的缝隙中给我们留有突围的机会。于是在《化学》中，我依然要给女主人公一个“化学家”的身份，好让她那种以化学术语来冥想的方式不显得古怪，也好让我自己征用“化学”之本意去生发新意时，显得合法。不错，就是合法，我必须在这种立法一般的严肃中，才能言明我对过度滥用“文学权力”的警惕。
关于词语的效力，米歇尔·福柯在一次对话中有过如此观念：即使世界上所有人都是理性的，我们依然有可能从“符号世界”“词语世界”“语言世界”的重重区隔与限定中穿越而出，单凭词语本身以及它们相互碰撞带来的奇异力量，创作出一个新世界。
对此我完全赞同。福柯所说，也恰是我写作文时的方法论，但是对于这段话的重视，如今我却越来越向着前半部分倾斜了——“即使世界上所有人都是理性的”。我剔除了“即使”这个词，更愿意只瞩目于“世界上所有人都是理性的”，因为“即使”已经成为我用以轻视世人理性的“文学特权”，我已经懂得了如何操弄“仅仅用几个相互碰撞迸发出奇妙力量的词语”，那么我就必须懂得重回对于“世界上所有人都是理性的”之自觉的重要性与迫切性。
就是说，作为一个落实指令时有着主观能动性和微弱创造力的从业者，我还得尊重计划本身的要求和指令基本的限定。这种要求，还可以直接置换为世界本身的要求和生活的基本限定，即那种“世界上所有人都是理性的”。
世界、生活、计划、指令，在这些庞大的“物”的背后，才留有我们探索如何让“词”发光的一线可能。那仅仅只是一个“特许”，而非一个“特权”。
哪些词会在物的背后发光？这个句式出自山多尔·马劳伊，他在《余烬》里认为一个人必须掌握所有细节，因为他永远不知道其中哪些是重要的，哪些词会在物的背后发光。
说得真好，我就是因为偶尔读到了这个观点，才立刻网购了这位我压根一无所知的美籍匈牙利小说家的作品。在这个观点中，马劳伊对词与物的关联，对细节的强调，都令我信服，由此我也相对更为清晰地梳理出了我自己的写作规律。那就是：以词证物，并且从细节之中找到词的对应。
关于“从细节之中找到词的对应”，我想到的是自己写下的另一个短篇小说《缓刑》。相较于《化学》的计划性与指令性，《缓刑》堪称我的市场性与订单性作业。刊物开列出来，预先布置给作家，由于题目显而易见的开放性，一目了然的意会性，就少了些强制力和专制感，颇像市场经济温柔的订单——你可以完成，你也可以不完成，你不完成了，最大的恶果可能只是有损信誉和破坏友谊，但是弥补起来，好像也还有机会。具体而言，《化学》不交稿，会让我好似能看到刊物洞开的“天窗”，而《缓刑》不交稿，我却知道他们有太多的花卉能够用来装饰空白。也就是说，一个是刚性的，一个是弹性的。
这次我接到的题目是张枣的名句：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诗人是好诗人，诗句是好诗句，这就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文学界“内部”足可“意会”的生产方式，出题者给出一个宽泛的意象，答题者尽可“意象之”作答。我对此自然可能更擅长一些。它能令我短暂地摆脱“反映论”的辖制，回到“写感觉”的舒适区里。我当然对此也有所警惕，正如我前面所言——须有重回对于“世界上所有人都是理性的”之自觉——但是我们也当承认，的确是有着一个文学界之“内部”的。在这里，文学在“文学规律”之中，仅仅指向其自身，它并不被要求去必然地传递什么或者描绘什么。于是一句诗，正好可资我们启动这种“不被要求去必然地传递什么或者描绘什么”的写作。
航班全面延误的飞机场内，行将离异的男女带着女儿即将开始最后一次家庭旅行，低气压中，“战争”又爆发了。女儿指挥着新买来的玩具“机械战警”，于封闭机场内与他们逐渐走失。而这“漂亮的小女孩”几乎是以敏感的沉默洞察着大人们欲盖弥彰的一切。在远离父母的路途中，她起先偶遇自以为是且鲁莽突兀的小男孩，性别关系在操作一件玩具上有所隐喻。继而她又将自己置于贵宾室中灰白胡子男人的视线里，一个幼小儿童用她自知的美丽有意地换取，但最终迷失于封闭机场中更密闭的一处角落，她听到父母的紧急呼叫，但无从亦无力动身。“那撮修剪得非常齐整的、灰白色的胡子”继而于玻璃幕墙上浮现。
弋舟以闪烁金属光色的语言从困局中窥视小女孩如何丢失玩具，又如何“顺理成章”地陷落于他者与她“合谋”的陷阱之中。“漂亮的小女孩”某种意义上成为人类的缩影，拥有智慧，但被自以为是的小聪明反噬。风险埋伏于日常，伺机而行。这是一部残酷短篇，读者将时时体会丧失的发生，小女孩被解救还是戕害不可预料。（2）
以上是青年批评家贺嘉钰评价《缓刑》时做出的描述，差不多可以用来做这个短篇的“内容梗概”。为了扣题，在小说中我写了一对矛盾重重的父母，他们可能因为糟糕的关系而改变女儿的命运。这当然足以构成“一生中后悔的事”。没有做出“反动”，再一次尊重了“世界上所有人都是理性的”。我知道，我在小说里所能做的，只是去观察或者窥视，在这“普遍的理性”之上运行着怎样的荒凉。是的，就是“观察”，而非“想象”。
事情发生在一座庞大的机场内，机场的封闭性似乎先天便决定了想象的有限，我的目光除了专注地去观察，好像并无更多的找到“意义”的办法。这就像是一个实验室中的实验，条件是被限定的，我们得看看，在被限定的条件里，会有什么发生。这时候，马劳伊“一个人必须掌握所有细节，因为他永远不知道其中哪些是重要的”这番教导，就显得无比正确了。通过观察，我掌握了什么细节？大约是一个候机时为了打发无聊而做起了倒立的女人。贺嘉钰对此评价为：“这个他赋予了特别内涵的动作的出现是整个短篇中唯一明亮的瞬间。”（3）
小说中涉及的细节远远不止于此，毋宁说，小说本身就是无数个细节的联合，但我罗列出来的，却正是马劳伊所说的那种“所有细节中重要的”。你瞧，贺嘉钰从中看到了背后有“明亮的瞬间”在发光，作为写作者的我，不仅从中看到了人类命运的某种隐喻，还直接得到了一部小说的篇名——《缓刑》。
我想要强调的是：在抵达人类的宏大企图前，重要的也许是，我们需要先有找到“缩影”的能力。就好比当我们说起“亚细亚的孤儿”时，先要描述“亚细亚”的象征意义，而描述之前，我们的确需要先学会“掌握所有细节”，从而在所有细节中，找到“重要的细节”，使之“词语”化，继而在物的背后发光。对于这个过程的阐述，我迄今看到的最有力的文字来自瓦尔特·本雅明。他认为想象力是一种天赋，是一种能够渗透进无限小的事物里去的能力。想象力将每一种紧密都化为了延展，为其撑开新的饱满空间。简而言之，想象力就是撷取每一个意象的能力。本雅明所说的想象力，在我看来就是那种“以词证物”“从细节之中找到词的对应”的能力。
除了以上这两个短篇，近几年我还完成了不少指令性或者订单性的作业。譬如《核桃树下金银花》，这是来自成都的指令，因此小说需要有着显著的成都元素；譬如《瀑布守门人》，这是对田耳既有小说篇名的再写，只因我们相约要这么干一下；譬如《鼓楼》，这是《收获》“文学双盲大赛”的订单，题目与字数，都有规定；譬如《鼠辈》；譬如《掩面时分》……
我觉得，无论指令还是订单，无论刚性还是弹性，人在被动之中，竟也能兑现出某种能动的创造性，你可以在被规定中，努力于“掌握一切细节”，被迫着“渗透进无限小的事物里去”，从而找到属于自己的“奇妙力量的词语”，并且与之伴生，我还时时获得了某种奇妙的“游戏性”，而“游戏性”，在我的认知里是小说这门艺术最不可或缺的重要特质之一。
那么，放松点儿，既然文学已经越来越像是一个工种、一门生计，既然写作的动力在大多数时间已经不是源自某种古老的使命感，就让我们在这个被规定了的世界里，在那些被指定好了的词库中，耐心地看看，仔细地闻闻，运气好的话，没准当我们掌握了一切细节之后，当词和词碰撞之后，就会知道了哪些词会在物的背后发光。
注释：
（1）张莉：《小说里的新词与旧词》，《小说评论》2022年第4期。
（2）（3）贺嘉钰：《隐桥与雾——弋舟短篇小说的艺术方式》，《小说评论》2021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