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书》：路在脚下，光在前方
故乡、自然、成长，是林子散文的三条主线。
怀乡是中国散文自古而今的一个重要母题。以现代散文而言，篇名以“还乡”为关键词的名篇，就有郁达夫的《还乡记》《还乡后记》，倪贻德的《岁暮还乡记》，何其芳的《还乡日记》，茅盾的《还乡记》等；以“故乡”为题的散文，则有周作人的《故乡的野菜》，舒新城的《故乡》，茅盾的《故乡杂记》，李辉英的《故乡的山梨》，黄天庐的《忆故乡》，丰子恺的《故乡》，鲁彦的《故乡》，傅东华的《故乡散记》，紫羔的《故乡是只烂桔子》等等；写过《乡愁》《我的乡愁》等题目的游记散文作家则有罗黑芷、倪贻德、叶灵凤、茅盾、柯灵等。
故乡是什么？文学评论家鲁枢元曾经深情叙说：“故乡是一块自然环境，是天空，大地，动物，植物，时光，岁月；故乡是一支聚集的种群，是宗族，是血亲，是祖父祖母、外婆外公、父亲母亲、邻里乡亲、童年玩伴、初恋情人；故乡又是一个现下已经不再在场的、被记忆虚拟的、被情感熏染的、被想象幻化的心灵境域。”事实上，由于中国有数千年的历史时期处于农耕社会，生命与土地的密切联结沉淀在人们心灵深处，便形成了安土重迁的心理结构，并潜滋暗长为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中国现当代作家大多都有乡村背景，伴随现代社会的发展，他们走出故土、步入他乡，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理想与现实、感性与理性的矛盾，撕扯着他们的情感和灵魂，故而使得他们心灵深处的恋土思乡之情，如许强烈而深厚。
心有千千结，故乡梦中来。于是在林子的散文里，我们便看到她对故乡的苦恋。一场腊月小寒节气的雪花，她的笔下也充满温暖的忆念：“起初雪并不大，纷纷扬扬的，落在黄土高原上，随即渗入泥土中。空气很清新，湿润润的；沟涧梁峁枯干的荒草，被雨浇成了褐黑色，却又有一种湿润的柔软；路边的树杈上，已积起了一指厚的雪茸。正在冬眠的树叶和花蕾，做着酣美香甜的梦，风儿似乎也睡着了。”塞北的凛冽，经了游子的心灵过滤，竟有了江南风景才有的“清新”“湿润”“柔软”“雪茸”，那“做着酣美香甜的梦”的岂是“冬眠的树叶和花蕾”，那是怀念故乡的人啊。
于是，我们看到她对故乡的痴情描绘：“老家人过年热闹而繁忙，一过腊八节就开始泡豆子生豆芽，绿豆黑豆两种皆有，到这会儿豆子应该已发芽了。接下来的日子，就拉开了忙乎过年的序幕，清扫卫生、磨豆腐、蒸花馍米窝窝、炸油糕、做摊黄、剪窗花、写春联、挂红灯、买新衣服、买年画、买花炮……”普普通通的风俗，在时间远去、空间远隔的回望里，有了多少浓浓的情味、悠长的滋味和深长的意味。
当然，怀乡最念是亲人。四五岁时，母亲离去了，“我”成了“父亲的尾巴”。“记忆中的县政府会议室摆放的是长条木桌木凳，我紧挨着父亲坐在长凳上，脚还够不着地，胆怯的眼神儿根本不敢环顾四周。开的什么会我不记得，只记得我坐在那里一动也不敢动，一会儿就呼呼地睡着了。”带着小小女儿去县政府开会的父亲，会受着怎样的为难，仅仅是因为不敢让女儿一个人待在招待所，便连哄带劝，带着女儿去开会。懵懵懂懂的女儿不顾父亲的脸面，一气之下撒腿跑出会议室，父亲则“紧跟着追”“边撵边喊”，当父亲好不容易追上女儿，女儿“已做好挨揍的准备”，“但父亲没揍我，只是紧紧抓住我的手，一起向街上的小摊走去，带我买了一摞扭丝饼”。虽是平朴的叙事，不事雕琢的白描，但一个备受生活折磨却真心疼爱孩子的父亲形象，在纸上、在读者心上立了起来。“我”贪睡赖着不想上学，被父亲一把从被窝里拖出来，等“我”到了教室，父亲却跟来，“帮我把布衫套在了背心的外面”，又递给“我”一个用书写纸包着的热乎乎的鸡蛋饼。当“我”离开家乡到省城上学，“从复试到开学报到，都是父亲领着我，坐七个小时的长途汽车颠簸到校”……父爱温度，人间至情，于此得之。“在我小时候，一直是父亲的尾巴，多想父亲老了，让他跟着我，当几年、十几年女儿的尾巴啊！”“但还没有等到我尽孝时，父亲却匆匆地走了。”最真的深情，最深的遗憾，却淡语出之，尤显沉痛。
林子的怀乡书写，无论是对故里景色的热切追忆，还是对家乡风俗的真切描绘，无论是对故乡的情感倾吐、心灵倾诉，还是深切独语、自我表白，都充满对纯粹生命、纯净人生的向往，浸透着对诗意栖居、美好人性的追寻，其内蕴指向的是建构一种洋溢着人性美丽的精神人格，一种摒弃纷争、根自本心的现代文明。
在林子的散文创作中，山水自然书写也是重要组成部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关系。先秦时代，老子便将“自然”作为其道学思想体系中的核心概念，“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其中的“自然”既是哲学概念，意指宇宙万物运动变化的最高法则，又体现为现实的自然山水，庄子则在《逍遥游》中传达了孜孜追求“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的自由体验的情怀。魏晋人把老庄抽象的“自然”之道转化到外在的“山水”之间，在他们看来，“美不来自于道，不来自于任何外在的他者，美就在于感性事物自身”。人在自然世界中和谐自得，在大化流行中自然而然地运行。到了唐代，唐朝人的山水意识亦突出强调人的本体与山水本体的合二为一，追求物我相亲、物我合一的审美理想境界。在宋代，山水关系已不存在主次之别，而是对应相亲关系，人从形体到心灵都融化于山水之中，获得心理的平静和灵魂的安宁。中国传统文化融入自然、亲和山水的思维，蕴涵着中国人的精神追求和情感寄托，经过历代文人雅士的不断充实、不断注入活力，得以丰富发展并沉积下来，终于汇入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脉系。在林子的散文中，人是自然的产物，自然是人类的摇篮，人类只有回归自然才会寻回天性；而自然一旦进入人的视野，便被赋予人的色彩，“自然的人化”与“人化的自然”，统一于人类融入自然的精神向度和美学创造。
在《下乡在邹平》中，她饶有兴味地描写眼中的风景：“邹平的小鸟相当多，仿佛此地的山水人文对它们有着某种吸引的力量，各类山雀、云雀以及从来没见过的鸟飞来蹦去，到处遨游，并各自吐露着不同的乡音。这些时而来自树端，时而来自水面，时而逼近，时而遥远，随着或远或近、或高或低产生出不同音质的鸟鸣声洒落满地，真是千声万籁，嗡然大观。加上水的润泽，风的鼓动，清晨的诗意便蓬勃生起。”在这里，山水自然激发作家情感，作家赋予山水自然以灵性、人格，作家身心完全融化于自然，并在自然之美中神思畅游，在关于鸟的乡音的幻化中达到“眼中风景”与“心中风景”和谐、人情与物景交融的境地。“登上山顶俯瞰，天空碧澄，一尘不染。随着太阳的升起，鸟雀似乎比清晨谦逊了几分，把青翠的啁啾声调得低了一些，柔了一些，稀疏了一些。它们轻逸的身影，点缀于枝叶间草丛中。蝉声随之漫涨，一蝉独唱，万蝉齐和，鸟鸣被一波一波的蝉声覆盖，如微雨缠绵，犹丝竹乱耳。”作家心灵与自然鸟雀处于冥合状态，人的内心世界、生命情致与山水自然形成了一种意趣深远、回味悠长的呼应。在作品中，作家绘写故乡的山水景致：“小时不识节气，从山的变化读出四季交替。当山下积雪融化，褐色山体显露出，绿色慢慢攀上山顶时，是春天来了；当山顶的银白色向山下漫延，给山体盖上雪白的棉被时，冬天到来了。对于我来说，四季就是山的变化。”作家于此把山水当作生命中的“家山”“家水”来描写，山水的“空间”与四季的“时间”如此相互契合，“自然的诗化”与“诗化的自然”达到双向互构，人与自然实现内外和谐统一。当然，作家强烈的主体意识使“自我”不是消融隐没在自然山水中，而是使山水自然积极地表现着自我，在“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体验中，生命得以与自然融通，山水实现与自我合一，从而提升了文学对山水自然书写的境界。
林子的作品也映现了作家的成长史。散文本是作者精神的载体，散文写作是作者个体生命经验最自如的倾诉与表达。它饱含作家对自然界、人类社会等客体世界的深刻体验与揭示，更是作家心灵的真实“自传”。郭沫若曾宣称，“文艺是出于自我的表现”，“文艺的本质是主观的，表现的，而不是没我的，摹仿的”。李素伯认为，文学名著都是“作者最真实的自我表现与生命力的发挥，有着作者内心的本相”。事实上，自我表现是作品的生命，散文作品呈现着作家的生活成长史和精神成长史。林子的散文贯通着自己的成长：孩童时母亲离开的孤独，上小学时心灵的遭遇，读中学时三十里山路的奔波，进入技校时想家的急切，恋爱时父亲的叮嘱，随军的艰苦生活，跨省调动的人生转折，到基层锻炼的心路历程……时间改变了生活，时间创造着生活，时间就是生活。
“行走在那条路上，感觉到来自大地深处的那种无法表述的力量感，会觉得心中的信念正在与大地产生共鸣，指引我通向更广阔世界的一条路。”是的，这条路连接过往，也通向未来，承载生活，也背负文学。林子，永远保持出发的状态吧，路在脚下，光在前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