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樯中短篇小说：诗人与小说家的多重变奏
李樯的小说是诗性的。情动而发，几乎是他一切叙事的开端，这在他写于2000年左右的一系列有关青春岁月的小说中就已显现。其中，青春的狂热懵懂、日常生活的困顿、人性的促狭幽微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显露出李樯早期小说写作中某些特定的时代痕迹，抑或前辈大师和经典文本的“影响焦虑”，但更大意义上则映射出他小说的情感谱系和思想美学，一种抒情的、细腻的、有着内在活力的诗意和灵动。
作为小说家的李樯，首先是一位有着敏锐洞察力和柔软心灵的诗人。我们可以在他近些年的诗歌作品中，捕捉到许多他文学世界里的质素。比如《深秋的打麦场》《父亲的诗》中的细腻情感，《人间未醒》《就像从未出现过》《月出东山》中真切鲜活的细节，《自在》《躺在凉席上的人起身离开》里语言的戏谑与俏皮，而更多的是在诸如《数字时钟》《一个清晨》《我忽然再次厌倦了欢乐》《鱼的远方》等诗作中的智性与思考……我们是否可以将李樯的小说与诗歌就此对读，这些源于日常的只言片语和诗意，与李樯的生命记忆在某一时刻碰撞出或明或暗的火花，结果就是他作为诗人的那种抒情和体悟，沉淀为小说写作者更为具体、诗性、哲理意味的表现。
在我看来，将早年的青春写作以《喧嚣日》之名结集出版后，李樯近几年来的中短篇小说创作，大致可以分为披着奇幻外衣的寓言性小说和探索当下时代精神症候的现实类小说。无论哪一种，都是李樯试图在个人生命史与社会发展史之间建立联系的努力。正如小说集《喧嚣日》中反复出现的“乌城”，虽是虚构的存在，但无疑也容纳着他和笔下人物的生命理想。但现实又是不断变换的“此在”，这就需要写作者主动地正视与接纳，因此，李樯近年来的小说更有了一种与自己的体悟相关的“贴肉感”。而其中不变的，是小说中来源于这种生活实感的诗性抒情，借此将自我与人物命运放置在一起。就像近作《大车》《拟古三题》《卖猫记》《女邻居》等中短篇，一样的是无法摆脱的命运牵绊，不一样的是故事各有各的生机，人物也各有各的走向。可见，李樯越来越沉着、坚定地构建着自己的文学地理，为我们呈现着日常的丰盈或乏味、人性的光亮或暗影，以及那些在这片文学地貌上滋生着的，无序却温润的情感、哲思与诗性。
文学“乌城”在别处：青春写作的出场与告别
1995年《钟山》杂志第一期发表《逃离》，这篇带有少年维特之烦恼的青春宣言与虚妄色彩的短篇，是李樯写作的出场秀。后来他又参与“他们”论坛，被韩东在《芙蓉》杂志主持的“重塑70后”栏目重点推出。而正是与韩东、鲁羊、朱文、郭平等人的接近，使得李樯有着和“断裂的一代”“晚生代”相似的气质。我们知道，以邱华栋、朱文、何顿、徐坤、毕飞宇、韩东、鲁羊等为代表的“晚生代”作家，试图穿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复杂的文学场域，在一个更加切近现实的维度上逼视生活的残酷和复杂，以此审视当代人的生存状况和人性景观。这批人有着明显的共性，他们似乎更注重个体成长与生命体验的表达，同时热衷探索诸如伦理情感、日常原生态、精神虚无等议题，而这似乎也是70后小说家的文学出场方式。在徐则臣、路内、乔叶、阿乙、弋舟、曹寇、李浩等作家的早期创作中，均带有鲜明的70后成长印记和时代变化的怀旧青春类小说，缅怀的是属于70后一代的特殊记忆。在这类小说中，青春的冲动与出走“世界”的诱惑呈现为一种探索姿态，而这又根源于出身环境与成长年代发生的转折和割裂，引发70后一代内心焦虑与自我确证的渴望。他们背负着来自父辈与后辈的历史与现实的压力，缺乏精神信仰的支撑，又无法突破被边缘化的命运，“青春”的宣泄与出走或许是这代人寻找与构建自我的行动，而鲜明的批判与救赎意识更是他们的精神底色。李樯的写作鲜明地刻印着70后和“断裂”一代的痕迹，有关青春成长的叙事以突出的“在场感”强调个人视角的观照与个体性表达，游移于个体叙事与公共记忆之间，试图表达这代人的现实生存与精神状态，重构日常生活的诗学理想。小说集《喧嚣日》中的诸篇，内容集中于几位反复出场的青年的大学时代、到毕业工作、结婚这段青春岁月。十二篇小说展现了在充满生机却又多变的世纪之交，青年人在成长过程中渴望自由的心境、人生选择的焦虑茫然与征服世界的躁动、焦虑。与集子同名的小说《喧嚣日》，还有《爱情是如此缥缈》《东民回过头》等都是带有典型青春叙事特征的小说，“谢东民们”的迷惘、虚无、挣扎的生存状态和精神景观，在李樯调侃、反讽的叙事语调中撕去了修饰现实的虚弱理性。李樯立足于个人感受，在文本内容上展示社会转型时期青年人所遭受的各种与物欲现实之间的精神纠葛；在写作策略上，通过感性化、细节化的叙事，致力于呈现日常生活中复杂的情感和丰盈的生命情状。
从某种程度上说，小说集《喧嚣日》是李樯对青春年代的一次文学上的重返，也是对“青春写作”的一次告别。这是因为李樯的叙事是“剑走偏锋”的，他既在时代大潮之中，又在潮流之外；既能呼应潮流，又不被潮流裹挟。这表现在，他的写作并不能轻易地被合并同类项于“70后写作”“断裂的一代”，他与这些保持着一种和而不同的关系。在日常生活叙事观念和对小说美学的理解上，李樯的小说明显无意迎合或解构大时代表象的喧嚣，也没有陷入青春梦的“顾影自怜”，他用沉着、冷静且不乏哲思或隐喻的笔法，直面时代和精神的虚无感，于冷静真切地叙述青春岁月的本然情境中直抵人心，这无疑具有独树一帜的范式意义。小说集《喧嚣日》中的各篇，不同文本间的故事、人物、意蕴、玄思都彼此互文，相互补充、阐释。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和关联缠绕的故事，让我们看到青年人在全球化时代的进退失据，他们既不妥协和接受市场、资本的唯利是图，又无法抗拒这种利益诱惑对自我身份的征用；既反抗和拒绝沦陷于短暂的精神享乐，又无法逃脱宿命般的现实，找不到心灵归属。他们有的犬儒沉默，有的姿态激烈，有的前进与找寻，有的一头扎进深渊，来路相似却去向不明。中篇小说《十年灯》中少年们在疯狂的成长、冲撞中的青春体验与突围，似乎将对未来的恐惧与时代惶惑抛之脑后。“我”与哥们田奇的友情和爱情的纠葛，“我”与周边人的格格不入和对现实的不满，都彰显了青春粗粝的生命力。小说以少年们的简单与执着、纯粹与热烈，质问着现实社会的麻木与平庸。短篇小说《喧嚣日》中的青年谢东民、翁小麦、余浩，怀揣着未来的希望与理想激情离开校园，却在事业、爱情、生活上到处碰壁。而年轻人又总是热血的，毕业聚会上看似对前路茫然无措，现实的痛苦和理想的虚幻纵然笼罩在酒散人尽的黑夜，但仍有拒绝被同化、不妥协于世俗的成长的生机隐藏在暗处，他们并不打算顺从地与残酷现实共沉沦，他们的躺平、漂泊抑或虚无也是时代青年另类自证的方式。就像黑夜中谢东民猛地啸叫了一声，小说在此捕捉到一个人的精神世界于寂静中的微弱变化，就像被压抑的愿景终究会在某个时刻以意想不到的方式重新被激活。在《星期五晚上干什么》中，经历了日复一日的庸常闲散和太多习以为常的按部就班之后，“他”似乎看透了现实的本质，但是在梦境中，又试图寻找突破人生的“无聊”局面。“他”开始有了一种走向世界的冲动，探索自我飞升的精神空间。虽然短暂的梦境与仅有一次的冲动，可能只是被压抑者的暂时醒悟，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它点燃了这些人物内心的某种激情。即使梦醒后，仍然无法摆脱被异化的现实和精神虚无，将他从内部击溃。小说真切地表达出闲散、慵懒的人性常态与短暂出走世界的激情之间的矛盾与不可调和。或许，也正是在这样一种难以抗拒和无法摆脱中，小说为我们呈现了一种恒常的人性存在状态。
李樯小说叙述中的张力，来自小说戏剧性的吊诡和荒谬表象下潜藏的“真实”力量，也就是说，小说往往通过或平常或悲凉或荒诞的故事，呈现现实世界的各种可能性景象；而在叙述背后隐逸的人性考量和理性思索，更实现了文本的现实穿透力。我们知道，20世纪80年代过度沉迷叙事迷宫的“先锋小说”，导致了自我发展格局的窄化，一批先锋作家不得不进行创作转型。而李樯带有先锋文学荒诞特质的小说创作，以对现实的冷静思索和有节制地叙述，创造出了独特的文本形态。他密切关注现实生活的发展动向，擅长以自嘲、调侃、黑色幽默的叙事语调，描写生活中小人物的日常状态、梦境、潜意识和无意识，展现当下人的存在景观和心理隐疾。典型的如小说《爬行游戏》，带有世俗荒诞的先锋化意味，荒诞似乎成为小说认知世界的一种方式。在看似选择自由的现代社会，多数人的灵魂和精神被“异化”却不自知。小说中谢东民在追问生存的终极价值时，得不到肯定的答案，又不能急于否定，从身体“爬行”“异化”成为动物，在终不可得中，身体荒诞成为一种暧昧的想象。小说以离奇冷漠的笔触直指荒漠化的人心，人物的间歇性、反常狂躁的歇斯底里状态，都谜一般嵌入意识、潜意识、无意识诸层面，在看似不经意间道出现实不可控的荒诞真相，放大人性最微小的情愫和隐秘的酸楚。米兰·昆德拉将世界的本来面目指认为“迷”和某种“悖论”，“我们处于模棱两可中。如果说，小说有某种功能，那就是让人发现事物的模糊性。”（［法］安·德·戈德马尔：《小说是让人发现事物的模糊性———昆德拉访谈录1984年2月》，载《小说的艺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76页）现代社会转型使得日常经验和个体生存景观混沌复杂，短篇小说正是在审美维度上肩负着收拢人类命运碎片记忆，表现人性幽深晦暗的责任。碎片记忆是易于拾取的，人性景观的呈现和小说的智性因素则是考验写作者如何从个体记忆的讲述突围，把握住整体性时代经验，从而进入人性和历史纵深。在短篇小说《柔软下来》中，夫妻双方为取得某种婚姻意义上“和谐”与“平衡”的微妙心理，肉体快感稍纵即逝后的精神空虚，投射出对婚姻关系的深层焦虑和自我逃离的虚幻拯救。小说形象地呈现出两性间的欲望、孤独、错觉、犹疑等感情状态；灵与肉都仿佛成为婚姻的局外人，彼此都想从中跳脱出去。其他的还有《大雪》中余浩与女同事许红萼之间暧昧不清的纠缠关系，《东民回过头》中翁小麦与谢东民之间的虚无、自恋、放纵等痛苦又享受的恋爱经历，其实是个体的激情、叛逆又无可奈何的时代体验。在这些小说中，李樯用一种轻盈、含混、暧昧的叙事语调胶着于现实生活，游离于宏大叙事、启蒙话语之外，真正追求日常生活现代性景象，文体呈现出轻逸的漂浮和模糊感。我们总能感受到小说人物在看似不羁的生活态度与有节制的纵情中自我放逐，欲望满足与精神孤独是并置的；而这种基于偶然经验和自我矛盾的对立性体验，契合了当下社会个体的迷茫状态和对现实的温柔反叛。字里行间中那种细腻感性的、超越经验的、富于理想的存在真相，又散发出写作主体的爱和悲悯，使得小说蕴藉着思想锋芒和智性的美学意味。
纵观李樯早期的中短篇小说，无疑都具有故事的叙事强度、语言的弹性和文本的召唤力。他在这一系列中短篇中还建构了具有文学乌托邦气质的空间符号——“乌城”。在这个表现出含混性与抽象性的乌托邦想象空间里，李樯就像《乌城在别处》中的余浩和李小艾一样，一边赋予“乌城”以美好的想象与期待，一边竭力追寻着理想生活状态。正如小说中“乌城遗址”这一意象，人物在找寻不得而产生幻灭感的背后，其实蕴含着理想支撑下的热烈和激情；而对“幻灭之后何处去”的回应，小说人物选择在青春梦破碎后学会自处、重新出发，李樯也于文本之外思考怎样重新调整创作方向与写作姿态。这是因为告别青春写作后的他，有着跳脱过去熟悉的文学地理坐标的写作愿景，走出“舒适圈”并在不断探索和裂变后获得“新生”的渴望。我们也欣喜地看到，李樯近年来不断探索故事讲述方式，超越审美思维惯性和单一的局限，形成开放性的文学审美视域，对人和事物的内在体察、感知，对语言运用的自信和叙事信念，发掘出时代的精神症候，直抵生活和人性的隐秘幽深处。
“奇幻寓言”与智性写作
李樯在写作过程中形成了个性化的叙事体貌和美学气度，既迥异于许多同代作家，也很难将其放置在当代小说的写作脉络或文学序列中讨论。但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在他二十多年来的写作过程中，究竟是如何面对着矗立在眼前的经典文本和小说大师的？在《找到一个人》《卖猫记》《少年行》等小说中，我们能寻觅到他与前辈作家之间许多不谋而合之处，不仅包括韩东、朱文、鲁羊等人，李樯也无疑挖掘过余华、苏童、马原、残雪、格非等人的丰富资源。尤其是他近年创作的奇幻题材的寓言类小说，奇诡的想象和迷雾般的叙事氛围，牵扯出人性深处的复杂、吊诡、变异与悖论，让读者窥见诸多人性隐秘和现实荒诞，充满着现代文人的思辨。我们还能在李樯的文本中窥探到诸如博尔赫斯、卡夫卡、昆德拉、卡尔维诺等西方文学大师的影子，最为显在的是，博尔赫斯仿佛一个幽灵，游荡在李樯的奇幻寓言类小说的艺术想象中，可以说，博尔赫斯就是李樯小说通往简洁与奇幻杂糅境界的引路人。例如，短篇小说《旋转的陀螺》开头就直接引用博尔赫斯《两个人做梦的故事》中的“梦境”隐喻，而在《造梦师三部曲》中“我”邂逅的那位老者，分明就是作者本人与博尔赫斯的直接对话。还有《活生生的女儿》《寻找胡安》中时间空间迷宫、梦的循环往复、命运的不可知性、小说与现实虚构关系等，都是“博尔赫斯式”的。那么，在小说的技巧层面和精神层面，李樯又是如何在找到与“大师们”的契合点后，走出“阴影”的遮蔽和“影响的焦虑”，实现叙事策略的调整和文体风格的探索，从而搭建自己小说格局的？这既考量一个作家的精神格局和美学气度，也挑战着汉语小说的表达结构和叙事智慧。在我看来，李樯的中短篇小说写作在近几年发生了变化——基本上摆脱了他们的影响，冷静地感受、处理现实世界的多重景象和人性肌理，重视文本的细部修辞和张力营构。
带有奇幻色彩的寓言小说，是李樯试图以一种寓言性结构和荒诞离奇的方式去体认不确定世界中的人类生存本相，呈现日常本身的混乱无序，揭示人的可能性生存状态，追求小说不确定性的内蕴。当下社会似乎陷入一种不稳定性之中，边界和深度都混沌不清、难以言喻。正如罗伯·格里耶所说：“巴尔扎克的时代是稳定的，刚建立的新秩序是受欢迎的，当时的社会现实是一个完整体，因此，巴尔扎克表现了它的整体性。但二十世纪则不同了，它是不稳定的、浮动的、令人捉摸不定，它有很多含义都难以捉摸，因此，要描写这样一个现实，就不能再用巴尔扎克时代的那种方法，而要从各个角度去写，要用辩证的方法去写，把现实的漂浮性、不可捉摸性表现出来。”（柳鸣九主编：《新小说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67页）那么写作者要如何将这一不确定性时代经验中本质化和非本质化的品性有效地传达出来？如何让“故事”完成“寓言”的进化与嬗变？这其中主要依赖的就是作家对生活感性的直觉体悟，并以理性思辨的逻辑向度去判断世界和人性的本质。李樯这类题材的小说对“寓言化”的实现，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其一，小说加入大量奇幻元素，但并不是直接铺展对世界和宇宙的宏大想象，其出发点和落脚处均来自生活现实，即故事更多地不是在形式层面游走，而是与写作者希冀表达的哲理思索紧密融合，甚至作为核心结构或重要元素，为情节的突转提供内在叙事动力，文本的引申义和寓意也因此凸显出应有的价值和丰厚内涵，从而进入到哲学的审美思辨层面。短篇小说《铁塔花园》中，全是水泥建筑和高耸铁塔的陌生世界，实则是一个丧失了时间感与生命感的透明冰冷的世界。小说的时间之流和空间结构最终消失，抽象出虚构空间所隐喻的关于现实存在的仿真景象。而每个人对此的不同反应和行动，成为世俗生活某种存在方式和人事之间依存关系的影射。欧阳菁的兴奋与沉醉，张北纬的担忧与逃离，“我”的好奇与探索，以及变成石像成为“铁塔守望者”的肥仔，暗含了对科技文化发展、生存境遇异化的思考，构成人类社会高速发展的危机预言。在《汪星花园》里，宠物狗在白下城泛滥，小说以一个婴孩的视角与口吻，展现动物与人类之间的生存拉扯：老鹰、秃鹫等猛禽攻击城市和人类，诱捕野狗的盗猎者们贩卖赚钱和残忍杀害行为，诸如此类的荒诞事件与当下现实不断地拉扯、呼应。现实和非现实、真实和虚假、表象和本质，叙述所暗藏潜涌的悖谬和不确定性意味，为读者提供了无限阐释的空间。这些带有先锋韵味的奇幻元素，不仅显示出李樯小说写作的哲理化倾向，同时也是他在小说中尝试的形式实验，探索文本独特、奇异、复杂的美学情境。有意思的是，这些“超维时空”“精神世界”和“想象空间”等怪诞景象和奇幻叙事，表面上看起来充满先锋、前卫和玄幻色彩，但其实暗合着当下的现实场景，仍是社会生活的另一种本真。因此，“奇幻”并不会带来阅读上“隔”的感觉和疏离，它不是写作者凌空蹈虚的幻觉和神话。这是李樯对自己所处时代的细致观察与想象的结果，是一种将小说技艺与智性乐趣融合的艺术实践。
其二，这类小说创设了独特的时间与空间来实现“寓言性”效果。首先是依靠小说中空间“迷宫”的营造：不仅包括“迷宫建筑”这一本体性形式，还有被泛化为“迷宫意象”的其他空间形态，如花园迷宫、庭院迷宫、城市迷宫等。《鸣禽花园》中自以为是外星人的俞红为返航在云湾村修筑收集能源的巨大金属罐，是地球上的一片乡村生态式基地。《汪星花园》中各种宠物医院、狗粮店、宠物运动场、宠物学院等组成的现代社区，无疑是一片令人匪夷所思的“动物迷宫”。同时，这个“迷宫”也是人类生存家园的隐喻。《铁塔花园》里，一望无际的玉米地和高大坚固的水泥建筑群，无论“我们”如何奔走，周围的景物从来没有变化，谁也逃不出去。“我”探索的梯形图书馆建筑也是一座迷宫，层高无限延伸，仿佛到了宇宙尽头。而小说更隐蔽、更具寓言意味的则是非空间形式的迷宫，完全颠覆了形式上的传统内涵，比如与主体精神状况相关人物的“迷宫感受”。小说的多种迷宫意象构成了对人类现实生活维度的隐喻，它对存在的本相和人性隐秘具有表现、影射和暗示效果。此外，时间和记忆也是着重探讨的命题，《长椅空谈》中关于“虚构中的虚构”的设置，颇有元小说意味，是写作者对现实的神秘色彩和生命虚无本质的感知。叙事展开了对时间多重性的想象，“我”与老者跨越时空的相遇，穿插着“我”父亲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留学哈佛期间与博尔赫斯的交集，以及父亲在九十年代发表过的一组博尔赫斯短诗的翻译，时空的颠倒、轮回突破了传统小说单一和绝对的时间观念。《活生生的女儿》中，并不真实存在的女儿“小疼”，将“我”带入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多重时空中，现实、记忆与想象在此互相碰撞。在“我”跟踪女儿李小疼或是“我”的妻子李小艾的过程中，叙事时而将时间推远，指向逝去的往事；时而又拉近，回到当下；有时还将视点置于未来的想象时间。小说呈现的现实并非完全真实，而是融入了“幻觉”的真实，因果联系和线性逻辑就此被打断，造成了文本叙事的分叉和延宕。当小说节奏随着读者所体验到的奇幻情境和虚构质感稳步前行时，一种基于又游离于现实的文本时间与空间格局构成的“寓言性”就悄然产生。这个由虚构创制出来的“感觉体验”，通过具体入微的场景与物象设置，引诱着读者入乎其中，获得一种新的凝神体验和观察世界的角度，它最终触及的是现实在理智之外的混乱、虚无和非理性状态。
其三，这类小说还通过独创的意象，接近无限和永恒的“寓言性”。小说中的意象及手段，包括梦境、幻觉、同貌人、真假混淆等，它们模糊了想象世界与现实之间的边界，生成了无限繁殖和增生的文本裂隙，为小说的虚实相生、多重意蕴提供了无限阐释的可能。《去邻国需要经过一片山林》就是以多种意象的重复出现作为连缀情节和展开故事的核心。梦、山林、天空、网状分叉道路、迷宫等神秘奇谲的意象，生成一个充满偶然性的世界。这里的人不去寻找生存目标和心灵寄托，遭受着种种突如其来的无法应付的事件的侵袭，似乎无论如何都无法超越和摆脱。小说让人物行为抽象化，故事的常态发展与必然结果相互排斥，语言也处于某种游离和隐喻状态，形成一种颇具寓言性质的文本结构和主旨内涵，以此探索人类精神的多重困境。或明或暗的不确定性包含了大量的暧昧、含混和无序，一方面呈现出生活的本然现状，揭示人性的繁芜与驳杂；另一方面又形成了文本的叙事“空白”，为读者提供某种“召唤结构”。《寻找胡安》中，全篇以一种侦察式“陷阱”迷宫结构，故事在“我”寻找胡安的过程中漂浮不定，真相就不可避免地可疑起来，暗示着现实与所谓“真相”的非对应关系。而这种与真相的若即若离，就是小说对悬念迷宫破解的过程。网络上关于旧友胡安的线索，穿插着“我”少年时代在庙镇中学的回忆，引发出关于记忆与命运的双重谜底的叙述。“胡安”始终处于隐藏状态，唯一可寻觅的线索是《博尔赫斯文集》的去向，小说表面上穿梭于过去和未来寻找真相，实则在追忆往事中暗藏着旧友命运走向的草灰蛇线。在此，所有的调查、暗示和预言都形成了对命运无常的隐喻。而《造梦师三部曲》整体上营造出的虚幻“梦境”，显示出生存本身无法逃脱的宿命，故事在冷峻的叙述语调中，伴有激烈的戏剧冲突和非理性的幻觉，让读者不自觉地被一种强烈的隐喻力量诱惑，掉入写作者设下的思辨陷阱。
值得注意的是，李樯在小说中似乎很少纠缠于某一具体的现实疑难，他的目光总是投向生存的总体性之谜。而小说的“寓言”是“回应”并非“回答”，也体现出写作者的谦卑与智慧：李樯似乎深知，生活表象和存在世界的魔幻与不可解，隐匿着太多必然和偶然因素，如果以理性维度过度深挖得来的答案，往往是虚无的单薄和不可靠。读者对于现实的理解也并非仅仅由叙事主体所主宰，文本的虚构、夸张和隐喻都只是一种可能性描述。所以，李樯以平稳的调性赋予小说情节和人物以寓言性，但始终根植于现实土壤中，不去过度呈示绝对意义，寻求建立一种弹性表述，从而与读者达成某种隐秘的精神交流。从这个角度说，这类多变、存疑和矛盾的“奇幻寓言”小说，避免了另一种本质主义的“存在”陷阱。
现实写作的“诗性”与限度
作为小说家的李樯，同样也是一位对世间万物充满细腻感悟和观察能力的诗人，小说在对日常生活细节的捕捉中，始终抱有对世界和人生的必要“诗性感觉”。而文本呈现出的寓言性、诗意和灵动境界，正是依赖于诗歌包容力和小说趋向诗的动力。所有这些都在提醒读者，李樯在中短篇的容量中松弛有度地铺展开对细密经验碎片、个体境遇和人性幽微复杂的勘探，渗透着他对阐释和观照社会人生和人性道德的无限热忱。审视李樯近些年有关现实书写的中短篇小说，虽未正面剖析坚硬庞杂的社会现实，但他能够在长期的写作中逐步产生出新的叙述图景和艺术美学，发现生活内部滋长的细部色泽和节律，感受并描摹出俗世生活里穿透人性的轻逸和温润。
在短篇《大车》中，小说以人物的内心轨迹作为叙述着点，用一种轻拿轻放的处理方式避免强烈的冲突和戏剧性，为乡村生活场景的刻画和情节氛围的营造延展出无限空间。而小说人物无明确指向的日常生命感喟与愁绪，滋长出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抒情意味。譬如芥川龙之介、爱丽丝·门罗、詹姆斯·索特、阿利斯泰尔·麦克劳德等短篇小说大家，都具有如此艺术表现力，他们既定格和聚焦平凡生命里无事之哀，又放大和追踪日常细节脉络和感性经验。从文本的艺术肌理看，这种极具内心化的叙事对生活耐人寻味的一瞥，将文本内部张力隐藏在看似普通的情节中，小说发掘出那些生活中转瞬即逝的微妙关系，并质询日常生存境遇中各种难以言说的精神困境和人性的隐秘。而李樯似乎又格外关注普通女性平庸的生活、脆弱的情感、无力经营的婚姻、残酷的职场状况，捕捉女性内心深处不易察觉的情感波澜。《女邻居》中的红粉和小白，年轻的身体、旺盛的活力却遭遇起起伏伏的命运嘲弄，令人感叹哀伤。《日暮苍山远》中被“无爱”婚姻围困的恩俏，一方面不得不承担家庭的伦理责任，“丧偶式”养育女儿，另一方面又要兼顾社会职业分工，挑起生活的重担，放弃了对自我主体的自由追寻。小说由此呈现出现代女性在家庭、职场中的艰难与无奈。而齐康姐姐的悲惨遭遇，更是传达出作家对女性生存境遇的省察与关怀。这些短篇依然运用人物内视角，或从人物自身出发，或从旁观者角度，通过日常叙事，捕捉和还原了女性在当下社会的典型困境。李樯曾在采访中提到自己很迷恋生命的“虚无”，那种从容、机敏的叙事姿态就像一位在现实主义理想中遨游的“思想家”，小说深层总是流淌着一种否定和弃绝世俗的声音，诗性意味的生存理想让生活黯淡的主人公们都以自己的方式逃离庸常，获得自由生命的澄明与敞亮。
不断挑战书写难度，寄寓文本更宏阔的视野和理想，无疑是李樯近年来小说叙事的新突破。不过我们还应该看到，小说专注于个体化的生活事件和心灵体验，题材选择集中在某一熟悉的群体，用日常生活的经验片段，涂抹上文学笔法处理过的细节，主题内蕴抽象含混，内部结构也是趋同的。李樯似乎没有兴趣反思、质疑并建立对历史与现实的整体性理解，难以找到对现实问题、社会热点、公共话题的思考和关切，文本整体意蕴似乎比较单薄，缺乏指向性力量和问题意识，略显“局促感”。我们应该思考的是，含混暧昧的个人经验和文体特征是否能承载多元异质的社会现实？心灵呓语、轻逸叙事的有效性是否有足够多元包容的审美空间？小说虽然能在生活情境一瞥中投射和触动有着相同经验读者内心的震颤与隐痛，但止于对生活即景的描绘，缺少更深层的探索，一旦回到历史事实和生活逻辑，小说似乎还不够丰满厚实，显得人性揭示有余而历史省察不足，抒情性有余而内在批判性不够。诚然，宏阔深远的文学审美境界并非评判作品优劣的唯一准则，但仍是值得作家开掘和探索的一种文本品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