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点与镜像——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城市文学

发布时间：2023-09-11 来源于：作者：点击数：次

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农耕文明的国度，乡土文学在中国文学传统中一直居于中心地位。虽然明清世情小说、海派文学等作品不同程度地显示了各个时代中国的市民生活风貌，但是，现代意义上的城市以及城市文学的全面兴起，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才真正初现规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和文化领域全面迎来了“新时期”，然而八十年代的社会变革主要集中于思想解放和拨乱反正，直到一九九二年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并发表系列讲话，此后，经济领域的市场化、商业化，社会发展的城市化、全球化成为无可争议的主流。随着大量人口由农村涌向城市，以乡土社会为主的社会形态、人口结构发生了重大转变，无论是城市的数量还是城市人口的膨胀程度，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均走向高峰。

与中国社会的城市化发展同行的，是一批出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的“晚生代”作家，如朱文、韩东、邱华栋、徐坤、李洱等。与前辈作家不同的是，在“晚生代”的生命历程中，历史与国族的宏大叙事、传统中国的乡土观念乃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启蒙主义价值等逐渐失效。“晚生代”作家人生观、世界观形成及稳定之时，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城市化、世俗化成为更重要的现实，也是因此，他们对城市生活中的现代意识、城市审美价值等具有更强的敏感和认同，他们的作品代表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城市文学的整体水准，从中亦能窥见这一时期中国城市发展、城市人日常生活的现实与问题。

乡土价值的衰落

文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乡土文学在今天正无可避免地走向消亡。究其根本，正是城市化背景下乡土社会的整体没落。李洁非曾发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曾经传统中国那种狭促而温馨的“胡同情调”逐渐瓦解，竞争、欲望成为正在崛起的城市的底色，“当被欲望鼓励着的竞争日益成为城市的基调时，当原先那种统一的几乎无差别的‘城里人’概念不知不觉被分化为贫富、强弱、成功者/失意者、白领/蓝领、雇主/工薪阶层时，当白昼黑夜的街头匆匆走过疲惫的打工仔、心事重重的投机商、狡狯的票贩子、脑满肠肥的暴发户、为几分钱而斤斤计较的低收入者、浓妆艳抹行状可疑的年轻女郎这些形形色色的人时，当消费浪潮从专卖店、高档电器商行一直卷到高架桥下的汽车现货交易市场并以此显示出城市对每颗心灵的强大诱惑、激励和统治时……人们必须意识到，中国城市已经告别昨日，向真正的‘现代城市’演化了”a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作家中书写乡土题材者，即便曾经有过乡村生活经验，但是，对于早已发生根本转型的乡土现实，以及其中个体精神、情感等的变化，大多数作家缺乏真正的了解，更难以准确把握乃至进行书写。现代城市的迅速扩张，导致传统乡土文学的人物不断外溢，在城市生活和城市价值的强大影响下，乡土文学中的生活经验、审美价值等也面临着全面的现代转型。

毕飞宇的短篇小说《哺乳期的女人》（1996）就揭示了这样难以挽回的悲剧现实：温情脉脉的乡土世界正在远去，现代性的道德、价值与思维模式正在主宰所有人的生活。在小说中的水乡小镇断桥，男孩旺旺的父母常年在外打工，他没有吃过母奶，一生下来就跟着爷爷生活。刚刚回乡生产的惠娘乳汁丰盈，在只有老人和小孩的断桥，她总是毫不避讳地在街边哺乳。奶香的诱惑令年幼的旺旺实在难耐，他本能地对着惠嫂的乳房咬了一口。惠娘虽疼痛难忍，却并未怪罪旺旺，她以母亲的身份理解、包容了这一行为。但是，镇上人们的闲言碎语早已将旺旺定性为“流氓”。惠娘不忍旺旺日渐憔悴，在无人的角落向他袒露乳房，旺旺却怎么都不敢吃，一边喊着：“我不。不是我妈妈！”一边委屈又倔强地跑开了。小说最后，当镇上的人们再次议论旺旺“好不了”了时，“惠嫂回过头来。她的泪水泛起了一脸青光，像母兽。有些惊人。惠嫂凶悍异常地吼道：‘你们走！走——！你们知道什么？’”b 小说中，人们对旺旺行为判断的根本冲突在于如何理解“乳房”：母亲的长期缺席令旺旺丧失母子关系，对他而言，未曾品尝的母奶就像是极少出现的母亲，身为母亲的惠娘对此感同身受；而对于他人来说，乳房无疑是一种性别表征，甚至是一种性暗示，在这样的世俗价值中，七岁的男孩觊觎乳房，显然是严重的道德问题。在这里，我们发现，乡土世界中去道德化的传统价值正在溃散，《边城》《受戒》等作品中所书写的纯美人性，在现代社会必然遭受新的道德、伦理与法制的重审。与此同时，小说通过旺旺父母的形象，揭示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农村人口大量迁向城市所遗留的现实问题。对于旺旺父母来说，“他们这刻儿正四处漂泊，家乡早就不是断桥镇了，而是水，或者说是水路。断桥镇在他们的记忆中越来越成为概念了，只是一行字，只是汇款单上遥远的收款地址。汇款单成了鳏父的儿女，汇款单也就成了独子旺旺的父母”c。旺旺的父母辛苦打拼，努力为孩子创造更丰富的物质条件，但无论是澳洲奶粉、德芙巧克力、亲亲八宝粥，还是那些遥远的汇款单，都不能弥补缺失亲人陪伴给旺旺带来的影响。如果说经济收入、物质生活的差距显示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大量人口向城市迁移昭示着乡土社会的没落，那么，传统价值的消逝、人们普遍不假思索地抛弃曾经被视为精神家园的故乡，更是潜藏在乡土社会内部的深层危机。

同样是描写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城乡发展差异的现实，与毕飞宇感伤、诗意的笔触相比，池莉的小说《云破处》（1997）则显得更为残酷。小说以“白天”和“黑夜”作为区隔。白天，丈夫金祥憨厚可靠、前途无量，妻子曾善美气质温婉、开朗亲切，他们是一对众人羡慕的恩爱夫妻；而到了夜晚，两人极力暴露彼此的不堪，力图以一种战斗的方式击败对方。西方日常生活理论认为，城市化的发展，让人的生存空间逐渐分隔开来，人们在家庭生活、社会工作、娱乐休闲等不同的空间中进行着相应的活动。小说《云破处》中，“白天”代表着公共空间中表面化的社会生活，而“夜晚”则是隐藏了无数秘密的私人空间。在夜晚，一段深藏于几十年前的秘密被揭露出来：曾善美的父母曾是工程师，金祥是农民的儿子，这种身份的巨大差异，让十一岁的金祥向曾善美父母所在的工厂投了毒，“我不认识你们这个家庭，也没有个人恩怨。就是他妈的那个工厂太牛×了。那么高的围墙，上面还拉电网，门房日夜值班，不让我们农民的孩子进去玩耍。你们凭什么霸占了我们的土地还对我们盛气凌人？”d

《云破处》所描写的时代，正是中国社会城市化发展的重要节点，此时的中国人被分化为“城市”与“乡村”两大阵营，此前被相似的贫穷削弱了区别的人们正在一点点撕裂开来。小说中的金祥正是这样被撕裂的人，他横跨了城乡两个阵营，一方面对故乡、对乡下亲戚有着深刻的感情，另一方面却极其努力地融入城市，以“征服”城市女人为荣。《云破处》中，夫妻两人的阶级差异看似已经消除，但这不过是属于“白天”的假象，小说中金祥的病态心理以及两人的婚姻悲剧，深刻揭示了城市生活的根本社会矛盾，也表现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城市化发展所造成的城乡差异、价值冲突等重要的现实问题。

以《哺乳期的女人》《云破处》等小说为代表，我们发现，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城市化与乡土社会的转型发展，不仅是重要的时代现实，更深刻改变了这一时期人们的价值观、伦理观。也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城市文学不仅作为当代文学书写中的重要题材，而且，其自身所蕴含的以日常生活经验为核心，追求世俗化、个体化乃至欲望化的美学与价值，开始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整体的文学创作。

现代都市的孤独美学

在一九八三年召开的“城市文学理论笔会”上，首次出现了对城市文学的基本定义，即“以写城市人，城市生活为主，传出城市之风味，城市之意识的作品”e。事实上，这一时期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刚刚起步，所谓“城市”其实大多也只是城镇。在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城市，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才开始真正显形。一九九五年前后，众多文学期刊尝试发现、推出新的创作潮流、文学概念，《钟山》《文艺争鸣》的“新状态文学”、《上海文学》的“新市民小说”、《北京文学》的“新体验小说”、《特区文学》的“新都市小说”等等，这些概念与提法各不相同，但内核都指向了文学与日常生活，尤其是与当时如火如荼的城市生活之间的关系。

瓦尔特·本雅明曾在波德莱尔的笔下发现了十九世纪的巴黎及其作为现代都市的种种特点，在这里，“许多人，彼此并不相识的人，密集地共处一个空间，却不打招呼，不攀谈，每个人只顾着自己如何顺利地前行。人在空间上是如此的近，但没有交流，彼此不了解，心理上又是如此的远”f。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城市化进程使中国出现了大量现代意义上“孤独的个体”，如同本雅明在十九世纪的巴黎街头所发现的那些“波西米亚人”“闲逛者”一样，是城市精神的典型象征。在韩东的《火车站》《长虫》《三人行》、朱文的《食指》《街上的人们》《傍晚光线下的一百二十个人物》、张旻的《情幻》、刁斗的《罪》等小说中，作家将目光锁定在城市街头那些形形色色的打工仔、流浪汉，以及更多身份暧昧、形迹不明的人身上，他们像幽灵一样游荡在城市街头，漫无目的地深入熙熙攘攘的人流之中。在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这些小说常常使用一种类似意识流的写作手法，碎片化、平面化地呈现着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传递出一种消沉、疲惫、浑浑噩噩的生活和精神状态，现世的享受、欲望的狂欢、感官的宣泄成为小说人物的共同追求。

与乡土社会人与土地的血肉联系不同，在城市生活中，人与人、人与环境（他所处的城市）常常是疏离的；都市生活中的冷漠，正是现代性经验的焦点。邱华栋非常敏感于这样的心理经验，他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曾创作“都市新人类”系列小说（《电视人》《公关人》《直销人》《时装人》《广告人》《化学人》《平面人》《环境戏剧人》等），这些作品中，一面是城市景观、物质的极大繁盛，一面则是主人公内心的极度空虚、孤独。短篇小说《沙盘城市》（1994）中，邱华栋塑造了一个闯入北京谋生存的漂亮女孩林家琪，在喧闹的迪斯科舞厅，林家琪对“我”说：“我突然感到了孤独，我害怕我会发疯，因为这座城市不是我的，它根本就不信任我，不接纳我。何况我也没有北京户口。他娘的。”g 在这个“破碎的时代”、纷扰的城市中，林家琪与流浪艺术家陈灵相爱，却最终出于现实考量嫁给了一个茶叶商。小说最后，“我”和陈灵走在夜晚的街道上，感受到自己的精神与爱情正在被这个巨大的城市埋葬：“我伸出了中指和拇指弹响夜空，听见那一座座高楼依次倒下去的巨大声响，感到复仇般的安宁和快乐，是的，这座城本来就是一座沙盘城市。”h 小说以“沙盘”作为象征，揭示了现代都市看似宏大、实则无比脆弱，随时都有可能坍塌、消逝的特点。

如果说乡土社会中的人与环境是“天人合一”的，那么，在现代都市中，个体的人几乎被钢筋水泥的“无物之阵”所覆盖、吞噬。邱华栋笔下的城市人无根、漂泊、孤独、忧郁，他们乐此不疲地享受着城市生活的喧闹、繁荣，同时也不得不承受城市的冷漠和压抑。《手上的星光》《生活之恶》《环境戏剧人》等小说中，邱华栋塑造了许多为欲望和理想奔赴城市，在这里拼搏、挣扎、妥协、沉沦的青年形象。他笔下的北京正如波德莱尔笔下的巴黎，到处开满了“恶之花”：“世界上任何地方也没有北京叫我这么动情，虽然它现在还像个后娘似的拒绝我入怀，可我死活得扑进它的怀里去，像亲儿子那样撒娇，我有这个信心。”i 这正是城市生活的现实，动荡、未知、不确定，既是欲望与罪恶的发源地，又容纳着无限的希望和可能，它是如此神秘，因而充满诱惑、引人入胜。

何顿的小说《生活无罪》（1995）则传递了某种矛盾的城市生活经验。小说主人公“我”曾经立志要做画家，偶遇几位在商场摸爬滚打的旧友之后，开始尝试下海赚钱，做过装修，当过票贩子，开过饭馆，最后成了宏光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小说书写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典型的城市价值：勇敢张扬欲望、追逐利益。如同狗子所说：“我是生活的大师，我在为自己设计生活，我不被任何人控制。我就是领导。”j 小说中的“我”曾经看不起他们，然而，在火热的城市生活面前、在金钱的诱惑下，“我”开始渐渐认同他们，最终成为他们中的一员。直到再次见到曾经一起学画的湘潭老友，这位刚从新疆采风回来的画家，虽然穿着令“我”不屑的旧裤子、旧皮鞋，但是多年来始终坚守艺术理想、过着自己的生活。“我克制着自己的进犯心理，一笑，‘现在我不再爱谈空洞的话，值不值是观念问题，争起来没意思。在新疆还好？’‘我在新疆很好，’他声音很大地说，‘生活，工作都很愉快。那里的人比南方人淳朴，而且很大方。’‘你生活得有理想，’我本想折磨他一下，但话到嘴边又改口了，‘我佩服你。’”k小说中，“我”这个旧日的知识分子/艺术家，面对城市生活中无所不在的物质诱惑，逐渐信奉“生活无罪”甚至金钱至上，但是，湘潭老友所代表的艺术理想却始终像一个秘密，深埋在他心底。小说结尾，“我”忧郁地望着窗外的瓢泼大雨，自言自语道：“这个世界真让人感到痛苦。”追名逐利、声色犬马，这个副总裁的物质生活不可谓不丰富，然而，这种内心深处的“痛苦”，恰恰来源于精神世界的空虚，理想逝去、信仰缺失、情感匮乏，这一切构成了迷失在物质世界中的城市人的根本孤独。

此外，作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女性文学的代表，徐坤的《厨房》与徐小斌的《双鱼星座》均聚焦于都市女性的情感生活。《厨房》（1997）中，已过不惑的女强人枝子渴望爱与被爱，遇到松泽之后，这种渴望更加强烈。于是，松泽的厨房便成了枝子的战场，她卸下女老板的身份洗手做羹汤，试图以此向松泽示爱。然而这却令松泽不安，在他眼里，枝子是赞助自己艺术理想的女老板，而“一旦有了身份和功利的意念，一切就都不好玩了，连一点点肉体的冲动都不容易发生”l。枝子处心积虑地将自己献给松泽，而松泽不过是逢场作戏般地应付着。夜色至浓，枝子怎么都没想到，松泽竟然对自己下了逐客令，她也只能故作平静地维持自己最后的尊严。如同小说所言，“事业成功后的女人，在一个个孤夜难眠的时刻，真是不由自主地常要想家，怀念那个遥远的家中厨房，厨房里一团橘黄色的温暖灯光”m。在人与人之间常常是“道路以目”的现代都市中，有多少女性的爱都是源自孤独，源自对一种最基本、最简单的陪伴的渴望。《双鱼星座》（1995）中的卜零与韦虽是共枕而眠的夫妻，心却隔着千里，“她与韦做爱的唯一要求便是关灯。在黑暗中她可以把韦想象成任何一个男人，唯独不是韦”n 。深刻的内心孤独与情欲的渴望，使得卜零一点点爱上了韦的司机石。与枝子的遭遇相似，当卜零再也难以克制自己的情感，决定彻底向石敞开时，却发现石在她和妻子之外，竟然还有其他的情人。在这些作品中，都市女性饱尝孤独之苦，她们同时面临着欲望与精神的双重匮乏，现代都市中的爱情再也不是无私的付出，而时刻受到理性的约束，都市人的爱是自我需要，更是利弊权衡。

景观社会的欲望叙事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法国哲学家居伊·德波曾提出“景观社会”的概念，他将马克思主义批判的“物化”现实，深化为资本主义物质生产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相离裂的总体视觉图景，并认为在这样的社会中，“景观是人们自始至终相互联系的主导模式”o。邱华栋的小说描绘的即是典型的景观社会。《手上的星光》（1995）中写道：“有时候我们驱车从长安街向建国门外方向飞驰，那一座座雄伟的大厦，国际饭店、海关大厦、凯莱大酒店、国际大厦、长富宫饭店、贵友商城、赛特购物中心、国际贸易中心、中国大饭店，一一闪过眼帘，汽车旋即又拐入东三环高速公路，随即，那幢类似于一个巨大的幽蓝三面体多棱镜的京城最高的大厦京广中心，以及长城饭店、昆仑饭店、京城大厦、发展大厦、东方艺术大厦和希尔顿大酒店等再次一一在身边掠过，你会疑心自己在这一刻置身于美国底特律、休斯敦或纽约的某个局部地区，从而在一阵惊叹中暂时忘却了自己。”p 小说中这些鲜明的城市地理符号，一方面标志着北京作为现代都市的繁华盛景；另一方面，这种密集的、令人目眩的呈现方式，也暗合了景观社会的基本现实：真实的存在演化为被展览的图景，实在的生活沦为表演和作秀，“所有活生生的东西都成了表征”。如同小说中的驱车“飞驰”一样，车窗外这些一闪而过的景观，不仅构成了城市的巨大幻象，更进一步遮蔽，乃至覆盖了现实世界的本真。

同样是书写世纪末的北京，徐坤的作品多以女性视角展开。小说《狗日的足球》（1996）以一九九六年阿根廷足球名宿马拉多纳到访北京为切入点，折射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城市生活图景。小说写到马拉多纳来京前的媒体狂欢：

《北京青年周刊》封面是龇牙咧嘴腆胸叠肚欢笑奔跑着的马拉多纳，穿着蓝白条相间的阿根廷队球衣，左肩上扛着黑底红字和黑底蓝字：取缔异性按摩之后抢占中国汽车市场。右肩上扛着黑底白字：马拉多纳来了！

《海内与海外》封面马拉多纳笑着比画着，穿着一身休闲服蹲坐桥头半截树桩上，头顶是蓝天辉映的红色大字：且看今日中国土皇帝来了，马拉多纳风暴。在他的黑色软布面休闲鞋底踩着两行蓝白字：世界旅游热中的浊流日太子妃将接受人工授精。

《为您服务报》头版一整版刊登马拉多纳的报道，身穿蓝色球衣的马拉多纳通栏顶天立地，做目瞪口呆状，胸围上是醒目的紫罗兰色特号字：球王？烂仔？右耳朵边上附有斗大的草绿色导语：世纪末最后的足球怪物迭戈·马拉多纳。q

在这里，各大媒体合力制造、构建着一种驳杂喧嚣的都市景观，这里既有全球化的“阿根廷球星”“日本太子妃”“世界旅游”，又有本土化的“中国土皇帝”“中国汽车市场”，更有欲望化的“异性按摩”……种种诱惑，共同刺激着读者的神经。小说中，作家几次借主人公之口说：“真来劲啊！”——与邱华栋笔下的冷漠、挣扎不同，《狗日的足球》中这种狂欢式的情绪，同样也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城市精神的主要表现。

然而，正是这种狂欢心态，令人不得不正视德波的警惕：“景观”是现代消费社会中一种杰出的意识形态，它以特殊的方式实现了对现代人的奴役与否定。r 媒体宣传、广告、影像等，无处不在地支配着人们的欲望结构，当人们痴迷而全神贯注地欣赏着商业资本生成的虚幻符号，全身心地沉浸其中时，景观已经成功实现了对人的全面统治，它逐渐代替人类本身，成为社会生产与消费的主导力量。与此同时，诚如鲍德里亚所发现的：“性欲是消费社会的‘头等大事’，它从多个方面不可思议地决定着大众传播的整个意义领域。一切给人看的和给人听的东西，都公然地被铺上了性的颤音。一切给人消费的东西都染上了性暴露癖。当然同时，性本身也是给人消费的。”s 景观鼓动消费，而消费社会的欲求最终指向了性和欲望的满足，在这一连串的城市意识形态中，文学也不可避免地深陷其中，身体、欲望和性成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城市文学的一大主题。

朱文的小说《我爱美元》（1997）中，父亲来看望异地生活的“我”，在带父亲找弟弟的过程中，“我”反复尝试为父亲找个女人，来解决他多年的性压抑。小说极力张扬着欲望的合法性，对传统道德更是进行着大胆亵渎。在小说中，父子关系及其背后曾经根深蒂固的传统伦理、纲常秩序，被几无差别的人的原始欲望所解构，父亲/“我”的性欲以及“美元”所代表的金钱、物质，构成了现代城市生活中最重要的两大消费动力。在小说中，作家以一种歌颂者的姿态臣服于欲望：“我们要尊重钱，它腐蚀我们但不是生来就为了腐蚀我们的，它让我们骄傲但它并不鼓励我们狂妄，它让我们自卑是为了让我们自强，它让我们不知廉耻是为了让我们认识到，我们本身就是这么不知廉耻。从在这个星球上出现的第一天起，它就坚定地抱着帮助我们的善良愿望，它们四处奔走，缓解了我们的窘迫，我们应该公正地对待它。”t 与之类似，在朱文的另一篇小说《弟弟的演奏》（1998）中，大学生们沉迷于肉体的纵欲，完全凭借本能，漫无目的又肆无忌惮地生活着。如果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的性苦闷、性压抑叙事，是基于对此前历史遭遇及其所带来的精神戕害的反思与批判，那么，九十年代城市文学中的性与欲望则是以反抗传统道德、伦理价值为出发点的，这种反抗极其简单，几乎都是诉诸纯粹的“力比多”骚动，是一种原始的、本能的纵欲。在这样接近自然主义的欲望叙事中，作家逐渐沉浸于缺乏意义的感官重复，对日常生活丧失了辨析力、抵抗力，更放弃了审美和价值上的反思。

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新审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城市文学，不难发现：一方面，城市文学的出现，大大拓宽了中国当代文学的题材、价值和审美面向；另一方面，消费主义与大众文化的合谋，也构成了城市文学内部潜在的风险。无论是九十年代末“美女作家”们极尽沉沦的身体与欲望，还是新世纪初青春文学中散落一地的名牌、标签与景观符号，都一步步地印证了这一点，文学也因此成为消费社会中经由机械复制而完成生产、流通的众多商品之一。在此意义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城市文学不仅是中国当代城市文学的整体性起点，也构成了我们今天反思城市文学发展中诸多问题的一面镜子。

注释

a 李洁非：《新生代小说（1994—）》，《当代作家评论》1997年第1期

b 毕飞宇：《哺乳期的女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193

c 毕飞宇：《哺乳期的女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185

d 池莉：《云破处》，见《池莉经典文集·致无尽岁月》，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199

e 幽渊：《城市文学理论笔会在北戴河举行》，《光明日报》1983年9月15日，第2版

f [德]瓦尔特·本雅明著，王涌译：《波德莱尔：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3

g 邱华栋：《沙盘城市》，见陈思和主编《逼近世纪末小说选》卷二，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552

h 邱华栋：《沙盘城市》，见陈思和主编《逼近世纪末小说选》卷二，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559

i 邱华栋：《沙盘城市》，见陈思和主编《逼近世纪末小说选》卷二，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553

j 何顿：《生活无罪》，北京：华艺出版社，1995：120

k 何顿：《生活无罪》，北京：华艺出版社，1995：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