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些关键人物的关键时刻，英雄诞生了
编者按
八一建军节，本报特别策划刊发关于“英雄书写”的三篇文章，与读者共同探讨和平年代如何塑造英雄这一问题。其中，王久辛一文从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谈起，思考英雄人物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之间的关系，并对今天如何发现、塑造新时代英雄提出了个人见解；《昨天的英雄，如何打动今天的读者？》是本报实习记者张雪妍对作家顾志坤的采访，以其新作《美人弄1号》为切入点，集中交流了革命历史题材的写作经验；《诗意化的英雄主义表达》一文，以一位文学新人的作品为例，关注当下基层连队战士的成长，是和平时期连队的英雄精神锻造。希望以此呼应时代，致敬英雄。
在那些关键人物的关键时刻，英雄诞生了
——从莱蒙托夫《当代英雄》说开来
王久辛
什么样的人，才配得上英雄这个名号？如何认定英雄？1841年初，水师提督关天培率部与来犯英军，在虎门展开浴血海战，结果惨败，400多将士壮烈殉国，包括民族英雄关天培。他是国家危难之时冲出来的，尽管战败，但他决不后退半步的视死如归，仍然配得上英雄的称谓。还是那一年，在沙皇俄国，诗人、作家莱蒙托夫迎着黑暗现实，发表了深刻影响世界的著名小说——《当代英雄》，独特犀利的眼光透过生活的表象，把无所事事的“多余人”毕巧林，写成了一个没有英雄壮举却处处闪烁着人性魅力的“另类英雄”。可以说，这两个英雄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是显耀的，一个是隐蔽的，但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两位英雄的诞生都关涉时代，说明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英雄，所谓“时势造英雄”，此乃真理是也。
毫无疑问，改革开放45年来，中国取得翻天覆地、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的作家该怎样来书写英雄，书写伟大的时代，创作不朽的经典呢？在我看来，关天培惨烈悲壮的言行已成绝响，倒是莱蒙托夫《当代英雄》塑造“英雄”的独特眼光，对于今天作家认识与塑造好深埋在生活中的时代英雄，具有一些可资借鉴的意义。我们知道，莱蒙托夫所处的是沙皇统治下黑暗压抑的旧时代、而要写出反叛旧时代，拥抱新时代的英雄，其难度何其大也？英雄的脑门儿上绝对没有标签，然而在莱蒙托夫笔下，毕巧林既优秀理性又莽撞冷酷，既有高尚的向往又充满私欲，既特立独行又矛盾犹豫。他仿佛肩负着崇高的使命，又在现实中扮演着恶棍的角色，他意志坚定、才能出众，渴望做些有益的事情，却又自由散漫，始终把控不住自己的命运。莱蒙托夫写出了毕巧林的两个自我：现实中“作恶”的自我和“作恶”后反省“除恶”的自我，既有形而下的写真，又有形而上的透视，把毕巧林这个看透了社会、看穿了自己，孤独而又悲凉的先知先觉者当作末路的英雄来写，包括他的玩世不恭与无心之失，都写得像英雄壮举般惊心动魄。其目的，正像他用“当代英雄”来命名他的作品，那是在用肯定的语气来否定所处的时代，同时，也是对毕巧林悲剧一生的深刻悲悯与体认。我猜，作家想说的是：凭毕巧林的天赋资质与能力，本来完全可以大有作为，无愧当代英雄，结果那个时代、那个社会却让他成了“多余”的。好吧好吧！就这个样子才配得上称作那个旧时代的“当代英雄”。莱蒙托夫以深刻的洞察力与创造力，完成了一个巨大的讽刺与启迪，在世界产生了长久的共情、共鸣与无尽悲哀，令人反省、思考。
说到底，文学是写人的，而英雄首先就是人，只不过比人更像人而已。换句话说，就是这个人更典型，更有魅力，更令人心动。徐贵祥写《历史的天空》时，遵循的就是这样的原则，小说中的三军作战，“三国演义”，混战一团。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立场，不同的立场就会产生不同的表达。为什么描写抗战的小说多如牛毛，而唯独徐贵祥摘取了茅奖桂冠？据我所知，徐贵祥创作前研究了日本国史，日本版的侵华史，还看了很多日军侵华时期日本的新闻报道。例如当时某日本报纸说：日军为表亲善，大搞表面文章，做点助民劳动，还要与汪精卫部队比赛。如帮百姓插秧，日军一个班，汪军一个排，结果日军插的秧横竖成排，而汪军插的秧东倒西歪，人还累得四仰八叉。丑化中国人是肯定的，但作家从中却看出了一支部队关键的东西——素质。所以他没有简单丑化敌人，也没有过度美化自己。他谨慎地、探索式地、一个字一个字地寻找“三军”核心人物的梦想之根，他把战争写成了人格、理想与智慧的角逐，写成是推动历史发展前进的角逐。最后，作家揭示出的并不是有血有肉、有灵魂、有信仰的敌人的失败，而是他们利益集团整体的失败，揭示的是历史必然的逻辑。高明就那么一点点，但那一点点正是思想的高度、精神的高度。
有一种说法：写历史英雄容易，写现实英雄难。其实在我看来，都容易，也都不容易。柳建伟的《英雄时代》写的就是现实题材，而且是直面改革大潮，他写出了大浪淘沙中的各式人等，尤其写出了真正的时代英雄。还是那句话：英雄首先是人，是人就有人的命运、人的性格、人的心理、人的欲望，而且人还有社会的、政治的属性，柳建伟没有回避人性的与社会的、政治的种种属性，甚至是直入其中，一竿子到底地写现实，写现实改革中敢啃硬骨头、勇于冲锋陷阵的英雄。许多作家不愿或不敢深入政治，担心过深介入政治属性的执政生活，尤其直接描写共产党人，会有各种各样的风险等等。作家柳建伟不管那些，他敢于挑战，坚持写人，塑造他透过生活表象发现的一系列英雄行为，出色地完成了对史天雄的人物塑造。史天雄本来仕途通达，如果继续努力，会有更高的上升空间。但他放弃了在高层机关庸碌无为坐等升官的好日子，自愿申请到基层，帮助下岗女工合资组建经济联合体，以提高民营商业零售企业的品位。柳建伟沉潜在这正大事业的深处，硬碰硬、实对实，那生动有趣的描写，完全化入了人性的光辉，主人公为民解困、为党分忧、为国操劳，构成了小说《英雄时代》最沉实厚重的文学底座，也构成了动人心魄的时代交响，为当代文学的画廊平添了一位身处改革最前沿的英雄中国共产党人形象。英雄难写，但当你真正融入到推动历史前进的、最本质的推动力之中，在那些关键人物的关键时刻，英雄诞生了。
还有一个说法，即我们天天生活在小人物中间，没见过大作为的英雄，如何写出英雄来？我以为，对文学来说，根本就不存在小人物与大人物，都是“人物”，都是描写对象。记得十年前看过一部电影《钢的琴》，其中的下岗工人陈桂林，媳妇儿跟富商跑了，要离婚，要女儿的抚养权，陈桂林不同意，媳妇儿说：你连给女儿买台钢琴的钱都没有，怎么培养女儿？于是乎，陈桂林想了无数办法，要给女儿弄台钢琴，但种种努力、冒险都失败了。最后，他在绝望中偶然翻到一本关于制作钢琴的外国文献，于是，他叫上下岗的工友们，在早已破败的厂房中制造钢琴，最后竟然造出了一架精美的“钢”的琴。当我看着这些衣着破旧的工人，扛着自己做的“钢的琴”从银幕走来时，我的心狂吼着——英雄啊！低微的，可能是伟大的；高大的，可能蕴含着下贱。世事纷繁，遍地风流，这里的关键点是：你有没有洞察力？
时代每时每刻都在前进，然而英雄却并没有三头六臂，他们都是普通人，做的都是普通的事儿。从莱蒙托夫到徐贵祥、柳建伟，包括《钢的琴》的创作团队，他们发现与写出来的英雄，不都是普通人中的不普通吗？发现英雄，凭借的是作家的洞察力、辨识力与创造力。最近，吴义勤有篇文章对中国文学作了一个判断，他说：我们不再是文学领域的“滞后者”“追赶者”“模仿者”，而是文学价值的“创造者”“引领者”。他又说：我们不仅要让全世界更多地认识、阅读、了解中国作家作品，还应该在世界文学秩序和世界文学价值的同步建构中发挥主体作用，让中国文学价值成为世界文学的“共同价值”，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构贡献文学方面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我以为，这就是时代对文学英雄的呼唤，中国作家书写我们的时代和英雄，就要破除一切迷信，确立我们自己的审美观、价值观，写出属于我们的“那一个”，而且坚信我们写的“这一个”，一定是时代的，也一定是世界的——英雄。
昨天的英雄，如何打动今天的读者?
顾志坤 张雪妍
顾志坤年逾七旬，十余年间一直至力于以浙东新四军为主题的革命历史题材写作。他的“革命英雄主义六部曲”为当代革命历史题材书写添上了厚重的一笔。
“没有硝烟的战场”中的女性
张雪妍：您的新作《美人弄1号》讲述了多名年轻的女地下党员以烟厂为掩护传递情报的故事。相比以往的创作，这或许是一个不小的突破，在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中塑造女性群像，这种写法似乎在同类型创作中也并不多见，请问是什么契机促使您关注到这段历史当中的这一群体，并写下了她们的故事？
顾志坤：这是我从一位从事乡土文化挖掘的朋友处偶然听到的故事，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故事。当然那时它只是一条线索而已，但也引起了我浓厚的兴趣。与之前以战场环境和战斗英雄为书写对象的作品不同，美人弄卷烟厂情报站展示的是抗战时期我地下党情报员与日伪顽斗智斗勇、生死博弈的故事。特别是其中8位情报员全部都是年轻的女性，她们在日伪的眼皮底下，以开烟厂为掩护，扮作卖烟女，穿过敌人重重的封锁线，将各类情报送到抗日游击队那里，为我游击队的胜利立下大功。可以说，这是一幅我党情报战线上巾帼英雄们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奉献青春热血的群英图，它坚定了我讲述的决心。
张雪妍：我注意到，书中描写了许多女共产党员在传递情报过程中使用的“妙招”，比如将兵力火力配置图用米汤水绘制在香烟纸上，敌工部的同志通过碘酒查看，各种特殊的信息传递方式在书中并不少见，它们是您对真实历史的再现，还是在创作过程中的巧思？
顾志坤：这是真实的故事。在创作《美人弄1号》的过程中，我采访了多位当年卷烟厂地下党情报员的后人，以及一位当年曾为情报员带路的老人，并阅读了烟厂女房东赵煦照（后来也加入了地下党组织）撰写的回忆录，他们为我还原了当年美人弄卷烟厂情报员为闯敌关而采取的种种办法，你提到的这些细节都来自于真实的事件。
浮出历史地表的“红色浙东”
张雪妍：您曾说过，“我的所有的作品，都是与故乡密不可分的，没有故乡，也就没有我的这些作品”。上虞自古以来就是文化名城，东晋名士谢安在41岁前就曾长期隐居于此，包括《美人弄1号》在内，您的许多作品都在围绕您的故乡上虞及周边浙东地区展开。书写浙东地区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的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在当代文学中并不多见，您是否在有意填补这方面的空白？
顾志坤：浙东是中国19块红色革命根据地之一，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浙东人民抗日斗争的历史资料已有不少，但用长篇小说或纪实文学的形式来展现浙东人民波澜壮阔、艰苦卓绝的抗战历史的几乎还是空白。尤其像浙东纵队北撤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竟还没有文学作品对此进行全景式的书写。作为一名浙东籍作家，我感到了自己的失职。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这十几年来，我的双脚一直在浙东大地和相关的省市行走，我去海岛，进山区，走乡村，跑干休所。一次，为寻访一位战斗英雄的足迹，我在半个月内驱车穿越13个省市，行程16000里。近年来我采访过的新四军老战士及他们的后人多达数百人，这些抢救性采访为我创作“革命英雄主义六部曲”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在写作的过程中，很多受访的老战士还没有看到我的作品，就一个个去世了。所以我希望我的这些作品，不仅能填补浙东革命斗争史文学性的书写空白，也能给那些在这块土地上洒下过热血甚至献出了生命的英雄们留下一点文字记录。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我们给英雄们树了一座文字纪念碑。
张雪妍：在故乡生活了17年后，您于1969年入伍，在上海警备区服役，直至1983年。这段军旅经历对您的创作产生了什么影响？
顾志坤：14年的军旅生涯不仅是我人生中的重要阶段，也对我后来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部队是英雄最集中的地方，我所在的部队，就是一支英雄的部队。我们听英雄讲故事、作报告，与他们一起搞训练。更重要的是，在向英雄学习的过程中，崇尚英雄的情结也在我心中渐渐形成。另外，我也逐渐掌握了一些军事知识，如战场工事的构筑、武器的类别与性能、防御作战和攻击前进时如何大量杀伤敌人等等，没想到这些在部队学到的知识，竟在我后来创作的时候派上了大用场。我还在部队中阅读了大量文学作品，尤其是苏联作家的作品，如《静静的顿河》《日日夜夜》《恐惧与无畏》《青年近卫军》《一个人的遭遇》《为祖国而战》等，这些书籍都滋养了我的创作。这就是我转业后，耗时十几年，自费在浙东大地上寻访英雄、挖掘英雄和书写“六部曲”的重要缘由。
革命历史书写中的“隐与显”
张雪妍：从2008年出版的《春晖》到如今的《美人弄1号》，在您长期的创作生涯中，许多小说或报告文学作品都表现出对历史的复现与还原，您怎样看待文学与历史的关系，文学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记录历史？
顾志坤：首先，文学和历史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甚至是极其亲密的关系。从历史的视角看，文学始终在参与着、建构着历史，而且自身也是历史的一个部分。不过，文学毕竟是文学，虽然它可以复现与还原历史，但是这种复现和还原是文学的，而不是历史学的。并且文学对历史的复现与还原在不同的文体中也是不一样的，小说家与报告文学作家书写历史的方式就有所不同。
我的许多作品就是按照这样的创作思想进行的，按现时通常的说法，叫“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即在尊重真实历史的前提下，进行文学性书写，在真实地复现与还原历史的同时，为读者呈现集真实性、文学性和可读性相统一的作品。
张雪妍：在战争的背景下，军旅题材小说通常会设置敌我双方的阵营，因此容易呈现出二元对立的色彩。您的“革命英雄主义六部曲”涵盖了从抗日战争到抗美援朝长时段的历史，您如何看待并处理其中的关系变化，从而避免人物的扁平化问题？
顾志坤：人的现实存在和现实关系是动态发展的，任何一个人都是很复杂的，革命英雄人物也是一样。他们有英雄伟大的个性、人格与魅力，也有和我们一样普通的面相。因此，写活一个人物就必须将他放置在动态的、多样化的关系中，从而展现出他丰富的性格内涵，毕竟英雄人物也会因其平凡而更加动人。文学创作应该始终坚持一种多角度、多层面、多样化的眼光，避免将人物扁平化，或沦为某种观念的象征。在这方面，我在长篇小说《北撤》和新作《美人弄1号》中，作了一些探索和尝试，从读者们的反应看，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张雪妍：当下，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应该如何更好地发挥其所具有的价值？
顾志坤：历史是纪实的，但历史的纪实往往是枯燥的，在历史的纪实之外，能够有一种具有文学色彩的纪实作品来作为历史的补充，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更不用说在当今时代，纪实作品在记录时代、表现时代主题、塑造时代典范、回应时代关切、参与时代重大课题等方面占据着无可撼动的地位。曾经历史的大变局为纪实文学提供了震撼人心的精神气魄，我们更应该积极介入时代，用自己的妙笔将时代中每一幅生动的画面记录下来，真正承担起自己记录历史、建构历史的文学责任。
但同时我们又必须面对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们的纪实文学，如何才能吸引当下的读者，尤其是，当纪实文学为革命英雄人物立传时，那些昨天的英雄，如何才能打动今天的读者？在这方面，我们的前辈作家已作了很好的回答，而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接过前辈作家的接力棒，立足现实，关注历史、关注时代、关注人民，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作品。
诗意化的英雄主义表达
徐艺嘉
作为军旅文学的观察者，我读过许多军旅作家以不同视角书写的军营现实作品。而每遇到一篇同类题材的新作时，我不免在阅读之前先带入一个疑问，同时也有一种期待：作家有没有可能在已有的文学表达范式中挖掘一些新质，在新的时代语境下重塑英雄的骨骼与肌理？
吴亚飞的短篇小说《连队日志》（《解放军文艺》2023年第8期），独具巧思，将连队日常写出了新的意趣，是英雄主义叙事的另类表达。《连队日志》这个标题点出了小说的内核：极简。阅读这篇小说，读者找不到军旅生活常见的“极端”状态：没有硝烟与炮火，没有冲突与对峙，甚至没有高山海岛、藏地边疆的特殊环境加持。唯一关于环境的介绍来自于开篇：“雪已经飘飘洒洒一整天，到了晚上，也丝毫没有喘口气的意思，也许，它们也被如墨如画的江南风景吸引，毕竟，它们不常来。”作家将目光对准到一个勤务保障连，小说的主线是讲一名年轻的指导员从机关“下放”到连队的成长史。指导员工作拉拉杂杂，重心是管理十几个岗位的人，同时管住百来号战士的思想，确保连队的正常运行。小说的高明和特殊之处在于，作家没有让人物一味地陷入琐碎，而是在平凡生活中寻求一种向上、向暖的精神力量。
成长往往伴随着痛感，但指导员的成长过程却格外温润，像一株稚嫩的树苗，按照自己的生长节奏，在四季春秋中吸收阳光雨露，充实着力量，逐渐变得坚韧、变得更有担当。串联起成长之路的线索中没有出现矛盾事件，故事的发展大多源于一日生活的细微之处。比如指导员的窗户上原本贴了一层磨砂纸，为了让窗户更透亮、对士兵更敞亮，指导员当着全连战士的面撕掉了磨砂纸，从此自己的屋子一览无遗。但在此之后，来找指导员谈心的战士愈发少了，大家顾虑到自己的隐私会被窗外来回走动的战友知道。小说还写到，指导员随身揣着小本，上面记着大家的“红黑账”，每次一项大工作落幕，指导员掏出本子，战士的心也跟着揪紧。一次武装考核过后，指导员累病了，被值班员锁在屋里强令休息，文书发现了指导员衣兜里面的本子，却发现全无“黑账”，上面记的都是谁有困难、谁需要帮助、谁又进步了。指导员就像他办公桌上常年摆放的栀子花，在润物无声的岁月里静默生长，散发芬芳，逐渐把一个后进连带成了先进连，自己也获得了“优秀政治教员”的荣誉。“知兵、爱兵、不离兵”是指导员的信仰，小说中一个细节的更改、一个物件的运用，背后涉及的都是人的观念，而观念只有在长期与官兵无所保留的交往和不懈思考的探索中才能形成。
吴亚飞笔下的指导员与真实的军营现实丝毫“不隔”，作家捕捉到蕴含在日常生活中的军营文化特质，并对个体经验赋予了审美化的加工与想象，把一个甚至没有提及姓名的指导员形象鲜活、细致地呈现出来。吴亚飞有意识地在日常中凝练军旅文学的精神特质，小说中的指导员在充分咀嚼了生活的平淡之后，对军营、对军人仍然葆有初心，倾注着真情与热爱，这正是人物在能力所及之处最为实际的英雄主义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