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川归》：时代叙事与生命叙事的“叠影”书写
朱辉小说《万川归》采用百川入海般的多线叙事结构，以几位1980年代大学生的生命经验与心路历程为核心，在对主人公浮沉漂游的生命小船的追踪中，力图在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上展开对时代与个人的深沉探索和思考。小说讲述了一代知识分子在时代浪潮中的选择与妥协、奋进与挫折、坚守与放逐、荣耀与屈辱、迷惘与希望等，通过对他们人生经历与心灵感悟的描绘，细密而立体地刻画出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所发生的种种变革以及这些变革对人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所产生的不同影响。作品既透视了当代中国改革时代的两个十年，又从哲学的高度对生命进行了透析，从而对人间情感与伦理进行了观照。在时代叙事的“史诗性”与生命叙事的“抒情性”之间，《万川归》实现了巧妙的平衡与复合。
一.
万、川、归：一代知识分子的不同走向
《万川归》的故事主要起于1980年代，并延伸至2000年之后。二十几年的时距，正是一代青涩、稚嫩的青年学子行至中年的时间长度，也是其人生从未知莫测到“尘埃落定”的时间长度。在小说时间线的起始，这些年轻人们刚刚从“文革”的余波中走出，他们是高考制度恢复后的第一批受益者，紧接着，当他们走出大学校园，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中国社会的个体化进程以及一系列的经济改革。从社会层面看，伴随着改革开放，中国进入了现代化的快车道，当代中国的整体面貌由此塑造；就个人层面而言，国家与社会的巨大变化也意味着个体生命崭新和多面的可能性及走向。时代态势成为小说叙事背后大写的背景，而一代知识分子的生命历程和精神轨迹则是叙事的主要内容，也成为叙事的基本动力。
《万川归》并非依照自然时序依次展开人物的成长历程，而是在过去与当下、回忆与现时的交往穿梭之中呼应、合拢出一个个人物立体的形象。小说人物的选择与安排显然经过了作者的精心设计与细致斟酌，这首先就体现在小说名字的确定上——“万”“川”“归”三字分别从万风和、丁恩川、归霞三位主人公的名字中各取一字得来——这也是“万川归”的第一层含义。某种程度而言，在新时期，脱离集体意识的个人成为可能，但个体何以建立并巩固他们存在的根基？三个主人公在时代语境与个人生命历程中如何进行自我选择、自我定义、自我赋值，显示出了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大学知识分子的人生分流，他们所呈现出的命运轨迹和精神状貌也代表着时代洪流中知识分子的不同生命面向。借助于对这些个体面向的叙述，作者深描其中的人生况味，并将他对国家与家族、时代与个人、名利与理想等问题的思考贯穿其中。
小说的叙述重心主要集中在万风和这一人物身上。作为“第一主人公”，万风和的生命轨迹较为典型地体现出个人日常生活史与时代社会语境的叠合交织。一个在小镇河岸上读书的青年，脱胎换骨成为南京的“万总”，万风和的成功在于他的一生都被时代裹挟着上路，他几乎恰好在人生关键的每一步都站上了时代红利的风口。与其说万风和精于审时度势，倒不如说他是随潮逐浪。巴赫金在谈论成长小说时曾说：“人的成长带有另一种性质。他与世界一同成长，他自身反映着世界本身的历史成长。他已不在一个时代的内部，而处在两个时代的交叉处，处在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转折点上。这一转折寓于他身上，通过他完成的。他不得不成为前所未有的新型的人。”[1]
万风和就是这样一个人物，作者通过对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勾勒出二十年间中国社会发展的转折、趋势与轮廓。虽则小说集中表现的时间只有这短短的二十年，但它却是百年中国翻天覆地变化的历史节点。借由略述万风和的童年经历，小说对1950-1970年代的“革命中国”稍有提及，而1970年代末的恢复高考、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1990年代的市场经济大潮所带来的能量释放更是构成和贯穿了万风和的一生。从小镇青年到大学生，从大学教师到文化出版商，一直到最后凭借房地产投资达到财富和阶层跃升的最大值与最高点，这是万风和的人生发展轨迹。在此期间，国家政策的接连调整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经济、文化结构乃至生活方式的深刻变化和不断更新，这些或多或少都体现在作者的叙述当中。时代改变和型塑了人物的命运，人物也见证着时代的发展变化，然而万风和并非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时代“弄潮儿”，他的一生可以说是幸运的，但也是憋屈的，可以说是成功的，但也是在不止的茫然与困顿之中的。万风和总是在面临“不得不”，他的每次成功都伴随着伤痛或失去，总是要付出相应的代价，就连他的几次“转型”也都有着“时也势也”的偶然意味，而不完全是出于他个人主观、清醒的“求变”意志——好似在时代洪流中随波翻腾着的一片树叶，万风和似乎从未真正地掌控过自己的人生。
不同于万风和在时代浪潮上随波逐流，归霞的选择却是“急流勇退”——即便她是全村唯一一个通过知识改变了命运的人，且不仅读了本科，还读了硕士。如果说万风和的人生基本上是由种种“一念之差”与“顺势而为”驱使着，是在时代和命运的推动下一路走向自己也不可明晰预见的地点，那么归霞总是目的明确的，她的每次选择都是出于对人生的考量，并且是单纯的世俗的考量：为了生活得好一点，安逸一点。因为读书才能获得一个好工作，所以她考取了大学；因为不想到工地上去吃苦、实践，所以她才选择继续读研。面临对未来爱人与职位的抉择，归霞也都秉承着追求安稳、悠闲与富足的现实原则。归霞代表了以“清闲自适”“岁月静好”为人生诉求的一类人物，这类人物即使也曾“进”过，但从一开始他们的“进”就是为了“退”。仅就人物生活方式与生存价值的选择而言，归霞显示出与《长恨歌》中的王琦瑶相同的价值立场：她们向往怠惰与安逸，因此回避主流的社会生活；她们遵循“求稳”的古老逻辑，因此主动将自我边缘化。在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中，她们的人生轨迹固然也受时代影响而发生着变化，但她们旧有的生活观念却没有变：停下脚步、蛰居于生活的底层是她们不约而同的选择。然而这个从农村中走出的“新时期的王琦瑶”却没有“沪上三小姐”那一整套生活美学。王琦瑶即使有过经济上的困顿，但她心中却有一个完整的旧上海，这个旧上海的饮食、衣着，甚至恋爱的情调，都是王琦瑶生活的“芯子”，它支持着王琦瑶的精神世界，足够让她把日子细水长流地打发下去。与之相比，归霞虽是拥有高学历的知识分子，但在她的精神世界中却并没有赖以支撑的东西，尤其是在她与专业及社会“积极剥离”之后，就成了一个彻彻底底的“空心人”。归霞虽如愿以偿地获得了她所希求的富足闲适的生活，但在这生活中同时存在的还有失去一切波澜和激情的平庸，是无所事事的灵魂干枯与日常消磨。
在三位主人公中，相对而言，丁恩川这一角色所用笔墨不多，然而在小说构架中，他自有不可替代的象征意义。丁恩川是归霞的大学同学，却也恰恰是归霞的反面，这主要体现在丁恩川对自己专业的由衷热爱。在万风和与归霞分别走上不同方向的世俗化道路时，丁恩川却明确且毅然地坚守自己的理想，因此他的内心是简单、坚定、充实的，对事业与人生他也有着更多的行动力、更明确的目标和更饱满的热望。显然，丁恩川在作者的笔下是一个理想化、纯粹化的知识分子形象，他是万风和与归霞的一面镜子，映照着一个真正知识分子的初心与坚持，他也代表着万风和与归霞生命价值回归的一种可能。然而在小径分岔的人生路口，每个人都只能选择一条道路，大多数人终究还是要在现实生活的利害与琐碎中去爱和恨，去胜或败，去身不由己，去回首向来萧瑟处……
学者汪晖曾提出过一个“中国的短20世纪”的说法，即从辛亥革命的1911年到“文革”结束的1976年，这75年是“短20世纪”，也即革命的世纪，随后则是“后革命世纪”的到来。《万川归》所叙述的时期正是走出了革命世纪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个新时期无疑具有“终结”和“开端”的意义。曾经坚固的一些事物在这个时期已经烟消云散，但也有一些过去的“结构”和“暗影”留存了下来。众声喧哗着的新局面正在成为新的现实，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格局在这一时期开始出现，这些都注定了这个时代内在的“自相矛盾”，而这种对矛盾的容纳也正构成了时代的丰富和复杂。现实的混杂和生机交结在这里，使时代具有着无限的本体论意义上的生命力。从这个角度而言，作者讲述三位主人公的成长和命运，描绘他们的自我建基、自我脱嵌、自我创生的途径，其用意或许并不在于（至少不仅仅在于）进行知识分子自反式的人文批判，更不是唱响一曲理想主义消退的文化挽歌，而是如同萨义德曾指出的那样：“心灵在某些时候有必要回顾性地把起源的问题本身，定位于事物在诞生的最为初步的意义上如何开始”[2]。因此作者以“过来人”的态度回望一代人的青春，他将目光回溯至三位主人公“十八岁出门远行”时人生成长路径的开端，通过跟随他们各自人生轨迹的发展，去展现和思考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思考在这个时代中个人选择与价值建立之可能，思考人的命运和存在的意义，并去探索最底层和最本源的生命问题。
二.
万川归：具有生命意识的精神与伦理书写
《万川归》固然有讲述“大故事”的野心与欲求，它关注着当代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发展与变革，但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它更关切的还是在这发展与变革中的人——人的生活，人的现实，人的情感、思想、观念、意识以及爱情、婚姻、家庭等生活伦理。
具有生命意识的精神与伦理书写是《万川归》的内生力，它们根植于日常生活的自然纹理。围绕三位主人公的成长脉络、家庭环境与工作生活，作者还描绘了年龄、身份、性格各异的诸多人物，以第一人称视角和第三人称全知视角相互交错的叙述手法，经由人物焦点的不断变幻，来把握作为个体的人的个性化经验，展开对人物情感与心理的探索。小说通过这些具体的人表现出不同生命所涵盖的厚度与维度，也通过这些人物关系讲述出人世间情感的千回百转、曲折涌动。在对众多人物“散点透视”式的叙述中，人的“区隔”状态是作家关注的焦点，它包含个体的精神困境以及人际关系（亲密关系）的隔膜疏离、似近实远。因此“区隔”反而成为小说叙事的勾连线索，而“弥合”也成为一种隐秘的叙事动力，这二者之间或隐或显的抗衡构成了文本内部饱满的张力。
作者深谙个体存在所面临的必然困境以及命运的荒谬诡谲，他深知这意味着人既受制于种种有限性，又被不确定性所“戏谑”和“解构”。即使是万风和这样的“成功人士”，其现实境遇也难逃无耐与悲哀、晦暗与隐痛。出于对日常经验与存在意识的深刻洞悉，作者对万风和这一人物做出深度发现、审视，将饱含同情的笔触凝聚在人物身上，写出了他的爱与痛、挣扎与撕裂、颓败与离散，呈现出一个中年男人的困顿与辛酸。
在故事的开篇，万风和就“被自己的记忆抛在公路边”[3]，这是一个巧妙的隐喻，暗示着主人公正处于精神的迷途。倘若将万风和走向“成功”的路径串联起来，不难发现在这“滚滚向前”的道路背面深嵌着一道道灰色的褶皱：考取大学是因为弟弟的被录取使他感到自己处于存在的边缘；与导师的女儿成婚，是由于爱恋没有得到回应继而任人摆布的结果；“下海”经商自然有来自外界的商业传奇与成功案例骚动其内心的因素，但同样重要的内驱力还在于万风和家庭生活的龃龉。之后万风和一次次的财富积累也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尤其是他亲手将父亲的名字从名章上磨去、继而就闻得父亲死讯的一节，实在有一种难言的悲恸在文字中动人地婉转。当万风和的财富值达到最大时，却也正是他最深感困惑无力之时，此时他的身体面临着巨大的危机，更发现唯一的精神支柱万杜松并非其亲子，就连初恋对象璟然也只是作为短暂的安慰到来，她似乎从未真正爱过他，又一次选择抽身离去。理想陨落、婚姻解体、至亲死亡、尊严压抑、身体预警、情感缺失……接踵而来的一次次打击必然使万风和重新审视和思考自己的人生意义：他的一次次行动看似是在前进着，每一次他都好像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但最终却走向了“无效”与“荒诞”的结果。在世俗的意义上，他或许赢得了资产与成就，但在个人情感与精神的世界中，万风和却面对着心理的迷失、价值的混沌以及人生意义的消解与虚无。
著名心理学家埃里克森曾就“同一性危机”这一概念做出过阐释，指人在寻求自我同一性的过程中出现的同一性失败的现象，即个体对自我缺乏清晰的同一感，不清楚努力目标、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自身价值等。产生“同一性危机”的人不满足于现有的生活方式，但他们又找不到出路，甚至感到无法“发现自己”。万风和就处于这种“同一性危机”之中，他思考着自我定位与价值和出路的问题：“我怎么就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人？”[4]“为什么要这么忙？到底为了什么？”[5]在生命“落水”之前，人的种种起跳、屈身、旋转的姿势到底有什么意义？
在小说中，产生“同一性危机”的人还有归霞。一路退却的归霞终于将自己豢养成“笼中鸟”，在无所作为的生活中暗自“沉沦”，既没有生活的目标，也逐渐丧失了生命的活力。一方面，她亲手抹去了塑造自我与个人价值实现之可能，终于与丁恩川成为两个世界的人；另一方面，在她看似体面的婚姻生活背后实则潜伏着爱欲的缺席。因此，无论是在个人精神世界的构建中，还是在情感世界的交流中，归霞都处于渐趋枯竭的真空状态，这种状态日益凝固为归霞整体的现实生活，并最终导向了她的精神抑郁。失去自我价值坐标系的归霞已无力将自己从泥沼中拔出，而外遇频频的丈夫显然也不认为需要解决妻子的精神困境。我们可以以弗洛伊德的理论来解释归霞的精神症候：“性力比多向自我力比多的转化包括了一个性目标的放弃”[6]，也就是说，“性欲力比多的内倾导致了对‘自我’的一种投注”[7]，而归霞的痛苦则在于其自我本身就是一个失去的对象，所以她的困境是一个无解的封闭性结构。在这种情况下，“超我获得了对意识的控制”，“自我通过自居作用控制着力比多，超我通过与力比多混合在一起的攻击手段惩罚了这样做的自我”[8]。所以归霞的抑郁症实则是她的“超我”的觉醒，这个无意识的“超我”在归霞面对着自己已然辨认不出的毕业论文，在她被演讲时焕发着理想光芒的丁恩川灼伤时尤为凸显。包括归霞数次对丁恩川“一闪念”的遥想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那不仅仅因为丁恩川曾引发她暧昧的情愫，是她可能的恋人，更因为丁恩川就是她的“超我”，是她的人生“原本可以”的另一种可能。
万风和与归霞的困境既有韩炳哲所指认的他者消失与爱欲之死，又有自我的消失这一虚空茫然的当代困境。此外，小说中还有璟然、杜衡、万杜松、万父等围绕着万风和的家庭人物，保安员李弘毅、保姆齐红艳等“底层人物”，银行行长、国企领导以及神秘的“高干亲属”卓红等涉及利害关系的社会人物，以及万风和与归霞的大学同学等各色知识分子人物……这些人物或由主人公叙事带出，或作为独立的叙事线索各自展开，他们每个人呈现出不同的生活图景与精神场域，而人物经验的空间化也将社会空间的宽度充分展现。虽然在对人物的处理上作者更着重于通过“共时化”的手法来真实地展开社会景观，而不是将所有人建立在一个因果相连的情节链条之中，但其中一些人物仍或多或少地发生交集或纠葛。在这些人物关系里，伦理关系作为人的情感状态的重要构成在《万川归》中占据了显要分量，而对伦理的书写进而又与其他角色的叙事线索相链接，并最终指向了对生命的理解。小说中“生生之隔”与“生死之隔”交相共震，最后，包括着“生生之隔”在内的主人公的精神困境被“生死场”中浑厚的生命意识所弥合、纾解。
纵览《万川归》，可以发现小说中有三次重要的死亡事件，它们不仅是万风和生命中的三个重要节点，也是小说对生命意识递进呈现的三个重要节点。第一次是万风和母亲之死，这一死亡事件几乎伴随着万杜松的新生同时到来。妻子的预产期正是母亲的大限之时，万风和眼看着“一个生命在孕育，另一个生命正在枯萎”[9]。这是万风和人生大悲大喜的交集，也意味着他从此离开母亲的庇护，作为一个成熟的男人、一个父亲，走出人生的青春期。第二次死亡事件是万风和父亲之死。在这之前万风和已发现万杜松与自己并无血缘关系，然而这一事实他不敢告知父亲，甚至恐惧被母亲的在天之灵所知晓。因此，面对父亲多次希望看到孙子的愿望，万风和都搪塞推诿过去。同时，在生意场上，为了拿到一块地，万风和将父亲毕生最为珍重的鸡血石印章作为礼物送了出去。所以万风和父亲之死在其死亡本身的沉重之外，更有万风和的自责与愧悔之情在其上雷霆万钧。这是万风和人生中最集中、最强烈的打击的混杂交加的时段，它所呈现和代表的是万风和生命里最为混乱也最为伤痛的阶段。第三次死亡事件是归霞之死，也是万风和自己的“死后余生”。万风和、老孔和归霞各有身体上的顽疾，他们都得益于李弘毅的器官捐献，这一奇特的缘分将三人牵连在一起，只是万风和因器官移植获得了新生，而归霞却因为身体的不适应性最终死亡，在经历这次生死劫数后，万风和的心境终因了悟而透彻澄明。在小说的最后有两次描写人物行舟于水上的唯美场景，一次是器官移植后的三人（万风和与归霞还各有儿子与丈夫的陪伴）泛舟湖上，一次是归霞的江葬。这是死亡的路边风景，两者（尤其是后者）都带有向死而生的荒凉与开阔意味。甚或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死亡的注脚，人物才能在最后抵达心境的释然与明朗。生与死之间亲密的悖论与同构关系唯有在经历过世事沧桑、迈过几道艰难的门槛之后才能够被真正领悟：“多年以后，万风和曾又想起过这一幕，墓地的方向，对鱼来说，反而是活路……”[10]
作者以无限的悲悯之情看着笔下这些人物在世上苦苦挣扎，他思考着每个存活于世的人都必须面对的问题，即如何理解生命的问题。最终作者认为，只有先理解了死，才能够去理解生，因此在小说中作者每每将死亡赋予新生的意义。万风和母亲的死纵然是沉重的黑色，但新生儿同时带来了鲜活的生命亮色。万父的死亡当然使万风和创剧痛深，但藏在父亲日记中真切、绵密的爱与秘密也使得万风和学会了去爱，学会了去正视他自己的人生，正视他与万杜松的“父子关系”，这也使得他能够按照父亲的指引生活下去，并把爱与责任延续下去。在《万川归》中，死成为生的开端，在生命的镜像里，知晓了死的人最终学会了敬畏生命与重建价值，也最终获得宽广的视野与胸襟。这种遍历沧桑后的成熟性带来了生命意识中的和解精神与安宁。在小说的结尾处，众人为归霞举行江葬时，浩阔的江面上红霞满天，映照着“归霞”之名，她回到了生命静谧的归处，而万风和也终于抵达了他在佛光山寺看到的“放下”的境界。一种“弥合”后的温情如江面上荡漾的水纹传递开来，其间缠杂着被延宕的悲凉。在生命的“万川归”处，爱与伤、生与死、希望与虚妄都并存在死后余生的废墟之上，颓败与新生，毁灭与可能，它们亦同时共在于生命之中。这是“万川归”的另一层含义，它是生命所有经历与滋味的汇聚，其中既包纳了人生的无奈与悲哀，因而抵达了一种绝对虚空的存在性荒凉，又因为带有某种客观上为现实辩护、接受“生活本身”的事实性的意味，从而使生命在脆弱和有限中达成了坚韧和强悍。
注释：
(1)[苏联]巴赫金：《小说理论》，白春仁、晓河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32-233页。
(2) [美]爱德华·萨义德：《论晚期风格——反本质的音乐与文学》，阎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页。
(3)(4)(5)(9)(10)朱辉：《万川归》，《钟山》2023年第1期，第86页、104页、105页、100页、126页。
(6)(7)(8)［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自我与本我》，林尘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240页、217页、25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