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白：发明另一种“现实”
迄今为止，我在城市生活的时间远远超出乡村。这些年，关于早年生活经历的记忆正一点点从笔端移除出去，而与城市生活相关的场景与经验像漏斗里的水逐渐注入。连我自己也很难说清，它们是如何实现此间微妙的置换的。当然，更多时候，与这两段记忆有关的一切在同一文本中不断出现，甚至以一种微微变形的方式呈现，但写作者在写作时是意识不到这些的。他们沉浸于创作的甘苦喜乐之中，哪有时间去管人物所置身的疆域。
况且，城市与乡村并非绝然对立的概念，人物尽可在此间游走。在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出生于乡村，在城市游荡若干年，又返回出生地创业；还有一些人在城里出生、工作，却愿意在周末或节假日短暂地离开城市，过上侍花弄草的半隐居生活。他们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徘徊。这些年，乡村不再是当年的乡村，城市也因容纳各色人等而变得空前复杂。如果说真的有所谓城市文学，这些在城市生活中不断迁徙、往来、无可抵达的人才是主角，他们的困顿、孤独、犹疑、逃离、压抑、反抗，恰恰是文学应该关注的主题。说到底，地域不过是文学的外延和附属，而人才是根本。
关于城市生活，留在我记忆之初最强烈的感受是：大街上，那么多人来来往往，而我居然一个也不认识！当然，他们也不认识我。当我与那些人擦肩而过时，就像与一阵空气擦肩而过；当我看着他们的脸，就像看着一尊尊石像的脸。要是在从前，这是无法想象的。那时候，我不仅能叫出每个来到眼前的人的名字，还知道他们家里人的名字，知道所有该知道和不该知道的一切。
进入城市后，一切都变了，过去的经验通通失效了。我很快弄明白从全知视角到限知视角不仅是叙述学上的演变，更与人类生活经验息息相关。人们再也不可能像上帝那样无所不知了。
可我如此渴望了解他们，公交车上遇见的年轻人，站台上哭泣的中年女人，雨夜花园里痛哭拥抱的情侣……他们离我如此之近，近在咫尺，我却一无所知。我想过跟踪、采访，甚至暗中窥探，以此去接近那一个个无限隐秘的灵魂。但我总是犹豫再三，放弃行动。我甚至没有跟踪过一只猫，其实，我对猫也好奇，它们的行踪也在我的探索范围内。在城市，我能做的只有偷偷摸摸地观察、聆听……这样的事情自然很难进行下去，随时可能被打断。
我想起爱伦·坡的小说《人群中的人》，那个大病初愈的观看者被咖啡馆外一名行走的老者吸引，只因那个人身上表现出某种自相矛盾的特征，不同阶级和身份的物质并存于一身，就像一个谜。观看者就此成为跟踪者，跟在这个“谜团”身后，从白天来到黑夜，直至天亮，却始终没有了解到与老人有关的任何信息。因为后者只是漫无目的地游走，不做任何停留。最后，跟踪者放弃跟踪，他意识到这样的行为毫无意义。
这是一个双重黑暗的主题，跟踪者因徒然的行动陷入沉思和苦闷之中，而老人的存在似乎也背负了这个世界的全部负面意义——茫然、空洞、无所事事。想想看，这些带秘密的人就行走在我们身边，行走在人群之中，我们却对此一无所知，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奏效，这是一种怎样的悲哀和虚无。我们只有通过纪录片、电影、文学作品去了解他们，那已然是另一个世界。
有时候，我甚至想，城市生活就是一种近于抽象的生活，人们身在其中，却一无所感、一无所知。我们不得不限制自己的好奇心和窥探欲，一日日往冷漠、空洞、茫然的路上走去。有时候，我很想对着路上遇见的那一张张疏离的脸庞大喊一声：放下戒备吧，让我们成为朋友！可这样的事情永远也不会发生。即使真的成为朋友，大概也是另一种陌生和一无所知。
在城市里，人们一天天按部就班地过着整齐划一的日子，却被真正的生活隔绝在外。没有冒险，没有奇迹，连天气都如此乏味，毫无想象力。
约瑟夫·布罗茨基在写到“圣彼得堡”这座他出生的城市时，总离不开那里的气候，“温度计愈是降低，这座城市看上去就愈是抽象”。除了低温，那里还有白夜极光。每年六月，太阳只离开天空一两个小时，那是整座城市最为神奇的时刻，“建筑物没有阴影，屋顶环绕着金光，看上去就像一套脆弱的瓷器”，“在这样的夜晚，很难睡得着觉，因为光太猛，也因为任何梦都比不上这种现实”。这样的描述很难不让人怦然心动。
一座城市的气候，往往深刻影响一地的人文景观，遑论生活其中的人。关于那个宛如奇迹的城市，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留下的《白夜》。也是在那座城，孤独的诗人兼幻想家走出家门，与一位叫娜斯简卡的少女，开始了四个夜晚宛如独白的长谈。我无法想象这样的故事还能发生在别的城市。
我开始幻想这样的小说，它既是作家创作理念及内在精神的外化，还与一城一地的建筑风物、地理气候息息相关。关于文学中的街道，我想到奈保尔的《米格尔街》、帕特里克·莫迪亚的《暗店街》以及桑德拉·希斯内罗丝的《芒果街上的小屋》，还有很多以街道命名的书写。它们的数量正与日俱增，就像我们所置身的城市，它的规模越来越大，像个可无限复制的巨无霸，它蚕食荒野、河流、湿地，甚至大海。
在城市里，有很多与街道类似的公共空间，比如广场、驿站、公园绿地，但哪里也比不上街道。它们是流浪者的寄居之所，也是拥有固定居室者的漫游之地，更是任何人都可以相遇的地方。街道比居室更为广阔和神秘，也更容易滋生新的叙事和人物关系。人们从乡村来到城市，从土地来到街道，从熟悉的亲人来到陌生的他者中间……街道，或者说城市，既让他们获得某种庇护，更让他们感到茫然、无所适从。他们拼命地想要建立某种熟悉而永恒的关系，但这种关系注定脆弱而短暂，不会因任何个人而改变。于是，人们经常性地消失在人群之中；不是死亡，而是消失，好像一个人一旦进入城市，便很容易消失。这是一种让人迷恋的状态，是城市让人物实现了这样的可能性。“出走—去往城市—失踪”似乎成了一条惯有路径，这也是当代小说中人物经常面临的结局。
有段时间，我对人在人群中的消失感到好奇，认为这是一种新型的隐居方式，且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做到。就像霍桑小说《威克菲尔德》里那个生活在伦敦城里的男人，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离家出走。他没有走到很远的地方，而是租住在隔壁街道里。二十年后，当人们差不多将他遗忘之时，他又若无其事地返回家中，就像才离家一天似的。这样的故事当然不可能发生在乡村世界。
城市的居室成了隐居者的天堂，隐私获得保护，秘密被很好地掩藏起来。自古以来存在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彻底改变。无论是爱伦·坡，还是霍桑，他们想要表达的不仅仅是与孤独有关的主题，人的存在变得前所未有地暧昧和复杂，唯一的定律是这世上再没有固定不变的定律这种东西。
城市的宽容与冷漠、疏离与庇护，既让人痛恨万分，又让人感到亲切和自在。在这样的城市，我生活了很多年，还要继续生活下去。我并没有比刚来的时候认识更多的人，虽然我经常看见他们，在超市、饭馆、商场，甚至电梯里，但仍然一无所知。文学的作用便是要表现这种“一无所知”，去重新认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认识生活背后的深渊和负重、欢乐与荒谬，以语言的方式去接近它。正如约瑟夫·布罗茨基所说，文学家对语言的处理远远超过了他置身的现实。这是语言要做的事，也是写作者的使命，把一座城变身为语言的金字塔，其结构框架大概也与现实存在某种程度的耦合关系。
每个写作者心目中，都有一座城。它或许是现实中存在的，最终经过艺术的“纠正”而落地生根，也有可能它根本就不存在，仅仅是幻想的产物。它既是清晰的，又是模糊的，更多时候则暧昧不明。
城市文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这世上并没有一个标准去鉴定它。退一步说，我们所寻找的是一种叫“文学”的东西，而不是“城市文学”。如果它是文学的，属地何处，又有什么要紧。我甚至不无偏激地想，哪怕书写的是这个时代的乡村，只要写作者足够真诚，这一切无不以另一种方式对“城市文学”做出回应。因为世界是彼此影响、连为一体的。
几年前，我写过一个短篇小说，我不知道它算不算“城市文学”。一个老太太从乡村来到城市打工，住在儿子媳妇家，做的是保洁工作。让她生气的是自己无论做什么事，都不会引起他人注意。她不得不策划了一次偷偷摸摸的返乡之旅，看看自己的缺席会带来怎样的轩然大波。她躲到乡下家里，暗暗想着全世界的人都在找她，儿子和媳妇、自己单位里的人，甚至连警察都出动了。等她惊慌失措地赶回城里，却发现什么事情也没发生，根本没有人注意到她的离开以及再度出现，她不得不采取更加极端的方式来吸引别人的关注。
这个小说写的是一个乡下老太太在城里的遭遇，它描述的是心灵可能经受的迷茫或磨难，而不是她在现实生活中的遭遇。约瑟夫·布罗茨基也说过类似的话，说写作者无须以故事本身的方式去讲故事，只要讲出属于自己的那一个便好。城市文学也是如此，某种程度上，我们的写作不是去寻找存在的、已知的现实，而是去发明另一种现实，将自己带到那新鲜事物的边缘，勇敢地去认领它，不要因恐惧而止步不前。
总有一天，我们会写到那些事情，那便是我们的现实。同样是书写冰天雪地的圣彼得堡，布罗茨基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现实”也截然不同。写作者的使命便是提供一种全新的现实，在现实生活之上，再往前推进一两步。当日常生活止步时，便是写作者上场之际。
我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生活在城市里这个事实，而在此之前，我总是有意无意地忽略它。我描述过去的生活、过去的过去的生活，我哀悼那些逝去的时光；而当我所历的那部分城市生活也成为哀悼的一部分，我意识到这是另一场写作开场的契机。我的脑子里开始充斥着街道、广场、公园、商超等名词，人物也像蒲公英的种子四处飞扬、落脚，他们在人群中来来往往，呼唤着故事，寻找故事前进的内在动力。这注定是一场充满冒险的旅程，在语言与语言、现实与现实之间建立通道，而不仅仅是语言与现实之间的通道。
写作者既身处广大的生活中，也在独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里，他们在两座密林所天然形成的幽深之间来回往返，以致分不清哪个是真哪个是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