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虚构中保鲜岁月光华——评方言中篇小说《最后的电台》
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其实，三个男人也能凑成一台戏。方言最近在《南方文学》上发表的中篇小说新作《最后的电台》，就是一个活灵活现的证明。小说开篇，原本在老家村里果园当技术员的27岁小伙子刘卫国，为接半年前在通信塔架班班长岗位上殉职的父亲刘红旗的班，被一辆迷彩大吉普带进京西群山深处一个耸立着九座钢塔架的高墙大院，开始了他跟塔架班新任的班长马青山和副班长郑强朝夕相处、须臾不离的共同生活和共同劳动。
三十年前分别从大兴安岭的林场和晋冀两省交界处的小村庄到此落脚的马青山和郑强，论工作资历，虽然比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就来这儿的刘红旗晚了一辈。但论岁数，他们都称得起是刘卫国的叔叔辈。尤其在塔架班如今已经凋零得总共只剩下三个人的情况下，对于新来的年轻人刘卫国，马青山、郑强既是工作上的领导和师傅，又是生活上的长辈和感情上的父执。这样的人物关系，使得颇有几分行业文色彩的场景描写和细节刻画中，油然生出了成长故事的淡淡悬念和家庭生活般的缕缕温情。
面对初来乍到的生瓜蛋子，年长的马青山和稍年轻些的郑强，不由得一个扮红脸，一个扮白脸，唱起了演绎塔架班的老规矩、老传统和老作风的样板戏。而映衬在他们这番心思和做派背后的，则是管束了他们三十多年，也日夜不息身体力行地带领他们履行了塔架维护工全副职责的已故老班长刘红旗。尽管塔架班眼看着后继无人，快要彻底散摊子了，现在既然新人来接班，并且来的还是老班长的儿子，那就没有任何道理不把老班长奉行的全套章程和所会的各种能耐都原原本本地传给接班人，接班的小伙子本人当然就更没有任何道理不踏踏实实地学好这些章程、练熟这些能耐。依马青山和郑强看来，这顺乎天理人情，于公于私都是应该而且必须的。
但小伙子刘卫国的感受，与此截然不同。在小说里，刘卫国一亮相，就在引领和代表读者的视点、心态和认知。相对于刘红旗、马青山、郑强组成的那个封闭在高墙大院里的电台塔架班的劳动和生活集体，刘卫国本来是十足的局外人，要不是父亲突然殉职、老马再三力荐，他压根也没机会成为塔架大院这方小天地的懵懂闯入者。进大院初期，他对传说中的父亲和眼前的马班长、郑副班长，都不太理解，也谈不上多么佩服。不过，这仅仅是因为他对塔架班的一切都还很陌生，对记忆里的父亲和老马、老郑两位师傅与众不同的那份气质和那副做派的来由还茫然无知，没有丝毫切身体验。日夜守护电台塔架这份工作，在刘红旗和马青山、郑强还年轻的时代，自带几分不言而喻的神圣感和庄重感。虽然工作地点远离电台总部，平时也接触不到电台技术人员，塔架班的工人们却都自觉分享着电台事业的光荣和威严。
岁月流逝，时代变迁，随着通信技术的更新迭代，塔架功能弱化、设备老化，维护它们的人力物力也大幅减少，刘红旗和马青山、郑强这些老辈人年轻时候感受过的那份从工作而来的荣耀感和使命感，已衰退得不足以再触动新一代的年轻人。赶在九座塔架和整个电台都转归、改建为通信博物馆之前的最后常态运行阶段，才加入塔架班的刘卫国，到末了居然还能够安心留下来，赢得马班长和电台领导的信任，甚至还捎带着感化了本已下决心辞职的副班长郑强。外在的原因，当然是上级做了英明的决定，给塔架班师徒三人都转正调资，落实了编制，让他们重新找回了扎根深山、坚守岗位的现实理由和身份归属感。就像郑强在故事结尾处暗暗感慨的那样，比起跑到外面的世界有声有色地做生意，还是整日整夜跟塔架静静相对的工作更合自己的心思。
而刘卫国内心转念，由衷认同父亲和师傅们奉献了大半辈子的守护塔架的工作，终究比一般务农或者当果园技术员更有价值、更有意义，这变化实际上早在大团圆式的结尾之前就已发生。马青山和郑强的红白脸双簧戏，唯一的效果，只是让他们老哥俩借机回味并终于醒悟：老班长刘红旗在世时煞有介事地坚持执行了那么多年的种种硬性规定，原来大多是子虚乌有，专为加强塔架班的集体自觉性而私自炮制的一番话术。因为从没人去沟通求证过，电台领导还一直不知情。如今分明已经漏了底的老章程，对刘卫国初来时因为不熟悉所以没把塔架工作放在心上的那股吊儿郎当劲儿，更不可能产生多大的震慑作用或矫治效力。得亏有了偶然发现危害塔架根基土层的野兔窝这个小贡献，才戏剧性地扭转了马青山和郑强对刘卫国的失望和鄙视。趁着马青山、郑强两位前辈投注的一片热望，刘卫国总算整个人融入了塔架班这个家庭似的小集体。接下来，马班长的发病、看病和隐瞒病情硬扛着工作，郑副班长心里的天人交战和小算盘打得噼啪响，以至故意探亲逾期迟归，回来后还憋着大招伺机辞职，这一连串顺势而出的波折，对于已经定下心神在塔架班扎根接班的年轻人刘卫国来说，自然也就都成了自己家里的事，甭管事情来得多么严重多么出乎意料，都得义无反顾、毫不退缩地迎上去扛起来，全心全意、全力以赴地妥善处理。
到这一步，刘卫国内在的心念和表现在外的举动，都隔着时空和完全不同的具体情境，跟他的父亲，也就是塔架班的老班长刘红旗合体如一了。在来京西以前家人全都罹难于森林火灾的孤身游子马春山，可谓故事里唯一一位从感情上需要以塔架班为家的角色。刘卫国作为塔架班接班人的迅速成长和成熟，老班长刘红旗如果地下有知、必定无比高兴之外，最感宽慰的就该是马春山。他悄悄地却又是急切地串通电台陈领导为刘卫国撮合亲事。而陈领导又背着马班长把和刘卫国结识的机会留给了自己的女儿石榴。结果石榴和刘卫国还真就一见钟情。这样喜兴的连环巧合，显然跟塔架班全体转正调资并且升格合并到新成立的微波通信研究所和博物馆的大团圆结局，是同调共鸣、一脉相承，都在透露作者对于他所构造的故事中人和整个故事的美好祝愿之意。
《最后的电台》避开了直接触碰真人真事的纪实怀旧和追述特定事例的个案再现，走的是小说虚构艺术的路线。但它牢牢地依托京西山区微波通信中继站建设、发展和转型的真实历史素材，从中生发、提炼出鲜活的人物和让人物能够在其中清晰展示自己的情思线索以及行为逻辑的故事情境，借此把一般的纪实文学或通讯报道都难以传达的那层人情伦理和个体心态层面的历史真实和生活真实，细腻灵动地呈现在了读者面前。在《最后的电台》所讲述的故事内外，真实的塔架依然矗立，通信电台事业的发展也愈加蓬勃。类似这篇小说这样，以文学虚构的笔法保鲜岁月光华的创作实践，在方言和更多置身生活前沿的青年作家笔下，注定还会有更宽广更远大的推进。
2023年7月6日于北京
（作者简介：李林荣，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教授，中国鲁迅研究会理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北京作家协会理事。著有《嬗变的文体》《疆域与维度：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跨世纪转型》《犁与剑：鲁迅思想与文体再认识》《观潮与聚焦：中国文学新生态》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