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性语言与异质叙事——杨方小说刍议
初识杨方，是在2016年冬。彼时《当代》杂志做了个“青年创作专号”，刊发了王凯、李云雷等八位青年作家的作品，并与鲁迅文学院合办了一个名为“他们走在大路上”的研讨会。我应邀与会，在赶赴北京的路上拜读了八位作家的作品，对一篇名为《风吹木扎尔特》的中篇小说印象深刻，特意看了下作者，叫杨方。研讨会结束后，责编石一枫开车送我们几个回酒店，杨方亦在其中，大家一起聊了会儿，就算认识了。
之后又读过几部杨方的作品，偶尔也会在微信上聊几句小说。杨方之前写诗为主，以诗名家，诗歌创作颇有成就，后来才把精力转到小说创作上。——此类现象在文学场甚是普遍，不少以诗歌、散文乃至文学批评起家的作者，最后都进入了小说创作，仿佛小说是文学之路的尽头。——文学是语言艺术，各种文体对语言皆有要求，而以诗歌的标准为最高，因此诗人写作，在语言上往往胜人一筹。然而有编辑却认为杨方的语言过于诗化，不是小说的语言，杨方为此“迟疑”，问我什么样的语言才算是小说语言。
杨方在发问之时，其实是有自己的答案的：没有什么语言是小说的特定语言，也没有什么语言不可用于小说叙事，唯其适当与否而已。铁板红牙，皆入歌咏，豪放婉约，因情成词，每一种文艺形式都有不同的形态和多元的风格，并在文本创新之下具有无限表达的可能。小说亦然。在一百二十年前的中国，没有人认为小说可以用白话文来书写；翻译体在国内流行之前，也无人想见小说的句子可以那么曲折漫长；倘若将小说等同于讲故事，废名和汪曾祺的散文化叙事显然也是不妥当的。然而事实是，这些新鲜的语言不仅丰富了小说的文本形态，增强了小说的表现力和感染力，也扩展了小说的指涉空间和叙事路径。况且不同题材的文本表达，对语言的要求也不尽相同，高校日常与民工生活有不同的叙事语态，城市书写与乡村表达也有不一样的话语模式，选择适当的语言进行文本叙事，是小说创作的基本规律和内在要求。对小说语言的刻板限定，不是对小说不够理解，就是对小说存在误解。
诚如那名编辑所言，杨方的小说语言是诗性的。比如她写寒冷的月夜：“月亮冷得白里泛蓝，散发出冰柱一样的光芒，整个世界都被冻得嘎嘣脆”。再如《澳大利亚舅舅》中的八舅，所在的羊毛胡同刷了蓝漆，便称“住的地方叫蓝”，喝的止咳糖浆过于粘稠，便说“像喝一堵墙”；虽属文中人物之语，却是作者诗心所托。诸如此类的描写俯拾皆是。但杨方小说语言的诗意，并不限局在特定的章句和段落，以服务于情境营造和技术上的闲笔与留白，而是作为叙事的腔调和气质，弥漫于整个文本之间。特定章句和段落的诗性描述，是发乎匠心的装点，譬如于家居之中布置若干盆景，斜插几枝梅花，纵有蕴藉之美，不免等而下之。等而上的诗意，其人与其生活便是诗的本身，颦笑行止之间，诗意无所不在。此等文本，最见作者才气，唯天赋诗人可以为之，纵有诗才如贾岛，一味苦吟，而欲作大体量的小说叙事，恐亦不堪。我读米洛拉德·帕维奇的《哈扎尔辞典》，每为其语言之瑰丽而慨叹，设若帕维奇没有天纵的才情，写完此书，定要吐血三升。杨方小说中自然而具、从容舒放的诗意，是其语言天赋之明证，也是对其诗人身份最有效的确认。
毫无疑问，自然蕴藉的诗性表达，是杨方小说的一大特色。但我并不将此视为她的独具之美。在我看来，诗意语言和诗化叙事，本应是小说写作的当然之义。小说虽是叙事文体，但做为严肃写作的小说文本，却不能仅仅满足于把事情讲清楚。无论是为人生的小说，还是为艺术的小说，但凡有经典化的野心和欲望，便需在超越庸常的审美要求之下对文本进行艺术加工。语言的最高形态便是诗——以分行为诗者请自重——小说文本亦应向诗而生，在语言表达上逐诗栖居。不论是何主题，何种题材，都可以、也应该写出诗意来。这种诗意，便是小说的腔调和气质。因此，对于严肃写作来讲，诗性语言非但不违于小说规范，反而是小说创作所应追求的品质。许多小说家尚未臻此，杨方却以诗人之天份后发先至，她的成就固然可佩，但更可议的，似是那些以小说名家而识不及此的同道。
杨方小说的诗性，是自然主义的，关注万物的情绪与状态，以本位的笔调描绘世相人心，而不做过当的渲染与发挥。杨方生在新疆，后来移居浙江，因此小说大半是新疆题材，比如《风吹木扎尔特》《天鹅来到英塔木》《不会是世界尽头》《澳大利亚舅舅》，另有若干江南叙事，如《断桥》《苏梅的窗子》《城南哀歌》。大众印象里的西北情景，往往是大漠孤烟，长河落日；至于江南，则是晓风残月，微雨杏花。然而在杨方笔下，西域并非雄浑壮阔风沙如刀，江南也不尽是柳岸杨堤雨巷烟川，羊毛胡同里蓝调的呼愁与吴越小城春风回袖的喧呶，俱都剥离了应然的情感和姿态，而以本然的状貌从容铺陈，声色超然，风神疏朗。一个成熟的作家，驭物而不驭于物，抒情而不抒于情，观诸杨方，可谓得之。
二
杨方小说的另一特色，是异质叙事。
韩愈论作文，“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所谓陈言，既指陈腔滥调之文词，亦指他人已有之表达，别人说过的话毋庸再说，众所周知的东西也毋需再谈。小说创作亦然，别人讲过的故事就不要再讲了，除非能讲出新意。然而在单一文化主体的社会场域，人们有着共同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大家吃一样的饭，说一样的话，看一样的书，受一样的教育，并用一样的眼光和思维进行观察和思考。文学创作是经验表达，高度同质的生活经验必然导致高度同质的文学书写。因此我们看现在的小说，几乎是一个模子里翻出来的，在千篇一律的故事里演绎着相似的喜怒哀乐和是非得失。太阳底下无新事，欲求与众不同的文本表达，“戛戛乎其难哉。”相比之下，其他场域——异国或异族——的作家似乎就幸运多了，他们的人文风情与现世生活，无异都具有令人艳羡的异质之美。
就中国文学场而言，相对于传统汉族生活区的作家，少数民族区域的作家便是幸运的，汉族生活区的作家深陷同质表达的泥淖不能自拔，少数民族作家则因场域优势而拥有令人垂涎的写作素材，汉族生活区的作家绞尽脑汁犹且难以出新，他们信手写去，就无不是新鲜的，独特而动人。
杨方的小说便有此效。前文已述，杨方小说大多是新疆题材。新疆地处亚欧大陆的中心，自古为东西交通的桥梁，不惟是文明交汇之枢要，经贸转输之必经，更是民族融合的熔炉，兼之风物广博，人情奇异，实为文学创作的富矿。外人写异域，往往不脱本位意识，以原有之眼光和思维去观照，并以习成的话语模式去表达。读其文本，虽则满篇异域名称，却感受不到异域的精神和气色，将异域名称改为本域名称，便是纯粹的本域文学。因此诗人行吟，作家远游，关乎异域的书写多是志异，而非异质。杨方虽是汉族，但却生在新疆，长在新疆。女娲造人，抟泥为身躯，呵气为精魄。杨方便是新疆水土孕育的女子，西域的风则赋予了她诗意的灵魂。新疆是她人生的出处，世界的母体，她要书写新疆，她便是新疆。因此读其小说，开卷便已入境，耳边自动飘扬起木卡姆的旋律和赛乃姆的舞蹈。性如烈马的锡伯族妇女、憨厚的哈萨克族老汉、直爽而时见狡黠的维吾尔族汗子、扎根新疆而又不忘故乡传统的汉民，各色人等在别样迷人的烟火之气中本色登场，鲜活生动而又无比真切。新疆这座文学的富矿，是杨方创作的宝藏，得天独厚，取用不竭。她的小说也以此独具价值，在中国叙事的博大合奏中不可或缺，也不可替代。
以上为叙事内容（对象）的异质。倘若没有充分的异域经验，尤其是本位在场的直接经验，而欲去同质化，便需在叙事方法上求新图变，寻找不同寻常的表达形式和叙述路径，即所谓叙事方法的异质。杨方的江南叙事在内容上显然并无优势，比如《断桥》以婺剧为壳书写传统艺术的时代境遇与人物命运，《城南哀歌》通过一个背负死人身份而生的女孩探讨生与死，从主题立意到人物故事皆无惊奇之处。但在杨方笔下，这些文本仍然委婉动人，熠熠生辉。这得益于她的语言天份和敏锐直觉，总能寻找到不一样的角度和文辞，将人们熟视无睹的情感和状态以别开生面的词句描写出来，使受众在阅读过程中不断获得期待之外的惊喜和化陈为新的感受。
新疆和浙江两地差异巨大的生活经验，也为杨方的创作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腔调。在杨方的生命里，西域与江南彼此观望，虽非物我镜像，却也难免互著对方之色彩。因此在她的新疆文本里，羊毛胡同的日常隐约可见江南市井的细碎和委婉，而在悱恻的江南叙事里，潮湿的小城也因西域血脉的疏朗之气而不复阴晦和粘腻。杨方在两种经验之上确立了一种更为超然和通达的态度与方法，使西域和江南在她的文本里彼此独立而又互相成就，各美其美而又美美与共。这种独有的视角与方法，令杨方小说独树一帜，具有鲜明的个性和较高的辩识度。
